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近代考古學與美術史的發展歷程，不能不提到一系列外國學者。他們中有英國的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法國的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和他的學生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日本的大村西崖（1868—1927）、伊東忠太（1867—1954）、關野貞（1868—1935）和常盤大定（1870—1945），德國的鮑希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以及瑞典的喜龍仁（Osvald Sirén，1879—1966）。這些學者通過廣泛的實地調查和對實物的深入分析，為中國文化史研究方法的現代化起到了示范作用。

他們當中，在中國建筑史和美術史兩方面兼具重要影響的人物大概首推喜龍仁，而他所影響的直接對象就是20世紀中國最杰出的建筑家梁思成。

喜龍仁，20世紀西方極為重要的中國美術史專家、首屆查爾斯·蘭·弗利爾獎章獲得者（相當于藝術史界的諾貝爾獎），并被稱為“二戰后西方研究中國繪畫的集大成者”（見日本《巖波西洋人名辭典》增補版<1981>）。曾任職瑞典斯德歌爾摩國家博物館，后為斯德歌爾摩大學美術史教授。1918年起他6次來華，并深深愛上了東方藝術，對中國古代建筑、雕塑、繪畫藝術研究極深。除了中國藝術研究者的身份外，他還是歐美多間博物館和私人藏家中國藝術收藏的顧問，自己也是中國藝術的收藏家。

喜龍仁一生著述極豐，有關中國藝術的著作就有《北京的城墻與城門》（1924）、《5—14世紀中國雕塑》（1925）、《中國北京皇城寫真全圖》（1926）、《中國早期藝術史》（1929—1930）、《中國畫論》（1933）、《中國園林》（1949）等，其巔峰之作是七卷本的《中國繪畫：名家與原理》（1956—1958）。作為一位西方學者，喜龍仁幾乎成為中國藝術研究的百科全書式人物。

哈達門，城樓以及在甕城中等待火車通過的人群（喜龍仁 攝 選自《北京的城墻與城門》）

喜龍仁對北京皇宮、城墻、城門、園林的研究，得益于特殊的歷史機緣。除了著名漢學家伯希和，以及后來大名鼎鼎的歷史學家周谷城，最主要的是，喜龍仁得到了那時中國政府，尤其是仍居住在紫禁城里的宣統皇帝及皇后的幫助。中華民國內務部給予喜龍仁特許權力，專門委派民國大總統的一位特別助理協助他考察民國政府重要的辦公地中南海，并在溥儀的陪同下考察紫禁城內許多建筑物。喜龍仁利用這個機會拍攝了大量照片，紫禁城、中南海、頤和園，甚至圓明園那些斷墻殘壁建筑物、皇家園林，過去不曾或者很少被人拍攝過，這是喜仁龍給中國留下的重要影像記錄。

收藏鑒賞家的養成之路

喜龍仁1879年出生于芬蘭，受業于芬蘭首位美術史教授、意大利美術專家提卡南（Johan Jakob Tikkanen，1859—1930），最初接觸到的是18世紀的瑞典藝術，然而他在完成博士學業之前，便搬到瑞典的首都斯德哥爾摩，因為他認識到，對藝術史學者來說，待在保存有豐富皇家貴族收藏的斯德哥爾摩，無疑更能一展所長。

在獲得博士學位后的第二年（1901年），他接下斯德哥爾摩國家博物館的助理職位，并將興趣轉移到早期文藝復興藝術上。他最初接下的工作之一，就是撰文介紹瑞典收藏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繪畫和素描作品。

從事藝術研究要有廣泛的閱歷，因為鑒賞眼力無法經由照片、而必須藉由觀看作品原件來累積。20世紀的最初幾年，只要一有假期，喜龍仁會在意大利或歐洲各地研究地方性藝術，并且很快在這個研究領域累積起了國際性聲譽。1902年，他結識了出身佛羅倫薩的意大利藝術鑒賞名家、美術史家貝倫森（Bernard Berenson，1865—1959）。1908年，成為斯德哥爾摩大學的首位美術教授。

