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

編者按：作為迄今所知進入北京的第一位西方耶穌會士，利瑪竇曾為中西文明交融做出重要貢獻。他不僅帶來了大量近現代科學知識，還繪制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幅世界地圖（即《坤輿萬國全圖》）。此外，他主動采姓漢名，換上中國儒生服裝，制定尊重中華民族文化的宣教方式，后人稱之為“利瑪竇規矩”。種種對于今日中西文化交流亦不無啟示。本文節選自北京大學教授歐陽哲生《十七世紀西方耶穌會士眼中的北京》，全文可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

北京作為"東方文明的交匯點"，她所展現的宏大與輝煌，始終是誘惑西方的一盞明燈。利瑪竇是我們迄今所知進入北京的第一位西方耶穌會士，此舉在西方人看來是"登上了月球"。在外人不得隨意進入內地游歷的背景下，其進京確是充滿了神秘和傳奇。因此，利瑪竇的"北京經驗"作為一個范本，向后來的耶穌會士解答了三個問題：一是如何進入北京？二是如何在北京留下來長期居住？三是如何在北京開展傳教活動？利瑪竇留下的日記、書信及其回憶錄，為我們探討這些問題，提供了較為完整的答案。

利瑪竇從進入中國境內起，就將進入北京、請求皇帝允準傳教作為自己的目標。1595年他在南昌傳教時曾獲得一個陪伴兵部侍郎石星進京的機會，然而事情的進展并不如意，他走到南京就被迫止步了。他向羅馬方面報告這一消息時，毫不掩飾地表達了自己想要進京的強烈愿望。利瑪竇第一次進京是1598年從南京乘船沿大運河北上，途經江蘇、山東、直隸三省。通過此行，利氏對大運河在向北京供應物資方面所發揮的功能有了清晰的了解，這也許是利氏"北京經驗"的最早收獲。利氏的另一個收獲是對沿途所經重要城市的緯度作了精確測量，其中北京40度，"這就糾正了那些只憑想象認為北京位于緯度50度的人的錯誤"。而從南京到北京的距離為3335視距尺。這大概是西人第一次對于南京至北京的距離和緯度的精確測算。

9月8日利瑪竇進入北京，這一天正是圣母圣誕節的前夕。進入利瑪竇視野的北京城，與此先他所居住的南京城風格迥然不同，他對這兩座城市做了比較：

城市的規模、房屋的規劃、公共建筑物的結構以及防御都遠不如南京，但人口、軍隊、政府官員的數目則超過南京……皇宮建筑在南墻之內，象是城市的一個入口，它一直延伸到北墻，長度貫穿整個的城市并且一直穿過城市的中心。城市的其余部分則分布在皇宮的兩側。這個皇帝的居處不如南京皇宮寬闊，但它建筑的雅致和優美卻由于它的細長的線條而顯得突出。由于皇帝不在那里，南京已逐漸衰微，象是一個沒有精神的軀殼，而北京則由于有皇帝在而變得越來越有吸引力。利氏特別留意到北京人"在多灰塵的季節"戴面紗的習俗，"面紗的質料非常精細，可以看見外面，但不透灰塵"。"戴面紗的習慣對神父們是恰合時宜的。在戰爭歲月里，外國人走在街上多少有些冒險，但是戴上面紗，他們可以愿意到哪里就去哪里，不受干擾地旅行。"面紗竟然成了掩護神父們活動的面具。

像馬可·波羅一樣，利瑪竇對北京居民使用的燃料--煤發生了興趣。"這是一種從地下挖出來的化石焦，象列日（Liege）附近的比利時人所用的那種一樣。"第一次進入北京，利瑪竇遇到的一個難題是持有匯票卻不能在北京兌現，這反映了當時中西方匯兌制度的差異和隔閡。

