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暨歷史學院教授孫江于2019年9月23日在南京大學的講座，題目為《論文是你的名片——學術論文寫作經驗談》，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本文已經孫江教授審定，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講座現場

論文是“護照”

今天的講座以本科高年級學生和研究生為對象，主題是論文寫作。為什么要談論文？論文很重要。論文是大學4年1480天、研究生3年1095天學習的結晶，構成了學生生涯的底色。而我們學生，從本科到研究生，論文大多很low。我曾經做過《莫把論文當作文》的演講，沒有讀過的，可以上網搜一搜。我認為原因出在作文這種教學方式，作文一日不廢，學生就是修辭的工具，就很難養成科學表述問題的習慣。這幾年，我傾心培養學生，看到學生論文中露出“賊氣”，會罵得很厲害，有一次感覺身體都要出狀況了。如果就此倒下，該算工傷吧？從這幾年的教學中，我學到了一樣東西：別試圖把你的想法強加于人，除非那人認為自己需要，否則你就是傻瓜。

通過談論文寫作，我還有一個小私心，就是希望把好學的學生盡早攬入門下。要成為一個好的學者，大學3年級再不起跑，就有點晚了。我剛回國的時候，去北大王奇生教授那兒做過一次演講。我對奇生說：“你不要吃獨食，分點好學生給我。”他說：“我們的古代史、中世紀史課，教學第一線都是好教師，層層截留，到我這兒，好學生所剩無幾了。”回國不久，我腦子還停留在1980年代，那時學生首先是找老師，其次才是選學校。現在學生首先攀附名校，大多心向海外。“保研”喜歡去北大、清華。上半年，有位本校的學生來郵件說想跟我讀碩士，按照約定的時間他來了我辦公室，見面即向我道歉，說要去清華。我和顏悅色地說：“放飛自己吧！”內心則長嘆：“壯士一去不復返。”這些年北漂的學生不少，好像還沒一個學成的。往海外漂，去國外學絕學或深耕，我支持，如果僅僅為了弄個文憑，包裝一下自己，從時間和金錢算，成本太高。我有一個日本朋友，名叫安富步，東京大學教授，非常優秀的經濟學家，曾在國際物理學雜志上發表過論文。如果你們上網查找，會發現撲面而來的是位衣著鮮艷的中年女性。我們認識的時候，他是很帥的七尺男兒！我的名片夾里有安富的一張名片，上面寫著：研究靈魂殖民地化問題。記得剛看到時，為之一怔。我們說自信，實際上極不自信。攀附名校，去海外留學，都可以，但不能本末倒置，忘了求學的目的何在。

論文很重要，是你的名片，是你和他人溝通的手段，是你步入學術殿堂的敲門磚。1980年代，我讀書的時候，名片在中國流行起來。考究起來，名片“古已有之”，漢代叫“謁”，明清曰“名刺”、“名帖”。名片流行后，有人堆砌頭銜，以壯聲威；有人故作簡單，略顯清高。今天，隨著高科技的發展，名片瀕臨滅絕。大家剛過完中秋節，作為文化記憶的中秋節，形式大于內容，因為現代文明早已殺死了文化意義上的月亮，那個高掛天空的閃閃發光的叫月球，不再神秘。科學的進步，催生新事物，也催死舊事物。現在人們見面，會拿出手機掃一掃，瞬間掃出一個朋友圈，你的朋友再和別人掃出朋友圈，圈子加圈子，用費孝通先生的話說，形成了“差序結構”。自打母親去世后，我從不過節，每當節日，總有學生發來“祝老師節日快樂”云云，我也假惺惺回一個“快樂”。有的時候，微信號是筆名，不知道是誰發來的。依稀記得曾經掃了一掃，那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只是當時已惘然”。

論文即“寫照”