除了專注于研究之外，謀求生計對喜龍仁來說也是很重要的課題，因此他很希望盡早脫離校園，以便將所有心力投注在藝術品研究及著述工作上。在報章雜志上撰稿、為收藏家添購畫作、撰寫鑒定證明書、甚至自己小規模買賣藝術品，凡此種種，是喜龍仁在20世紀初的重要收入來源，而且比重日增。

和20世紀早期很多美術學者一樣，他不僅忙著為一些商業畫廊作鑒定工作，也為一些私人收藏家提供咨詢，替他們購入藝術品，其中包括知名古典繪畫及裝飾藝術古董商杜芬兄弟（the Duveens），德國發明家、知名商人、意大利藝術收藏家魯道夫·齊靈渥斯（Rudolph Chillingworth）。然而，喜龍仁的行事作風在當時某些圈子內并不受歡迎。美國麻省劍橋福格藝術博物館館長愛德華·福布斯（Edward Forbes，1873—1969）曾稱喜龍仁如同“古羅馬的雙面神雅努斯（Janus）一般”，一面是風趣且聰明的，另一面是“刻薄計較且不擇手段的，這點反映在他的專業上，則是行事不容置喙”。當時，喜龍仁遭到懷疑，被指為紐約的古董商背書，以利于他們出售畫作，并試圖運用多方影響力幫助這些古董商，以致福布斯認定“喜龍仁毫無疑問被古董商給收買了”（出自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檔案，保羅·薩克斯文件）。

喜龍仁

觀五百羅漢，初遇中國藝術

南宋林庭珪、周季常善畫羅漢，曾花十多年時間畫出《五百羅漢圖》（共100幅豎軸畫），后傳入日本，鐮倉時期藏于壽福寺，其后為豐臣秀吉所有，最終入藏京都大德寺。1894年，波士頓美術館向大德寺借出44幅作為展品，這也是中國繪畫第一次大規模在美展出。展出結束后，波士頓美術館買下了其中的10幅畫作。

據說，喜龍仁轉向中國藝術研究，便與這組宗教畫有關。大約在1913年，有著遠大抱負的喜龍仁在著名收藏家丹曼·羅斯（Denman Ross，1853—1935）的帶領下，來到波士頓美術館觀看羅漢圖，當看到一幅名為《云中示現》的畫作時，受到了極大的心理沖擊，仿佛有一道靈光由內心深處騰起。

喜龍仁曾記載下當時看展覽的一個細節：“最終羅斯博士就像擁抱眼前的景致一般張開雙臂，然后將指尖放在胸膛，說道，‘西方藝術都是這樣的’——他以這個姿勢來說明藝術家依靠的是外在的景象或圖形。而后他又做出第二個動作，將手從胸膛上向外移開，并說道，‘中國繪畫里卻是截然相反的’——以這個姿勢說明由內向外產生的某種東西，是從畫家心底的創造力衍生出的，隨后綻放為藝術之花。”接著，他研究了一系列描繪羅漢的畫作，包括《五百羅漢·經典奇瑞》《五百羅漢·布施貧饑》等，據喜龍仁自述，這些畫作正是促使他轉向中國和東亞藝術的關鍵。

在此后長達50年的時間里，喜龍仁的學術生涯徹底轉向對中國藝術史的研究中，并且再沒有離開過。他廣泛涉及中國的建筑、雕塑、園林、繪畫乃至城市規劃等領域，從理論到作品，從鑒賞到收藏，貢獻卓越。

左：南宋周季常繪《五百羅漢圖·云中示現》，現藏于波士頓美術館

右：（傳）南宋周季常繪《五百羅漢·經典奇瑞》

一次史無前例的拍攝

1922年，一個悶熱的夏天，一位身材矮小單薄、戴著無框眼鏡、背著照相機的外國人，被特許進入尚屬禁地的紫禁城。他，就是喜龍仁。這位被后世稱為“中國藝術史研究集大成者”，在16歲的末代皇帝溥儀的陪同下，參觀并拍攝了這座曾經金碧輝煌、此時卻透著頹敗氣息的宮殿。《紐約時報星期日增刊》（New York Time Magazine）曾以“一位中國的皇帝擔當了攝影家的助手”（A Chinese Emperor Plays Photographer's Assistant，April 22nd 1923）為題介紹了此事。

