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每一個年代的高考女孩，都有專屬的成長故事。

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我的高考：女生的故事》收集了50后、60后、70后、80后和90后五個代際合計33人的高考故事。

澎湃研究所“中國家庭”專欄選取了其中五個女性的高考故事：50后、60后為爭取教育權利和機會奮斗；70后通過教育跳出農門，實現自己成為城市人的夢想；80后獨生女為實現自己的重點大學夢“一心只讀圣賢書”，在改革開放大潮下成長的她們，對專業的選擇更具有“經濟理性”；90后則是更遵循內心的一代。

從她們的故事中，我們可見個人成長、家族興衰與社會變遷。高考，于她們而言，是人生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于中國女性而言，則是一個性別解放、重塑自身價值的新途徑。

朦朧中的大學夢

我出生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父母是新中國成立后走上工作崗位的鐵路職工，與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大干快上的形勢相適應，他們白天忙于工作，晚上還要上夜校，根本無暇照顧家庭和孩子，所以我出生后，姥姥便從農村來到城市，之后就一直待在我家，操持家務，帶大了我們姐弟4個，看著我們結婚生子，有時還幫助照看我們的孩子（她的重外孫），直到96周歲無疾而終。

我的姥姥出生于大戶人家，家里很有錢，有上百畝地，開著藥鋪，她的姥爺開私塾，教村里的孩子們學習，但因為她是女孩沒有跟著學，直到解放初，才在村子里參加掃盲，認識了幾十個簡單的漢字。她雖然沒有多少文化，但思想活躍，生性好強，接受新事物特別快。她特別羨慕有文化、有知識的人。對于自己沒有文化這件事，她抱憾終生。所以來到我們家后，對于我，還有后來出生的弟弟妹妹，她的頭等大事就是督促我們學習看書，只要是我們學習的事情，再困難她都會全力支持。她常常說，現在多好啊，不管是男是女，都讓上學，有文化，女的比男的強。我記得上小學時有時忘記寫作業了，半夜爬起來補，姥姥也會披著衣服起來陪著我，一點也不嫌麻煩。

她這種傳統的尊重知識、尊重有文化的人的思想，可能來自儒家思想的熏陶，但更可能來自她的親身經歷。很小的時候，她就給我講資助我姥爺上大學的事情。姥爺家是多人口家庭，屬于書香門第，從祖上開始就特別注重孩子們的教育，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男孩子們都上學讀書，但到了20世紀30年代時，由于戰亂以及自然災荒等，姥爺家的家境每況愈下，有的孩子上到中學就輟學回家務農了，還有的上了學費較低的師范和軍官學校。只有姥爺，在姥姥從自己娘家帶來的私房錢資助下，去北京讀了大學，好像學的是財經金融類專業。

姥爺大學畢業后先在本地的縣政府工作，后來又到鄰近縣財稅局當了局長，工作穩定后，他把姥姥和媽媽、舅舅幾個孩子都接過去過上了縣城的生活，這在當時是很光宗耀祖的，當然這也許不是什么好事，舊社會的局長在解放后歷次運動中都受到了沖擊。盡管如此，姥姥還是非常驕傲，覺得是靠自己的鼓勵和經濟上的資助姥爺才上了大學，有了較好的收入，還做了官。

她這種樸素的學而優則仕的思想不一定有多高尚，但在當時作為一個農村的家庭婦女也只能是這種認識了。她從農村來到我們家后，一定會不遺余力地想把這種思想灌輸給我們。她常常鼓勵我們，只要能考得上，就要一直往上上，直到上到她認為的最高學歷——大學。

正是在姥姥的這種思想潛移默化的影響下，從很小的時候我就有了這樣一個夢想，將來一定要上大學。而鄰居家一位大哥哥作為我們居民區中唯一的一個大學生所受到的夸贊和羨慕，更加堅定了我要上大學的信念。而要想實現這個夢想，就必須好好學習。

夢想中斷

如果能按部就班地上學，踏踏實實一步步考入初中、高中，最后到大學，應該是能實現自己的夢想的，然而“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了。最終，父親被開除公職，送回了湖南老家。

