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腐敗問題的滋生蔓延，黨中央把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上升到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提出了從嚴管黨治黨的要求。十五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指出：“黨的性質、黨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所處的地位、黨肩負的歷史使命，要求我們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治黨始終堅強有力，治國必會正確有效。”

親歷者說

用鐵的紀律鍛造堅強領導核心

講述人：曾繁茂

原中央紀委委員、中央紀委新聞發言人，先后任中央紀委辦公廳副處級秘書、辦公廳秘書二處處長、教育室副主任、教育室主任、宣傳教育室主任、全國黨建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紀檢監察報社社長。

“為了整頓黨風，搞好民風，先要從我們高級干部整起”

“文革”中，許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受到迫害，改革開放平反后，有些人認為自己在革命中流血拼命，在“文革”中又受了委屈“吃了虧”，他們的子女受連累，沒能上大學、沒有好的工作，失去太多，現在重新掌握了權力，就應該讓自己和家人得到特殊照顧。

這種想法在當時的一些領導干部中頗有市場。在學習貫徹《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座談會上，許多同志對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的作風問題提出意見，在8個方面典型的不正之風中，“搞特權，謀私利，生活特殊化”被排在了第一位。

針對這一現象，1979年，中央紀委代中央起草《關于高級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為推動該規定貫徹執行，鄧小平同志在中央黨、政、軍機關副部長以上干部會議上指出：“為了整頓黨風，搞好民風，先要從我們高級干部整起。”

公款吃喝是當時非常突出的一個問題，一些企業還流行著一句話，“兩菜一湯生意跑光，四菜一湯生意平常，八菜一湯獨霸一方”。意思是說，只要吃好喝好，事情就好辦了。

為了剎住這股歪風，中央紀委多次通報，中央有關部門也出臺了許多規定，但收效都不明顯。比如，針對“四菜一湯”的公務接待標準，有的地方用碗里套碗、大盤套小盤的做法，繼續大吃大喝。

整治收到明顯成效，并取得較好反響的，就是豐澤園飯莊的吃喝事件。

豐澤園是一個特色飯莊，主要服務對象是機關、團體和外賓。一些高級干部借故到豐澤園吃“客飯”，即付少量錢，吃高級飯。時任商業部部長王磊，經常去吃這種“客飯”。他幾次吃喝122.24元，但只交了19元，還把沒吃完的煙酒打包帶走了。少交的100多元，放在現在看是個小數字，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卻相當于一個普通干部好幾個月的工資。

飯店里有一個廚師叫陳愛武，是全國新長征突擊手，對王磊的做法感到非常氣憤，于是就決定向有關部門反映這件事。對這個問題，飯莊中也有不同意見，認為部長那么大的官，吃個飯算啥？但陳愛武認為占國家便宜，就是不正之風，于是堅持反映，一直告到中央紀委。

得知情況后，中央紀委非常重視，派常委曾涌泉同志前往查實后，認為這是一起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經中央紀委常委會研究后決定向全黨通報。為此，王鶴壽同志還親自起草了通報。通報發布之后，王磊本人作檢查，請求紀律處分，還寫信給豐澤園，要求補足欠款。1982年3月，王磊被撤職。

陳云同志對黨風一直高度重視，針對此事，他提出了“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的著名論斷，要求“黨風問題必須抓緊搞，永遠搞”。在隨后召開的中央紀委全會上，鄧穎超同志表揚了這個通報，說發得及時，社會反響很好。那段時間我去母校北京師范大學調研時，許多同志跟我說，連部長這么高級的干部也通報，中央紀委真是動真格的了。

“紀委不能當‘老太婆紀委’，要做‘鐵紀委’”

中央紀委恢復重建時，“文革”結束剛剛兩年，黨和國家正進入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同全黨一樣，面臨著十分繁重的任務。當時，陳云已經73歲了，且身體不好，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只能做最必要的工作”。

什么是最必要的工作？1979年1月初，中央紀委常務書記黃克誠、副書記王鶴壽到陳云家中請示中央紀委的工作方針，陳云當即回答：“抓黨風。”1979年1月召開的中央紀委第一次全會上，陳云明確指出“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基本任務，就是要維護黨規黨法，整頓黨風。”

在恢復重建后剛剛起步的關鍵時刻，陳云的講話為中央紀委開展工作廓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我到中央紀委時，正趕上集中整治“三招三轉一住”中的不正之風。“三招三轉一住”，即招工、招干、招生，農轉非、農村青年轉城市下鄉知識青年、臨時工或合同工或民辦教師轉國家正式職工，以及職工住房建設和分配中的問題，這些直接關系群眾的切身利益，群眾反映也最為強烈。其中，我直接參與了1980年高考作弊問題的調查了解和撰寫報告工作，印象深刻。

“文革”期間，1700多萬青年響應中央號召，上山下鄉接受鍛煉。知青返城，高考是一條重要出路。但是，在這十年中，許多知青被迫放棄了學業，再重新撿起書本談何容易，一些人便打起了作弊的算盤。

