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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方舟:我為什么要主動脫離社交網絡?
原創: GQ Talk GQ報道
智趣多元的聲音雜志,一周一會的聲音派對,大家好,歡迎收聽本期GQ Talk。三個月前,蔣方舟開始了一場“互聯網脫退實驗”。簡單來說,就是盡量減少上網和使用手機的時間,不刷朋友圈,不關注微博熱點,不加入微信群,不在網上跟人探討問題,盡量用面對面交流取代微信聊天。
如今,互聯網似乎已經跟水和空氣一樣,成了日常生活的基礎條件。智能手機成為手臂的延伸,幾乎成了一個不可剝離的身體器官。社交網絡上的文字、語音和表情包正在逐步取代面對面的交流。在蔣方舟看來,這并不是什么值得慶賀的事情。她決定用脫離社交網絡來表達自己的態度。
蔣方舟這樣做的原因是什么?三個月的實驗,效果如何,她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在由NEX聯合呈現的GQ Focus「新技術如何改變我們的未來」主題活動中,蔣方舟講述了“互聯網脫退”的具體感受。
為何公共輿論空間中的議題被討論的程度和它們的重要程度不成正比?為何網絡空間成為言語暴力滋生的絕佳場所?我們上網的目的是否逐漸變成了一種不自知的自戀?社交網絡是否讓我們喪失了與人面對面交流的能力?在演講結束后,我們又與蔣方舟探討了上述種種問題。
我為什么要主動脫離社交網絡
這個演講源起很簡單,當時何瑫老師看我發的一條朋友圈,配了一張自拍照,照片里我在用鋼筆手寫作,說我已經不在互聯網沖浪了。我在最近幾個月寫作大部分變成了手寫,我的互聯網脫退實驗還包括我基本上不關注任何的熱點事件,跟人的微信溝通基本上保持在最小和最基本的頻率里。
先講講我互聯網脫退的動機和方式,第一,就是我不再關注互聯網上的熱點事件。今天我們了解發生了什么事情都是從微博熱搜,有一些話題確實承載了一定的公共性,但這種公共性其實是非常微妙的。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說從一個男明星讓她的老婆推行李來看夫妻之間的權力結構和現當代中國女性在婚姻當中是不是處于下嫁的情況,還有女作家的馬桶失靈戳破了上流的幻想,今天我點進去一個熱搜,講一個阿里P8的員工征婚,折射出中國婚戀市場的極度不平等和人們對于婚戀的種種幻想,諸如此類的話題。
我并不是說這些話題不具有公共性或者不值得討論,但是我覺得它們被討論的程度是不合比例的。這種不合比例有兩個層面,一個在于它的受關注度,其實它們本質上都是一些私人的事情。大家在生活中都非常討厭被七大姑八大姨來打探自己的隱私,但在互聯網上大家變成了非常積極地去打探隱私的人。我們對于私人話題的關注會被變態地放大;當我們發現很多公共議題不好展開的時候,對于私人領域就會超乎尋常的關注。
另外一個不合比例是嚴肅性的不合比例,或者所謂公共性的不合比例。因為無論我們以多時髦的詞匯、多專業的名詞、多長篇大論的文章去包裝它們,它們本質上就不是嚴肅話題,本質只是一種個人選擇,并不承擔足夠的公共性和嚴肅性。我們嚴肅地討論它們的唯一效果是我們看起來很嚴肅,不是單純的七大姑八大姨了,看起來像一個討論社會事件的社會人一樣,但是無論我們看起來多嚴肅,都無法掩飾這些話題本身的瑣屑和私人。
因為這兩個原因,我基本不再關注任何互聯網熱點。
其次,我之所以開始實驗互聯網脫退,是因為我發現網絡暴力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我開始思考為什么在互聯網上人和人之間好像失去了尊重。其實我覺得原因很簡單,因為尊重其實需要距離,但是互聯網所做的就是祛魅,就是讓距離感消失。
