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人類歷史上最為經久不衰的社會組織，與之緊密相連的婚姻和生育都是最基本的社會制度，因此，婚育制度的變化無疑是社會發展中的重大事件。中國有著深厚的家族主義傳統，傳統的家族是父系繼承制的、從夫居的、父權的，個體在儒家禮制和祖先崇拜的規約下，以光宗耀祖、傳宗接代為己任，在家族的繁榮昌盛和有序傳承中實現個人價值。然而在一百多年的現代化進程中，從女性地位的提升、家庭結構的變化到社會價值的變遷，舊式的婚育制度受到了了全方位的挑戰。然而傳統的根系仍在地表之下蔓延，在現代光芒的照耀下重又生長出新的枝葉，水村的“兩頭婚”就是一個鮮明的樣本。

水村（學名）是位于浙江北部、杭州西郊的一個行政村，有760戶3300多人口，距離阿里巴巴總部僅五公里，歷來民生富庶，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的發達惠澤一方，而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征地拆遷更使得村民獲得了大量的現金收入。在優越的經濟條件和延續至今的熟人社會下，村民們自發地開始為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眾多家庭無男性后嗣傳承血脈的集體困境尋求出路，到了2000年左右出現了男女雙方不言婚嫁、生育兩個子女各自繼承一方姓氏的兩頭婚育模式，目前已成為該地區的主流婚姻形式。在當今社會人口老齡化、生育率下降以及二胎政策未能有效提振生育率的背景下，水村的故事顯得尤為意味深長。

“兩頭婚”實際上并不是水村的獨創，費孝通80年前寫作出版的《江村經濟》中就提到了一個類似的案例，在今天的蘇南浙北、江漢平原等這樣的結合也都不少見，盡管可能遠未成為主流。不同地區的兩頭婚有著不同的特點，例如在傳統觀念相對淡薄的現代城市中，相對于鄉村對繼承香火的迫切需要，兩頭婚或許更多地意味著男女平等的趨勢。在水村，兩頭婚同樣意味著性別關系的某種變化，然而卻是一種不“徹底”的進步——女性地位有所上升但男性家長仍然是一家之主。有趣的是，“城市先進，農村落后”的觀念在水村人心目中是不存在的，他們認為城里人斤斤計較、冷漠自私，反倒是以鄉村中的人情味兒和自己的農村身份感到由衷自豪。而在兩頭婚和農村身份認同的背后，又有憑借民間信仰為代表的傳統資源所維持的社會網絡在起著作用。

以上是不久前剛剛從復旦大學社會學專業博士畢業的趙春蘭于2017年到2019年期間在水村進行田野調查時發現的事實。在她看來，“水村模式”在改革開放四十年后給出了農村衰敗之外的另一種敘事，兩頭婚育模式則連接了傳統倫理和現代價值，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當下婚育中社會與個人之間的張力。澎湃新聞請她介紹了這項研究的來龍去脈，希望借由位于城鄉之間、傳統與現代之間、全球化與地方性之間的水村獨特而復雜的樣貌，展現不斷變化發展中的中國社會的一個生動切面。以下為趙春蘭的口述。

一、何為水村的“兩頭婚”

我生活的村子和水村同屬于一個街鎮，中間隔了幾個村子，可以說，我既是“外來者”又是“本地人”。在沒來復旦讀博之前，我一直生活在漢族的、江浙的環境當中，由于沒有文化差異感，平時經常聽說兩頭婚，覺得很平常。開始攻讀社會學博士之后，有了很多和不同民族、地域甚至不同國家的同學討論多樣的社會文化議題的機會，當我說到兩頭婚的時候，大家覺得這種婚姻形式很奇特，這個時候我才意識到水村發生的事情和外面是不一樣的。更有意義的是，在范麗珠老師、陳納老師的提點下，我逐漸意識到，兩頭婚現象與現代中國社會的人口大議題，有著緊密聯系。在兩位老師看來，兩頭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要生育兩個孩子，這種制度下的生育率就接近了2.1的替代生育率，這在當前人口老齡化、少子化的背景下是有現實意義的。從文化層面上看，兩頭姓又兼顧了男女雙方家庭對于光宗耀祖、傳宗接代的實際需求，無形中化解了代際之間的可能沖突。以上的理論提升，成為我們最初關注兩頭婚的重要切入點。“兩頭婚”成了我博士論文中的一個章節，整個論文則對村莊的價值觀、組織制度、習俗文化進行了考察，探討其內在秩序是如何維持安定的，而婚姻制度是當地鄉風民俗中的一部分。

