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于《書城》2019年8月號

那是二〇〇八年，一個溫和的黃昏，我回去華東師范大學做了一堂講座。

在麗娃河邊見到袁筱一，她帶我去她工作的外語學院看了看。到底是大學，即使黃昏時候，建筑里都沒有人了，還是能聞到一股象牙塔的氣息，那是年輕人聚集時朝氣蓬勃的特殊氣味，加上粉筆和書本的氣味，還有一股外文系教室里傳統的飄飄蕩蕩的、遼遼遠遠的氣息。

那一年，袁筱一已經是法文系的教授了，無名指上戴著一個戒指。

而我只想到她十八歲時的樣子，她十六歲就進了華師大學法語，十八歲時，用法文寫的小說在法國青年作家小說比賽中得了獎。那時候我認識她了，一個滿臉警惕的小個子姑娘，有點悶。在小說里，她用文雅到令人服氣的文筆，敏感而清晰的細節，造就了一個不知為什么異常絕望又異常秀氣的女孩子，我總是覺得，那個女孩就是袁筱一自己。但是一點證據也找不到，她小心翼翼地切斷了所有考證的途徑。

二〇〇八年時，她給她的學生上了十一堂法國現代文學課。我只跟著她，在走廊里掠過了她上課的教室。

此刻是二〇一九年了，讀她的講課筆記時，我還能找到當年去圖盧茲領獎的天才少女的影子，她對文學的敏感都在那里，她遣詞造句時，仍舊毫不吝嗇地用了自己對生活豐富的體會。這次，也許她不是面對我這樣一個大她許多的人，而是面對小她許多的學生，她更放松，也更真摯地，用對那些著名法國故事的理解，貢獻了她自己在生活里的經歷，以及所得。她仍舊保留著對自己所講述的一切的感性，毫不干燥。她輕輕地，就將一個法國故事送到了普世的同情與理解之上，剝掉了異國情調帶來的隔膜。這樣的文學課，充滿了生活本身的汁水，有時候，能感受到寫作者與生活之間的聯系，靈感來到右手指尖，生活中的所得將要流瀉出來。這是講著講著故事，自己也想寫個故事的狀態。她的確仍舊是個寫小說的。

她又常常告誡學生們將作家寫的故事和作家本人的故事區分開來，防止一種失望的產生，或者是膚淺的理解。看上去，在談論薩特或者杜拉斯的時候，這是微不足道的題外話，其實，這卻是必不可少、會令人會心一笑的行內話。甚至，也是護衛一顆讀者浪漫的心不被自己喜愛的作家辜負的技巧——要認真追隨過自己喜歡的作家的讀者，才能發現這樣的技巧，而且還要經歷過幻滅。

這件事，對袁筱一來說一定不是小事，所以并不啰嗦的她，說了一遍，又忍不住再說了一遍。

這么多年過去，那個敏感的女孩子，長成了風趣的法文教授。但一脈相承下來的，是她對文學由衷的依戀和仰仗。

那天她一直都在摸她的脖子，抱怨頸椎真的很痛。我卻不能適應她也有了伏案工作的人才會有的職業病這樣的現實。我忽略了她不光是一個法文教授，還是一個出色的法國文學翻譯家。她的譯文總有一種我偏愛的靈動和文學氣味，輕松地超越了大多數譯文的蠟像化，保護了原文的體溫和體味，讓它們活著變成了中文。我享受她的翻譯，卻忘記了這是個孤獨漫長的寫字桌前的工作，她主業是教書，副業是翻譯，她怎么會不脖子疼呢？

我緩慢地在午后讀袁筱一的講課筆記，她與其說是在講薩特、波伏娃和加繆，還不如說是在講她自己對生活和人生的體會。在字里行間，總是讓我想起我的老師們。

《文字傳奇》 
袁筱一著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我一九七八年春天進入華師大中文系讀書，當時，學生有白底紅字鐵皮的校牌，不別在衣襟上，不得進入校園。老師們則是紅底白字的校牌。