利氏本人對于北京之行的報告現未公布，詳情不得而知。美國神父鄧恩后來如是評價利瑪竇第一次北京之行：

這一次的北京之行，使利瑪竇對作為明王朝都城的北京，其政治上的作用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也使他更加確信傳教工作需要耐心和慎重，同時也堅定了必須建立一個可靠的聯絡網的信念。這趟旅程也使他們獲得了其他方面的知識。在一路北上的途中，利瑪竇和郭居靜以太陽為參照物，測算出他們所經過的大城市所在的緯度，他們還以中國的"里"為長度單位，測量出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的距離。到了北京之后，根據這些數據，利瑪竇認為當時的中國與馬可·波羅所講的"契丹"是一個國家。以后，耶穌會士在利瑪竇的基礎上繼續工作，"通過比較和研究在中國、印度以及歐洲所發生的一系列的月食的觀察結果，熊三拔確定了北京的經度。與此同時，龐迪我也計算出了從廣東到北京的多數主要城市的緯度"。

1600年5月18日利瑪竇第二次獲機從南京北上，不料在天津遭到太監馬堂的扣壓，經過神宗的"御批"才得以放行，并終于在1601年1月24日到達北京。利瑪竇最初被安排在"四夷館"居住，這是明朝接待外賓的館舍，利氏在札記中留有對"四夷館"的詳細記載。不久，神宗打破西人不許長住京城的"祖制"，破例允許利瑪竇一行居留京師，并配發相當的俸祿，利氏如實地報告了這一突破性的進展：皇上"恩準我與四同伴居留京師，一如準許供職朝廷的回教人或韃靼人居留北京一般。因為曾多人相告，在中國獲此特恩，頗不容易，而這特恩為我等傳教事業卻非常有利，因為蒙準居住北京，獲皇上恩賜生活費一事，在中國社會中甚受重視，雖然所獲為我們全體會士的開支仍顯不夠，但我及四位同伴則可終老京師，且如已往和在朝廷供職的人一樣，有誦經及行動之自由"。最初的兩三年，因購置房產費用太高，利瑪竇一行擠住在一間不大的房間里。直到1605年8月他們才在城南宣武門找到了一處固定住所，"修建了一間漂亮寬闊的禮拜堂"，這就是南堂的前身。

最早由利瑪竇主持修建的北京南堂

在第二次居住北京期間，利瑪竇獲得大量第一手北京的材料，豐富了他的"北京經驗"，現在保留的1602年-1609年期間他所撰寫的19封書信，體現了他的這一收獲。從利瑪竇書札中，我們可清晰地獲得利瑪竇在北京的傳教活動和發展教會組織的線索。據利氏自述，到1604年，北京會院除他本人外，"尚有龐迪我神父與費奇規神父；修士有徐必登與石宏基；另外有學生兩人，他們被視為耶穌會中之人，給我們助一臂之力；我們一共十六人，大家每日皆很忙碌。"他們當時已可自由傳教，制作了世界地圖，甚受中國士人的重視。1605年他們在北京印刷了日常經文、信經、天主十誡以及其他有關天主教信仰的種種問答，分發給中國各教會使用，"這樣中國教友有了統一的經文與要理問答。這冊較以前使用的與原文更符合"。這一年"北京教友增加一倍，在領洗簿上登記的已有一百人以上"。"其中幾位頗有地位，所以在教友數目字上我們不如其它教會；但如以教友的素質而言，我們卻在其它教會之上。"1606年，"有三十六人受洗，棄嬰不計在內"。徐光啟的父親在這一年的復活節領受洗禮。1607年，利瑪竇遇到了一次攻擊，但得以安然渡過難關，會務工作繼續獲得發展，"我們給一百三十、四十個人付了洗，部分來自城市，部分來自鄉間"。到1608年，北京教會發展到三百余位教友，"多為知識分子，是好教友"。現今有關17世紀前十年北京天主教教徒人數的統計數據不一，利瑪竇書札所記人數應該最為權威。

傳教士對當地發生的災情有著特別的敏感，因為這是他們可以利用的發展機會，利瑪竇書札中有多處提到和記載了1604年、1607年北京發生的兩次暴雨水災和隨之而出現的傳染病流行情況。有關這兩次因暴雨所出現的水災在中文文獻中雖有記載，但隨后出現的疾役流行情形似不曾見載，而利氏對損失情況之記錄則可補中文文獻之不足。

