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我們邀請了幾位在各自領域早有建樹的文藝工作者，他們大都出生于1948年至1955年之間，請他們聊聊自己與新中國一同成長的經歷。

張紀中，1951年5月23日出生。導演、制片人，監制、演員。畢業于中央戲劇學院，中國民主促進會（民進）會員。

1987年，張紀中拍的第一部電視劇《百年憂患》，獲得了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1989年，由張紀中擔任導演的《有這樣一個民警》獲得第十屆全國優秀電視劇“飛天獎”。2003年，由張紀中擔任制片人的《射雕英雄傳》獲得新浪2003年年度人氣電視劇金獎。2004年，由張紀中擔任制片人的《天龍八部》獲得第二十二屆中國電視金鷹獎。2007年，張紀中憑借《神雕俠侶》獲得第三屆電視劇風云盛典“最佳制片人”獎。2011年，憑借新《西游記》獲得中國電視劇產業20年群英盛典“突出貢獻人物”稱號。2012年，出席第五屆上海大學生電視節頒獎典禮，并獲得“特殊貢獻獎”。2015年2月23日，張紀中參加“第11屆德藝雙馨頒獎盛典”，并獲得“全國德藝雙馨終身成就獎” 稱號 。

【以下根據受訪者口述實錄編輯整理】

生于西藏和平解放那一天

我出生在北京，東城區后趙家樓胡同1號，從記事起我們家就住在那里。生我那一天，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的日子。一出生，街上就敲鑼打鼓，一問才知道怎么回事——于是我的名字就叫“紀中”，“紀念祖國大陸全境解放。”

我們家9個孩子，我排行第三。上世紀50年代，社會上運動不斷，從“鎮反”、“三反五反”，前后數下來五六十場運動。我父親當年在北京有一家石棉廠，公私合營的時候，他一路被貶下來，從廠長變成了經理，再到股長，最后成了工人，好在他工資還比較高，所以那個時候家里生活條件說得過去。

小學在史家胡同小學，現在一聽，嚯，名校！從1951年到1961年，這十年對于小孩子而言還是挺快樂的。課余時間基本上都消磨在看連環畫了，當時一分錢兩本，《水滸》、《三國》、《東周列國志》、《兒女英雄傳》……大家輪著看。學校里也在宣傳戰斗英雄黃繼光、楊連弟、羅盛教的事跡，少年時代的英雄情結是這么來的。那個時候家里沒電視，有一臺紅燈牌收音機，我每天早上起來愛聽評書，8點上課，我總是踩著上課鈴進校門，經常遲到幾分鐘。我媽也是老師，為這事沒少教育我。我現在干什么事都必須掐點兒，拍戲的時候也是最煩別人遲到。

1959年到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餓。我那時喜歡游泳，去玉淵潭公園八一湖，坐公交車，愣是有錢在長安街買票坐“大1路”去，游完泳再“坐11路車”（兩腿步行）回家，到家就餓得不行了。還有一次拿著糧票排隊，恰好排到我了，飯賣沒了，只好餓著肚子在工人體育館游了一下午，回到家看到一碗放涼的西紅柿湯泡米飯，二話不說，端起來吃得干干凈凈。香啊，現在只要饞了，那個味道還能冒出來。

1964年，小學畢業。那一年有個機會報考解放軍藝術學院，景山少年宮那報名，幾輪考試我都通過了，放榜的時候一看卻沒被錄取。家姐帶著我去問，一問還是爸爸的原因，政審沒過。政審這事成了我們家這代孩子面前一道坎，一到考試或者有什么機會，就會感到有個無形的東西擋在前面……沒進成軍藝，按部就班上了燈市口中學，那是二十五中的分校，當時是男校，沒有女生，我和姜昆還是同學。二十五中是北京市傳統籃球強校，現在也是，培養了大批籃球健將。

我中學時代個頭兒已經長到1米8，有一年就躥了快20厘米。除了籃球，我也在什剎海體校學習擊劍，西洋劍分為輕劍、佩劍、重劍，那時跟我一起練的很多都是高中生，我還沒那么大氣力，練的是輕劍。當年還參加了舢板隊，8個人劃水，1個人掌舵，我現在閉上眼睛還可以想起水拍船舷的聲音。那時候還有一去處，龍潭湖有個跳傘塔，現在說蹦極是極限運動，呵呵，那會兒跳傘是全民運動，跳傘培養了我對速度的感受，以及一個男子漢的勇敢。除了喜歡體育運動，我課余也參加了電報興趣小組，當年看了《永不消逝的電波》，李俠給我印象太深了，學電報讓我練出一副好聽力，后來學外語幫助也很大。