這一停就是整整三年。這三年，我從12歲到15歲，拿現在的話來說叫花樣年華，正是求知欲最旺盛、學習能力最強的時候，那寶貴的時光卻白白流逝了，我們每天就是在街上搶傳單、玩耍、幫大人做家務等，我現在一想起來就感到可惜和心疼。

然而幸運的是，這一段時間雖然沒有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我卻讀了很多課外書。最初的兩本書是我自己買的。一本是《可愛的中國》，另一本是《沸騰的群山》，這兩本書是那個時代我自己花錢買的僅有的兩本書，因為那時家家都不寬裕，逢年過節家長給的幾角壓歲錢大多都買零食吃了，像我這樣自己買書看的很少。兩本書很快看完了，也沒有錢再買書，總是上街看熱鬧也很沒意思，在家閑得無聊。

母親見我想看書，就帶我去了她的一個同事家，這個同事是頂替他父親上班的一個老高三學生，他有一大箱子(那個時代的非常大的扣箱)藏書。看到那么大一箱子書，我高興壞了，第一次借了有七八本，看完后還回去再借一摞新的，這樣過了一段時間，我把他的書基本都看了一遍，像《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楓香樹》《我們播種愛情》等都是那時看的，只不過那會兒看書并沒有學習的意識，只是閑著沒事看熱鬧和看故事情節，就是所謂的看閑書。那時還有一種看書的方式就是大家互相傳著看書，這種看書方式一直延續到恢復高考前，看來那時就有“共享”這一概念了。

進入中學

1969年10月，全國各地開始了復課鬧革命，我們與高我們一屆和低我們一屆的小學畢業生一塊進了中學。在家待了三年，突然進入中學課堂，還是很興奮的，看著新發的十幾本課本，小學時的爭強好勝心又開始萌發，幾次考試我都考了全班第一，自信心大增，雖然大學夢遙遙無期，但覺得還是把該學的學好吧。

然而，課堂學習僅僅進行了幾個月，就開始社會實踐課了。在當時，學生要學工、學農、學軍，這是在書本學習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理念指導下的實踐，所以發的課本除了語文、數學、政治外，還有工業基礎知識、農業基礎知識，同學們都戲稱這兩門課為“公雞”和“農雞”。

社會實踐課開始是軍訓，之后是到農田里勞動，我們深翻松土、施肥，還在農業基礎課老師的指導下種馬鈴薯。其間我們還去過離學校六七十里遠的農村修水渠，住在農民家里，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了十多天。學工的情況好像沒有，不記得去工廠參觀或者勞動過。但是我們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挖防空洞。在社會實踐課的間隙，我們有時還會回到教室搞革命運動。

然而，即便這種很少學習文化課的學校生活也沒有持續很久。如前面所說，因為三年停課，我們1966、1967、1968三屆小學畢業生于1969年底一塊進入中學，如果學滿三年，那么下面1969、1970屆的小學畢業生要升中學就會受到影響，所以我們這三屆學生在中學只待了三個學期，1971年1月，除極少數人升入僅有的兩個高中班外，大多數人都領取了初中結業證書，又都回到家里，流向了社會。我很想繼續學習，但最終沒有報名上高中：一方面覺得家里生活困難，只有母親一個人工作卻要養活七八口人，想早點參加工作為家里分憂；另一方面覺得上了高中也不可能考大學，因為當時大學已很長時間沒有正常招生了。

努力向大學靠近

1971年1月從學校結業出來后，正趕上我父母工作的鐵路系統招收600名合同工，合同期是半年。作為本系統子女，我有幸成了一名合同工，被分配到工務段養路工區，做了一名養路工人。半年很快過去，由于鐵路系統主要需要男性工人，因而我未能轉正，又回到家里成了一名待業青年。

