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錢穆在廣州私立華僑大學任教兩個月，隨后移居香港。這一年，大批知識分子精英匯集廣州，有的留下，有的出走，形成大分流。廣州私立華僑大學是我國第一所華僑大學，堪稱華僑高等教育的里程碑。這所大學的部分建筑依然幸存，為這段重要歷史留下見證。

錢穆

錢穆“暫避”廣州

史學大師錢穆是江蘇無錫人。時人有尊之為“國學大師”者，并不妥當。他在《國學概論》弁言開頭即開宗明義：“學術本無國界。‘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的名詞。”近數十年，學界也有人把他列入“新儒家”，然據其得意門生余英時所稱，“錢先生生前卻雅不愿接受此‘新儒家’榮銜。”

1948年，出于鄉情關系，錢穆出任無錫江南大學文學院長，創辦該校的是大名鼎鼎的無錫榮氏家族。原在中央大學的哲學家唐君毅教授，此時也在江南大學任教，兩人交往甚密。隨著解放軍逼近長江，錢穆正在急切盤算下一步的去向。唐君毅跟廣州華僑大學校長王淑陶有交情。王淑陶辦學之初，急需聘請著名教授來校支撐場面，不斷催請唐君毅、錢穆來華僑大學，甚至將文學院院長職務虛懸，專門留給錢穆。

錢穆、唐君毅等合影

在錢、唐方面，則是江南大學不斷挽留，盛情難卻，一直拖到1949年春，解放軍即將渡江，錢、唐從自身思想立場出發，感覺難以適應新政權，不得不考慮南遷。錢穆在《師友雜憶》中說：

徐州既淪陷，時值春假，適廣州有一華僑大學來函相招，余遂決意暫避。時共黨廣播稱榮德生為民族資本家，囑勿離去。榮氏集團中人，亦勸余留校，可隨隊同遷。又族叔孫卿乃子泉孿生弟，亦屢勸余勿離去。言下若于共軍渡江有深望。……余既受多方挽留，臨去只言春假旅行，學校寢室中床鋪書籍安放如故。……民國三十八年春假，余與江南大學同事唐君毅，應廣州私立華僑大學聘，由上海同赴廣州。僑大創辦人王淑陶，與君毅舊識。此校創于香港，遷來廣州。余念于人事素疏，上下無交際，一旦戰氛渡江，脫身非易，不如借此暫避，以免臨時荒惶迫。（《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1冊，第285-287頁）

按錢氏自述，錢基博孿生弟弟錢基厚（即錢鍾書叔父）似曾代表地下黨方面要求錢穆留下。但錢穆去意已決，遂假借春假旅行名義脫身，沒帶多少行李。4月4日，錢穆從無錫到上海；4月7日，錢、唐兩人“同乘金剛輪赴粵”。11日，船抵廣州，王淑陶人在香港，派人把他們接到一家旅館住下。當晚，華僑大學總務長戴詩成教授為他們設宴接風。第二天，兩人首次來到華僑大學校園，跟同事見面吃飯。4月19日，因嫌旅館附近過于嘈雜，遷入學校居住。（《唐君毅日記》上冊第16頁）

初來乍到，他們除了游玩黃花崗等名勝外，還拜訪了在中山大學任教的黃艮庸、朱謙之。黃艮庸，廣東番禺人，北大畢業生，與唐君毅都師從著名學者、思想家熊十力。這個時候，熊十力隱居廣州番禺化龍鎮，住在黃艮庸的祖屋“觀海樓”。5月7日，錢穆與唐君毅一起來到觀海樓探望熊十力，并留宿一夜。這個地方距廣州市中心20多公里。

熊十力

在《師友雜憶》中，錢穆寫下“十力亦無意離大陸，后去北平，聞其卒于滬上”一句，極端簡略。余英時說過：“《雜憶》的文字還是太潔凈、太含蓄了。這是他的一貫風格。但讀者如果不具備相當的背景知識，恐怕很難體會到他的言外之意，更不用說言外之事了。”（《猶記風吹水上麟：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第13頁）他沒有記下熊十力的談話內容，但可以肯定的是，際此巨變，錢穆一定會請教進止之道，究竟是赴臺、赴港還是留下。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言外之意”與“言外之事”。熊十力的判斷是：臺灣絕對守不住。