關于本次紫禁城拍攝之旅的作品，收錄于喜龍仁所著的《北京的城墻與城門》（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Researches and Impressions，1924）、《中國北京皇城寫真全圖》（The Imperial Palaces of Peking，1926）中。在書的前言中，喜龍仁還特別提及了這次史無前例的拍攝：“我得到了內政部的官方許可考察了紫禁城已經收歸國有的部分區域。但內廷當時還是保留的皇室居所，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極少有人曾涉足其中。我卻有幸在退位皇帝的親自引領下，參觀了其中的許多庭院。”

《北京的城墻和城門》 喜龍仁 著  學苑出版社 出版

《中國北京皇城寫真全圖》 喜龍仁 著

盡管宮殿因無人養護而雜草叢生，但氣勢恢宏的格局、雕梁畫棟的樓宇，以及精巧唯美的藝術珍玩，還是讓喜龍仁深受震撼。同樣讓他心醉不已的，還有圍繞皇宮而建的雉堞連綿的城墻和城門，以及“三海”宮殿、夏宮等皇家園林，他用鏡頭和文字悉心捕捉這些壯麗的景觀，并將其呈現給西方讀者。這是喜龍仁第二次到訪中國，為此他放棄了斯德哥爾摩大學收入豐厚的教職，此后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地愛上了中國。

從1918年到1956年，喜龍仁共6次來華，短則停留1個多月，多則2年有余。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在軍閥混戰、外敵入侵和政治動亂中艱難求存，喜龍仁等西方學者在中國的藝術研究和收藏也常常受阻。為了能游覽、考察更多的名勝古跡，進行田野考古發掘，喜龍仁坐著顛簸的騾車，帶著考古和攝影設備，足跡踏過中國一半左右的國土。既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西安等大都市流連，也深入廣袤的西北和中原腹地，在考古現場發掘第一手的藝術研究資料，在荒山野嶺和灌木荊棘間考察陵園墓冢，尋訪石窟、雕像和寺廟。

喜龍仁對中國各種類型的藝術都極度癡迷，經過半個世紀的深耕細作，在建筑、園林、繪畫、雕塑方面都卓有成績，留下了《北京的城墻與城門》《中國北京皇城寫真全圖》《中國早期藝術史》（被稱為同類書中的開山作之一）《5—14世紀中國雕塑》（書中建立的分類系統后被許多研究中國美術的學者所采用）《中國繪畫史》《中國營造三千年》《中國和18世紀的歐洲園林》等著述，許多研究都具有開創之功。然而，他的著述曾長期不被中國讀者所知，直到2016年以后，隨著他的作品進入公版期，才被井噴式引進。

喜龍仁（中）與日本藝術史家島田修二郎（右一）在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看中國古畫

左：舞俑（局部），唐代，高22.3厘米。JussiPakkala／攝影，赫爾辛基迪德里克森美術館／提供

右：鎏金菩薩三尊像，唐代，高22.2厘米。引自《喜龍仁收藏中國藝術檔案》

喜龍仁與老北京

北平解放前夕，開創“北京地理歷史研究學”的侯仁之先生偶然間在英國發現了一本記錄著北京城墻與城門各類詳細數據及大量精細圖片的書，以重價購得并帶回國內，向國人介紹了這部科學研究北京城墻城門的著作——《北京的城墻與城門》。