水村的地理環境好，相對于山區，水鄉的勞動強度較低，因此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嚴格實行了計劃生育政策，催生了很多獨生子女家庭，其中就包括很多沒有男性子嗣繼承香火的“獨女戶”，這是“兩頭婚”產生的背景。“兩頭婚”，也稱為“并家婚”、“兩頭走”，在水村一般的做法是：兩性結配，男方不言娶，女方不說嫁，各自戶口不變更；男女雙方家中各自裝修新房，婚后在雙方家庭輪流居住；婚后生兩個孩子，分別隨父母姓；有義務贍養雙方父母，也有權力繼承雙方財產；孩子稱雙方長輩均為“爺爺、奶奶”，沒有“外公、外婆”的稱謂……現實生活中，本著雙方平等的原則，從婚姻的締結到日常生活的安排都根據夫妻雙方及其家庭的協商來決定，沒有一定之規。

事實上，水村的這種婚育模式并不獨特，費孝通先生早年在寫江村時用的詞是“兩頭掛花幡”，而到了九十年代張樂天老師在浙北陳家場做調查時，當地一個類似的案例被村民稱為“夜夫妻”。但他們提到的時候還是一些特例，而兩頭婚現在在水村是非常普遍的形式。百分之七八十這個比例是我估算的，如果要統計的話其實可以找婦女主任查到具體的數據，但有一個問題是，兩頭婚的判定是帶有主觀性的，即我說我是兩頭婚，我就是兩頭婚，統計數據也不一定很準確。所以我估算了這個數據以后，就在水村的各個群里面問村民，他們覺得有沒有這個比例，大家都說肯定有，甚至可能更高。

阿斌和小琪的婚育安排在當地很有代表性。阿斌是水村人，姓“俞”，家里經營者一家規模不大的漁具廠。小琪姓“金”，是鄰村人，母親是水鄉最大的民營企業諾貝爾陶瓷廠的老會計，經濟條件在地方上也算優越。水村所在的鎮街由鎮南山區片、中心集鎮片、鎮北水鄉片構成，不同片區文化有所不同。阿斌和小琪的家庭都在水鄉文化圈內，兩人自由戀愛，到了談婚論嫁的時候，“兩頭婚”、“兩頭姓”成了雙方家庭順其自然的選擇。2010年舉行婚禮時，男方不送彩禮，女方不置辦嫁妝，婚禮上，點蠟燭、拜堂在阿斌家舉行，而散糖、散紅包等傳統上專屬于新郎家的儀式則在小琪家進行；2012年和2014年，阿斌和小琪的兩個女兒相繼出生，按照婚前的協定，大女兒隨男方姓“俞”，小女兒隨女方姓“金”；孩子出生三天后，按照習俗要辦“三朝祭祖”，大女兒祭的是俞家的祖宗，小女兒則在金家舉行祭祀儀式；將來，兩個孩子將各自繼承兩個家庭的財產。

二、男女有別還是男女平等？

“兩頭婚”并不意味著男孩偏好的消失,在生兩個女孩、或者兩個男孩的家庭，“一家姓一個”，不會發生什么矛盾，但如果是一男一女，情況就不一樣了。小琪懷二胎時，也有人問阿斌父母:“看你家兒媳婦的肚子，第二胎很可能是兒子誒，如果是孫子的話，你們肯(讓他隨女方姓)的啊?”阿斌父母表現得非常開明:“不管男女，第一個姓俞，第二個姓金，結婚前就說好的，我們不反悔的。哪怕第二個是男孩，也還是要跟著女方姓的。假如不肯，就要鬧出（家庭）矛盾的。”阿斌家長的這種表態體現出對“兩頭姓”繼替香火的接納：“到我大孫女結婚的時候，就算她也像她爸媽一樣‘兩頭結婚’，也是要生兩個，其中一個必須姓我們俞家的。這樣，我們姓‘俞’的，就始終還是有的，就不會斷了。”