利瑪竇入鄉隨俗，為適應北京本地習俗，在生活習慣上做了不少自我調整，包括穿中國式衣服，留胡須和頭發，睡木板床，吃大米。但他也有看不慣甚或厭惡的習俗，如煉金術和"企圖延年益壽長生不死"，利氏稱之為"中國人兩種非常愚蠢的作法"，他注意到這種惡習空前流行，"在我們現在居住的北京城里，在大臣、宦官以及其他地位高的人當中，幾乎沒有什么人是不沉溺于這種愚蠢的研究的"。在給羅馬方面的書信中，利瑪竇甚至批評當朝的神宗："這位萬歷皇帝久久不立太子，不接見他的兒子，也不和任何人談論立太子的事，整日住在宮中……我真不知道我們中有誰能了解中國的這種治理之道？"他實際上已預感到大明王朝正在走向沒落。

1608年萬歷皇帝大興土木、修筑皇宮，運輸建筑材料的車輛從南堂門口經過，利瑪竇記下了自己目睹的這一幕情景。為修理鐘表，利瑪竇常有機會出入皇宮，他注意到皇宮內的情況："宮內有無數太監，分擔各種職務。皇帝、皇后、宮女、天子、公主、太后等都住在內宮中，除太監可進入外，任何人都不可以進去……皇帝一般不出皇宮一步，所以老百姓誰也不曾看見過皇帝一面。宮內還養了一些珍禽奇獸。"他好不容易獲得了一次參觀北京城墻的機會，可見，平時外人不經允許不得隨意登上城墻。

作為一個歐洲人，利瑪竇有一項重要的"地理發現"，即他花了很大心血終于弄清了歷史上歐洲人指稱的契丹（Cathy）、汗八里（Cambalu，或韃靼人所稱Campalu）、中國（China）的真實含義。利瑪竇為這一問題專門請教當時居京的兩位阿拉伯突厥人，"他們明確告訴他，此時此地他們確實居住在大契丹，北京就叫汗八里"。利氏由此推測："威尼斯人馬可波羅是在韃靼人占領時期來到這個國家的。他甚至可能是和韃靼人同來的，根據他解說，中華帝國是以韃靼人所用名稱而為歐洲人所知，韃靼人稱中國為Catai，稱首都為Cambalu。""以后，葡萄牙人用中國（China）這個名字，把這個國家的名聲傳遍全歐洲，這個詞很可能得自暹羅居民。同時他們稱首都為北京，這是所有中國人都知道的名稱。"利瑪竇在1608年3月8日致羅馬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書信中，無比興奮地匯報了自己這一"地理大發現"。這一發現隨即"傳到印度，后來又傳到歐洲"。自從《馬可·波羅游記》問世以來，西方人帶著尋找遙遠的"契丹"的夢想到東方探險，他們不知契丹與中國實為一個國家，現在終于有了結果，故對利氏來說，是一個如獲至寶的發現。

利瑪竇日常工作很大一部分為接客訪友。他與京城官員、士人交往、互動頻繁，據學者考證，其在京結交的士大夫不下50余位，其中與徐光啟的交往和合作被傳為佳話。此外，他還須回復其他三地教士和外地中國朋友頻繁的來信，"要求代為解決他們所發生的難題"，忙于應對各種應酬和通信，為此他常有精疲力竭之感。1608年，他明顯意識到自己的生命可能在北京結束："自八年前到了北京，始終都在這里，每天都相當的忙，我想我也將在此結束我的生命，因為這中國在位皇帝不希望我離開京師一步。"于是他開始安排自己的后事，撰寫回憶錄，完成自己對教廷的交代。