尊重需要距離,但是暴力不需要距離,當一個人變得沒有距離感的時候,變得像是你身邊的人一樣的時候,你是最容易滋生對他的網絡暴力。有時候我看到互聯網上成千上萬的人大肆咒罵的、人肉的對象并不是一個十惡不赦的人,而是更像我們生活里常見的壞人,恰恰因為他和我們的距離并沒有那么的大,所以成了仇恨發泄的對象。
所以我互聯網脫退的另一個原因就是我對于網絡暴力我覺得難以理解,很多時候并不是痛恨,而是會覺得有些不解。除此之外,這種距離感的消失滋生了一種自戀。舉個我自己的例子,前兩年的時候我跟一個女明星一起做了個節目,節目她表現得很自信、獨立、剛強、瀟灑,而我就表現得很猥瑣,很想談戀愛什么的。
其實我也沒有那么猥瑣,但現在很流行那種捧一個踩一個的話術。那段時間我看到了大量微信自媒體的文章,我朋友會轉發、截圖給我,我覺得很好笑,標題都是“我們都想活成XXX,最后活成了蔣方舟”,“每一個男人都想娶XXX,但最后還是娶了蔣方舟”。我看了之后覺得很好笑,好像已經在腦海里把我許配給了一個又一個不知名的程序員之類的。
后來通過這件事,我發現了這種自媒體文章的話術,它讓每個它提到的人都聯想到自己,都讓你覺得這就是我,我們看到大部分10萬+文章要么引起焦慮,要么引起共鳴,其實焦慮也是共鳴的一種。我在互聯網上最害怕看到日劇或者綜藝節目的臺詞截圖,密密麻麻幾萬轉發,每個人都在說,“這就是我”,“說的就是本人”。
那到底要不要戀愛呢?當然我完全能夠理解每個人都試圖從他人的生活當中找到自己,但這是不是我們上網的唯一的目的呢?我曾經跟我一個互聯網創業的前男友吵過一架,當時他說人們上網的目的就是為了虛榮,就是為了讓別人來稱贊自己,我當時并不認同,可是現在似乎事實證明他是對的,每個人都在他人的言語、生活、經驗、表現當中去找到自己,無論這個人是個明星、名人還是虛構的人物。
我覺得自戀其實并不可怕,但是我在想的是,一個膨脹的自我是沒有能力關心他人的,我始終覺得人的靈魂好像在我心目當中有個非常具象的形象,人的靈魂是有限的,當它充滿了對于自我的關照、憐憫、同情、愛惜的時候,他有能力關心他人嗎?
現在我也盡量在自己的文章里面去少表達我也是你,我也是你們,我也走過跟你們一樣的路這樣的邏輯。我覺得引起共鳴確實是一種非常投機取巧的獲得所謂的熱點和互聯網關注的方式,我覺得作為互聯網從業者,媒體人,我們是不是應該從自己開始做起,少一些對于他人自戀的喚醒呢?
10萬加爆款文章用來引發共鳴的高頻詞匯我互聯網脫退的另一個方式,就是不再參與任何互聯網上的爭執和討論。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互聯網上話語圈的撕裂越來越嚴重,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小到婆媳問題,大到公共話題,互聯網上幾乎每一個問題你都可以看到人們迅速的分成了一撥和另一撥,然后相互撕得不可開交。
我們話語圈的每個角落似乎都形成了一種敵我關系,好像飯圈文化已經演變成了公共輿論的主流。每個話題都好像是一個idol,然后在這個idol周圍的是核心的粉絲,粉絲的周圍是我們要制服、要駁倒的另外一群人。話題沒有灰色地帶,要么就是挺我,要么就是黑我,只有這么兩種狀態。我們對于自己不喜歡的東西的接受度變得越來越低,這也是為什么我現在幾乎不在網上跟人討論任何問題,因為我覺得任何問題到最后都變成了你死我活的游戲。
我的互聯網脫退實驗的最后一點是,我盡量減少跟人在微信上面的交流,基本上只說一些事務性的事情。因為我看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這個故事是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講的,叫做聰明的漢斯。漢斯是匹馬,這個馬很神奇,人們發現它有一個特殊的能力,會做算數,你問3+5等于多少,它會用點頭或者點蹄子的方式告訴你是8,幾乎從來沒有失手。
