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這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政治是理解現代國家的鑰匙，也是深刻理解日常生活實踐的知識和素養。值此新中國成立70周年到來之際，繼今年全國兩會期間首度開設“政治關鍵詞”專欄之后，澎湃新聞再度和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上海市政治學會聯合推出這一專欄，旨在通過解釋新聞與生活中的政治關鍵詞，普及政治學常識。

今天的政治關鍵詞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里，收藏著一份有關改革開放珍貴的“出生證明”。那是一份中國改革的“生死狀”——包干保證書。它是1978年11月24日晚上在皖北的一間茅草屋里，18位小崗村村民用“血”率先寫成的。這份“生死狀”主要內容有三條：分田到戶；不再伸手向國家要錢要糧；如果干部坐牢，社員保證把他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農民的以“包干”形式的自主創新，開啟了中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先河。

農村改革為何從“小崗村”開始？

改革是從人民生活需要的基本問題開始的。“吃飽飯”就是當時農村改革的直接動力。從人民公社時期“一大二公”的集體主義生產形式，到改革初期的“分田到戶”的責任分包與承包，是一種突破體制的創新。

早在1977年，安徽省已經進行“一組四定”的初始責任制做法，即“劃分作業組，實行定任務、定時間、定質量、定工分”；后來又走向“以產計工、超產獎勵、減產賠償”的過渡；1978年3月又開始“包產/包干到組（又稱雙包到組）、聯產計酬”的前期探索做法，這些都為“包干到戶”的誕生提供了改革創新的土壤。

“大包干”本質是將以農戶為單位的家庭作為生產主體，向集體組織承包土地等生產資料和生產任務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形式，其經歷了由包干到組（村民組）向包干到戶的發展，實踐中主要有兩種類型：（1）包干到戶。農民向國家交納農業稅，交售合同定購產品以及向集體上交公積金、公益金等公共提留，其余產品全部歸農民所有；（2）包產到戶。實行定產量、定工分，超產歸自己，減產賠償。當時絕大部分地區采用的都是包干到戶。只有激發農民生產主體的積極性，才能真正吃飽肚子，“手中有糧”才能做到“心中不慌”。

漸進探索與中央支持讓改革探索“化零為整”

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探索，批評聲與支持聲在當時的媒體上此起彼伏。1979年，萬里參加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時，向鄧小平匯報了各方面對農村承包制的不同看法，鄧小平聽后果斷地說：“不要爭論，你就這么干下去！”“大包干”從農民的自發創新到成為國家政策，中央給予了堅強有力的支持與保障。

1980年9月，黨中央頒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明確指出：“實行包產到戶，是聯系群眾，發展生產，解決溫飽問題的一種必要的措施?！?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指出，農村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包產到戶、到組，包干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在中央的支持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逐步在全國推開，到1983年初，全國農村已有93%的生產隊都實行了這種責任制，1986年6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規定：“集體所有的土地按照法律規定屬于村民集體所有，由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等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已經屬于鄉（鎮）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可以屬于鄉（鎮）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已經分別屬于村內兩個以上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可以屬于各該農業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集體所有。”1991年十三屆八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提出，把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作為我國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一項基本制度長期穩定下來，并不斷充實完善。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能”與意義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打破了集體主義的“大鍋飯”的一種形式，本質上改變了生產的激勵機制。它的做法區分了土地產權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兩種形式，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前提下，大膽實踐把經營權下放，將農戶個人付出與收入掛勾，極大地增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糾正了長期集體主義生產形勢下的管理高度集中與分配高度平均的體制弊端，使集體經濟中的農民由單純的勞動者，變成生產主體和經營主體，進而提高了生產效率，充分地發揮勞動和資源結合的發展潛力。

近期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解決了當時全國人民十分緊迫的吃飯問題，此后中國改革過程中再也沒有發生過糧食短缺，以較少的土地養活了中國大規模的農村人口，的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長期看，將大量的農業人口從土地中解放出來，為后來的鄉鎮企業發展以及大規模的工業化進程輸送了穩定而大量的勞動力來源。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