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2019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阿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位經濟學家，以表彰他們為緩解全球貧困所作的突出貢獻。

埃絲特·迪弗洛也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歷史上的第二位女性獲獎者，她與阿比吉特·巴納吉合著有《貧窮的本質》一書，該書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為《金融時報》高盛2011年度商業圖書。書中兩位作者調查了貧困人群最集中的18個國家和地區，深度剖析了“貧窮陷阱”的怪圈，探尋貧窮真正的根源。

貧窮是源于饑餓嗎？為什么窮人認為電視機比食物更重要？窮人的營養問題和健康問題如何解決？

以下內容整理自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著作《貧窮的本質：我們為什么擺脫不了貧困（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兩位作者與其他學者通過大量田野調查與隨機試驗，試圖回答以上問題。

窮人：很多東西比食物更重要

“窮人”基本被定義為吃不飽飯的人。

對于西方很多人來說，貧窮可以說是饑餓的代名詞。2009年6月，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發表的一份聲明曾是頭條新聞。該聲明指出，全球超過10億人正在挨餓。

在摩洛哥的一個偏遠山村，我們遇見了一個叫歐查·姆巴克的人。我們問他，如果有更多的錢，他會用來做什么，他說會用來買更多的食品。我們接著問他，如果有更多更多的錢他會買什么，他說會買更多好吃的食品。

于是，我們開始為他和他的家人感到遺憾，因為在我們坐著的房間里，我們注意到了一臺電視機、拋物面天線及DVD播放機。我們又問他，如果他覺得一家人都吃不飽的話，為什么還要買這些東西呢？

他笑著回答道：“哦，電視機比食物更重要！”

在摩洛哥的這個村子待了一陣子之后，我們很快明白，為什么歐查會那樣想。村子里的生活十分乏味，沒有劇院，也沒有音樂廳，甚至沒有可以坐下來看看行人的地方。

而且，村里也沒有多少活兒可干。歐查和他的兩個鄰居（采訪時他們一直在一起）一年只干了約70天的農活兒，還有約30天的建筑活兒。一年中，他們除了照顧自家牲畜，就是等著拿到干活兒掙的錢，這使他們有大量的時間看電視。

這三個男人都住在小房子里，沒有可用水，衛生條件也不好。為了讓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他們拼命地找工作。不過，他們家里都有電視機、拋物面天線及DVD播放機，還有移動電話。

人類對于美好生活的基本需求，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印度的食品消費一直都在下降。這一現象在奧威爾的《通向威根碼頭之路》一書中也有所涉及，他描述了窮人是怎樣逃避沮喪的：

他們不會遷怒于自己的命運，而是通過降低標準來增強自己的忍耐力。然而，他們卻不一定因此而專注必需品，也不一定會排斥奢侈品。因此，在長達10年的極度沮喪期內，所有廉價奢侈品的消費都有所提高。

這些“嗜好”并非那些行為不慎重之人的沖動消費，而是他們經過深思熟慮做出的選擇，不管內心的沖動如何驅使他們、外界如何對他們施壓。歐查·姆巴克的電視機并不是賒賬買的——他為此攢了幾個月的錢。

印度母親也是一樣，她們會提前10年或更長的時間，開始攢錢為自己8歲大的女兒準備婚禮，在這里買一件小首飾，在那里買一個不銹鋼水壺。

總體來說，窮人的首要選擇顯然是，讓自己的生活少一點兒乏味。這可以是一臺電視機，也可以是一點兒特別的食品，比如一杯加糖茶。

節日或許也可以從這一角度來看待。在沒有電視機和收音機的情況下，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么窮人要常常進行某種特別的家庭慶祝，比如說一場宗教儀式，或是為女兒辦一場婚禮。

在我們對18個國家調查所得的數據中，窮人在沒有收音機或電視機的情況下，可能在節日上花的錢更多。在印度的烏代布爾，幾乎每個人家里都沒有電視機，極度貧窮的人將自己14%的預算花在了節日上（包括世俗的及宗教的場合）。相反，在尼加拉瓜，56%的農村家庭有收音機，21%的家庭有電視機。在那里，我們幾乎聽不到有哪個家庭為慶典而花錢。

