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在一個中等知識分子家庭，父母是20世紀50年代的醫學中專生，經濟狀況尚可，非常重視子女的知識和教育。1968年，因父母上班分身乏術，只能讓年僅5歲半的我與哥哥一起上小學一年級。原只想著給哥哥陪讀混混日子，把老師當保姆，沒料到，我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就這么讀下去了。

1970年，父母從城市下放到農村，所幸的是，我們的教育沒有中斷，家里也沒有重男輕女的傾向，父母秉承“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古訓，總是督促我們好好學習。由于我成績好，父母對我的寵愛甚至超過了幾代單傳的哥哥（獨子）。

那時沒有電視，但可以聽廣播，父親的診室訂有《參考消息》，家里的天花板是用報紙糊的，睡前，我就瞪著眼讀報，不僅從中知道“兩報一刊”，還了解田中角榮、尼克松、基辛格等重要國際人物和事件。

父親偶爾買些小說，但總不能滿足我的閱讀需求，鄰居是中學語文老師，家里有很多書，樂意借給我看。這樣，砍柴、拾稻穗、上學之余我讀了當時能讀到的流行小說——《海島女民兵》《歐陽海之歌》《閃閃的紅星》《向陽院的故事》，深深迷醉于浩然的《艷陽天》《金光大道》，以及后來的《西沙兒女》，實在沒書讀了，甚至還讀過《虹南作戰史》。現在想來，今天我依然熱愛文學、關心國內外大事，與兒時培養的閱讀習慣有關。

二

當時，除了高爾基的《我的大學》外，我壓根兒就沒想到大學和我們有什么關系。

歷史大變革之前，往往靜若止水，接著便是排山倒海般的驚心動魄。1976年1月，我正在白雪茫茫的山頭勞動，手開裂紅腫著，有線廣播傳來周恩來逝世的噩耗，很多同學都哭了。誰能料到，災難接踵而至，初夏，朱德逝世，初秋，毛主席也離開了我們，這簡直是不能接受的現實！追悼會上，好多同學昏倒在操場上。

這時，父母又調到另一個縣城，我也跟著轉學到該縣的一中。在“文革”中，這所中學數理化都存在，這對我這個理科盲來說，卻不是件好事——物理和化學全部零分，數學不及格，完全跟不上。1977年，國家突然宣布恢復中斷了十年的高考，猝不及防中，希望和壓力一道從天而降。不得已，我只能選擇報考文科，拿出鐵姑娘的精神日夜苦讀，終于在短短的幾個月之內后來者居上，從學渣逆襲為學霸，始終處于文科班第一名。老師每次開家長會都會表揚我，雖然我是女孩，卻是同學的榜樣、父母的驕傲。

1977年12月，我以14歲在校高中生的身份（未畢業）被學校選送參加高考，因懼怕而哭哭啼啼，堅持不去。被綁架似的，我被逼上考場。依稀記得，那年福建省考試的作文題是“《大慶見聞一則》讀后感”，還要默寫毛主席的詞《蝶戀花·答李淑一》……在這次俗稱為“省考”（各省自行出卷）的高考中，全國570多萬名考生里只考上27.8萬人，錄取率僅為4.8%。我其實也上了專科線，但爸媽說，還是等正經高中畢業再去好好考吧。有意思的是，那年我校提前參加高考的非應屆生共5人，其中有3名女生。除我之外，其他都是理科生。

半年后，我再次邁入考場。墻上掛著“一顆紅心，兩種準備”的標語；社會應考青年捏緊拳頭，堅信“考上與否，就是穿皮鞋和穿草鞋的區別”……這次的作文題為“縮寫《速度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雖然英語只考了19分，但因為不計入總分，我輕松過關，成為我們縣第一中學那年唯一考上本科的文科學生，也是全國年紀最小的大學生之一。這次高考俗稱“國考”（“文革”后第一次全國統考），610萬人報考，40萬人考上，錄取率僅為6.6%。

不知不覺中，我親歷了中國高考歷史的重要轉折，見證了“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激烈競爭。我讀的是政治教育，心里沒有“漫卷詩書喜欲狂”的快樂，而是充滿了惶惑。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我們入學幾個月后召開了，“兩個凡是”被否定了，席卷全國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石破天驚，改變了兩代人的思維，話劇《于無聲處》橫空出世，重評瞿秋白《多余的話》振聾發聵……潘曉以“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追問使數千萬名青年卷入這場人生觀大討論。

小小少年很多煩惱，不僅內心疑慮重重，還要囫圇吞棗地啃枯燥的《資本論》和《反杜林論》，糧票、布票、糖票總是不夠用，肚子餓得咕咕叫，每一餐都要打半斤米飯，終于吃成小胖子。班上同學年齡懸殊，有的當過小學校長、村支書，有的是或現役或退役的兵哥兵姐。半期考（期中考試）時，忽然聽說年紀比我大一倍的師兄請假回老家，原來，他的妻子生了一對雙胞胎。這樣奇葩的故事常常發生，令不諳世事的我瞠目結舌。

