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新學術思潮的影響以及人們對史料范疇的重新認識，物質文化史作為一個新興的史學研究領域正日漸受到重視。2019年10月19日—20日，由《近代史研究》雜志社、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辦，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建設處協辦的“問道于器——中國近代的物質文化與社會變遷”學術研討會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召開，集中呈現了當下中國近代物質文化史研究的蓬勃態勢。

三十余場學術報告的主題廣泛而有趣，從近代的鐵路、軍械、電報、無線通信，到自來水、自行車、農業機械、玻璃制造，乃至醫書、婚禮、攝影、木工、牛排等等，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器物流變均可納入考察范圍，通過歷史學的眼光解讀其文化內涵，為人們認識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提供新的視角。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在此選取部分報告擇要介紹，以饗讀者。

馬敏：博覽會折射出的物質文化史

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馬敏教授做了題為《博覽會與中國近代物質文化變遷——以南洋勸業會與西湖博覽會為中心》的主旨發言。

他首先從學術史的角度梳理了物質文化史的興起，指出近二十年來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出現一個重要的轉向，就是從抽象、文本化的文化史研究，轉向對物質載體及物質世界的研究。 受這一新趨勢影響，部分港臺和大陸學者將物質文化史與此前興起的日常生活史、微觀史學相結合，取得了不菲的學術成果。

他列舉了近年來港臺及大陸學者的物質文化史相關著述、讀書會、工作坊、研究計劃等，包括熊秉真等于1999年9月發起“物質文化、日常生活與中國”讀書會、王汎森與李孝悌主持“明清的社會與生活”主題研究計劃、熊月之主編的“上海城市生活史叢書”、劉志琴主編的《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等等，指出這些研究為中國史學帶來了創新和發展。

在報告中，馬敏以博覽會作為物質文化史研究的切入點，重點結合中國近代自辦的歷次博覽會，尤其是1910年舉辦的南洋勸業會和1929年舉辦的西湖博覽會進行探討。他認為，形形色色的博覽會與中國近代物質文化變遷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聯，它們構成人們近距離觀察百年間中國人衣、食、住、行發展演變的最佳窗口；又以實物和工藝的尺子丈量出中國現代化的艱難步履。博覽會的展館、展品、分類、陳列、研究和推廣，最終促進了中國近代知識體系的整體轉型。在這一意義上，博覽會是一個嶄新的視角和切入點，使我們能更深入地探討中國近代物質文化變遷的具體形式、路徑及其廣泛的社會影響。

馬敏的主旨發言還分別從“聚物之所：會場、展館與新型城市空間”、“物以類聚：出品目錄與物品征集、分類”、“格物致知：展品研究與物品的改良、進化”等三個方面，具體闡述了博覽會所體現的近代物質文化變遷及其社會影響。

楊奎松：近代的服飾與革命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奎松的主旨發言題為《“問道于器”：辛亥以來國人著裝“西化”的成因與經過》。他自述十年前就開始關注中國服裝的西化問題，從而引發對文明史的思考，并指出，服裝除了實用性以外，也是一種社會文化符號，歷史上有不少革命曾直接引發人們著裝模式的巨大改變——例如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以及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革命。

楊奎松在報告中梳理了辛亥革命以來中國服裝西化的經過，及其背后的現代化問題。

他指出，“西裝革履”是追求自由、平等，又強調高雅紳士風度的歐洲資產階級崛起的一個重要標志。這種千人一面、注重得體、筆挺的資產階級“制服”的形成與流行，根本原因在于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的推動與需要，它表達了出身平民階層的資產階級反對等級制度、抗拒貴族奢華著裝的訴求。

現代人類服裝普遍西化也與剪裁技術有關。西式剪裁與中式剪裁的本質不同就在于，前者運用“省道”和“分割線”技術，根據人體轉折面自然分片切割或捏合布料形成縫合線跡，可以達到修身、立體的效果；而后者是平面的，只管大小長短，并不考慮人體曲線，從腰身到袖管、褲管基本上只能是大直筒甚或是寬擺的。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后，城市知識青年普遍接受了現代人對人體美的理解，開始追求個性解放，凸顯身材乃至性別特征的衣著漸成風尚。

革命也在短時間內沖擊并改變著人們的著裝。比如，楊奎松比較了主張剪發易服的辛亥革命期間的兩張合影：“11月中旬首批前往上海參加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的人們，不少穿的還是長袍馬褂，腳蹬中式圓口布鞋；到了12月29日臨時大總統選舉會在南京召開時，半數以上的代表已經穿的是西式大衣或西服。即便是最保守的一群人，即前排穿長袍馬褂的14人，至少一半以上也換上了皮鞋。”