在這部書的序言中，喜龍仁深情地寫道：“我撰寫這本書，是源于北京城門之美麗；源于城門具有的非凡意義，它具有京城最佳景致的典型特征。”北京城門和城墻的傾廢可追溯至喜龍仁調查之時，他曾經花很長時間去丈量北京的城門和城墻，在斷壁殘垣中送別一個個黃昏。在書中，喜龍仁感嘆：“北京如此壯麗如畫之美還能延續多少年？每年有多少鎏金雕花的店面被毀掉？為建造三四層高的半現代磚房，多少座帶有前廊的舊式庭院以及布滿亭臺樓閣的大花園被夷為平地？”

沙窩門：透過箭樓門洞所見景象

前門：從南側看到的城樓  摘自《北京的城墻和城門》

喜龍仁對中國傳統建筑和雕塑的研究，對于中國學術界影響比較大。主要原因是，在傳統中國，文人士大夫精英階層不重視對物質文化的研究。當喜龍仁研究中國的城墻和城門、北京皇城和中國雕塑的時候，這些題目幾乎沒有什么中國人認真研究過。

《北京的城墻與城門》包括細致的勘測觀察手記、城門建筑手繪圖紙，以及實地拍攝的200余幅老北京城墻和城門的珍貴照片。喜龍仁不僅充分利用了現有的中西方資料，更十分注重田野考察和對細節的求證。他仔細查看了每一塊城磚上的銘文和鑲嵌在城墻上的石碑，對每一段城墻的建造時間反復考證。雖然他手中已經有了重修城墻城門的設計圖紙，但還是一絲不茍地對每個數據一一重新測量求證，留下了50余幅測繪圖。盡管受專業素質所限，有的測繪圖不夠規范，但此書仍然是現今記錄老北京城墻城門的最翔實可靠的文獻，是一本至今無人超越的蓋棺之作。

永定門測繪圖（摘自《北京的城墻和城門》）

林語堂曾對該書大加贊賞，他說：“喜龍仁的《北京的城墻與城門》和《中國北京皇城寫真全圖》是兩本最完全和最權威的再現北京的圖集。”

“我才開始意識到這一組古建筑的價值，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對于考察北京城墻與城門所付出的辛勤勞動，這在我們自己的專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見的。而他自己從實地考察中所激發出來的一種真摯的感情，在字里行間也就充分地流露出來。”侯仁之先生曾如此說道。

東便門外休憩的驢和牛

前門：從箭樓上望新建的城門橋和外城主街  摘自《北京的城墻和城門》

喜龍仁的中國朋友圈

喜龍仁是最早對中國藝術史進行系統研究的西方學者之一，他對中國藝術的研究與收藏蔚為大觀。在華期間，他與中國的學界和藝術界建立起了廣泛聯系，得到胡適、魯迅、張大千、黃賓虹、梁思成等人的贊許。

喜龍仁的名字似乎特別有“喜感”，《北京大學日刊》稱他是“西冷”（一種牛排），胡適稱他是“西倫”，還有學者稱他是“喜龍士”。建筑史家童寯在書中也多次提及喜龍仁（《童寯文集》中稱之為奚倫、奚侖或Siren），稱其為瑞典的中國建筑學家。

1922年3月，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收到一封來自張元濟的信，信中推薦了這位來自瑞典的美術教授，稱：“此君在本國專授美術，且于吾國美術亦研究有素，倘能留其在京，在各學校演講，似于交換東西文明之道不無裨益。未知尊見以為何如？”

胡適1922年的日記至少有7次提到喜龍仁，對其人其作的評價都很好，喜龍仁在北大做講座，翻譯就是胡適。黃賓虹在致許承堯和傅雷的信中，也都提到跟喜龍仁的交往。張大千還在喜龍仁過八十大壽時，給他寫了一幅字表示祝賀，收錄在其著作目錄中。魯迅雖然不一定認識喜龍仁，但他曾托其弟周建人買了一本喜龍仁編著的英文版《中國畫論》，寄贈莫斯科的猶太裔藝術史家朋友，并信中對喜龍仁的著作有很高的評價。