1966年“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下發的時候我正上初二。不上課了，全國各地的學生跑來北京交流革命經驗，北京的學生則四散到各地去革命串聯，這就是“大串聯”。學生們一路坐車不要錢，吃飯不要錢，住宿也不要錢。我前后有過三次串聯：第一趟去了廣州，回程時又轉遍了武漢三鎮。到廣州以后，先去了黃埔軍校，然后去看黃花崗烈士墓。第二趟基本跑遍半個中國，先去上海，再轉道江西和湖南。進了四川后先到重慶，渣滓洞，白公館，《紅巖》里出現過的景點我都去了，朝天門也去了，就為驗證小說里描寫的場景。然后坐寶成鐵路，鉆山洞轉戰成都。之后又去西安，再直奔青海，從青海又回到四川，又到廣西桂林，一直到湛江，最后回到北京。第三趟出山海關闖東北，大連、營口、沈陽、長春，哈爾濱……

“免費”走遍全國，之于我們那代人是荒唐歲月中的一樁幸事。“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旅行排在讀書前面，祖國大好河山在我，不再是地理書上的文字，而是能歷歷在目的景象。上世紀90年代決定拍《三國演義》，那么多戰爭戲，選景是一大問題。串聯的經歷這時候就用上了——當制片人你得能當著一片空地“指點江山”，好的景點才能激發創作者的靈感，而好的嘴皮子才能讓你把靈感完整地表達出來。比如“秋風五丈原”那場戲本來選址在云南元謀一處土林，后來改在云南陸良縣彩色沙林拍攝，氣勢更磅礴。

從小學到中學，我不是個省心孩子，擱現在就一“熊孩子”。所以，特別感謝母親的陪伴和教育。母親給我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從我記事起父母就相敬如賓，即便在父親總被“運動”的歲月，母親也從來沒有對他有過半點怨言。后來我讀金庸先生的《雪山飛狐》，講胡一刀和胡夫人之間，“她的丈夫在水里，她就在水里；她的丈夫在火里，她就在火里”，讀到這，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父母。母親性格極好，卻也發過怒。有一次我偷抓了一把攤販的蜜棗，母親知道后痛哭失聲，她對我說國法如爐，“你看見那生火的爐子沒有，犯了法就像是把你扔在爐子里一樣。”

小時候母親會給我讀《朱子家訓》、《增廣賢文》這類典籍，比如“黎明即起，打掃庭除”，再比如“來說是非者，必是是非人”……教給我許多樸素的人生道理。母親還有一句，“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后來我一查，《尚書》里的話。這話在“文革”期間給我很大的警醒，就是別趁亂干壞事，打架斗毆什么的別摻和。當時有一個大型歌舞史詩《紅衛兵戰歌》，“拿起筆，做刀槍”，我也參與了匯演，拉大幕、搞燈光、弄舞臺，反正能干什么就干什么。

到了1968年，我們這代人就該去插隊了。我看到內蒙古牧區插隊有報名，“藍藍的天上白云飄，白云下面馬兒跑”，內心也向往就去了。可報名歸報名，還是因為政審沒有通過，沒通過的還有幾個“黑幫子弟”，都是父母被打倒，大家湊在一塊，說不讓我們去，咱們就自己去。9月份出發，走到壩上就開始下雪，靠著身上帶的毛主席像章給卡車司機和牧民，讓人捎上我們，借宿在人家，這樣一路才到了西烏旗，到那就不能再往北走了，要查邊防證。在西烏旗呆了差不多小一個月，公社找過來了，不讓我們呆了。到了錫林郭勒盟知青辦，大家血氣方剛，當場撕了一塊紅綢子，劃破手指寫血書，“堅決扎根邊疆，堅決扎根農村”。我也是第一次知道，紅綢子上寫血書，字是黑的。