貧窮一定源于饑餓嗎？“貧窮陷阱”可能不存在？

如果人們更富有，他們就可以購買更多食物。一旦人體的新陳代謝需求得到了滿足，所有額外的食物就可以用來增強力量，人的生產效率就會提高，從而生產出更多東西，滿足維持生命以外的其他需求。

這一簡單的生理機制產生了今天的收入與未來收入的S形關系，這種關系很像上圖所展現的情況：窮人掙的錢太少，導致他們無法勝任重要工作，但那些可以吃飽飯的人，卻足以勝任細致的農活兒。

這就產生了一種“貧窮陷阱”：窮人變得越來越窮；而富人則變得越來越富，吃得越來越好，身體也越來越強壯，從而變得更加富有。因此，貧富差距會進一步擴大。

帕克·索林住在印尼萬隆省的一個小村莊，他曾向我們解釋過這種“貧窮陷阱”的形成過程。

帕克的父母過去有一小塊地，但他們要養活13個孩子，還要蓋很多房子，供他們自己和孩子們居住。因此，他們已經沒有可以用來耕作的土地了。帕克·索林一直在做臨時農工，在地里干一天活兒能掙1萬印度尼西亞盾（購買力平價2美元）。

然而，由于化肥、燃料價格上漲，農民們被迫節省開支。據帕克·索林說，當地農民決定不削減工資，但也不再雇用更多人手。于是，帕克·索林大部分時間都處于失業狀態：在2008年我們見到他之前的兩個月里，他一份農活兒也沒找到。

如果年輕人遇到這種狀況，他們通常可以轉行去當建筑工人。不過，帕克解釋說，大多數體力活兒他都干不了，而那些技術含量高的工作，他又缺乏經驗，對于年過四十的他來說，重新學門手藝又為時已晚，沒有人會雇用他的。

為了生存，帕克一家（他和妻子及三個孩子）不得不做出一些常人難以想象的事情。他的妻子動身前往80英里（129千米）之外的雅加達，通過朋友介紹，到別人家里當用人，可她掙的錢仍不夠養活三個孩子。

他們的長子盡管只有12歲，學習成績也不錯，卻不得不輟學到建筑工地上當學徒。另外兩個年紀較小的孩子，不得不送到孩子的爺爺奶奶那里，跟他們一起生活。而帕克自己的生活來源是每周從政府領到的9磅（4千克）救濟大米，還有他自己在湖畔捕的魚（他不會游泳）。

就在我們跟他談話前的一周，有四天他每天只吃兩頓飯，剩下的三天每天只吃一頓。

帕克·索林向我們解釋了人們陷入饑餓困境的可能性因素，盡管這一解釋的合理性似乎無懈可擊，但他的陳述中隱約透露著一些令人不安的內容。

我們關于“貧窮陷阱”的描述中隱含著這樣一個依據，即窮人會吃得盡可能地多。的確，基于基本生理機制的S形曲線有著顯而易見的含義：如果窮人有機會可以吃得多一點兒，他們就能做一些有意義的工作，走出“貧窮陷阱”地帶。因此，窮人吃得越多越好。

然而，這并非我們所看到的實際情況。

對大多數每天的生活費用少于99美分的人來說，他們似乎并沒有在挨餓。如果他們在挨餓的話，那么他們就應將自己手中的所有錢都用來買吃的。但是，他們并沒有那樣做。我們對18個國家的窮人生活的調查數據顯示，食品消費只占農村極度貧困人口總消費的36%~79%，占城市貧困人口消費的53%~74%。

同樣令人驚訝的是，即使是人們花在食物上的錢，也并沒有全部用來增加人們的能量或微量營養素。

羅伯特·延森和諾蘭·米勒發現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即食品消費的“質量飛躍”。在中國的兩個地區，他們隨機選定了一些貧窮家庭，然后給予他們大量的主食價格補貼（一個地區是面條，另一個地區是大米）。我們通常認為，當某物的價格下降時，人們便會買得更多。

然而，情況恰恰相反。大米或小麥的價格便宜了，那些得到補貼的家庭購買的這兩種糧食反而減少了，蝦和肉的消費卻提升了。這表明，至少對于這些非常貧窮的城市家庭來說，他們并不是優先選擇獲取更多的能量，而是獲取味道更好的能量。