老年人活在自己的眼里，年輕人活在他人的眼里。學生在乎別人怎么看自己，老師——特別是我，判斷文科生學習高下的標準只有一個：論文。我記住的學生都是寫出好論文的學生。我今天的講座涉及三層內容：第一層，論文是“護照”，就是上面說的，論文是你與他者交流并被他者認知的媒介。第二層，論文即“寫照”，第三層，論文如“拍照”。“護照”、“寫照”、“拍照”，三個關鍵詞，很好記。下面我談談第二、第三層問題。

為什么說論文即“寫照”呢？因為它反映了你的風格、你的學識和你的見識，文若其人。一篇論文，看題目就知道你是否矜持，翻幾頁便知道你在什么段位——是名門正派，還是野狐禪。有的人不明白這個道理，像寫作文，拼命地寫了很多，自以為了得。其實，除極個別的超人外，寫得越多越證明你low，學界有內在的評價標準。迎合時需，是學術研究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甚至隱隱地構成了學術研究的出發點。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是關于新清史的，起了個很唬人的題目——“歷史即當代政治”。很多人喜歡把克羅齊“一切歷史是當代史”掛在嘴邊，完全沒有理解。迎合時需，自娛自樂就算了，但不能扯淡，比如在對外關系、邊疆問題上。我不建議年輕人去碰這類題目，因為涉及多語種資料、多族群文化，其復雜性是你的體驗中所沒有的，很難洞穿本質。很多年輕人寫得振振有詞，那是關起門來給國人自娛的，毫無意義。你的論文應該給外國人看，說服或駁倒對方。我鼓勵我的學生寫論文要追求“王道”，在學術共同體以往研究的基礎上“接著講”，把一生的學術根基打牢。

論文是你的學識的表征，你學了多少東西，都體現在論文中。我們讀書求知可以依此分為兩類：一類是規范性知識，一類是非規范性的知識，前者屬于常識，后者尚未成為常識。如果你要想成為一名學者，就要關注非規范性知識。選定了論文題目后，要多讀專業書籍，寫作時不要隨便引用與論文主題沒有關系的人的話，尤其是中外名家的話。隨便引用與主題無關的人的話和書，一則不符合學術規范，二則暴露出你閱讀量的貧瘠。

論文彰顯你的見識。如果你按照學術正道不斷走下去，屬于自己的見識自然而然會出來的。我們要避免三種偏向：第一，不能做單向度的人，要培養自省和自我批判的習慣。第二，切忌少讀多斷、少讀多議；第三，要用善意來閱讀人家的東西，即使批評別人，也要懷有善意，給自己留有余地——你的看法不一定就正確。我在日本待了二十年，批評同行不繞彎，自嘲具有“不被愛的能力”。“不被愛的能力”這個詞不是我的發明，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位德國軍官在日記中引用的羅曼·羅蘭的話——Unbeliebtheit。這次我在日本訪學，發現自己離開多年了，依然被人念念不忘，至少有三個人寫文章無理批評我。一位給我的書寫的書評仿佛是各章的內容摘要，沒一句好話，最后陰陰地損了我兩句。一句說我的拉丁語拼寫有誤，還就此感嘆運用多語言材料的困難。我為了研究概念史和讀懂耶穌會士的文字，年過四十，專門跟班學了兩年拉丁語。我的拼寫到底什么地方錯了？請具體指出來，沒有。我的拉丁文引文翻譯有誤嗎？請具體羅列，沒有。如果這可以稱作懷有惡意的話，那么另一句則可以視為淺薄。我書中提到呂思勉先生1954年在給華東師范大學學生講話中說到一段家族歷史的話。呂先生說，我祖上呂宮是明朝的“變節者”，考中清朝的狀元，當了“偽官”。我借此說明“名”和“節”對傳統讀書人的意義。他指責我沒有考慮到1950年代的政治環境，言下之意，呂先生是在外在壓力下說的這話。你的見識low就算了，你不應該把我放在你的low里呀。這位作者曾目睹我在京都大學與狹間直樹先生激辯一個多小時。其實與狹間先生辯論后，我們至少見過兩次，他對我很友好。而他那一代的領袖人物、曾被我批評過的小林一美先生在給拙著寫的長篇書評中狠狠地褒揚了我一番，讓我非常感動。在小林先生面前，我感到自己很渺小。