喜龍仁致胡適信（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喜龍仁在中國傳統建筑和雕塑研究方面的著作，對梁思成和林徽因等關注物質文化的中國學者影響很大。梁思成在《佛教雕塑史》一書中亦多次提到喜龍仁，而他1930年在沈陽東北大學講授的《中國雕塑史》講義，有不少部分是直接翻譯自喜龍仁的著作。在該書的前言中，梁思成寫道：

“乾隆為清代收藏最富之帝皇，然其所致亦多書畫及銅器，未嘗有真正之雕塑物也。……此最古而最重要之藝術，向為國人所忽略。考之古籍，鮮有提及；畫譜畫錄中偶或述其事而未得其詳。欲周游國內，遍訪名跡，則兵匪滿地，行路艱難。故在今日欲從事于中國古雕塑之研究，實匪淺易。幸而——抑不幸——外國各大美術館，對于我國雕塑多搜羅完備，按時分類，條理井然，便于研究。著名學者，如日本大村西崖，常盤大定，關野貞，法國之伯希和，沙畹，瑞典之喜龍仁等，俱有著述，供我南車。而國人之著述反無一足道者，能無有愧？今在東北大學講此，不得不借重于外國諸先生及各美術館之收藏。”

此外，喜仁龍的《5—14世紀的中國雕塑》也是梁思成所“借重”的諸多前人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而林徽因特別關注中國古代建筑的斗拱，也是受到喜龍仁的影響。

1956年5月，喜龍仁與負責運送北京故宮文物赴臺的莊嚴，合影于臺中北溝庫房外。這里是故宮文物赴臺后停留的第一站

喜龍仁的東方天地

在鄰近斯德哥爾摩的一座名為利丁厄（Liding?）的小島上，喜龍仁為自己創建了一處帶有東方風情的小天地。屋子的基本規劃及外觀，與當時瑞典常見的木造房子并無顯著差異：有著鋪瓦的馬薩式屋頂（屋頂分為兩折，其上坡緩而下坡陡，故又稱為復折式屋頂），共三層樓高。

然而，諸如加建涼臺之類的設施，表明了屋主夢想著遠方東方的國度。事實上，這座涼臺被戲稱為“頤和園”，它有著中式建筑的屋頂，屋檐末端微微向上翹起，邊角站立著動物雕飾，欄桿上的框格設計令人想起蘇州園林。屋頂下方的橫梁上裝飾著龍形圖繪，通往涼臺的石階兩側還鎮守著兩只石獅子。

喜龍仁位于利丁厄的家（外景），攝于1951年。赫爾辛基大學藝術史系／提供

喜龍仁位于利丁厄的家（起居室內景），攝于1932年。赫爾辛基大學藝術史系／提供

這方天地便是喜龍仁自1930年起用來閱讀和寫作的“總部”。屋內有一扇模仿中國園林式的月洞門，連接起客廳的區域，廳內方格狀的天花板上裝飾著彩繪團鳳。室內擺放有中式、歐式家具，來自東、西方的藝術品或散置于桌案上、懸掛在墻上，或陳列于大型的玻璃柜內。精挑細選的座椅，混合了文藝復興、帝政時期和明式風格。佛像被安放在靠墻的明式邊桌上，上方是一幅歐洲風景畫；陶瓷器和俑像則陳列于玻璃柜中。

類似的東、西融合作風，還見于喜龍仁的工作書房和圖書室：壁爐架上立著一尊石佛頭及裝飾于屋頂瓦上的陶瓷塑像，窗邊的角落塞了一張大型的明式官帽椅，至于明式雕花櫥柜，則提供了額外的貯藏空間。

擁有兼擅中西藝術的學術背景，歷經多次跨越東西方的藝術探尋之旅，融合東、西文化特色的生活起居，這或許正映現了喜龍仁的畢生投注與成就所在。

喜龍仁的書房，攝于1932年春。赫爾辛基大學藝術史系／提供

本文內容及圖片綜合自新京報書評周刊、《典藏·古美術》（繁體版2012年6月號）、《喜龍仁在華交游考》（葉公平/文）、《中國近代思想史與建筑史學史》（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2016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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