說起來，我本科的老師真的是一些好老師，教我唐代文學的，是施蟄存老師；教我現代文學的，是許杰老師；教我現代文學作品選的，是錢谷融老師；教我俄羅斯文學的，是王智量老師。他們各自說著帶有各種口音的普通話，文學講到眉飛色舞時，總是在跟他們自己的生活經歷相照應。我坐在大教室的第二排，看得到王智量老師在說到普希金的長詩，和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在大雪中跟著流放的丈夫前往西伯利亞時，眼睛里閃爍的淚光。因為老師的淚光，我們這些女生，會在三十年以后，在老師的生辰慶祝會上，爭相朗讀達吉亞娜的信。也許我們班上的女生，一生都不會忘記老師教過的這首俄羅斯的長詩。

我為袁筱一講的課感動，而且驚奇。我沒想到那個小心翼翼維護著自己的女孩子，會在課堂上，就像感情奔放的王老師那樣講文學作品，將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和盤托出，時而告誡，時而提醒，時而引領，時而喟嘆。她不光是在教學生們如何讀一部小說，也是在教學生們如何面對生活，在許多段落，還能體會到，她在教學生如何錘煉生活中的細節，使它成為文學可用的材料。但是等她說到杜拉斯，她突然英勇地談及她十八歲時，杜拉斯給她帶來的震動、影響和蠱惑，以至于要過許多年，她才能平靜地處理杜拉斯作品里第一人稱帶來的影響，將它轉換成第三人稱，閱讀到了這時，才趨于平靜。我在袁筱一十八歲的時候遇見了她。要到現在，我才讀到，那時那個天才的法語生，如何與法國文學作品產生了文學與讀者之間最純正的聯系。看到文學與讀者以及譯者之間，有著這樣充滿感情的聯系，真是令一個作家感到安慰：也許我沒有寫得那么好，但是，我一輩子從事的這個職業，文學的本身，有著一種令人感動的尊嚴。

也許，要是我沒有見到過十八歲的袁筱一是如何緊緊護著自己的文學理想，生怕別人碰觸，我不會在讀到她上杜拉斯這堂課的講課筆記時，這樣被其中的真摯觸動。

學生們太年輕了，生活都還沒來得及開始，所以，老師的講述里充滿了她自己生活的痕跡。不知道她有沒有擔心過，學生們其實沒聽懂。但是學生們在年輕懵懂的時候，就有這樣一位教授，教授過這樣的文學經驗，對他們來說是提前得到的禮物吧，以后他們會慢慢消化，成為自己生命中的力量。我想。

華東師范大學最出色的文學教授們，在講文學課的時候，都會和盤托出自己的赤子之心。我讀袁筱一的講課筆記時，正值我的古漢語老師徐中玉先生辭世。他是我們的民國教授里最后一個辭世的。華師大中文系的校友們都知道，正派又溫存的先生，陪了我們，直到他一百零五歲了，我們不能再貪心更多。但是，嗒然若喪的感受彌漫在許多人短短的交談聲里。所以，讀到袁筱一筆記中的拳拳之意，真是為我的母校高興。這個十六歲就來到麗娃河畔的袁筱一，現在也是純正的華師大教授了。

讀她的講稿，讓我想念起教過自己的那些老先生們了：如今回憶起徐中玉先生穿得方方正正的藍色卡其布中山裝領子，施蟄存先生身上的古龍水氣味，還有王智量先生用俄文大聲朗誦普希金詩歌的喘息聲，還有錢谷融先生笑得滿臉生輝的樣子。袁筱一是在講堂上和他們一樣的先生了。這樣的老師，講課不是為了標榜自己的學問。

其實，講課的時候，老師的冷或者暖，聽者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相信她的學生們是明白的。

也許要過許多年，和我一樣，才能明白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