這次失業回到家里，看到一些同學因為有特長，比如會畫畫、會拉琴或者跑得快（當時盛行的音體美特長，也叫“小三門”）而被工廠、部隊特招，因而為了能有一技之長，就和許多小伙伴一起到鐵路俱樂部跟一位會畫畫的師傅學畫畫，這個師傅特別好，給我們提供紙、筆、顏料，耐心教我們畫素描、速寫還有水彩，老師教得認真，我們心里有目標也學得很認真，每日早出晚歸，差不多持續學習了三個月，打下了一定的繪畫基礎。

1971年10月，我又迎來了另一個工作機會。鐵路系統要招考小學代課教師，雖然是臨時工，但有希望轉成正式教師。我聽到消息后，趕緊找到初中的課本好好復習了一段時間，通過參加數學、語文兩門課程的考試，終于在幾百名應試者中以名列前茅的成績被錄取，分配到一所鐵路子弟小學任教，工資是每月28元。

進入學校，我們每個新來的老師被分配跟隨不同的老教師學習，如同師傅帶徒弟一樣，以老帶新，學校可能希望我們能盡快獨當一面，解決老師短缺的問題。我跟隨的是一位50多歲教二年級語文的班主任老師，聽課、備課十幾天后，她就讓我上講臺了，具體講的什么課文，我已記不清了，只記得我居然一點沒有緊張，從在黑板上寫出生字、講解字義，到領讀課文，按照老教師上新課的順序，很順利就上完了一節課，下課后，帶我的老師鼓勵我說講得不錯，得到肯定后，自己還是挺興奮的。

這樣跟隨老師學習了幾個月后，有一天，我無意中進了音體美教研室（當時叫教研組），看見靠墻放著一架教學用的腳踏風琴，我立即上前打開琴蓋按起了琴鍵，一位40多歲的女教師是音樂老師，她見我喜歡，便簡單教了我基本的音階和彈奏方法，我立刻就迷上了風琴。其實我從小就很喜歡音樂和樂器，只是家里沒有條件。音樂老師鼓勵我說，學校現在就她一個人教音樂，另一個老師休產假，低年級沒有人上音樂課，你可以要求做音樂老師。

等到以老帶新過程完成后，校長要具體給每個代課老師分配工作時，我要求教音樂課，可能是因為我態度堅決，加上當時音樂課老師也奇缺，校長還是同意了我的請求，讓我帶低年級的音樂課，但要求我除了上課外，還要負責學校的文藝活動，組織校宣傳隊，帶領學生參加每年兩次的全市小學生文藝會演。我當時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吧，也是特別想學風琴，就一口答應下來。

我在這所小學一干就是整整6年，直到1977年恢復高考。在這所小學里，我遇到了許許多多極其負責任的老師，在當時讀書無用、學生學習熱情并不高的環境下，他們還是竭盡全力地想培養出各方面都不錯的有用之才。特別是那些班主任老師，責任心極強，每天早來晚回，一心撲在班里的學生身上。

在這所學校里，我還遇到了一些有知識、有遠見的良師益友（有的年齡較長、學歷很高，還有好幾個男老師），他們總是督促我學習文化知識，在我沒課時就催我去初中班聽課（當時小學辦有初中班），也經常為我學習上遇到的難題解惑，還經常給我壓擔子，讓我承擔一些我自己認為根本干不了的事情。正是這些老師的指點和幫助，我才堅持了學習，才能在恢復高考后如愿以償地進了大學。

除了老教師們的鼓勵，我個人也一直沒有放棄自己從小的夢想，總想著能不能被推薦上大學。從1971年底我當上老師開始，那幾年鐵路局所屬的七所小學每年總有一兩個被推薦上工農兵大學的指標，條件是家庭出身好（包括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提倡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工作表現好的未婚青年。其中未婚的條件引起了我的極大注意，我天真地想，只要我堅持不結婚，等到所有的年輕老師都成家時，那個推薦指標自然就會輪到我。所以，我一方面堅決不談對象（談戀愛），另一方面抓緊學習，還專門到山西大學藝術系拜了一位畫油畫的老師，教我學習自己從小就比較喜歡也有一定基礎的畫畫，幻想著只要有大學老師帶著我，有朝一日我一定能夠邁進大學藝術系的大門。