“中研院”研究員翟志成精心研究熊十力與友生的近百封來往書信，總結熊氏這一判斷的依據，在當時來看都無法辯駁：“兵敗如山倒，國軍斗志全失，一也；人心已潰，當局猶不肯洗心革面，二也；閩粵與臺灣唇齒相依，閩粵不保，臺灣決不能獨存，三也；外援決不可恃，美國決不會為臺灣作戰犧牲，四也；臺共里應外合，堡壘最易從內部攻破，五也。基于以上五大原因，熊氏斷定臺灣最多只可支撐三個月。”（翟志成：《熊十力在廣州》）熊氏認為，為了多玩三個月，而陷自己于危地，甚至惹來殺身之禍，是愚不可及。

熊氏是錢穆1930年進入北大就認識的老友，哲學造詣深邃，哲學史家陳榮捷推尊為近代哲學第一人，在學界有著崇高聲望。熊十力對臺灣前景的判斷，勢必影響到錢穆的選擇。熊氏不愿赴港，是他本人在香港難以生存；不同的是，錢穆有王淑陶所辦的香港華僑工商學院（華僑大學兄弟院校）作后盾，最佳方案是先撤到香港，觀望時局變化再定去留。錢穆最初選擇不去臺灣，要在這個背景下去理解。

“反侵略大同盟”

1917年起孫中山在廣州建立政權，他曾把廣州叫做“粵京”。淮海戰役以后，國民黨政權大勢已去，1949年2月5日行政院遷至廣州，隨之黨政軍各部門也陸續遷穗，是為第二次“粵京”時期。南遷的行政院設在中華北路迎賓館（今解放北路廣東迎賓館）南樓，即原廣東民眾教育館。

行政院南遷廣州的辦公樓

錢穆此次來穗，以任教華僑大學為契機，參與了國民黨高層的反共政治活動。事后，他本人力加掩飾，各路傳記作者對此也沉默不語。實則，這一段經歷使得錢穆在暫不赴臺的情況下，唯有逃港一條出路。錢穆在《師友雜憶》中如此陳述：

……及共軍渡江，上海戰事日緊，政府大部分機關已遷至廣州。一日，應行政院長閻錫山邀，晤之其官邸。同受邀者，多青年、民社兩黨黨員，以學校教授資格者，惟余一人。（《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1冊，第288頁）

錢穆應閻錫山之召，赴其官邸參加一個會議，在座者大多是青年黨、民社黨兩黨黨員。這個會議的目的，乃是籌備組織“反侵略大同盟”，而所謂“反侵略”的具體內容，是聯合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以及無黨派“社會賢達”，組織“反共抗俄”的統一戰線，會議時間在1949年5月15日。

閻錫山失去山西，已無實力，唯以老資格充當蔣介石與“代總統”李宗仁的調停人，此時窺知行政院長何應欽有辭職意，加緊活動，希望取而代之。“反侵略大同盟”的組織與此有關。果然，到6月3日，“立法院”通過決議，授權閻錫山組閣。

閻錫山在廣州

綜合省港各報消息，可以大體復原錢穆參加“反侵略大同盟”這一段歷史。解放軍渡江后，留穗黨政要人感到形勢萬分險惡，必須加強團結，遂由閻錫山、吳鐵城、陳立夫、朱家驊發起，邀集國民黨中常委、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以及青年黨、民社黨首腦等，于1949年5月15日下午四點在留德同學會（今文德北路75號大院內）舉行茶會，會商成立一個跨黨派的反共聯合組織，到會者50多人，公推閻錫山為主席。

閻錫山率先發言，認為自和談破裂后，中共積極向華中進攻，在此情形下“中國人民”必須加強團結，聯合東亞各國人民組成反侵略陣線，粉碎中共的“侵略企圖”；國內各黨各派以及無黨派人士，亟應先有反侵略的組織，進而聯合世界上反侵臺國家，制止“侵略行徑”，提議成立反侵略機構，共策進展。陳啟天（青年黨主席）、萬鴻圖（行政院政務委員）、錢穆、張其昀等先后發言。會議最后決定，凡參加本日談話會者，均為發起人，并選舉閻錫山、陳啟天、程天放、萬鴻圖、張其昀、錢穆、王師曾、袁守謙、楊公達、蔣勻田、谷正鼎、馬超俊、高信13人為綱領起草委員。（1949年5月16日廣州《國華報》、《越華報》）

