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金國時期到清代初期，賓禮儀式的變化過程也象征著清政權性質的質變，即從王權分散的部落政權轉型為皇權專制的帝國體制。本文系浙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尤淑君在四川大學“中國史青年沙龍”上的發言，主題是“從賓禮看中國歷史的演變”。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經授權擇要刊發，文稿已經主講人審定。

一般談到清代禮制，常常會提到“禮從明制”，即遵循明朝禮儀典制。可是真的是這樣子的嗎？在《從汗國到帝國》這篇文章，我總結了兩個觀點：第一，“禮從明制”大體來說是正確的，但實際操作上，清代禮制有很多的儀式細節還是受到女真舊俗的影響。第二，從金國時期到清代初期，賓禮儀式的變化過程也象征著清政權性質的質變，即從王權分散的部落政權轉型為皇權專制的帝國體制，在清政權轉型的過程之中，不只繼承明朝留下的典章制度，還吸收了蒙古、朝鮮等習俗文化，將其包融入清帝國的賓禮儀式之中。

我的研究取徑是從賓禮儀式切入，觀察金國政權的政治權力、對外關系及制度發展的變化。使用的史料用清代官方政書、舊滿洲檔、清實錄之外，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比較清國史館編寫的《大清國禮志》跟《四庫全書》收錄的《大清通禮》，還使用了朝鮮王朝資料《朝鮮王朝實錄》、《朝鮮王朝儀軌》及《敕使謄錄》，這是比較特殊的檔案。

賓禮與政治權力

努爾哈赤晚年時，為了讓整個金國可以延續下去，他改變了原來金國一人獨大的政治體制而實行諸王共治，并告訴貝勒首長們，如果要是新汗不聽你們的話的話，你們是有權力可以更換新汗，甚至規定了部落首領貝勒如何去謁見新汗的禮儀，比如說新汗必須要先向諸叔諸兄叩頭，然后大家坐在一起，象征權力共享，避免新汗獨有大權。從新的謁見禮儀規定可以看出：比起政治地位的高低，金國禮儀更看重的是家族里面的長幼輩分。像我們常常認為的，金國的“三跪九叩”是清朝獨有的禮儀。但其實，這個禮儀并不是一開始就向汗行“三跪九叩”禮的，清代以前是向天行“三跪九叩”禮。在當時，諸王向汗行“一跪一拜”禮，汗也要回禮，可以看出當時他們的地位關系是對等的。

在諸王共治體制之下，新金汗的地位并不高。為了掌握權力、實行君主集權，金國汗皇太極用了眾多手段來削弱滿洲貴族的勢力，其中拉攏漢官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并藉漢官壓制滿洲權貴的力量，陸續清算阿敏，革除莽古爾泰大貝勒的名號，重新奪回汗的權力。其中，重振汗權的關鍵事件之一是天聰五年（1631年），漢官李伯龍建議重排朝賀大汗時的百官班次，使大貝勒不得再與金國汗皇太極平起平坐，而是以“臣下”的身分向金國汗跪拜，重新塑造金國的名分秩序與禮儀制度。這一場就是禮儀的政變。八旗貝勒率各旗佐領叩拜皇太極時，雖仍以親族輩分來決定叩拜金國汗的先后順序，但當時君臣的高低位階已經出來了，只是這種君臣尊卑的界限尚不那么明顯。

禮制與對外關系

除了要打壓滿洲貴族、鞏固汗的至高地位之外，皇太極也要向外擴張，為金國的茁壯吸取資源。金國向外發展有三個對象：明朝、蒙古、朝鮮。對明朝，皇太極采取邊打邊談的策略，但和明朝最后沒有達成協議的主要原因是皇太極希望明朝可以承認金國的存在，希望能透過明金往來文書上，金國可以被明朝承認，視為一個與明朝對等地位的政權。對蒙古，通過征伐、聯姻或者會盟形式，確立金國跟蒙古之間的盟友關系。金國與蒙古諸部的盟友關系不但是合伙人概念，也是保護者與被保護者，并透過祭祀儀式，創造一種擬血緣的兄弟關系。因此，金蒙雙方舉行的盟誓儀式其實是聯結滿洲貴族跟蒙古貴族的精神紐帶，盟誓制度中保存得最具蒙古特色的就是“抱見禮”，顯現蒙古文化對整個金國禮制的影響。