“貧窮陷阱”可能不存在的一個原因就是，大多數人都能吃飽飯。

至少就食品儲量來說，我們今天生活的這個世界有能力讓每一個人都吃飽飯。在1996年的世界糧食峰會上，據世界糧農組織估計，當年的世界糧食產量足以向每人提供每天2700卡路里熱量。

饑餓的確存在于當今世界，但只是人類食物分配方式的一種結果。絕對的食物匱乏并不存在。一種強大的直覺告訴我們：窮人買不起足夠的食物，這才是造成他們效率低下、生活貧困的原因。

健康陷阱：逃出去的梯子存在，但沒放對地方

健康確實可能產生很多不同的陷阱。例如，由于生活在有害的環境中，工人可能會無法正常工作，兒童可能會因病無法正常上學，孕婦可能會生下不健康的嬰兒。每一種情況都可能使當前的不幸轉化成未來的貧窮。

健康常常被寄予厚望，但又不免會給人帶來失望。然而，“好摘的果子”似乎有很多，從疫苗到蚊帳，都是一些低成本卻可以挽救生命的東西，但很少有人會采取這樣的預防性措施。

一項針對美國南部（1951年之前一直受瘧疾困擾）及幾個拉丁美洲國家抗瘧活動的研究表明，與患過瘧疾的兒童相比，未患過瘧疾的兒童長大后每年的收入要多50%。類似的研究結果還出現在印度、巴拉圭和斯里蘭卡，不過收入增加的幅度因國家而異。

這一結果表明，投資預防瘧疾的經濟回報可能會非常高。在肯尼亞，杰茜卡·科恩和帕斯卡利娜·迪帕創建了一個非政府組織，名為TAMTAM（一起對抗瘧疾），該組織在肯尼亞的產前診所發放免費蚊帳。

科恩和迪帕想看看她們的組織是否有用，于是設計了一個簡單的測試：她們隨機在不同的診所提供價格不等的蚊帳，有些地方是免費的，另外一些則采用國際人口服務組織的補貼價格。

結果她們發現，人們對于蚊帳的價格十分敏感，幾乎所有人都會去領取免費的蚊帳。但就國際人口服務組織的價格（約購買力平價0.75美元）來說，人們對于蚊帳的需求已經接近于零。

迪帕在不同的村鎮重復這一實驗，但允許人們回家拿錢（而不是當場購買），更多的人以國際人口服務組織的價格購買了蚊帳。不過只有在蚊帳的價格接近于零時，人們的需求量才會成倍增長。

我們還討論過，通過購買蚊帳而降低患上瘧疾的危險，可使人們年均增收15%。然而，即使收入增加15%足以買下一床蚊帳，但與其他人相比，收入增加15%的人購買蚊帳的可能性只有5%。

換句話說，分發免費蚊帳遠遠不能保證下一代睡在蚊帳中，只能使睡在蚊帳中的人數稍有增加，即從47%增加到52%，距消除瘧疾還差得很遠。

低需求量表明，健康問題依舊難以得到根本性的解決：逃出“貧窮陷阱”的“梯子”是存在的，但并非總是放在正確的地方。

因此，問題并不在于窮人為健康花了多少錢，而是他們的錢究竟花到哪兒去了。他們常常把錢花在昂貴的治療上，而不是廉價的預防上。

或許，這一問題的產生出于同一個原因：心理學研究目前已可解釋一系列的經濟現象，表明我們對當前與對未來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即所謂的“時間矛盾”概念）。

當前的我們是沖動的，很大程度上由感性與即時欲望支配：花一點點時間（排隊等著給自己的孩子接種）是我們當前需要經歷的，較之在沒有迫切感的情況下去想這些事（比如，在吃完一頓圣誕節午餐之后，我們會因吃得太飽而放棄馬上運動的想法），當前的這種感覺更令人不愉快。

當然，我們非常渴望得到那些“小獎品”（糖果、香煙等）；但當我們為將來而計劃時，那種渴望的快感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

我們傾向于推遲小額度的花費。那么，這就不是由今天的我們花的，而是由明天的我們花的。貧窮的家長可能完全相信接種疫苗的好處——但這些好處只能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實現，而費用卻需要今天來支付。從今天的角度來看，等待明天是合情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