1980年的全國高考作弊問題涉及13個省市，最嚴重的是湖南衡南縣和河北獲鹿縣，這些地方的作弊已經不是偷偷摸摸的搞夾帶，而是肆無忌憚地公開部署。但即便是作弊，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如愿。一些落榜考生，就將作弊內幕反映到教育部。

中央紀委得知這一消息后，派我去調查。在聽取了教育部同志介紹的各地高考作弊情況后，我認為問題非常嚴重。因此，除了向領導作匯報外，還撰寫了一篇《要情摘報》。

后來，這一問題被全國通報，有關考生成績作廢，主要責任人被嚴肅處理。

建房分房工作中的不正之風，也是不少干部群眾反映強烈的一個突出問題。當時，北京市人均住房面積只有2.4平方米。但是，一些手握重權的領導干部卻利用職權多占房、占好房，甚至有的人孩子一出生，就能分到房子。這種典型的苦樂不均現象，引起了群眾的強烈不滿。

針對住房建房中的不正之風，中央紀委僅1982年就4次發出通報。經過連續兩年的專項整治，住房建房中的不正之風得到遏制，各地共退出多占的住房80多萬平方米。1984年4月，中央紀委常務書記王鶴壽表示：“在許多地方這股不正之風已基本剎住”。

但是，在這一過程中，社會上也出現了一些負面聲音，有人把抓黨風黨紀與改革開放對立起來，提出要在執行紀律上給干部“松綁”的口號，認為紀檢部門手伸太長了，是改革的“頂門杠”、絆腳石，甚至還出現了“防火防盜防紀委”的說法。

針對這些錯誤思想，陳云同志明確指出：“黨性原則和黨的紀律不存在‘松綁’的問題。沒有好的黨風，改革是搞不好的。”他還說，“做紀律檢查工作的干部，應當是有堅強的黨性，有一股正氣的人；應當是能夠堅持原則，敢于同黨內各種不正之風和一切違法亂紀行為作堅決斗爭的人。”“紀委不能當‘老太婆紀委’，要做‘鐵紀委’”。

“更重要的是要加強黨員的黨性和黨紀教育”

1979年１月，恢復重建后的中央紀委召開第一次全會，指出各級紀委要著重抓好三個方面的工作，第一項就是加強對黨員的黨紀黨風教育。

這體現了陳云同志對黨性黨紀教育重要性的深刻認識。1985年3月13日，陳云在聽取王鶴壽、韓光匯報關于即將召開的中央紀委全國工作會議的設想時指出：“為什么那么多黨員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歪風刮來時，一下子就卷進去了。這些黨員的黨性到哪里去了？從黨的建設角度看，這是個值得嚴重注意的問題。由此想到，各級黨組織和黨的紀檢部門只是查處違法亂紀的案子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加強黨員的黨性和黨紀教育。”

黨的十二大以后，根據黨章規定，黨的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職責之一是“要經常對黨員進行遵守紀律的教育”，1983年3月，中央紀委成立了黨的紀律檢查史上的第一個教育室，職責主要包括兩項內容，一是對內培訓紀檢干部；二是對外開展全黨的黨風黨紀教育，這是新的歷史時期具有開創性的工作。

1993年中央紀委、監察部合署辦公以后，根據工作需要和形勢變化，教育室改成了宣教室，并增加了及時發布大案要案的查處結果，向海內外廣泛宣傳我們黨和國家反腐倡廉的方針政策、重大成效等工作內容。作為宣教室主任，我擔任了首位中央紀委新聞發言人。

這是一項政治政策性很強、業務素質要求很高的工作。直到今天，我還記得1993年夏天第一次接受外國記者采訪的情形。

那次，針對反腐敗的一些熱點問題，法國人道報記者對我進行了專訪。那是一名70多歲的法國老記者，上來他就單刀直入地問，我在中國各地做了幾個月的調研，根據老百姓的反映，我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威信降低了，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對這個問題，我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先給他講了兩個故事。一是我前一段時間去深圳一個村做調研，村黨支部書記對我說，“過去困難時期，我們這邊的人都往香港跑，現在我們富裕了，香港人總往我們這里跑，為了辦理審查手續，我們增加了好幾個人手”。二是前不久，有一批學生去廣東順德籌資搞活動，當地老百姓說，我們可以支持你，但每支持你100元，你就要喊一句“鄧小平萬歲”。

講完后，我對他說，這兩個故事可以充分說明改革開放給老百姓帶來了實惠，他們發自內心地支持共產黨，你說共產黨的威信是提高了還是降低了呢？當然，不可否認，目前也確實有極少數黨員，不遵守黨的宗旨，搞歪門邪道，喪失了黨性，影響了黨的威信。但是，我們黨對這些問題有著清醒認識，并始終保持反腐敗的零容忍態度。之后，我向他介紹了一段時期以來我們黨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情況以及取得的重大成果。

聽完我的回答后，這名老記者誠懇地說，“我之前在蘇聯當了13年的記者，認為蘇聯之所以倒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言不顧行，喪失了宗旨。您的回答解決了我長久以來的一個疑惑，那就是為什么共產黨就能夠長期執政？因為你們始終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終保持著自我革命的清醒態度！” 

（原題為《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