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功指揮阿拉曼戰役和諾曼底登陸的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Bernard Montgomery）在《戰爭史》一書中寫道：“成吉思汗的軍隊具有很高的軍事效率，他們將作戰的機動性與協作性結合在一起，他們的協作能力使其成為當時最有組織性的軍隊，他們軍事上成功的關鍵在于情報體系。”

美國歷史學家德沃尼克（Francis Dvornik）則在《情報工作起源》一書中感嘆道，成吉思汗就像是世界的統治者，他不僅了解帝國周邊的情報，還了解并不與蒙古接壤的其他國家的情報，“成吉思汗明白，掌握其將要征戰的任何一個國家的情報的重要性，這是他戰無不勝的重要原因之一”。

實際上，情報工作對于戰爭的重要性，中國古人早就已經十分了解。春秋時期吳國的軍事家孫武即有明訓：“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過，將這個理論發揮到一個新的高度的，是蒙古帝國的幾位大汗。

西方人筆下的蒙古帝國的情報系統，指的是“站赤”和“急遞鋪兵”這兩項情報傳遞制度，以及多種情報搜集制度。按照《元史》的說法，“元制，站赤者，驛傳之譯名也”。它的主要職能是通報邊境的軍情，傳達上級號令，“未有重于此者焉”。“急遞鋪兵”指的是快遞情報的兵卒。

驛站制度并非蒙古人的創舉。商代的甲骨文里已有記載：“來僖自西，告曰：土方征我于東鄙。”這里所謂的“僖”，指的就是報告軍情的士卒。西周時期已有指代郵驛的“郵”字，并有用郵車、快馬傳遞緊急“簡書”的郵傳制度。公元前550年左右的波斯帝國，也已設立傳遞緊急情報的郵政驛站。不過，因為成吉思汗創下的霸業太大，蒙古人的驛站制度似乎更受關注。

事實上，很多西方人并不清楚，真正為蒙古帝國設下站赤制度的，并非成吉思汗，而是他的兒子窩闊臺。根據《蒙古秘史》的記載，窩闊臺在去世之前總結了自己的功過得失，在總結四件功勞時，他說：“坐在父親的大位里，我在汗父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我遠征金國，滅了金國。我的第二件事，是為使我們的使臣在路上可以疾馳，并搬運所需的東西，設了驛站。還有另一件事，是在沒有水的地方，挖出水井，使百姓得到水草。我還在各方各城市的百姓中，設置了先鋒、探馬等官，使百姓能生活安定。”

但窩闊臺沒有把功勞都算在自己身上。他說，設置驛站這件事，“是察乃、孛勒合答兒兩個人想起來，向我們提議的。”

由于現有史料有限，我們很難得知包括金帳汗國、伊兒汗國等汗國在內的蒙古帝國的驛站制度詳情，而只能從元朝留下的史料中窺斑見豹。

根據《元史》的記載，元朝政府在各行省設置了近1400處驛站。至于用來傳遞軍情的工具，陸路則“以馬，以牛，或以驢，或以車”，水路則用船。比如，在陜西行中書省設置的81處驛站，即配置了7629匹快馬；在江西等處行中書省設置的69處水上驛站，則配置了568艘船。

通過驛站傳遞的各種情報，以輕重緩急為標準進行分類。加蓋玉璽的驛傳書信，被稱為“鋪馬圣旨”。如果遇到緊急軍務，會以“金字圓符”為憑證，緊急程度稍次的，則以“銀字圓符”為憑證。

各路驛站都設有都統領司，他們直接隸屬于各路總管府。1274年，忽必烈將各驛站都統領司改為通政院。驛站的官員有驛令、提領及脫脫禾孫。其中，脫脫禾孫主要負責在交通要沖盤查行人。這些官員歸屬通政院和兵部管轄。

對于驛站的財政支出、資源配備、權責范圍等方面，元朝政府都作出了詳細的規定。比如，窩闊臺在1229年下令：“各驛站都要設置米倉，驛站所轄站戶每家每年要交納一石米，專設一名百戶主管此事。”忽必烈在1264年下令：“站戶可享受四頃農田免交稅糧的政策，其余農田則全部要繳納土地稅。”

元朝政府還對往來使臣的待遇做出詳細的規定。比如，窩闊臺規定，“北方來的使臣，每日支肉一斤、面一斤、米一升、酒一瓶”；忽必烈則規定，“正使臣白米一升、面一斤、酒一升，油鹽雜用發錢十文，冬季每天發給炭五斤”。

至于“急遞鋪兵”制度，元朝政府規定，各處官府要依路程的遠近、人數的多少，每十里、十五里或二十五里就設一個急遞站鋪，每鋪設急遞鋪兵五人。此類兵卒從各州縣百姓中征發。快遞的情報要封鎖在匣子里，“其匣子長一尺，闊四寸，高三寸……鋪兵一晝夜行四百里”。

明代學者宋濂等人評論，正是因為有完備的驛站制度，“梯航畢達，海宇會同，元之天下，視前代所以為極盛也”。意思是說，驛站使天下資源能匯聚一堂，這是元朝強盛的重要原因。

