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經濟學家阿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們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

全球貧困在全球經濟發展中始終是一個廣泛而根深蒂固的問題，盡管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人類在這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今天仍有7億多人處于貧困中，靠極低的收入生活。同時，每年有約五百萬名五歲以下兒童死于疾病，而這些疾病通常可以通過有效的干預措施加以預防或治療。

如何有效減少全球貧困？如何最有效地確定扶貧策略？今年的諾貝爾經濟獎聚焦改變了發展經濟學的實驗方法，該領域研究了全球貧困的根源以及如何最好地與之抗衡。

據諾貝爾獎官網，在短短的二十年中，獲獎的三人開創性地將發展經濟學變成了一個蓬勃發展的，主要具有實驗性的領域。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花落減貧理論，本文圖片均來自諾貝爾獎官網

發展經濟學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是20世紀40年代后期在西方國家逐步形成的一門綜合性經濟學分支學科，主要研究貧困落后的農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擺脫貧困，它的研究對象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在各方面的經濟發展問題。

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表示，三人在發展經濟學領域主要有以下三大杰出貢獻：

一是1990年代中期，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 與他的合著者發起了一系列關于肯尼亞學校教育的隨機對照試驗，如他們在實驗中發現，小學按學生表現分成小班將有助于孩子的教育。

小學按學生表現分成小班將有助于孩子的教育

此后不久，三人與其他研究者一起擴大了教育主題的范圍，并將研究范圍擴展到其他領域，包括健康，信貸和農業。

二是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夫妻二人闡明了多個采取微觀經濟學方法幫助理解宏觀經濟發展問題的案例，兩人在2005年發表的重要論文將微觀經濟發展問題與發展中國家的低人均總收入聯系起來。

兩人在論文中表示，直觀來看，當資源得到最佳配置時，經濟將在其生產可能性邊界（production-possibility frontier,簡稱PPF，用來表示經濟社會在既定資源和技術條件下所能生產的各種商品最大數量的組合，反映了資源稀缺性與選擇性）上運行；當資源分配不當時，經濟將在此邊界內運行，即產出和生產率將低于預期水平。

巴納吉和迪弗洛進一步認為，市場和政府缺陷，如政府失靈、信貸約束、保險失靈、家庭動態或行為問題，都可以幫助解釋這種分配不當的現象。

2011年兩人合著的《貧困經濟學：對抗擊全球貧困措施的徹底反思(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

一書探討了很多有關貧困的令人驚訝的現象：為什么窮人需要借錢進行儲蓄？為什么他們錯過了免費的挽救生命的免疫接種，卻買很多他們并不需要的藥物？為什么他們做很多生意，卻沒有一個得到發展？

在大量有關貧困起因的微觀研究的基礎上，巴納吉和迪弗洛從基于科學的方法中得到了經驗，在改善窮人的健康、就學和收入方面作出了極大努力。

如迪弗洛等人在印度拉賈斯坦邦農村開展的免疫接種干預實驗中，他們把人們分成兩組，一組開展完整的5個課時的預防免疫的課程教育；另一組也開展授課，但同時給每個參與者每人發一公斤小扁豆，結果發現：在一些村莊強制推行的免疫接種率只有6.2%，對于第一組的免疫接種率上升到了16.6%，第二組則顯著地上升到了38.3%。

迪弗洛等人在印度拉賈斯坦邦農村展開隨機試驗，探索低成本激勵措施的效果

這一研究結果說明，在資源比較匱乏的地區，嘗試用一些小額的獎勵或很低成本的激勵措施能夠讓一些看似難以推行的公共服務政策效果得到很好的提升，這在現實社會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意義。

三是獲獎者通過設計新的實驗研究方法（例如如何應對外部有效性的關鍵挑戰）牢固地建立了新方法，并提出了解決方案，為新一代研究人員指明了明確的方向。2003年巴納吉和迪弗洛聯合創建的阿卜杜勒·拉蒂夫·賈米爾貧困行動實驗室（J-PAL）對這一努力也至關重要，據悉，J-PAL實驗室的任務是確保扶貧政策的制定基于科學依據，從而減少貧困人口。

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認為，在發展經濟學領域內，獲獎的三人通過開創實證研究方法，在微觀經濟學理論和微觀經濟學數據的框架下將研究重點轉移到了確定可行的政策上，在貧困背后的具體機制和減輕貧困的具體干預措施方面取得了許多重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