名節很重要。今天很多人談民國如何好，說實在的，民國的學術不咋樣，沒有出一個具有世界性的學者。鄰居日本出了一個哲學家，叫西田幾多郎，深深地影響了海德格爾，而我們也有人影響了海德格爾，那是兩千年前的人。雖然這么說，民國學術有一個現在很欠缺的東西：矜持。這種遺風在余英時先生那里還有，他曾說：“我在哪里，中國就在哪里。”一百年前，日本有一位漢學家叫根本通明說得更狠。明治維新后，日本漢學邊緣化。根本通明被稱為鐵扇博士——五經博士的意思，精通《易經》，平日手持一把鐵扇子，一簞食，一瓢飲，開私塾維生。清朝公使何如璋曾去他家拜訪，被日本政府知道了，高官們感到堂堂大日本學者居然住陋巷，很丟面子，借了一套大宅子給他住。根本74歲才進入東京大學當教授，在講臺上開口第一句話是：“東洋の漢學はわしとともに滅ぶ”（東洋的漢學與老夫同亡）。根本拒絕洋人的服裝，卻穿著洋人的鞋子，有人笑他言行不一，他說我這是把西洋踩在腳下。這樣一位老先生，我們可以不贊同他的觀點，但不能不尊重他的矜持。民國的學術就有這種矜持。

講座現場

論文如“拍照”

第三層問題，論文如拍照，是說寫論文猶如拍照。觀察一個外在事物，先把自己的主觀想法放在一邊，用現象學的話叫“價值懸隔”，之后才可能直觀本質。要直觀事物的本質很不容易，需要像看電視一樣不斷地切換頻道，才能看到事物的不同面向。如何看呢？我有幾點經驗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

（1）Vivo——生。研究什么題目？最好結合你的Vivo——生命、生活來考慮。這個生可以一枝兩葉，分開來看。一個是個體的經驗，即你所經歷的；另一個是他人的經驗，也可以稱為集體記憶，是通過象征符號、話語體系等體現出來的。比如，剛才說的中秋節是一種文化記憶，你生活在這樣的文化圈里會有不言自明的感覺。作為個體的內在的經驗與內化為自己的外來經驗結合在一起，是我們思考的出發點。我們作為現實中的人，有喜怒哀樂，有對未來的憂慮與憧憬——期待。把你的期待（expectable）和經驗（experience）結合在一起考慮做什么研究，這恰恰也是現代歷史學的旨趣所在——縮短過去的經驗與對未來期待的距離。

注意，期待不能脫離實際。概念史大家科塞雷克在演講中提到蘇聯電影中的一段插曲。在革命的血雨腥風中，革命同志不分晝夜地工作，深夜一位領導出現了，輕輕地拍著部下的肩膀說：Comrade,fast sleep!即使是革命的浪漫主義者，也無法抵抗自然時間的掣肘。如果你試圖超越自然時間，那就在展望地平線了。什么是地平線？蘇聯時代有一則笑話，赫魯曉夫在演說中說：“共產主義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了。”這時，有一位聽報告的同志舉手問道：“赫魯曉夫同志，什么叫地平線？”赫魯曉夫一楞，回答說“回去查字典”。這位同志很認真，回去真的查了，字典上寫著：地平線就是分開天地之間的一條線，當你想要接近它時，它在往后退。我告誡我的學生，不要想入非非，要腳踏實地地學習；不要嚷著為天下分憂，應該先為父母分憂，為自己分憂，之后再說為天下分憂。昨天開會，有位博士生報告反映屠猶的電影《大屠殺》，一口氣講了20分鐘，用了一堆記憶理論，聽完了我還不知道這部電影具體講的是什么。這位博士生不是在念講稿，雖然伶牙俐齒，皆為心聲，但不著邊際呀。論文寫作切忌與自己的生活脫節，更忌諱缺乏對他者的理解，偽裝成審判官。前幾天接到國外一位后殖民理論批評家的來信，他告誡自己不要成為：自以為站在弱者一方的自戀的人文主義者！謹受教。