抱見禮分為幾種，最尊貴的是抱腰，次一等是抱膝，第三等是騎在馬上互相擁抱。最親密的不但要抱腰，而且兩人要貼住臉頰，多用于晚輩見家族長輩時。“抱見禮”也有一個發展的過程，與部族首領究竟是行抱見禮還是跪拜禮，實際上也有親疏之間的區分。金國一開始建立的時候，努爾哈赤常常跟來歸的部落首領行抱腰接面禮。皇太極在位時期，皇太極雖對一些部落首領也一樣行“抱見禮”，但“抱見禮”跟“跪拜禮”同時并行，視當時情況所需而交錯使用“抱見禮”跟“跪拜禮”。等皇太極鞏固君權后，這些部落首領幾乎都向皇太極行跪拜禮，而 “抱見禮”成為清代諸帝賜給外藩王公或外國使者的超規格特殊待遇，藉以表現皇帝的寵信。皇太極獲得了大黑天嘛哈噶喇和元朝傳國玉璽后，皇太極稱帝的條件成熟了，皇太極才接受群臣勸進，正式行祭天儀式，封自己皇帝尊號，改元“崇德”，象征金國政權不再是部落政權，逐漸轉型為君主集權的帝國政權，而金國與蒙古諸部的盟友關系才轉為君臣關系，尊卑位階才真正得以確立。這表現在崇德元年（1636），清國政權在禮制上規定臣民的叩首次數和行禮順序，可知這時期清國政治制度和禮儀規章逐漸建立，不再以家族親緣關系作為內部聯結的主要紐帶，開始強調君臣關系，并透過用于家人之間的“抱見禮”市恩于下，藉以緩和君臣關系尖銳化的可能性。無論是抱見禮還是跪拜禮，它的目的就是要“化外于內”，也就是要給這些蒙古藩王一定的禮儀約束，并通過“年班制度”進行再馴服的工作。當藩王不輪值進京時，清帝國也會利用定期的跪拜禮、會盟禮，或者不定期的奉詔禮等，時刻提醒蒙古王公身處于清帝國的政治網絡與禮儀秩序之內。

努爾哈赤建立金國前，女真諸部接待貴客用的是“賓主禮”，即以賓為主，最尊貴的貴賓坐北朝南，地位其次者坐東朝西，主人坐西朝東，地位最低的女眷坐南朝北。金國建立之后，自然不能再用過去部落的待客習慣，尤其是君臣間座位安排也有了變化，北面最尊貴的位置當然是要留給金國汗，地位次等者坐西朝東，地位再次者坐東朝西。若從身體秩序的概念來說，來賓的座位離汗越近的話，它的地位就越尊貴。所以金國時期的座位安排是“尚右”之制。但值得注意的是，金國接待來歸的漢官時，接待儀式中座次尊卑的安排，便不用“尚右之制”，改從漢人習慣的“尚左之制”， 即以東座為尊，表示對來降漢臣的尊重。例如， 天聰七年六月孔有德率人來歸時， 皇太極便安排他們坐在東位， 即在汗的左邊近側， 設宴款待。清軍入關之后，清帝國和蒙古諸部的往來禮儀，大部分仍依循金國時期的往來禮儀，但在禮制上已提高了內親王位階，使其高于外藩親王，確定清皇族在權力位序的頂端地位。