1949年5月16日《國華報》

第二天繼續開會。對于組織的名稱，有“中華民族大同盟”“國際反侵略大同盟”“保衛中華反侵略大同盟”等等建議。同盟將包括各黨各派、自由主義者、無黨派人士、社會賢達等，國民黨內的元老派、CC系、革新派、政學系、三民主義青年團等均加入。該同盟將組織一個執行委員會，選舉37人為執行委員，閻錫山可能出任主任委員。大同盟的目標包括促成全國團結、爭取美援、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議等。（1949年5月17日《廣東商報》）

5月23日，起草委員張其昀、余家菊、梁寒操、洪蘭友、錢穆、張劍珉等，在這一天中午舉行座談會，對宣言字句進行潤飾。（1949年5月24日香港《華僑日報》）

5月25日，確定了“中國反侵略大同盟”為正式名稱，于當天下午3點在廣東省議會舉行成立大會，出席的盟員數百人。會議通過了大同盟宣言，閻錫山發表長篇講話。（1949年5月26日香港《華僑日報》）

5月31日，香港《大公報》發表評論《從錢穆之流說起》：“報載，閻錫山、陳立夫、朱家驊、居正、陳啟天、余家菊、錢穆等組織的所謂‘中國反侵略大同盟’，于二十五日在廣州宣布成立。據說，這個組織依據四大自由與四大平等的主張，確定奮斗目標為：……鬼話連篇，讀了令人作嘔！……只是掛學者招牌到處招搖撞騙的錢穆之流，到今天日暮途窮的時候，還在幫兇幫到底，其中卻多少存在著一個值得一談的不大不小的問題。”文章接著以不屑的語氣，將錢穆稱為“三家村學究”，指控他“不惜曲學阿世，指鹿為馬，終于成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幫閑與幫兇。……到今天，看他努力于什么‘中國反侵略大同盟’的組織，‘人望高來水望低’，大概他又要再升一級，做美帝的幫兇了。”

《大公報》批錢穆

被毛澤東點名

1949年8月14日，毛澤東以新華社名義發表他親自撰寫的《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一文，點了錢穆的名：

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別于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對于這些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來，只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們走到了它的反面。（《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1374頁）

毛澤東文章發表的這一天，錢穆跟好友唐君毅正在香港，尚不知情，當天晚上還兩人跑到堅尼地城海邊觀看夜景，唐君毅寫道：“風景甚好。”（《唐君毅日記》上冊，第22頁）第二天，香港《大公報》轉載了新華社這篇雄文，他們應該看到了。

8月16日，唐君毅寫道：“上午與錢先生到大華吃飯并談話。”兩人談了些什么，雖沒有記入日記，但可以肯定跟毛澤東這篇文章直接相關。錢穆此時暫住香港，并沒有斷絕回到大陸繼續教書、研究的念頭，畢竟妻兒老小都留在江南。這篇文章讓他下了最后決心，滯港不歸。

下定決心之后，他殺了個回馬槍。8月17日，唐君毅送他到車站，坐上回廣州的火車。他收到閻錫山的邀請，參加在廣州舉行的祭孔活動。“行政院長”閻錫山鄭重其事，專門為這次祭孔出版了《先師孔子二百五千年誕辰紀念特刊》，特刊的報頭請李宗仁題字，第一版4篇重頭文章，分別由閻錫山（行政院長）、朱家驊（行政院副院長）、杭立武（教育部長）、錢穆撰寫，錢穆是其中唯一沒有行政職務的大學教授。（1949年8月27日《先師孔子二百五千年誕辰紀念特刊》）錢穆所寫的這一篇《孔子二千五百年誕辰紀念辭》，在《錢賓四先生全集》中似乎沒有收錄。

錢穆為紀念特刊撰文

幕后的張其昀

在錢穆參加“中國反侵略大同盟”活動、移居香港、創辦亞洲文商學院（新亞書院前身），有一位幾近“隱身”的重要人物，他就是建議蔣介石退守臺灣的著名地理學家張其昀。張其昀（1900-1985），字曉峰，浙江鄞縣人，是蔣介石統治臺灣最重要的智囊之一。