（2）Survey——以往的研究。梳理以往的研究非常重要，這個工作做好了，才可以著手進行研究。對以往的研究的梳理可以分為兩個部分：文獻的整理和前人研究的整理。很多學校提倡本科生學術創新，說實在的，本科生創新基本上是nonsense。放眼望去，我們的社會人文學科從業人員有多少，幾乎所有的題目都被“污染”過了，你還能創新什么？我告誡我的學生，有能力的，要學二外、三外，甚至四外，這不是說要精通，精通基本不可能。而是說哪怕懂一點也是有用的，可以及時掌握國外的研究新動向。學歷史的都知道孔飛力、杜贊奇師徒，看他們的著作，你會發現如果沒有日文先行研究和資料，是很難寫得那么好的。多語種資料能夠幫助你殺出一條生路，比較全面地判斷以往研究的缺失，從而確立自己的問題意識。只有在你看過最優秀的研究之后，才能站在比較高的起點上。

梳理完以往的研究后，接下來一定要進行實證研究。問題意識可大，研究內容要小，否則你hold不住。博士論文更要做實證研究，因為你工作后，不可能像從碩士到博士那樣，用六年以上時間專注于一個課題。

（3）Originality——原創。在確立了自己的問題意識后，要挖掘新材料或者是在舊材料中發現新意義，以此來證實或證偽自己的假設。可以從連續性和斷裂性兩個角度來思考，這分別有兩種不同的認識論傳統。柏拉圖認為，感覺得來的東西（同等事物）與回憶的對象（同等性）之間是一致的，他的“回憶”概念影響了笛卡爾（與生所得）、康德（超越論的認識）等近代哲學，由此形成了一個是強調連續性的認識論傳統。另一個認識論傳統關注斷裂。希羅多德《歷史》講過一個故事：波斯人要侵犯斯巴達，亡命波斯的狄馬拉圖斯（Demaratos）雖然受到波斯的善待，但不忘故國，他把書寫板上的蠟刮掉，寫上波斯人即將來攻的消息，然后再涂上蠟，在上面寫上不相關的消息。書寫板送到斯巴達以后，人們見后不知所以然，一位智慧女性站出來說我知道——歷史的關鍵時刻總有女性出現！這位女性揭開了謎：蠟板表面是虛假的信息，里面才是真實的信息。這個故事是一個隱喻，告訴我們，現象和本質之間不一定是統一的。

雖然我反對本科生搞創新，但在完成了上述程序后，在老師的指導下，創新是有可能的。也許有學生會質疑，孫老師光說不練，能否舉幾個創新的題目？我的研究可以概括為三個關鍵詞：概念史、心性史、社會史。那我就從這三個方面各出一個吧。前一段時間，學衡研究院微信公眾號推出了一篇文章——《一個哲學虛構概念的本土化——論康德“Things in Themselves”的中文譯法》，這篇文章涉及康德“物自體”概念的漢文翻譯問題，讀過的同學有什么想法嗎？中國人把西方抽象的哲學概念都翻譯成可感的“性”、“體”——如積極性、主體等，這值得深思。讀完這篇文章后，如果認真思考，會發現一個題目——《近代新語的佛教來源》。舊的漢語大辭典，用例大都和儒家經典有關，佛教用例很少，為什么佛教概念能對譯西方哲學概念？以嚴復為例挖掘下去，一定會有所發現的。第二個關于記憶研究，我出的題目叫《近代黃帝敘述中的嫘祖及其它》，作為集合單數男性名詞的近代黃帝誕生后，黃帝的夫人處在何種位置？值得追究。材料不太好找，除了歷史教科書里勻質性的敘述外，還可以伸展到其他方面——關于女性的近代定位問題。剛才說了名刺、名帖，關于社會史就來一個題目——《轉型期的“換帖”習俗》。換帖就是結拜兄弟，如黃金榮與蔣介石換帖子，在政治革命和社會交往中，換帖普遍存在。這三個題目都是原創性的。

