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錫高架橋側翻事故讓人震驚，調查組初步分析系運輸車輛超載所致。據新華社的報道，兩輛大貨車共裝載了300多噸熱軋鋼卷，已嚴重超載。

在平時人們看來是那么堅固穩定的高架橋廂，在那一刻傾翻了，現場畫面的“壓迫感”讓人感同身受。沒有人是這場悲劇的局外人，改變必須從現在開始。

大貨車超載闖大禍，甚至一而再地壓翻高架橋，早不是一個新問題：2009年，河南省漯河260噸超載貨車壓垮澧河橋；2011年，北京一輛嚴重超載110余噸的半拖掛車，壓塌了懷柔的一座大橋；2012年，四輛總重400余噸的大貨車，生生壓塌了黑龍江哈爾濱的陽明灘大橋，造成3人死亡……201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道路交通安全法執法檢查報告指出，2006年至2015年，在貨車肇事的重特大交通事故中，因超限超載引發的約占六成，說超載大貨車是“馬路大殺器”，一點不夸張。

在一再重復的悲劇面前，在汩汩鮮血面前，必須重新審視大貨車超載的社會危害性，提升治理措施，不能再用罰款、扣車等普通行政處罰手段來懲戒這些“大殺器”了。這么多慘案，應該讓人們形成共識：大貨車嚴重超載對公共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該入刑了，該當成犯罪來打擊了。

目前《刑法》對大貨車嚴重超載問題，還沒有合適的罪名，現存的罪名集中在事后的懲罰，而不是即時糾正、嚴厲懲戒，這讓很多超載司機有恃無恐。從之前若干大貨車壓塌高架橋的個案判決來看，所追究的罪名是“過失損壞交通設施罪”“重大責任事故罪”等，這些罪名都是“結果犯”，而不是“行為犯”“危險犯”，即，這些罪名的構成要件之一就是已然釀成大禍，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財產損失，而不能懲戒于悲劇未發生時。這導致之前大貨車嚴重超載，不出事兒就不是刑事犯罪；等出了事，就來不及了。

嚴重超載的大貨車，行駛在公共道路上，嚴重影響制動，動輒傾覆，動輒壓倒橋梁、高架，本身構成對不特定的公眾的人身安全的危險，這種威脅是實實在在、一觸即發的，哪怕暫時還沒有發生人員傷亡，財產損失，本身也是一種嚴重的社會威脅，已經滿足一般犯罪應具備的刑事違法性、嚴重社會危害性、應受懲罰性的構成要件，該動用刑事手段了。

事實上，“超載入刑”之前已經有了立法嘗試，2015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在“醉駕入刑”的基礎之上，明確將校車、客運的嚴重超載入刑：“從事校車業務或者旅客運輸，嚴重超過額定乘員載客”，就可構成“危險駕駛罪”。大貨車嚴重超載，其社會危害一點不比校車、客車嚴重超載小，一樣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

不能等到悲劇發生，無可挽回，再做遲到的追究；不能對生命有僥幸的態度；不能將嚴重超載不出事的希望寄托在“上次沒出事”上。需要用刑法編織了一張保護網，讓每一個司機明確大貨車超載不是“普通違法”，是刑事犯罪。

公眾需要用刑法把超載大貨車關進法律的籠子里，需要用“超載入刑”提升安全感、獲得感。

當然，大貨車超載現象多發，背后的現實原因復雜，要治標，也要治本，標本必須兼治。目前“不超載不賺錢”的畸形貨運市場，屢受詬病的畸高過路費，是大貨車嚴重超載的尷尬現實背景。今年3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也強調：“深化收費公路制度改革，推動降低過路過橋費用，治理對客貨運車輛不合理審批和亂收費、亂罰款。”紓解貨運司機的生計之困，理順中國物流市場關系，切實降低路橋費用，也是這場悲劇之后必須提速去做的事。

不要等到血淋淋的悲劇發生了，才想到解決大貨車超載的積弊，搶在下一次類似悲劇發生之前做出系統性的改變：嚴重超載入刑，切實扭轉“不超載不賺錢”的尷尬。生命的紅線、用鮮血換來的慘痛教訓，容不得討價還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