不過，以蒙古帝國幅員之遼闊，東征西伐之頻密，僅有完備的情報傳遞制度，沒有高效的情報收集制度，其軍政要務也無法正常運轉。

蒙古帝國通過兩種方式收集情報：一種是直接的方式，比如直接派間諜或偵察兵去刺探情報；一種是間接的方式，比如在邊境集市偷聽敵國商旅的談話，或者與過境的別國商旅交談，或者收買敵國官員和平民，通過迂回的手段獲得情報。至于情報的內容，則不僅限于軍事方面，而是無所不包的。

德沃尼克在《情報工作起源》一書中說，在蒙古帝國的情報收集系統中，商人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的原因在于，蒙古帝國的政策是善待商人，可汗們不僅保護貿易通道，有時還會直接資助商業組織。這種政策使其得到商人們的支持。為了與蒙古統治者保持友好關系，商人們會向他們提供大量信息。而商人們的優勢在于，“他們控制了中國和中亞之間的一切貿易。他們清楚所有的道路情況。他們是精明的觀察者，他們熟悉沿途的經濟和政治情況……他們接觸過許多官員。他們了解從波斯到中國的每一寸土地”。

通過商人收集情報，是蒙古帝國情報體系的獨特之處。正是通過與花剌子模帝國有生意往來的商人，成吉思汗掌握了這個中亞國家的宗教情況，以至于在1218年時，派出了一個由穆斯林組成的龐大商隊出使這個國家。當商隊抵達花剌子模國的訛答剌城時，該城守將以蒙古商隊是間諜為由，處死了幾乎所有商隊成員。這件事成為蒙古入侵中亞和西亞伊斯蘭世界的導火索。

在邊境集市搜集情報也是一個重要渠道，但這并不僅僅是蒙古人采用的方式。根據《金史》的記載，金世宗曾在1177年對宰臣說，宋人喜歡制造事端，違背盟約，不可不防備他們，因此，陜西沿邊的榷場（指邊貿市場），除保留一處，其他的都要關閉，“令所司嚴察奸細”。

與歷史上所有國家一樣，在蒙古帝國的情報收集系統中，偵察兵扮演了重要角色。

馬可·波羅見識過蒙古大軍的戰斗編隊。根據他的描述，蒙古軍一般會派出四組偵察部隊，每個部隊由200名士兵組成。其中一組偵察部隊充當先鋒，他們比主力部隊提前兩天出發，去刺探敵軍的動向、扎營位置等情況，其余三組在主力部隊側翼和后方警戒，以防敵人的突然襲擊。

《蒙古秘史》記載了一個例子：成吉思汗與王汗要一起攻打札木合。在與王汗的大軍會師之后，兩路人馬順著克魯倫河行軍。成吉思可汗派阿勒壇、忽察兒、答里臺三個人做先鋒……在這些先鋒的前面，還派出哨望（打探前路軍情的分隊）……剛要下寨的時候，在赤忽兒忽（地名）的哨望派人前來報告：“敵人來啦！”于是，成吉思汗就放棄了駐營的計劃。

還有一個例子是，1220年秋，由于難以抵擋蒙古大軍的攻勢，花剌子模帝國統治者摩訶末倉皇出逃。于是，哲別和速不臺率軍追殺。他們一直追到里海附近，但最終還是讓摩訶末逃掉了。不過，蒙古大軍并沒有急于返回，而是順道偵察了里海一帶的虛實。

蒙古人對軍事偵察的重視，與他們的日常生活有關。古代蒙古人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迫使他們不得不未雨綢繆，在遷徙之前，四處派人去尋找合適的落腳地。軍事偵察是這種生活方式的自然引申。

除了親力親為的軍事偵察，蒙古人顯然知道如何利用人的貪欲，收買敵國內部的人充當間諜。據英國歷史學家哈羅德·切希爾（Harold T.Cheshire）考證，蒙古大軍入侵羅斯國（今俄羅斯）和保加爾國之后，曾雇傭這兩個被征服國家的居民充當間諜。這些間諜經過里海潛入歐洲國家，收集了歐洲基督教世界的政治形勢、各個國家之間的外交關系、十字軍東征后的兵力損失情況，以及羅馬教皇格里高利九世與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二世之間的斗爭情況。

這些間諜刺探到的各個方面的情報，正是通過前面說的情報傳遞系統，傳回了蒙古帝國首都哈剌和林。當蒙古統治者了解到，歐洲人全然不知蒙古已入侵羅斯國，也不清楚蒙古的兵力情況，便制訂了入侵波蘭和匈牙利的計劃。

不過，美國歷史學家德沃尼克認為，速不臺并沒有雇傭平民充當間諜，而是從囚犯、商人和其他歐洲人那里收集的情報。

蒙古帝國在所有被征服國家都建立了強大的情報網絡。美國歷史學家帕亞斯利安（Simon Payaslian）在《亞美尼亞史》一書中提到的一起歷史事件，展示了蒙古帝國的間諜無孔不入的能力：1236年，蒙古帝國征服了中亞國家亞美尼亞。由于大汗窩闊臺滿足于已獲得的戰利品，他沒有向這個被征服國家征收苛捐雜稅。然而好景不長。從1243年起，蒙古統治者開始向亞美尼亞征收重稅。1248年底時，不堪重負的亞美尼亞貴族醞釀叛亂。但他們的叛亂計劃最終流產，因為蒙古人已提前獲知叛亂消息。后來，叛亂組織者被拘押在哈剌和林。

（本文摘自易強著《蒙古帝國》，后浪|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年8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