周末我們潛伏到連江縣琯頭鎮偷偷購買臺灣走私過來的“尼龍脂”面料和羽絨衣；穿喇叭褲、留長發的“不良青年”手提走私貨日本三洋雙卡錄音機，播著港臺的“靡靡之音”招搖過市，居然有管理人員伺機而出剪破他們的寬褲腿；中文系的才子到各個宿舍兜售粗糙油印的《朦朧詩集》，我們在系閱覽室讀盧新華的《傷痕》、禮平的《當晚霞消失的時候》、古華的《爬滿青藤的木屋》和《芙蓉鎮》，由此窺到了新時期文學的第一抹曙光；在外語系蹭西方文學的課，眼前打開了一個神秘的世界之門，由此知道莎士比亞、歌德、托爾斯泰這些西方學者的思想和作品，冥冥之中影響了我后面的人生之路，埋下了出國的種子。

與“文革”前“老三屆”(指1966、1967、1968屆初、高中畢業生)相對應，“新三屆”（指1977、1978、1979級大學生）的稱號就像地下黨的接頭暗號，素不相識的人只要一說“我是1978級的”，便一拍即合成為“自己人”，這幾屆中后來很多人成為各行各業的中流砥柱甚至國之棟梁。身處這不可復制的特殊人群中，我時常慚愧地自問：有沒有辜負“1978級”這一光榮的名稱？

三

我所就讀的福建師范大學政教系1978級全員130人，女生只有14人；我們地區的南平師專1978級數學專業總數100人，女生11人，中文專業56人，女生5人，都是約占10%；我同學所在的江西九江醫專醫療系1978級，稍好一些，但女生也只占1/3。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男多女少的情況？除了廣大農村地區男尊女卑現象嚴重，還因為十年沒有高考，其間很多女性已婚，當恢復高考時，她們恰好在生育孩子，受家庭拖累而痛失高考機會。

后來，這種男女比例懸殊的極端現象慢慢改善，到了1981年，南平師專1981級中文專業共50人，男生28人，女生22人，女生的比例慢慢上升。而30多年后的今天，某些地區的情況似乎完全反過來了，福建師大傳播學院一個年級200多人，男生才20多人。究其原因，一是重男輕女現象逐步改變；二是受計劃生育政策影響，農村第一胎生女，可生第二胎，而城市不管男女只能生一胎，客觀上造成女性考生的絕對數多于男生，而且農村男生學習條件差，城市女生多，考上的機會也大；三是在平等教育條件下，女生的生理基因結構總體上穩定性強，對付知識型的考題發揮得好，也更用功。

四

順利考上大學，為我的人生插上了翅膀，職業道路一帆風順。1989年，在當了7年政治老師后，我考上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研究生，取得碩士學位，分配到大學任教，后又加入記者編輯行列，左手粉筆右手媒體，一路過關斬將，基本沒有因為性別而受到阻礙。這除了得益于時代外，還得益于父母的干部身份（雙職工，醫務人員）。他們沒有傳統的小農意識，重視知識，基本沒有經濟負擔。

在我就讀過的鄉村小學和縣城中學，印象中女生成績總是超過男生，高考也不例外。我有個中學女同學，家境不好，但非常刻苦，據當時媒體報道，她備考時要在街邊路燈下寫作業，但始終是第一名，是全體男女同學的榜樣，最后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國防科技大學，后又留英、留日，現在是一名科學家。

我當了30多年老師，從中學到大學，也從未遇到重男輕女現象，學習好的學生，老師和同學對其總是特別的重視和喜愛。

那么，高學歷的女性在人生路上有沒有困惑呢？就我個人來說，主要的挫折來自婚戀。我早早上了大學，接觸的大多是那個時期比較優秀的人才，不免心高氣傲，在擇偶問題上挑三揀四，拖到后來，事業的優勢越大，年齡的劣勢也就越大，顏值又跟不上，一直到40多歲感情還沒著落。其時，我早已是副教授、副編審，擔任過報刊編輯部主任、副主編、總編輯等職，可這些只能在擇偶的砝碼上減分。但到最后，還是良好的教育背景把我從人生的低谷中救了出來，我在游學的過程中嫁給一個奧地利男子，找到了真正欣賞我的人，建立了一個幸福的家庭。后來，又因為我的文學愛好和專業，出版了幾本書，擔任歐華文學會理事和《歐洲時報》文學副刊主編，參加國際性的文學研討會。

我們學會的女性比男性更活躍，總體成就也更高，她們大部分是“文革”后培養的女大學生。我們的會長便是女性，因成長的年代恰好在“文革”，家庭成分不好，沒有機會上大學，只能下鄉務農，但后來她通過自己的努力在香港成為知名記者，采訪過錢鍾書等著名作家，出版了十幾本書，在香港文學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筆。而后她又到荷蘭，除了大量的詩歌和散文外，還出版了兩部在歐華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價值的長篇小說，創立了歐華文學會。

如此說來，知識的確改變了包括我在內的絕大多數女性的命運。

[作者安靜為福建人，奧地利國籍，1963年出生于醫務人員家庭，福建師范大學教育學學士，華東師范大學文學碩士，歷任記者編輯、大學教師。本文摘編自《高考：女生的故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6月），原標題為：親歷高考40年：一位1978級女大學生的追憶。文章有刪節，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