（4）Narrative——敘述。也可以說是修辭。有人喜歡給學生開書單，我只開“文單”，原因是，很少有人能將一長串書單里的書從頭到尾讀完的。對一般讀者來說，歷史學者寫的書大多讀不下去，與此相反，作家、媒體人注重構思，寫的歷史書很好讀。論文的修辭和作文不一樣，不能胡扯，要建立在觀察和研究的基礎上。

歷史敘述要注意兩個原則：一是舍。有一年我翻到一本舊書，扉頁寫著：濫讀殺學問。這句話來自西塞羅的一句話：“多讀亂心。”史料是用來說理的，不是用來擺設的，多讀而不思考，對史料不取舍，必然造成文章枝蔓太多，重點不明。你知道的總是不完全的，明白這個道理就敢舍史料了。歷史學者應該在史料的空白處著眼，在有限的證據和可能性之間進行合理的想象和推論。其次文句要短。漢語是極其曖昧的語言，句子一長，意思疊加，就會出問題。正反例很多，限于時間，我不多說了。

我在這里敢跟各位講論文寫作的心得，乃是因為我自己經常學習他人的寫作，做各種寫作嘗試。柏拉圖在古希臘哲人中文采第一，他的《美諾篇》結構、語言均好，開篇構思巧妙。美諾打老遠來見蘇格拉底，劈頭就問：何謂德？德是與生俱來的，還是后天習得的？如何方能得到？蘇格拉底搖頭道：不知道。美諾繼而又問：既然你不知道何謂德，那么如何去探究呢？面對這一悖論，蘇格拉底給出了方法：回憶。比柏拉圖稍晚的孟子，也是修辭高手。《史記》說，梁惠王（魏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在孟子的筆下，這次會面的開始很有戲劇性。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這樣的開局，結局可想而知，于是孟子“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我在寫《記憶不能承受之重》一文時開頭第一句為：“1938年1月1日下午1時。南京。鼓樓。假如時光回轉，南京紅卍字會會長陶保晉還會選擇留在南京嗎？”從未來講過去，暗示他當下的選擇即使涵蓋了過去經驗，也無法面對未來。熟悉小說《百年孤獨》的人一定知道這個句式來自該書第一句話。我喜歡看修辭、敘述好的書，尤其是法國人寫的歷史書。最近看伊凡·雅布隆卡（Ivan Jablonka）的《我未曾見過的祖父母的故事》，作者根據一張照片、一則傳聞，尋找在奧斯威辛被殺害的祖父母的事跡，把文學寫成可以驗證的科學，讀之，令人拍案叫絕。

拉拉雜雜地說了一大通，各位大致體會到寫論文的要訣了。論文如拍照，寫好真不容易，要想成為伽達默爾說的“思考的歷史學者”（thinking historians），每個人都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2017年，我受華中師范大學章開沅文化交流基金會的邀請，在華中師大做了兩場報告。90歲高齡的章先生本來打算與我象征性地見個面，沒想到老先生一高興，竟聊了一個上午，還和我一起用了午餐。章先生不經意地說：“我們這一代是過渡的一代。”1901年，梁啟超寫過一篇名為《過渡時代論》的文章，談人群進化之理，“過渡無已時，一日不過渡，則人類或幾乎息矣”。科塞雷克在《19世紀：過渡時代》的演講中指出，所謂過渡時代，是指舊的在消失，新的尚未出現；以往的經驗無法對應新的現實。中國現代學術的“過渡時代”開始很早，遲遲沒有結束，甚而有退化之勢。論文是你的名片，作為過渡時代的人，希望各位年輕的朋友：論文如未成功，仍需繼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