對朝鮮方面，明代女真部族勢力衰弱，朝鮮王朝將女真部族視為蠻夷，常常攻擊女真部族，趁機擴張朝鮮版圖。努爾哈赤的勢力興起后，朝鮮王朝尚未從壬辰倭亂的破壞中恢復元氣，當時朝鮮國王光海君李琿（1575—1641）只能與金國汗努爾哈赤虛如委蛇，并執行兩端外交的政策，既跟女真交好，也跟明朝交好的騎墻策略，但因朝鮮黨爭激烈，綾陽君李倧（1595—1649）與西人派發動政變，光海君慘遭罷黜。政變成功的李倧成為朝鮮國王，即朝鮮仁祖，斥責光海君忘恩背德，私通金國，并主張朝鮮要一面倒向明朝，讓皇太極非常地憤怒，決定出兵懲戒朝鮮。1627年，皇太極派阿敏（1586—1640）征服朝鮮，并先后與金國軍隊簽訂“江都之盟”與“平壤之盟”。為什么會有兩個不同的盟約？主因是阿敏劫掠朝鮮官民后，臨時反悔，不愿承認“江都之盟”的有效性，故藉口自己未參加誓蒙儀式，要求朝鮮君臣另行“平壤之盟”。江都之盟的掠奪性較小，將金國與朝鮮兩國關系定位為兄弟之邦。平壤之盟的掠奪性更大，將金國與朝鮮兩國定位為君臣關系。朝鮮因自己本身的立場，認為與金國簽訂的盟約是江都之盟，按兄弟之邦的身分來制訂往來禮儀；但對金國來說，認為與朝鮮簽訂的是平壤之盟，按君臣身分來界定與朝鮮的交往。清國與朝鮮對盟約的不同認知，造成朝鮮跟金國之間的定位有落差，才會持續出現禮儀糾紛。1636年，皇太極決定稱帝，朝鮮卻拒絕朝賀。這就給皇太極找到了出兵的借口，他以朝鮮背棄盟約為由，親征朝鮮，朝鮮國王李倧只好出降，簽訂“三田渡之盟”：朝鮮與明朝切斷宗藩關系，朝鮮承認清國的宗主權，朝鮮永遠是清國臣屬；兩國所有禮儀比照明朝制度；朝鮮交出明朝下賜的誥命印冊，去掉明國的年號，改用清國的年號。

“三田渡之盟”建立了清國與朝鮮的宗藩關系，切斷與明朝的關系，讓朝鮮非常屈辱，但面對清國的強大武力，朝鮮無聲的抗議體現在接待清使的禮儀。第一，只有仁祖時期留下了迎接清使的儀軌，其他國王時期不再制作，可見朝鮮不愿意留下隸屬清朝的記錄，也顯示朝鮮輕蔑清朝的態度。第二，朝鮮改動了國王與清國使者之間的“茶禮”儀式，象征清朝、明朝和朝鮮這三者的關系變化。不同于明朝敕使，朝鮮接待清國使者的“茶禮”儀式差異在茶鐘盤不再由國王親手端給使者，而是改由旁邊的提調奉上茶鐘盤，雙方用過的茶鐘盤也各自撤出。這種儀式的改動相當細微，且在禮儀規格較高，可能會讓人誤以為朝鮮更尊敬清國使者，但這正是朝鮮“明尊暗貶”的手段，不像過去接待明使那樣強調親睦，務求主客盡歡，并暗喻朝鮮國王對清使不屑共食的小心思。

無論朝鮮是否真心臣服清政權，但從皇太極關注朝鮮是否依明使規格、款待清使的表現，可知崇德年間的清國政權已有與明帝國“爭天下”的準備，并把朝鮮作為練習對象，間接學習明朝統治屬藩的經驗，塑造出天下共主的新形象。需要強調的是，金國初期的賓禮和吉禮是互相混用，很多時候因政治上的現實需求。金國汗聯合蒙古各部與女真各部時，混用的賓禮和吉禮就是作為滿蒙盟友關系的再確立，并逐漸馴服這些部族的權力媒介。若以金國制定賓禮的過程為例，美國學者何偉亞所說的“多主制”概念未必能簡單套用，也不是過去學界的“漢化”概念，而是必須從“汗”的主體性出發，追究這其中到底發生了怎么樣變化，才能進一步討論金國時期賓禮及其政治文化意義。因此，我講的就是透過金國到清初賓禮制度的更定過程，分析金國政權如何從部落聯盟的汗國轉型成君主集權的帝國之過程。所謂的“禮從明制”，未必完全正確，至少從賓禮更定的過程就可以看到金國禮制上吸收了女真舊俗、蒙古諸部誓盟儀式、過去向明帝國稱臣納貢、及與朝鮮王朝文書往來的先行經驗，并將這些先行經驗與女真舊俗，融合明朝禮制之中，成為清帝國“參漢酌金”的禮儀制度。