聰明的漢斯和它的主人這個馬沒有特異功能,也不會算數,它怎么得出正確的數字?其實也很簡單,它敲擊馬蹄的時候會根據現場的反應判斷哪一下該停止。當它快得出正確的答案的時候,它察覺到看它表演的人的氛圍發生了些許的改變,大家開始緊張點頭、竊竊私語,它就不再敲擊馬蹄。
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故事,它告訴我們真正的交流是什么,真正的交流是非常微妙的事情,它包括每個人的語氣、表情和停頓,空氣中的味道,這一瞬間的凝固的感受,這是真正美妙的交流。
我有的時候會覺得很可悲,馬都有一種所謂的交流的能力,但是好像現實生活中的我們正在逐漸地喪失這種能力,我們喪失了對別人肢體動作的解讀能力,漸漸地自己也不會通過一些微妙的表達來傳遞自己的想法。
我有個好朋友,我很喜歡和他聊天,每次我都要給他出打車錢讓他到我家里來跟我聊天,請他吃完飯以后再給他打車的錢回去,這是非常費錢的事情,但是我就是不愿意在微信上面和他聊,因為我覺得一個暢快的交流其實包含了交流雙方非常全面的一種互動,而不僅僅是一種語言的技巧。
我最喜歡的一個關于文學的故事,是契訶夫的小說《吻》,故事很短,講的是一個很丑的士兵,有一天在黑暗中被人吻了一下,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被人吻,他很高興,跟人去講這個故事,他以為關于這個吻能夠講一天一夜,但是沒想到不到一分鐘就講完了。
我在想,之所以要有文學家,之所以要有小說,是因為小說是無比美妙的延長時間的一件事,在小說里,一個吻可以有一個世紀那么長,因為它可以把一切微妙的東西全部表現出來,這是美妙的交流。但是很遺憾,無法在線上實現。
所以當我講到的我的互聯網脫退實踐的時候,有人可能會說,你怎么那么矯情,少上點網或者給手機設置一個屏幕使用時間就行了,但是其實我覺得并不是那么簡單。保持無知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今年我沒有看過一個綜藝、一集電視劇,但是我就知道盤尼西林被打了,脫口秀大會的冠軍是誰。我不知道我是如何獲得這些信息的,很奇妙,他們滲透進了我的大腦,所以在這個時代保持無知是一個很難的事情。有的時候你甚至需要去強制自己脫退,甚至是不太愉快的脫退,你才能夠保持無知。
人為什么要保持無知呢?因為我經常把大腦想象成一個空間,當我們的居住空間大了,有很多我們并不想要但免費送上門的爛東西的時候,我們知道要么上閑魚賣了,要么就扔掉,我們懂得對具體的事情去斷舍離,但很多時候我們不會對頭腦當中的空間斷舍離,當我把頭腦里面的空間斷舍離的時候,才能讓自己的腦袋里裝進更多的東西,這就是我有些變態地去強制自己脫離脫退互聯網的原因。
我去看了李安的新片《雙子殺手》,他在電影里克隆了一個年輕的威爾·史密斯,為什么要這樣做?因為威爾·史密斯是非常完美的殺手,當你見到這么完美的殺手的時候,你很難拒絕這種誘惑,你要再克隆一個完美的他。李安為什么要堅持120幀的高清拍攝?他給的理由也很簡單,當你能那么清楚地在大熒幕上看到東西的時候,你很難拒絕誘惑。
只要手機在身邊,只要浸泡在社交網絡里,我們的生活就時刻都在經受誘惑。當你上了一次熱搜的時候,你就想天天上熱搜,當你寫一次10萬+的時候,就天天想有10萬+,你很難拒絕這種誘惑。如何去抵抗誘惑呢?王爾德說,除了誘惑我什么都可以抵抗,但抵抗誘惑最好的方式就是臣服于它。
但是我不同意王爾德,我覺得臣服于誘惑之前,我還可以堅持一會兒。
蔣方舟的演講結束后,我們又與她繼續探討了相關話題。
我們并沒有陌生人社會的傳統
傅適野:說到日常交流,你在演講里也說到你現在更重視的是線下的,而不是微信上面的交流。你會覺得面對面的交流可能會更生動,更加有細節。你講到說你有一個朋友,你給他出打車錢來你家聊天。