阿斌小琪兩家并作一家的和睦景象令人稱羨，但現實中的兩頭婚并不總是那么美滿，接受程度往往因人、因事而異。徐姑父的獨女也是兩頭婚，婚前約定不論性別第一個孩子跟女方姓，第二個孩子跟男方姓。在外人看來，徐家的情況更接近于招贅，女婿不是本地人，戶口也已遷入了徐家。然而，關于孩子姓氏的口頭協議還是被“篡改了”，最終大孫子跟了女婿姓，小孫女姓了徐。在其他水村人看來，“徐家吃了大虧了”。面對鄉親的輿論壓力和妻子、父親的不理解，徐姑父有一套說辭用來自我寬慰和寬慰家人：按照老派的做法，只有一個獨女哪怕是招贅在族譜上也是斷代了，女兒兩頭婚生下的兩個孩子都是兩家共同的血脈，將來都會祭祀徐家的祖宗。更重要的是，徐姑父不像老一輩人那樣把“傳宗接代”作為最高的價值，作為父親，他更看重女兒女婿的現世幸福：“在我大腦中，人的名字真的只是符號。只要女兒和女婿過的好，這是做大人的開心。如果姓氏都歸你，到了晚上，兩小夫妻在吵架，鬧離婚，婚姻不幸福，那有什么意思呢？”這是無奈的妥協，但確實有效、平穩地解決了矛盾。

客觀來看，今天的水村在各方面基本實現了“男女平等”，在土地征用、自建房立戶、房屋拆遷補償等各類國家、地方性政策上都是男女平等，一律有份；加上女性普遍接受教育、有了更好的工作機會，這些都使得女方家庭在“兩頭婚”中獲得了相對平等的地位和話語權。 和傳統的父權制相比，兩頭婚肯定是進步的，但如果按照西方的男女平等觀念來看，那還不能說是完全的性別平等。在家庭關系當中，年輕女性的地位是有所提高的，但絕對不會是一家之主，男性家長仍然在家庭中擁有權威。一方面，“明事理”的女方父母會要求女兒尊重對方長輩，另一部分壓力則來自整體社會：在水村，從村廟的節慶活動、周邊的喪葬儀式，到村里的開會、征用款的分割，都是由男性家長出面，宅基地的戶主以及土地證上的名字也是一樣。唯一的例外是小孩的教育，年輕女性通常可以說了算。

事實上，水村的年輕女性對于兩頭婚的態度不盡相同，代際之間也存在一定的張力。對于沒有過多事業追求欲的女性來說，一份穩定的、無需長距離奔波的工作成了理想的選擇（事實上，水村所在的地理位置，使得就近擇業非常容易），她們樂于扮演更為傳統的女性角色，對于將生兒育女、相夫教子作為生活的重心感到十分滿足； 但是對于另一部分更有事業心、也更有發展前途的水村女性而言，事業與家庭之間的抉擇，就沒有如此理所應當了，面對生育二胎可能對事業發展造成影響時，很多女性明確表示，如果不是兩頭婚，要為兩家各生一個，她們是絕對不會生二胎的；而我訪談到的另一個未婚的水村女孩阿琳，她根本無法認同農村“女人要早成家生子”的老觀念，把現階段的主要精力放在學習深造而不是戀愛結婚上，然而她自己不在乎別人的看法卻不得不在意受到輿論壓力的母親的看法，最終做出妥協愿意嘗試相親，母親也試著理解女兒的事業心。在不同的故事中，傳統的孝道與現代性衍生的個人主義相互拉扯、和解，相比政策的調控，親情的感召和對家庭的責任感更能夠說服現代女性在婚育問題上做出讓步。

三、城里人好還是鄉下人好？

關于婆媳關系，我觀察到的一個現象是，如果男女雙方是大學同學，出生地隔得特別遠，那么婚后媳婦和婆婆的相處通常會有很大的矛盾，但兩頭婚一般不會有這種情況，大家都是周邊的，很多時候習慣都很接近，很多東西都能相互明白。但如果有一方來自水鄉文化圈之外，那么情況可能就會不一樣。