山西大學離我家有十幾里的路程，我一般是在家里畫好老師布置的作業（一開始是素描，用鉛筆畫一些瓶瓶罐罐還有老師借給我的石膏像，后來學畫色彩），星期天我會騎著自行車到老師家，讓老師指導，回來后再以自己的理解接著畫。學了幾個月后，老師說我畫的素描已經趕上他帶的工農兵大學生了，這讓我很有信心，覺得還是很有希望進入大學的，朦朧中，我在盼望著這個機會。

實現了上大學的夢想

當然，指望能夠推薦上工農兵大學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指標太少。所幸的是我趕上了好時機。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決議，恢復了鄧小平同志黨內外一切職務。在鄧小平同志的支持下，在許多知名專家、科學家的呼吁下，在教育部工作人員的努力下，統一考試制度終于恢復了。

通過查閱資料，我得知，1977年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文件規定：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復員軍人、干部和應屆畢業生，符合條件均可報考，考生要具有高中畢業或與之相當的文化水平。恢復統一考試，錄取原則是德智體全面衡量，擇優錄取。

能夠進入大學讀書，是我多年來夢寐以求的愿望，所以當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時，我真的是太高興了，而且是毫不猶豫，鐵了心就是要參加高考，但客觀上卻遇到一些阻力。

首先是我工作的學校，學校領導不愿意放走一個培養多年能夠獨當一面的骨干教師，于是我剛報名，校長便找我談話，說現在整個國家的形勢都在慢慢地好轉，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被重新提倡，在這樣的情況下，小學教師的地位會越來越高，從經濟上看今后的收入會越來越多，尤其當班主任的話還有特殊津貼，所以希望我不要走。與我關系不錯的幾位老師也真心勸我，說小學教師的職業確實不錯，好不容易才轉為正式教師（1976年我們6個代課教師轉為正式教師），應該珍惜，“而且你年齡也不小了，上四年大學回來都二十七八歲了，到時找對象也誤了，成家也誤了”。

從我家來說，父母也不太想讓我上學，因為我父親的問題當時剛解決（恢復了工作，但還未徹底平反），家里生活還較困難，我一個月工資36.5元（1976年轉為正式教師時定的工資標準），確實給家里幫了大忙，如果我上了大學，家里不僅沒有了這筆收入，還得給我提供生活費，肯定是負擔不起的。盡管遇到了這樣那樣的阻力，我還是下決心一定要考。對于學校的各種說法我不予理睬，對父母，我說我先考，如果能考上再想辦法。我姥姥這時是全力支持我的，希望我能考上大學，出人頭地。

在鐵路局教育科統一報名后，離考試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查閱資料，得知山西省在1977年10月16日至18日召開全省招生工作會議，決定從11月5日開始報名工作，到11月15日結束，12月5日考試。可想而知，復習的時間太少了。就是在這樣緊張的時間內，我卻對自己的高考進程做了一個錯誤的判斷。

如前面所說，為了實現上大學的夢想，從我19歲也就是1973年時托關系拜山西大學藝術系的一位老師教我學畫畫，到1977年恢復高考時，我已經學了整整四年，自認為有了一定的基礎，又有老師參與招考，被錄取的把握還是比較大吧。在這種錯誤認識指導下，我從7月隱隱約約聽說恢復高考開始（因為第一次全國招生工作會議是1977年7月在山西太原召開的，所以有傳聞），就每天抓緊繪畫練習，只要有時間就畫，課余時間逮住學生就讓他們坐下當模特，為他們畫素描頭像。報名參加高考后我更是不遺余力、廢寢忘食，抓緊有限的時間想盡快提高自己的水平。

