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寧夏夫妻各放10天共同育兒假》的新聞引發熱議，起因是剛剛通過的《寧夏回族自治區婦女權益保障條例》提出鼓勵用人單位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在子女0至3周歲期間，每年給予夫妻雙方各10天共同育兒假。

有網友戲稱該條例為中國“喪偶式育兒的克星”——國家喊爸爸回家帶娃，但不少身負育兒壓力的媽媽們卻對此并不樂觀，指出自己配偶在育兒問題上早已習慣了當甩手掌柜的，其喪偶式育兒的觀念更已深入生活，而自己一手包攬孩子大小事物的現狀又豈是這短短10天假期可以解決的難題。

那么，引發公眾討論喪偶式育兒話語究竟源自何處？具體涉及怎樣的討論？又緣何成為現代中國家庭的撫育之痛呢？為此，我們專門搜集了學術文獻、大眾報刊、新聞報道以及網絡論壇和社交媒體討論中有關喪偶式育兒的文本素材并進行了分析，試圖追溯該話語的起源、發展和詞義內涵流變的過程。

從定義上看，喪偶式育兒是指在育兒過程中由于父親角色的顯著缺失而由母親承擔主要養育責任的育兒方式，其意在突出雖然家庭中婚姻關系存續，但父親卻很少參與日常育兒工作。因其準確地迎合了中國女性對父職長期缺席的不滿，加之話語本身辛辣的表述方式以及互聯網對具有眼球效應信息的快速傳播，喪偶式育兒很快成為中國在反思教養母職化現象時的重要議題。

從話語的起源來看，喪偶式育兒一說最早出自何處雖難以考證，但通過文獻檢索發現，該表述的出現與更早被提出的反思父職缺席的概念——“假性單親媽媽”密切相關。

“假性單親媽媽”出自2008年中國臺灣女作家陳安儀發布于其個人專欄中的網絡文章。作者將其定義為：“老公工作很忙、很晚回家、一天跟孩子說不到兩句話，或是根本早出晚歸、見不到孩子的面”。并強調“比起真正的單親媽媽，“假性單親媽媽”的唯一差別是在晚上有個人睡在旁邊，家里的賬單有人支付”。該詞匯自被提出起就在網絡上引起諸多討論，不少女性在認同自身的“假性單親媽媽”身份的基礎上表達了對丈夫在家庭生活中缺席狀態的不滿，這也為喪偶式育兒話語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時至2016年，有關喪偶式育兒的說法開始在網絡上出現，而在最初的討論中，喪偶式育兒的教養方式與媽媽的“假性單親身份”常常被同時提起。與“假性單親媽媽”相似，喪偶式育兒一說亦以女性“調侃婚姻狀態”的表述方式著力突出由于父親缺席所導致的母親獨自承擔育兒重任的現狀，但憑借更加犀利的用詞與互聯網的快速傳播，喪偶式育兒自出現起就引發了公眾更加熱烈地討論，并很快取代了此前“假性單親媽媽”的表述，開始成為批判父職缺席的最新流行話語。

從話題內容來看，喪偶式育兒的早期討論主要集中在家庭的教養困境——“育兒難”之上。相關論述多以母親的個人經驗為主，參與討論的人群也主要是已生育女性，母嬰論壇與育兒博客則是相關討論開展的主要陣地。

在這些討論中，批判父親與母親之間不合理的家庭勞動分工成為公眾參與該話題的重要出發點，父親缺席育兒給女性造成的身心壓力則是話題討論的核心。在訴苦式的表述方式下，“隱形爸爸”、“影子爸爸”、“爸爸去哪了”開始成為女性控訴的目標。

我們發現，在眾多網絡文章與紙質媒體報道中，作者經常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分享碎片化的育兒甘苦談，細數女性在育兒實踐中的諸多心酸往事并表達對丈夫忽視家庭生活的失望。而為了突出父職缺席的消極后果，有關父親參與不足會對兒童成長發育造成嚴重消極影響的討論也開始出現。

在此過程中，專家話語也開始取代女性個體經驗話語成為撻伐父職缺席現象的主力。大批兒童教育專家、兒童心理專家等利用學術理論與調查數據從多角度分析了這種教養方式對兒童心智、情感、體質發育狀況的負面影響。如果說此前來自女性群體的討論還尚屬發發牢騷、吐吐苦水，那么相關專家的加入則讓這一討論多了權威上的合理性——有關喪偶式育兒的討論憑借入微的個體經驗與有力的專家話語支持迅速成為引發公眾關注的熱點話題。