我跟蹤訪談的其中一個案例，女方是水村人，男方來自中部省份的農村。女方家庭的經濟條件相當好，男方則家境普通。一般來說兩頭婚的雙方條件基本是對等的，在這個案例中這種平衡性很難達到，其實有點類似入贅的情況，但通過兩頭婚的形式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男婚女嫁的傳統觀念和家庭經濟條件的客觀差距之間的矛盾。后來生了兩個男孩分別跟兩家姓，但事實上男方還是沒法完全接受這種方式，而女方的父母也仍然不太放心把自家的生意交給女婿。

還有一個水村女性和城市男性的兩頭婚案例，是我在水村的村廟參加他們的臘八節活動時聽說的。水村的這家是有兩個女兒，大女兒是嫁出去的，小女兒是兩頭結婚的，這樣就產生了一些問題，她母親覺得小女兒以后的一個孩子會繼承我們家的姓氏，她很明確地認為以后所有的財產都要歸這個孩子，但大女兒家的先生就覺得特別不公平，就導致了矛盾。而在小女兒的婚姻當中，水村的家長和城市的家長對很多事情也會有一些不同意見。這種情況絕不是個例。

水村人對城里人是有保留意見的，他們覺得城里人斤斤計較，總是算得很清楚，而對鄉下人來說，人和人之間算不清楚的地方，就是感情交換發生的場所。我的田野筆記中有很多這樣的故事。比如說洪法伯因為武夷山漂流時兩個杭州人不愿意付5元小費給艄公，覺得城里人小氣。城里人是徹頭徹尾的現代人，崇尚契約精神，他們交了漂流的船票，對于艄公討的“辛苦錢”，他們并不認為是在契約之中的，可以理所當然地拒絕支付，但在鄉下人看來，5塊錢是包含感情的，是對艄公勞動的一種認可與回報。

水村人對自己的鄉下人身份是很自豪的，但實際上，這種鄉下人的自我認同并不是理所當然的。一方面，水村的經濟界限早已經開放，水村人在村外的各行各業工作，水村已有三分之二的村域面積被征用拆遷，大多數村民搬入高層安置房分散居住，戶籍狀態也已轉為“非農”。在生活方式上更是完全城市化乃至國際化，比如水村青年人很流行利用匯率差價到香港置辦金器，也越來越流行花1-2萬，請月嫂來照顧產婦；水村人對于信息技術所帶來的成果也熱情接受，鄉民早已習慣了一手提著菜籃子，一手用支付寶付錢……但另一方面，村里的集體資產和日常事務還是按照小組（即自然村）來管理的，比如村里下達一個通知，還是先下達到小組長，小組長再通知各家各戶，熟人社會原有的社會結構仍得以保留。同時得益于地方經濟發展帶來的充裕工作機會，水鄉青年不必也不愿離鄉，普遍選擇“買房投資，但不單住”的生活方式，現代社會家庭原子化的特征也沒有在水村出現。

社區的完整性對于兩頭婚的流行自然是有影響的，在這方面，以村廟為中心的一整套保存完好的民間信仰和習俗功不可沒。

四、傳統與現代的糅合

兩頭婚在水村成為主流必然是現代經濟的發展和這個過程中人們不舍得丟棄的那部分傳統糅合起來的結果。這里的傳統并不是指宗族觀念，盡管水村的老人仍有關于大祠堂和族長的權威的記憶，解放前還有同姓族人一起參加大清明酒的習俗，但到了今天宗族的概念已經基本上被打散了。父母在，下面的兄弟會一起過節，而父母那一輩的兄弟已經聚不起來了。

現在，水村的村廟是整個村莊公共生活的中心。我最近做了整個余杭區十多個鎮街的村廟的調研，發現相對于很多破敗了的、年輕人不愿意去的村廟，水村的村廟對于公共生活的拓展是做得特別好的：農歷初一、十五的日常祭祀日，齋飯能擺十五、六桌; 一到各種神誕日，百桌齋飯上千號信眾聚集廟堂參拜。除了全國各地普遍慶祝的傳統節日外，水村所在的何母水鄉還保留了很多本土的文化節慶：小端午在國家法定端午節后七天——農歷五月十三，每一個自然村（一般包括二三十戶人家）都要組織一到兩只龍舟，劃完龍舟要喝龍舟酒；當全國各地歡度中秋節佳節時，水鄉人提前半個月——農歷七月三十這天過小中秋，這天也是地藏王菩薩誕辰，當地有點歲燭的傳統；當商家將七月初七——七夕推為“中國情人節”，水村人在這天慶賀蟲神蜢將菩薩誕辰……