美術和音樂專業的招考是提前進行的，具體時間已經記不清了，大約是11月下旬，所有報考美術專業的考生要到山西大學參加初試。考試那天，我起得很早，按要求準備了鉛筆、橡皮等繪畫工具，然后騎車去山西大學。記得天氣很冷，我穿著帶帽子的棉猴（棉大衣），因為心里急，路程又遠（十幾里路），我出了一身汗。考場設在山西大學一間很大很大的教室里，據說這次參考的考生有近千人，可只招十幾個人，我想這真是百里挑一呀！等我趕到考場時，發現居然沒有帶那張像選民證大小的準考證，我趕快騎車子往回趕，騎了大約1/3路程時，碰到了正在趕來給我送準考證的鄰居，原來我早晨走后，姥姥看見了我落在桌子上的準考證，她拿上準考證趕緊到我家后排的那個男生家里，讓他給我送來。

我拿到準考證后第二次來到考場，時間已經快10點了，好在當時不是特別嚴格，門口老師看了看我的準考證，給我發了幾張像現在A4紙大小的繪畫紙，就讓我進去了。我找了個空座位坐了下來，心臟嗵嗵跳個不停，看了看黑板上的要求，是讓大家隨便畫，題材內容不限，只要畫出一幅畫就行。我靜了靜心，想了一會兒，決定畫一個拿著課本正在講課的女老師，題目叫“忠誠黨的教育事業”，但是因為時間緊，我畫得并不好，人物死板不生動，下面也沒有學生的呼應。中午12點一到，老師們就收了卷子。

出了考場，見到了我的同事小言，她說她畫的是一個老奶奶補衣服，旁邊站著一個小男孩看著奶奶，她給這幅畫命名“艱苦樸素永不忘”，我一聽就知道她肯定畫得不錯，她平時速寫功夫就很扎實，畫小孩子特別傳神，應該是比我有希望的。果真，復試通知很快就下來了，小言被通知參加復試，我落選了。

然而，命運有時就是這樣神奇，當上帝關上一扇門時，有可能會為你打開一扇窗。未能進入復試，卻讓我靜下心來，贏得了寶貴的一個星期的復習時間（當初報名時我報了美術和文科兩項）。我趕緊從各處借來了從初一到高三的主要課本，還有《大學語文》三冊，然后不分晝夜，囫圇吞棗地看了幾遍，白天抽課余時間（學校沒有給我們復習假，自己也不好意思請假，覺得結果難料，也許根本考不上）看書，中午和晚上在家復習，也經常去我們臨時組織起來的學習小組參加討論。參加討論讓我受益很多，后來考試時的作文題還有一些史地題都是大家議論過的，對考試很有幫助。

終于迎來了考試的日子，這次我早早裝好了準考證和一大書包的各種復習資料，與300多名考生在一所中學校園里參加了考試。第一次高考不是全國統一考試，是各省自己命題，一共考了四門課：政治、語文、數學、史地。

第一門好像是語文，有一些基礎知識題，如給一段話標注拼音、簡單的造句，還有古文翻譯，最后是作文。中午在學校吃了點從家里帶的饅頭，趕緊復習下午要考的史地資料，巧的是臨陣磨槍也頂事，中午剛看了埃及長絨棉以及從中國廣州到英國倫敦要經過哪些海峽，下午考試就用上了。總之，政治、語文、史地這三門課我都考得非常順利，筆在紙上唰唰地寫個不停，當時覺得自己正在做一件非常神圣而偉大的事情；數學就慘了，大部分題都不會做，勉強做了幾道，答案與別人的還不一樣，最后得知才考了8分。過了好多年后，甚至到現在，我還經常做考試的夢，而且總是夢見考數學，拿著卷子一道題也不會做。

考完試后沒過多長時間就公布了錄取分數線（也叫初選線），四門功課的錄取分數線是240分，也就是平均分60分。我的數學太差，要靠其他三門課拉分，這三門課都要考在80分以上才能入圍。記得我考試總成績進入初選線，在參加考試的校園里按分數高低被公布在一面墻上，我的名字比較靠后但不在最后面。

很快，進入初選線的考生被要求到各自的報名單位填報志愿。我懷著興奮和忐忑的心情和幾個入圍的考生到鐵路局教育科報志愿，我想填報山西大學中文系，可是教育科經常下去檢查工作和我比較熟的范老師說，可不敢報山西大學，你還不知道自己的那點底子，連初中都沒上完，要報師范類的學校，看在你當老師多年的經歷上才有可能錄取你，于是我報的全是師范類學校，記得有山西師范學院、太原師專還有外省的一個師范學校。