時至2017年、“全面兩孩”政策放開一年后，有關喪偶式育兒討論的主題和對象都有所泛化，并開始超越此前的個體化經驗描述、逐漸發酵為一種能反映中國當下家庭養育難題與性別困境的社會性問題。

彼時，由于多地新出生人口未達到預期水平，持續的生育率低下開始成為公眾討論喪偶式育兒的重要社會背景。而在生育政策變動的國家話語影響下，喪偶式育兒所帶來的沉重的育兒壓力則被認為是影響女性婚育意愿的重要原因。女性對男性缺席兒童教養的不滿也被認為極易轉化為她們對婚姻生活的失望，并與“當媽式擇偶”、“保姆式妻子”、“守寡式婚姻”被并稱為中國女性的四大不幸，公眾對該話題的討論也從早期的親子關系擴展至兩性關系中，相關內容不再局限于母親對兒童撫育責任無人分擔的憂慮，而是開始走向女性對婚姻價值與兩性氣質差異的性別焦慮。

例如對自身婚姻品質的質疑，對該教養方式下兒童男性氣質缺乏的擔憂等等。在反思、批判父職與母職分工不均的同時，舊有兩性關系也隨之成為新的批判對象：幸福婚姻的模式不應只是“男主外，女主內”、“你負責掙錢養家，我負責辛苦帶娃”，而是夫妻共同分擔家庭內外的辛勞與壓力。

這種變化同時也引發了話題討論參與者的擴展，在2017年9月新浪微博發起的喪偶式育兒話題討論中，大批未婚或未生育女性開始成為參與話題討論的重要力量，討論者不僅關注女性的具體育兒經驗，還關注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整體感受，并將其視為影響自身婚育決策的重要因素。由此，分享育兒的艱辛經驗不再是公眾討論該話題時的唯一內容，不少未婚育女性都將丈夫能否積極參與育兒設定為判斷婚姻是否幸福的重要標準，并據此表達了對未來婚姻及育兒生活的擔憂或規劃。喪偶式育兒也開始成為事關中國女性婚育意愿的綜合性批判話語。

而面對喪偶式育兒討論給個人生活與社會發展帶來的困境，如何改善喪偶式育兒給個體、家庭與社會造成的消極影響，如何提升父親在兒童撫育中的參與程度也開始成為全新的討論重心。

在此過程中，專家話語與消費話語迅速成為討論的核心力量。育兒專家給女性提出了諸多解決個體撫育困境的方法，并強調以母親為中心來發揮各種家庭內的溝通、協商技巧以推動父親的育兒參與。

而在將解決喪偶式育兒問題責任引向女性自身的同時，消費話語也趁虛而入，相關育兒書籍、網絡課程、兒童親子游樂項目、月子中心的廣告軟文開始在相關討論中大量出現，并被視為能夠幫助女性擺脫喪偶式育兒的“有效路徑”。于是，一些荒誕建議開始出現：要想老公從“育兒渣隊友”變身“超級爸爸”，媽媽得先提高情商，最好通讀某心理學、教育學、兩性關系、家庭生活寶典，成為一個八面玲瓏的調教者；實在教不好老公又想過好日子？那您就只能花錢了，動輒數萬元月薪的金牌月嫂、育兒嫂，幾萬乃至十幾萬的月子中心，各種昂貴的全自動進口家電似乎成了女性緩解喪偶式育兒的最后稻草；如果連這些消費都承擔不起，很遺憾，您就只能繼續痛苦下去了。

在專家媽媽、明星媽媽的大力推薦下，解決父職困境的責任被重歸于母親的個人努力與消費行為，并形成了一個看似在解決問題實則無解的怪圈：要想解決自身育兒壓力過重的困境，女性就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時間乃至金錢——幫助女性擺脫喪偶式育兒之困的實則是更深的困境與焦慮。

（作者郭戈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后，文章首發于《北京社會科學》2019年第10期，原標題為《喪偶式育兒話語中的母職困境與性別焦慮》，經作者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