水村每年這么多重大的節日，每一戶都要派一個人參加，這樣一來信息的溝通交流必然是更加頻繁的。十多年前聽到的兩頭婚產生的矛盾還是比較多的，關于姓氏、是不是兩頭姓的小孩各得自己姓的那一方的財產、小孩在兩方受到不一樣的待遇等等，但類似的矛盾聽得多了，大家就有了經驗，在結婚前雙方家長就會在可能產生矛盾的問題上反復協商，在輿論長期的運作磨合下，現在已經很少聽說鬧矛盾的情況了。

傳統的靈活性體現在很多方面。比如說，“兩頭婚”的婚姻形式使得在水村“嫁出去的女兒，不再是潑出去的水”，調整了單一以男性子嗣為繼承人的傳統，獨女戶家庭通過婚姻的締結也得到了傳宗接代的機會。傳統上由各家戶男丁參與的社區活動，現在也可以由女兒或女婿來承擔。比如，“喝龍燈酒，嫁出去的女兒也可以回來的”，“女婿也可以跟兒子一樣劃龍舟，這些都不再有什么區別。” 但傳統也有“頑固不化”的一面，男女有別的事實仍隨處可見，最明顯的例子要屬小端午節“上龍船”的習俗：“出生的男嬰，沒有上過船的，抱到船上去繞一周，以后膽子就大了。”但“禁止女性靠近”龍舟的規矩很重的，女性上船被認為是沾染“晦氣”，男性專屬領域仍然存在。

所謂的“傳統”，其實是他們能夠堅持下去的東西就堅持，不能堅持的就放棄了，而正是因為不得不放棄一部分傳統，水村人對得以留存的傳統也更加珍視。比如水村人本來很注重戶口、宅基地這些概念，但如果說要為了宅基地放棄拆遷，他們又覺得太不合算了，一方面想要保留傳統，另一方面在經濟利益面前也會從理性出發，想其他的辦法去保存傳統，傳宗接代就是他們認為可以保留且必須保留的傳統，兩頭婚讓兩家的姓氏都能夠順利地傳承下去；拆遷還會造成傳統節日的中斷，比如龍舟酒就曾經暫停了幾年，但一些村民在高層散居改變了家家戶戶宅基地相連的居住方式后，更加覺得傳統節日的活動是特別好的維系感情的機會，特別賣力地組織。我曾經在正月初一跟著他們村里的龍燈隊去各家各戶收錢，小組長帶著龍燈隊，電梯先坐到17樓，每家發一個帖子，給兩根蠟燭，再慢慢從樓梯繞下來，這就是民間的智慧。

不可否認，水村的故事中充滿了偶然性和特殊性。從經濟上互聯網巨頭阿里巴巴帶來的紅利，到政策上的“逐步整村拆遷”和“耕地紅線”使得鄉民仍然“有田可種、有地可耕、有魚可養”，乃至于規劃上成為“水鄉原生態濕地保護區”的一部分，都為保存鄉村的社區完整性、精神氣質以及民間風俗提供了可能性，從很多方面來說，水村的幸運是不可復制的。

但水村又有其代表性，它代表的是廣大正在經歷城市化但鄉土社會尚未解體的轉型中的農村，是那些內生力量和外部力量必須攜手共建的農村，是所有遭遇了“傳統”與“現代”、“地方化”和“全球化”沖突的農村……從這個意義上講，兩頭婚作為水村人給出的一個回答，可以為處在同一進程中的廣大農村提供有益的借鑒。而兩頭婚在提振生育率方面的實際效果，或許也能讓人們重新思考生育對于個體和社群的意義。不過，它是否僅僅是一種過渡性質的地方性模式，還是會繼續發展并在更大范圍得到接受，仍有待關注。

（感謝范麗珠老師、陳納老師在水村調研期間提供的指導和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