接著就是招生錄取工作。除了正規招生，通過擴招、招走讀生等多種形式，幾乎所有進入初選線的考生都進了大學，我也終于如愿以償，進入山西大學與山西省委黨校聯合辦的政治理論班。

后來得知，經過十年“文革”，各種人才短缺，省里領導覺得急需培養一批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骨干，于是責成山西大學和省委黨校選擇語文、政治成績較高的考生聯合辦一個政治理論班，掛山西大學的牌子，學生在黨校學習，發揮省委黨校有一大批政治理論教員的作用，盡快為省里培養一批適應改革開放和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的理論人才。

政治經濟學、哲學等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對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領域，剛入學學習時有點不適應，但在同學們高漲的學習熱情帶動下，在老教師們的耐心講解下，特別是在激烈的你追我趕的競爭氛圍中，我很快也融入了濃厚的學習氛圍中，慢慢喜歡上了政治理論課。

能進入大學，我真的是太高興了，而且我覺得考入大學，是我的人生轉向順利的一個重大轉折點。進入大學校園，重新成為一名學生，與來自各個地方、不同崗位的同學們友好相處，專心學習，這與我原來工作上遇到的各種瑣碎事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

也正是上了大學，我的視野開闊了，思想境界上了一個較高的層次；也正是上了大學，我才有可能獲得較好的工作環境和不斷上進的條件，才有可能與更高水平的人接觸。當然，我這里絕沒有看不起小學教師這一職業的意思，因為各行各業都需要人們來干，行行都能出狀元，只要你真正喜歡這個職業，愿意在這個崗位上干一輩子，也是應該得到人們的理解和尊重的。但我覺得，作為一個年輕人，還是應該有所追求，應該多學一些知識，應該向更高的目標邁進的，對于這一點，我從來沒有動搖過。

作為一名女性考生，我覺得女生在當時的高考中，從認真學習的態度、不甘落后的精神到學習成績的高低，和男生沒有什么區別，現在回過頭來想想，差別主要在男女性別比例上，當時考試的女性數量遠遠低于男性，我們臨時組織的復習小組只有我一個女生，其他都是男生。

我們這一屆這個班有83個人，女生只有15人。同樣是十年賦閑，沒有繼續深造的機會，為什么恢復高考后會出現男女生報考人數如此大的差距呢？為什么許多男生已經成家甚至有了孩子還在積極參與高考，而同樣條件下的女生卻很少參與呢？

一方面可能來自社會對女性的世俗要求和期待，認為女性特別是年齡大已經結婚的女性，應該以家庭為主，相夫教子，而不是到社會上打拼，與男性一爭高下；另一方面，從女性自身來講，受社會期待的影響和傳統觀念的束縛，許多女性特別是結了婚有了孩子的女性就不想再參與社會競爭了，或許正好給了自己一個合理的不再努力上進的最好借口。

作為第一批恢復高考后入校的學生，我們都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學習風氣應該說是特別好。那時沒有什么娛樂活動，每天晚上吃完晚飯后，大家圍著班里一臺14寸的黑白電視機看新聞，然后就都背上書包到教室和閱覽室里自學。上課時也都特別認真，很少有人缺課。我也和大家一樣刻苦，特別是到了快考試的時候，更是每日苦讀，恨不得把教科書都背下來，就為能拿到好的成績，排名次時能排在前面。

從恢復高考到現在，40年過去了。回憶1977年的高考，覺得恢復高考的意義遠遠超越了教育領域，它成為全國思想解放的先聲。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高考的社會價值日益凸顯，它不僅改變了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也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

[作者劉寧，女，湖南衡陽人，出生于內蒙古集寧一個普通鐵路職工家庭，5歲時隨父母到山西太原。1977年參加高考。1982年7月大學本科畢業，任山西省委黨校教師，是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本文摘編自《高考：女生的故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6月），原標題為：超越自我，追尋夢想。文章有刪節，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