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這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政治是理解現代國家的鑰匙，也是深刻理解日常生活實踐的知識和素養。值此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繼今年全國兩會期間首度開設“政治關鍵詞”專欄之后，澎湃新聞再度和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上海市政治學會聯合推出這一專欄，旨在通過解釋新聞與生活中的政治關鍵詞，普及政治學常識。

今天的政治關鍵詞是“協商民主”。

在中國，人們對協商、政治協商、政治協商會議等說法耳熟能詳。這是因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就是通過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實現的。在1954年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立后，毛澤東指出：“通過政協容納許多人來商量事情很需要”，明確了人民政協繼續存在的意義。

從政治協商到協商民主，經歷了怎樣的過程？

雖然一直以來“政治協商”構成新中國的一大政治特色，但協商民主卻是個“新事物”，是伴隨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多元化、多樣化而不斷發展起來的。這最早可追溯至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的“建立社會協商對話機制”，要求在黨、政府和群眾之間形成協商機制。1991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將投票選舉和協商聯系起來，提出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形式。2006年黨中央出臺《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等文件，指出：“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2007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明確指出：“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相結合，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一大特點。”首次明確使用“協商民主”的概念。

在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協商民主實踐探索和經驗積累的基礎上，近年來的協商民主發展步入了快車道。十八大報告提出“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的要求。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就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作了系統論述。2015年出臺了《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和《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建設的實施意見》、《關于加強政黨協商的實施意見》、《關于加強城鄉社區協商的意見》等文件，對協商民主發展作了頂層設計與整體推進的安排，為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提供了保障。

中國的協商民主與西方國家的協商民主有著本質的不同。從性質看，中國協商民主與社會主義制度、黨的領導制度結合在一起。這要求：“在黨的領導下，以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為內容，在全社會開展廣泛協商，堅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從定位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正如十九大報告指出的：“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諦。協商民主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有哪些具體形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應該是實實在在的、而不是做樣子的，應該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個方面的，應該是全國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級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統籌推進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這幾方面一道構成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

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擺設，是用來解決問題的。中國協商民主的發展是實踐驅動的。有一定代表性的如浙江溫嶺的民主懇談。它的起點是1999年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教育論壇”，經過20年發展，已從體制外走向體制內的制度化探索，形成了對話型懇談、決策型懇談、參與式預算、黨內懇談、行業工資集體協商等實現形式。這與基層人民代表大會相結合，在推進基層民主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涉及人民群眾利益的大量決策和工作，主要發生在基層，為更好解決人民群眾的實際困難和問題、及時化解基層矛盾糾紛，基層興起了大量協商民主的探索創新形式。常見主要有村（居）民會議、村（居）民代表會議、社區論壇、民主聽（議）證會等，具體如“周周會”、“群言會”、“市民議事廳”等。這些都是人民直接參與協商、行使民主權利的重要途徑。

在其他領域，協商民主也都有較大發展。如政黨協商的制度化程度不斷提高；在人大，越來越多的人大立法實行開門立法，建立立法論證、聽證、評估制度，公布法律法規草案征求社會各方面意見。在政府工作中，協商民主也得到廣泛應用，主要包括社會公示、聽證、專家咨詢以及重大決策前與社會各界充分協商等制度。其中，決策聽證，尤其是價格聽證制度就很有代表性，它關于“凡漲必聽”的剛性程序安排折射了民主進步。人民政協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實踐中它已經形成了專題協商、對口協商、界別協商、提案辦理協商等協商形式。人民政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在我國協商民主體系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

（作者系上海市委黨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