利瑪竇在京居留十年，之所以能夠在北京作如此長的居留并傳教，首先是得益于皇帝的"恩準"所賜，利氏意識到這一點："中國皇帝愿意我留在北京，并提供給我們生活費，保護我們……由于我們享有皇帝的這些特恩，許多人便皈依了基督，我們的同會同仁也能在其它地方享受太平。"其次與他本人的科技素養和力促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意愿有關。他制作的《世界地圖》在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兩年前我寄給大人的《世界地圖》在中國已翻印十多次了，對我們推崇備至，因為這類作品是中國未曾看見過的。""我在中國利用世界地圖、鐘表、地球儀和其它著作，教導中國人，被他們視為世界上最偉大的數學家；雖然我沒有很多有關天文的書籍，但利用部分歷書和葡萄牙文書籍，有時對日月蝕的推算較欽天監所推算的還準確，因此當我對他們說我缺少書籍，不能校正中國歷法時，他們往往并不相信。所以，我建議，如果能派一位天文學者來北京，可以把我們的歷法由我譯為中文，這件事為我并不難，這樣我們會更獲得中國人的尊敬。"再次與他本人所奉行的"適應策略"密切相關，這一策略使利氏與京城士人結成了魚水般的密切關系。"我們在北京幾乎一切均按朝廷指示行事，因此帝國的高官大員無不尊重我們，也常來會院拜訪我們，彬彬有禮。"最后，利氏本人的中學素養對他與士人的交往也有極大的助益："去年我曾把我多年翻譯的歐幾里德的一本書告竣，立刻印刷，藉此書我甚獲中國士大夫的景仰，因為我中國書看的不少，而且我是耶穌會在中國最久的神父。"這些因素構成利瑪竇在京居留的條件，也是他在京傳教布道的訣竅。

利瑪竇在1609年2月15日致遠東副省會長巴范濟神父的信中，傾訴了自己在北京的遭遇和苦衷，從這封信可知，利氏在京十年，雖欲一睹萬歷皇帝的尊顏，卻因皇帝幽居深宮，終無緣覲見。作為萬歷皇帝的"門客"，他只能在紫禁城周圍徘徊，為在北京定居，他實已做出最大的努力。

利瑪竇居住北京期間，遇到的困難除了與中方的交流外，還有與本國教會的通信問題。由于當時中國與歐洲沒有固定的郵政關系，利氏與本國神甫或羅馬教廷的通信，一般均需通過來往北京與廣州、澳門之間的傳教士或教徒傳遞，然后從廣州、澳門搭船經海路送往印度，再由印度寄往歐洲。可以想象有多么困難，需時之久難以估算。許多信在路途中遺失，利瑪竇在信中不斷抱怨這一點。1608年3月6日利氏致羅馬高斯塔神父信中即提到："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您已四、五年不曾收到我的信。"3月8日致羅馬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信中不得不解釋："今年收到你的來函，您表示已數年不曾收到我的信或消息而感到難受，這本是每年應當寫的。我也感到痛苦，因為許多致您的信件在途中遺失了。"1609年2月17日利氏在致阿耳威列茲神父信中對信件的遺失表示非常痛苦："今年收到您1605年12月19日的來信一封，獲悉這數年中您不曾收到我的信，感到十分驚訝……當然我不會不給您寫信，這是千真萬確的，我認為我有義務，而且有很大的義務給您寫信。"正因為利瑪竇與歐洲之間的通信困難重重，故我們現在能看到的他們之間的通信頗為有限。迄至1605年，耶穌會在華僅在北京、南京、南昌和韶州四處設有會院，這四處實際上也就成為耶穌會在內地的通訊聯絡點。耶穌會士與歐洲教會之間通信的困難，隨著耶穌會在中國各地教會組織的發展，聯絡網絡的擴大，才逐漸得到緩解。

利瑪竇墓（現位于北京市委黨校內）

從中意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人們多將利瑪竇與馬可·波羅相提并論，視之為促進中意文化交流前后并峙的兩座高峰。17世紀步利瑪竇后塵來京的意籍耶穌會士有20人，但他們并未后來居上，超越利瑪竇，留下更為豐富的"北京經驗"文獻材料。從這個意義上說，利瑪竇既是明末清初中意文化交流的開拓者，又是一座不曾被人逾越的高峰。英譯本《中國在16世紀：利瑪竇日記：1583-1610》一書譯者路易斯·J·加拉格爾稱："《利瑪竇札記》這本書對歐洲文學、科學、哲學、宗教及生活方面的影響，或許要超過17世紀其它任何的史學著作。"奈杰爾·卡梅倫語詞更甚："在所有想欲了解中國人及其文明的歐洲人中，他是最富才藝且最為重要。在所有曾經居留在中國的西方人中，他是唯一一位被中國人以他們自己的語言和文學對他作為一名學者毫無保留地給予尊重。為達此地位，利瑪竇在所有的才藝上至少把自己變成了半個中國人。"西方學術界對利氏越來越高的評價，顯現了利瑪竇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無可替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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