從內蒙回京后，家已經被抄了，沒地兒住。當時快12月了，班里安排次年1月去陜西延安插隊，等不了，干脆先跟著前一撥去了山西原平縣插隊。我和弟弟，兩個人拿一個小皮箱，坐了一夜綠皮車才到。在原平農村插隊6年，一面學農活，什么間種、套種、輪種，然后氮、磷、鉀，怎么施肥，這些我都門清兒。也組織宣傳隊，自己編，自己導，都是憶苦思甜的題材。農村生活娛樂少，看書時間是大把的，馬克思《資本論》、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包括人民衛生出版社那本《辨證施治綱要》都讓我翻爛了，當時還跟村里赤腳醫生學針灸。插隊的同學誰帶著“禁書”來串門，也特別受歡迎。留人吃飯住兩天，《紅與黑》《悲慘世界》《基督山恩仇記》《茶花女》等等，都是那時候看的。晚上不睡覺，被窩里用手電照亮也得翻完。

都是喊我“張導演”，沒人叫我“張制片”

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我去山西太原話劇院學習，當年有部話劇特別有名，《楓葉紅了的時候》。經朋友介紹，聽說孫道臨先生那時正在山西電影制片廠，拍一部關于大寨的紀錄片。有機會拜訪豈能錯過？當時孫道臨住在山影廠招待所，我記得特清楚，他住在五樓，樓梯還是木質的，走上去吱吱響。進了房間，他讓我坐在沙發上，自己在對面搬把椅子坐下。和這么大的藝術家談什么呢？我誠惶誠恐，就把自己這一路經歷的坎坷和有志于從事文藝工作的志向說了說。孫先生就坐在那，認真地聽，末了他告訴我，“小張，一切對于藝術的追求都是從愛好開始的。既然是愛好，并沒有人強迫，就要堅持下去持之以恒。無論是業余，還是專業，都要堅持。拿我個人來說，也不是從專業院校畢業的（孫道臨大學時就讀燕京大學哲學系），后來就進入這個行業，也是憑熱愛才走到今天。”1980年，我準備去拍峨眉電影制片廠的《舞戀》前，在北京電影制片廠小食堂又碰巧見到了孫道臨先生，他正在北影拍攝《一盤沒有下完的棋》。我上前打招呼，他一下子就認出了我，聽說我也要拍電影了，連忙囑咐“拍戲要注意安全”。

1980年代末，我開始轉型做制片人。當時是和山西電視臺合作，我做制片，張紹林做導演，拍的第一部電視劇就是《百年憂患》，當時獲得了中國電視劇飛天獎提名。在山西電視臺，從1988年到1991年，我們拍了很多電視劇，基本都是農村題材，這些短劇拿了不少獎，包括“五個一”工程獎。我、張紹林加上編劇石零在業界已經小有名氣，有媒體管我們叫“太陽集體”。

1991年，聽說央視要籌拍《三國演義》，我知道這輩子最重要的機會來了。當時張紹林已經是山西電視臺副臺長了，他有點猶豫，我告訴他，“你聽說過某某著名導演吧，可你聽說有某某著名副臺長嗎？”《三國演義》里“南征北戰”這段是我們拍的，這段戲講七擒孟獲和諸葛亮六出祁山，基本上都是外景，北邊我們到了內蒙，西邊到了青海日月山，南邊到了緬甸。

“諸葛出殯”這場戲我印象最深。幾千人的場面，64個人抬著諸葛亮的棺槨。孝服來不及做完，后排哭喪的群眾演員索性身披白布，中間挖個窟窿探出頭來，腰間再系根草繩。那場戲里漫天飛紙錢的場景很經典，四噸的紙錢靠人手剪紙根本來不及，也是在飯桌上急中生智，我一看到啤酒瓶的酒標，橢圓形很像紙錢。找到啤酒廠，一打聽是用銃子一摞一摞給銃出來。正式開拍那天，我們用了四臺大型鼓風機吹得幾十米高，漫天都是……對于觀眾心靈的震撼可想而知。

《三國演義》里我是“南征北戰”單元的制片主任，到了《水滸傳》我就是總制片主任了。可以這么說，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內地從導演中心制轉向制片人中心制，我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一部戲的制片人相當于一個工廠的廠長，或者說董事長之類的角色，而導演就是總工程師。另外，制片人應該是個心理學家，特別是接手大戲的時候，怎么把全劇組上下的心勁調整好？一般而言，劇組開拍兩個月的時候是個關，大家心力、體力都在一個疲憊期，容易出點幺蛾子，制片人得有備而來。其實制片人就我體會，還是要有胸懷，《笑傲江湖》里的副導演里有郭靖宇、康洪雷，當年都是富有才華的年輕導演，我愿意推他們，給他們曝光率。都在一個集體里，不要爭那些名，比如“總導演”這個名頭我就可以不要，但劇組上下見了我也是喊“張導演”，沒人喊我“張制片”。大家心情舒暢把事兒做好，這最重要。