張其昀

錢穆與張其昀相知相契，始于抗戰期間，是時浙大內遷遵義，錢穆曾受浙大竺可楨之聘，赴遵義講學，兩人多有往還。1941年8月，張其昀創辦《思想與時代》月刊，錢穆、謝幼偉均為主力作者，這三人也是在廣州最后的日子預定的亞洲文商學院負責人。1949年6月，張其昀赴臺擔任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秘書組主任，接過陳布雷衣缽，7-8月作為主要隨行人員陪蔣介石訪問菲律賓、南韓，商談組織“亞洲反共聯盟”，次年4月出任“中宣部長”，8月兼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長，1954年8月出任“教育部長”。錢穆回憶在廣州時：

有一日，在街頭，忽遇老友張曉峰。彼乃自杭州浙江大學來。告余，擬去香港辦一學校，已約謝幼偉、崔書琴，亦不久當來，此兩人乃余素識。又一人治經濟學，余所未識。今亦忘其名。余謂：“民二十六秋起，屢荷浙大之邀，僅赴遵義作一短期停留，有負盛情，每以為憾。此次來廣州，本無先定計劃，決當追隨，可即以今日一言為定。”曉峰又告余：“近方約集一董事會，向教育部立案，俟事定再告。”但此后不久，聞曉峰已得蔣總裁電召去臺北矣。（《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1冊，第288頁）

說得好像他們的相遇純屬偶然，此乃大師巧妙的障眼法。張其昀乃是錢穆通向蔣介石的主要中介，是幫助錢穆在港辦學的幕后人物。張其昀去世后，錢穆終于透露香港亞洲文商學院、新亞書院的實情：

人皆謂余創辦此校，實則幕后真創辦此校者乃曉峰，而非余。尤可異者，余自三十九年冬來臺北，此后幾于每年必到，到則必晤曉峰。曉峰任教育部長，部內各項學術專門會議余亦多參預。……凡新亞事，有所請托，曉峰無不允，盡力為之。但曉峰從不與余談及新亞事。此校之創辦，曉峰豈不知。其推余為校長，曉峰亦豈不知。而曉峰乃置身事外，絕不問聞，一若此校與彼絕無關系。在曉峰意，似因未克身赴香港，親預其事，乃于此校現況與其前途展開之理想，絕不過問，以免作局外之干預。此種朋友相交之一番深情厚意，乃有達于一種難于以口舌闡申之境界。一日，在文化學院有一師生大集會，余亦在座，告在會者，張先生創辦此校，但以前又尚創辦一學校，即香港之新亞書院。余乃詳述新亞成立前之經過。曉峰繼余發言，乃于余發言既不否認，亦不承認，幾若無所聽聞。其情態有如此，而其用意所在，乃使尋常人難以理解。此見曉峰人格修養之一斑。（《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1冊，第414頁）

1949年的新亞書院

錢穆首次正面參與政治活動，正是在廣州期間參加“反侵略大同盟”活動，而張其昀也是“大同盟”發起人之一。故此，錢穆后來承認：“……而余之于國內黨政稍有興趣，稍加注意，則亦由曉峰啟其端，而亦惟曉峰之是賴。”（《素書樓馀瀋》，《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3冊，第101頁）。意識到這一點，才能明白所謂“街頭忽遇”純屬飾詞，因為這兩人都參加了5月15日閻錫山召集的籌備會，都被推選為綱領、宣言的起草人（1949年5月16日廣州《國華報》）。

此時，解放軍已包圍上海，指日可下。張其昀來穗，很可能是幫蔣介石觀察廣州政局動向，監視桂系與粵系將領，同時也籠絡反共知識分子。在明白廣州守不住的情況下，張其昀出資創辦亞洲文商學院，收容南下青年學生，請錢穆出面當院長，是兩人充分協商后的計劃。撤退到港后，蔣介石急于出訪菲律賓、韓國，建立“亞洲反共聯盟”，需要張其昀陪同并參與意見，急電召他赴臺，從此進入“中樞”，是以在辦學方面讓錢穆站到臺前，他自己隱身幕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