蔣方舟:對,我就斥巨資,50塊錢打車費,來回100塊錢巨資,邀請他來聊天,可能到我們家附近的咖啡廳,或是一起吃個飯之類的。我在微信上面聊天,我總會有一種時間的緊迫性,因為你看不到對方的這種表情,所以你總覺得對方馬上要去忙了,或者怎么樣,始終是處于一種非常不安的狀態當中。
你不知道這個談話能夠持續多長時間,而且你不知道這個談話在對方心中的份量,所以大家只能采取一種最淺的方式去交流,我不太喜歡這種交流,因為我會很不安,而且我是一個特別害怕耽誤到別人的人,所以我發現自己沒有辦法長時間在微信上面聊天。我自己的工作量很不飽和,別人都是要上班的人,聊著聊著我覺得你是不是要去忙了之類的,我就不太喜歡這種聊天的方式。
而且我經常會覺得現在人們不會聊天了。那天我還在跟朋友說,為什么我們很難拍出像日本《深夜食堂》那種場景的電影,因為我們并沒有陌生人之間說話的習慣。甚至你去餐廳看兩個朋友或者是一對夫妻、一對情侶吃飯,也都是各玩各的手機,你會發現其實大家都不太會聊天了。
日本還有一個綜藝節目挺火的,就是在路上隨便找路人,就跟著到他家去,了解他的人生故事。這好像在他們的文化里面沒有那么突兀,還是有一些陌生人之間的情感關聯在。而我們并沒有這種陌生人社會的傳統,我們很難去設想一個場景,比如說在酒吧,兩個不認識的人就開始生聊。如果有人跟你們這么聊,你就會覺得聊一聊對方就要給你推薦小額貸款,或者說我爺爺是賣茶葉的之類的。張之琪:其實我們也沒有這樣的空間,比如說像國外有很多公共空間是可以讓你發生這種相遇的。
蔣方舟:對,比如說我之前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時間,在一個酒吧,那個開酒吧的人會做一些簡單的食物,會跟每一個客人聊天,這個人很有意思。不是他個人有意思,是這種文化有意思。他每天會看報紙,因為日本人還有看報紙的習慣。是為了去找能夠跟客人聊的內容,他是為了他的職業。
在國內,如果一個酒保和你聊天,你會覺得被冒犯到,或者會覺得,你是在撩我嗎?或者說你是在拍快手嗎,拍抖音嗎?你就會有警戒心,而且你覺得這是一個不日常的場景。
傅適野:這個也挺有意思,在外人看來日本是一個高度現代化、原子化的社會,但實際上他們的交流比我們想象的要多。
蔣方舟:我們都說日本或者很多其他大都市是陌生人社會,但是沒有人真正能夠在一個孤島上生活。陌生人社會也會發明很多陌生人之間萍水相逢式的交流方式,陌生人之間情感連接的一種方式,它其實有一種特殊的陌生人交往模式。但是在中國,我們從大家認知當中的一個鄉村式的熟人社會,快速進入到了社交網絡所分割的人和人的個人空間當中。我們其實沒有去建立線下的、或者是日常生活當中的陌生人之間的這種相處模式的機會。
張之琪:很多時候我們覺得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好像是更先進一點的,比如說我們特別依賴電商,移動支付,特別依賴移動互聯網。但其實是因為你中間那個漫長的過程被跳過去了,當大家剛開始形成一個消費社會的時候,我們就進入了電商的階段,所以就導致中國的零售業非常差。你上街其實買不到什么東西。
蔣方舟:就是因為我們用非常短的時間完成了別人在十年或者是三十年或者一百年發生的變化。磁帶和唱片在國外持續了非常久,它的衰亡也是非常緩慢的,而不是像我們可能一夜之間就會發現一個產業、一個工業或者是一種美感,就不存在了,你再也找不到了。我們用非常快的時間完成了別人用很漫長的時間發生的變化,這確實是有好有壞了。
當不消費成為唯一的武器時,我們有點虛弱
張之琪:你提到網絡話語非常撕裂的一個原因是很多時候網友抱著一種消費者的心態,用購買的行為代替了協商或者對話行為。但這個可能也不是互聯網特有的,我們日常生活中,消費者這種主體性,或者這種身份已經覆蓋了我們其他所有的身份。你在干很多事情的時候,其實都是消費者心態來做決定,做選擇,做表態。你在生活里有這樣的體會嗎?