拍《水滸傳》的時候選擇演員，我的意見還是很重要的。當時我們先請到著名畫家戴敦邦先生給全劇188個主要人物畫了像，然后服裝、化妝、道具一系列工作向畫像的質感靠攏。有了之前《三國演義》的成功，《水滸傳》明顯更是“戲抬人”。當時首先就定下來李雪健老師來演宋江，他本來是山東人，戲里完全是用山東話表演，后來找配音卻生了麻煩。李雪健不僅是戲里的“大哥”及時雨，在片場也是楷模，有他在，劇組風氣就正。當年選演員，潘金蓮的飾演者是個有爭議的“亮點”。在我，從來不認為潘金蓮本身是一個蕩婦，她其實是一個悲慘世界中的女人。后來挑中臺灣女演員王思懿，她的形象很清純，但一口國語普通話得扳過來。開拍前她提前兩個月進組，和飾演王婆、武松、武大郎的演員天天在一起排小品，李明啟老師（飾演王婆）教她說臺詞，雖然不是同期聲，嘴型要一致啊。王思懿當時每天還要學和面，學女紅針線活，一招一式全得是那么回事。那會兒沒有摳像技術，就是得老老實實進行拍攝。《水滸傳》當年沒用電腦特效，是因為太貴花不起這錢，不過倒也保留了寫實質樸的畫風。現在什么技術都有了，但人們審美層次上去了，做得差一點反倒適得其反，招致罵聲。

《笑傲江湖》是我接觸到的第一本金庸武俠小說，看完我就成了“金迷”，十四部小說一口氣看下來，簡直欲罷不能。電視劇《笑傲江湖》是內地第一次拍金庸武俠劇，在我們面前是港臺近五十年的拍攝歷史，改革開放后內地觀眾也已經接受了他們的拍攝模式，但我看到了他們的問題，比如感情線過分強調，地域限制外景單調等等。最主要的是，金庸小說本身博大精深，歷史人文、生活細節、壯美景色，這些要素要想全面展現出來，整個華人世界非我們莫屬。這部戲在《三國》、《水滸》之后開拍，整個團隊氣勢是延續下來的，所以盡管當時招致一些爭議，現如今回過頭來看，我想誰也不能否認它的感染力和藝術性。這么多年央視改編版拍下來，我個人比較滿意《天龍八部》、《笑傲江湖》、《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鹿鼎記》。《倚天屠龍記》稍遜，《碧血劍》我覺得是短篇里拍得最好的，金庸先生本人也這么認為。

現代戲里，《激情燃燒的歲月》是一個突破，當時主旋律影視劇還沒有完全擺脫“高大全”，我們顯然找到了主旋律另一種呈現方式。這部劇打動我的首先是石鐘山的小說，我當時正在拍《笑傲江湖》，讓編劇陳平給我做了個萬把字的梗概，沒看完就感動得熱淚盈眶。第二天邊找原著邊召集大家，決定拍。當時投資人看到這個題材都犯嘀咕，具體的，呂麗萍是不是要換？康洪雷當時只是《笑傲江湖》副導演，之一，當導演行不行？這些都是我力排眾議拍板的。這個戲拍的時候，可以說是艱苦卓絕，播出后火遍大江南北，引發了同類型一批電視劇出來，包括《亮劍》里李云龍（的形象），也是在《激情燃燒的歲月》石光榮之后。

網劇我個人并不排斥，就像現在已經有了不錯的微電影，藝術形式歸根結底是要為內容服務的，內容足夠有感染力，什么形式在我看來無所謂。另外，好的藝術作品不是開討論會或者靠大數據就能得來的，把流量認作是藝術品質的保證，這本身就很荒唐。作為一個藝術家，還是要按照藝術的規矩辦事，不能去隨波逐流。藝術家本身是一個很值得憧憬的職業，如果你真的打算去做一個藝術家，作品才是檢驗你藝術成色的唯一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