他還比較了若干重要的近代人物在服制問題及觀念上的差異。

比如，長期生活在歐美日本的孫中山就是著裝西化的堅定主張者。而他崇尚的“西化”著裝，就是衛生、簡潔、莊重并平等。在他的示范作用下，整個南京臨時政府時期，軍政界的著裝模式發生了明顯的改變：從1912年1月上旬末開始，有孫中山在中間的合影照片中，從內閣成員到總統府普通工作人員幾乎沒有人再穿中式服裝；連袁世凱派來的、一向身著長袍馬褂的唐紹儀來南京時也主動換上了西裝。也因為孫中山之后開始長時間穿日本學生服和獵裝式軍便服，結果這兩種西式服裝在1926-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逐漸被人們視為“中山裝”，一度成為年輕男性追逐的一種服裝時尚，在中國服裝演變史上影響深遠。

此外，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等人物在服飾偏好和觀念上也各有差異。蔣介石明顯更喜歡長袍馬褂，但他對這種看似“中式”服裝的審美要求卻是西化的。他對衣型合體及其衣料筆挺或飄逸的效果是十分挑剔的，明顯追求的是一種資產階級化的紳士形象；農民出身的毛澤東著裝風格明顯具有傳統中國式的特點：寬松、舒適，因此他不喜歡有纏裹感的西服革履，包括過于講究修身的“中山裝”；但作為階級革命論者，也不喜歡代表著舊文化和舊正統的長袍馬褂，自投身革命戰爭之后，他的著裝始終都是西式的：從粗布軍裝，到寬松的軍便服，再到相對肥大的“毛氏中山裝”。

《近代史研究》主編徐秀麗研究員在總結中表示，楊奎松這一報告呈現了三個層次的“問道于器”：一是政治層面的“道”，即革命與著裝變化的內在聯系，二是經濟層面的“道”，即西服生產背后的洋貨與國貨之爭，三是社會層面的“道”，即近代國人在著裝上的時尚化和個性追求。在此之上，一個總的趨勢是西化，其核心是現代化。

物質文化史：從物質到文化

為期兩天的會議中，學者們分組進行主題報告，議題包含了從政治軍事、商業經濟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面向。這些報告從物質本身的歷史出發，探尋背后的文化，揭示隱藏的動力及歷史規律。

在傳統的政治軍事領域，物質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加豐富的視角。

江沛（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從傳媒、政爭、工商業等方面對五四運動的產生背景進行考察，指出五四運動是傳媒技術、新式教育、政治紛爭和近代工商業等因素的復合體，電報、現代印刷機、鐵路航運、新式學堂等均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齊小林（中央黨校黨史部）圍繞抗日戰爭初期中共軍隊的無線通信系統展開討論，指出當時隨著中共軍隊的擴展，其無線通信網一方面已經基本滿足各戰區之間及各戰區內部的通信需求，但另一方面仍面臨安全和效率的困境，例如機要和報務人員流失造成通信安全隱患、機要系統和報務系統的配合面臨效率的問題等等。齊小林表示，如何處理技術、制度和人的關系，是當時軍隊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吉辰（中山大學歷史系）從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的軍械購買與制造來考察中日關系，探討日械在湖北市場徹底擊敗德械的過程，認為這從側面反映了甲午戰后日本勢力在華的擴張。張文洋（中山大學歷史系）考察了電報在晚清內廷的引入、應用，以及相關制度的形成發展。晚清內廷在光緒初年即開始使用電報，中法戰爭后電報成為朝廷的正式文書之一。他指出電報的商業屬性和新技術尺度超出了清內廷的理解與掌控，也改變了中國的信息和管理邏輯。

物質文化史與科技史、社會生活史的結合進一步擴展了史學研究的范圍和邊界。

任叢叢、歐玄子（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以中式木工臺刨工藝的發展為例探索技術和社會的互動。報告引用了研究者在河北、山東、貴州、廣西等地所做的田野調查，結合對匠人的訪談、總結工匠技術知識，歸納中式臺刨的相關特征。李金錚（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通過考察清末民國時期中國農業機械的認識史，探討近代以來中與外、新與舊、傳統與現代乃至改良與革命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方萬鵬（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的報告關注以水磨為代表的傳統水力機械，通過考察其在清末以來的兩次“技術革命”中被賦予的新內涵，指出它反映了民族自強追求下的一種技術進步焦慮。蔣宏達（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的報告聚焦于清末的板曬技術和私鹽問題，徐濤（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報告探討自行車與近代中國的女性，趙妍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報告關注近代中國的西式與中式婚禮，馬軍（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報告探究鐵門與上海租界防御，金國平（暨南大學澳門研究所）的報告探討“牛排”的播遷等等，物質文化史的研究對象覆蓋了極為廣泛的社會生活。

物質文化史與社會經濟史的交叉也提供了新的視野。王果（四川大學歷史系）的報告關注鄉村鐵路和四川鄉村的工業化，趙國壯（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報告關注近代中國精糖消費的興起，王國晉（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的報告則從近代鐘表照相商號的商業經營來看近代的商業移民和贛南市場。

此外，與會學者對醫療衛生、城市空間等議題也進行了精彩的報告和交流。

（本文涉及馬敏、楊奎松兩位先生學術報告的內容已經主講人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