盡管在過去的70年間，我國的科研水平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一些領域甚至取得了世界性的突破和貢獻。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我國在尖端科研方面的整體發展水平與經濟大國的地位存在著一定的距離。例如，在代表世界科學尖端水平的諾貝爾獎方面，我國本土環境下培養出的自然科學領域研究成果，目前只有屠呦呦的青蒿素研究一項獲獎。而我們的鄰居日本在2000年以來，共有19位科學家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平均每年一位。

從根源上講，這固然和我們國家當前的發展階段有關，但是，也和我們現行的科研體制密不可分。可以預期，如果不能對這種科研體制進行有效地改革，那么，中國在尖端科研領域的突破依然會受到牽絆。概括而言，我國在科研體制方面至少需要實現四個方面的改革。

第一，對科研工作者的物質生活保障需要大幅度提升。縱觀人類歷史，科研創新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尖端科研更是。環顧當今世界，一個科研強國，其科研工作者的收入應該是體面的，才有可能在此基礎上自由探索、發現和創新。如果缺乏最基本的物質保障，那么想要進行科學研究和創新，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客觀來看，盡管我國科研工作者的物質條件在不斷改善，但是受限于科研單位的事業單位運行體制和行政化管理體制，我國科研工作者的收入和應有的大國地位有著一定的距離。部分高校給科研工作者的基本待遇，甚至不及所在學校碩士畢業生的市場平均薪酬。尤其是，近年來中國房價急劇上漲，讓一些年輕的處于創新前沿的科研工作者無法安居，更談不上樂業了。當記者問到我國唯一的自然科學領域諾獎獲得者屠呦呦獲獎的獎金會怎么使用時，屠呦呦開玩笑地說：“這點獎金還不夠買北京的半個客廳吧？！太少了啊！”這種“低收入”直接帶來了科研的“逆淘汰”，那些最聰明、最有創新力的學生要么選擇其他行業去獲取高收入，要么選擇在其他國家從事科研。

第二，對科研工作者的工作時間要予以全力保障。科研創新需要集中時間精力，對一個科研難題進行攻克，這就往往要求給予科研工作者不被打擾的工作時間。然而，在現行的科研體制下，一方面，行政服務體系對于科研工作很難給予充足支撐，科研工作者需要處理各種各樣的行政性事務；另一方面，在前述缺乏相應體面的物質保障的條件上，一部分科研工作者，不得不分配出大量的時間精力用于滿足基本的生活水平。這些活動擠占了科學工作者用于攻克尖端科研創新的時間。尤其是，現實中，科研資源配置的行政化，倒逼一部分優秀的專家，選擇“學而優則仕”“雙肩挑”的路徑。但客觀來看，行政事務的時間碎片化和科研創新的時間完整化之間，存在內在沖突。

第三，對科研資源的錯配亟需糾正，盡力實現科研資源的扁平化。在整個科研學研究的過程中，科研資源的配置是最為關鍵的。在科學研究的道路上，固然有大器晚成者，但是總體來看，科研人員越年輕、越富有創造力。一些重要的發現、發明，都是在科學家較為年輕的時候創造的。諾貝爾獎的科學發現往往可以追溯到數十年前，是獲得者在他們的青年時代做出的成就。這就意味著，在科研資源分配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要高度重視年輕人，給年輕人更多的支持。然而，現實中，科研資源配置存在著一定的行政等級化和資歷等級化，人們往往按照科研人員的行政級別或者職稱級別來配置資源，這導致的一個后果是，年輕的科學家即使有很好的創新點，也很難獲得科研資源支持，這就導致創新最終受限。破解這種科研資源的錯配，就需要改革科研資源配置方式，實現扁平化，科研資源配置要“看水平”，而不是“看職稱”“看級別”。

第四，對科研工作者的創新環境急需改革完善。科研創新之所以是創新，往往是在修正甚至推翻前人觀點、學說的基礎上進行的突破，這也意味著，創新需要“不唯上、不唯書、不唯師、只唯實”。但是，中國目前的教育體系對于創新的鼓勵不足。例如，在目前的中小學教育中，往往在各個科目上都有“標準答案”或者“權威參考答案”，在十多年的教育過程中，潛在科研工作者的創新思維就受到了一定的禁錮。而在后期科研工作者進行科研的過程中，這種“標準答案”或者“權威參考答案”的慣性思維，再加上科研資源配置的行政化，就會導致很難對權威學說和流行觀點進行質疑，做出新的嘗試。在這樣的條件下，就很難做到“不唯上、不唯書、不唯師、只唯實”的科學精神。這就要求，如果我們要鼓勵創新，一個重點就是對于科研工作者的創新環境和創新土壤進行大力改善。

從人類歷史上來看，哪些地方在上述幾個方面做得好，創新就會領先；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創新就會落后。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正是通過在物質、時間、資源、環境等方面的不斷改進，中國才在科研領域取得了卓越的進步。然而，展望未來，如果我們還想進一步突破尖端科研，在世界前沿的領域進行探索甚至實現引領，就必須對現有的科研體制進行進一步的改革，使得更多的尖端科研成果不斷涌現，才能更好地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作者劉瑞明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教授、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