清代的其他禮制

除了今天討論的清代賓禮問題，清代的其他禮制也同樣值得關注，可以再進一步去討論。

軍禮的部分。清代調動了《禮記》吉、兇、賓、軍、嘉的五禮順序，《大清國禮志》改成吉、嘉、軍、賓、兇，將軍禮提升到第三的位置，象征清帝國對軍事的重視程度。那么，清帝國的“軍禮”，從內容上來說與滿人的“大狩”內容相似，那與漢人王朝的“田狩禮”有什么不一樣嗎？

兇禮的部分。滿人不像漢人要守制三年，只需要守制三個月。現在不少研究說這是滿洲文化的一個特殊性，即“滿洲性”，真的是這樣嗎？旗人們雖只服喪三個月，但他們做了許多禮學考據來證明他們服喪三個月是合理的，并沒有比漢人不知禮。若我們討論這些旗人們如何解釋旗人的禮儀特殊性，或許可以得到一個不同的思考。而且，關于“滿洲禮”常常還有混“漢禮”的情況，有的是主動的混入“漢禮”，有的則是被動混入“漢禮”。

從上述討論可知，清代禮制研究的儀式重整跟經典編纂是很重要的議題，尤其是乾隆朝，推動了大規模的經典編纂與禮儀制度的調整，可能會讓我們誤判清代禮制本身代表的意義。我舉三個例子來說明。第一個例子，若以清代賓禮為例，清代前期的賓禮大致分為朝貢禮和客禮。在乾隆朝之前，對沒有君臣關系的部落或國家，采用比較彈性的客禮方案，以示懷柔，也避開宗藩體制的束縛，避免戰爭的零和游戲。乾隆朝時期，隨著強敵準噶爾的滅亡，使乾隆皇帝重整清帝國對外關系，強化宗藩體制，并試圖取消“客禮”這種彈性空間，改用互市制度，以通商關系的互市國身分，安置這些不愿意稱臣納貢的部族或國家。第二個例子是《大清通禮》，從乾隆元年（1736）開始，編纂了二十一年完成。《大清通禮》的編纂雖整理了清帝國的禮儀制度，卻讓金國時期儀式被一筆帶過，或整個被抹掉，或“滿洲禮”被融入到其他儀式之中，例如女真舊俗的“請安禮”融入到嘉禮里面，這些原本都不是漢人原有的禮儀。所以從《大清通禮》很難看到金國時期的儀式變化，必須要從滿文檔案才能去重新還原金國時期的儀式。第三個例子是薩滿祭天儀式。原本的薩滿祭天儀式是用滿文所寫的，乾隆皇帝覺得這樣不文雅，就把它翻譯成漢文，并在翻譯的過程中大量套用儒家經典詞匯，讓薩滿祭天典禮看起來很高雅，卻失去其原貌與儀式本身要表達的精神。換言之，滿文記載的薩滿祭天儀式，在乾隆朝寫成官方政書時，需要怎樣表達？若再漢譯時，又會怎么表達？無法表達的部分，如何再參考明朝祭天儀式來改易原本的滿洲祭天儀式？嘉慶時期所編的《滿洲四禮集》同樣也有翻譯問題。在重新編纂官方禮典的過程中，因為翻譯的問題，主動或被動混入很多的儒家經典的詞匯，使漢禮也會在無意間被錯置其中，此時的“滿洲禮”是否就能滿足“滿洲性”呢？這些課題都可以突顯“滿洲性”可能只是一個文化符碼，可以作為研究的切入口，不一定能被當作清帝國政治文化的全貌。

（四川大學中國史青年學術沙龍每月邀請海內外青年學者做客蓉城，分享新知新見，旨在消解斷代史的隔閡，拆除新舊議題的門檻，從中國歷史出發探索史學未來的方向。澎湃新聞將陸續刊載這一系列講座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