蔣方舟:有啊。我覺得我最早感受到這個是2005年的《超級女聲》,當時我身邊很多朋友都非常興奮,因為可以用投票決定選手命運。你會覺得這是一種權力關系的轉換:遙控器在我手上,這個選擇權在我。
但我也在反思這一點,是不是有錢能夠買東西的消費者身份是你唯一的立身之本?如果只是這樣的話,我覺得也挺可悲的,因為你會發現很多對抗的方式就會變成,那我不買你的,我選擇不消費,以不消費的方式進行對明星、對觀點、或者對任何東西的抵抗。
蔣方舟:當不消費成為唯一的武器時,我們是有點虛弱的,或者這個武器是不夠的。張之琪:這個事情其實挺令人沮喪的。除了消費者之外,我們還能不能是別的身份?
蔣方舟:對,這好像是我們唯一擁有的權利,所以我覺得這確實是一個挺可悲的一個事實。
張之琪:而且你剛才提到,在超女的時代,如果你想多投一票,你得多買一個手機號才可以。但現在就不是,你充一個會員,或者你買一個什么東西,你就可以比別人多99票。你越有消費力,你掌握的票就越多了。
蔣方舟:對,所以你會發現當消費變成核心的時候,在所謂的亞文化領域,就會細分成最有購買力的人就是最核心和等級最高的消費者,其他你所掌握的權力和話語權是根據你的消費能力依次遞減的。說白了這就是很勢利眼。而且反射到被你消費的對象身上,他身上聚集的購買力越多,他也掌握了更多的話語權。
張之琪:這個其實也可以回到你剛才講的KOL,他們的觀點越來越小心翼翼了,是因為他其實輸出也是一個產品,他希望別人能買。如果這個產品,也就是他的觀點是冒犯性的,那他的市場就有限了,所以大家都是有一個討好的心態在里面。
蔣方舟:其實真正有價值的觀點,我覺得一定是有一些冒犯性的。他一定會冒犯到一些人,因為它會挑戰人的固有認知,會讓人有一點不舒服的地方。但是我覺得這樣的觀點可能隨著人們變得越來越喜歡挑刺,逐漸地就消失了。他在說之前會去先權衡一下這個觀點,環保的人會不會不喜歡,女權主義者會不會不喜歡,虎撲直男會不會不喜歡。
而當你權衡了所有的觀點的時候,你得出來的就是一個無聊的觀點。并且會養成一個習慣,時刻去維護這個觀點,所有的觀點都是以這個東西作為一種延伸,所以就形成了人設。
張之琪:你的互聯網脫退實驗做到現在,想把它繼續下去嗎,還是說你覺得它只是一個階段性的實驗?
蔣方舟:會繼續下去,我現在已經變成一個“現充”,就是現實生活很充實的人。你只有做出這種選擇之后,才能夠在現實生活當中去有意識地去培養你跟他人的關系,去尋找雖然不那么熱點,但是你覺得有價值的內容。我覺得是需要有這樣的一個動作,才能夠去開始人生下一個更好、更豐富的一個階段。我覺得到現在為止,還是挺愉快的。
本期節目由NEX聯合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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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下期再見
制作人:傅適野
主播、撰文:張之琪、傅適野
監制:何瑫
運營:肖呱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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