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合眾圖書館創辦80周年紀念之年。這座中國現代著名圖書館的創立，與兩位創辦人——葉景葵和張元濟的名字緊密相聯。兩人的友誼始于民國初年，而創辦“合眾”卻是上海淪為“孤島”以后。

葉景葵漢口來信

1937年11月下旬，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接到從漢口輾轉寄來的一封信，寄信人是老友、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葉景葵。信中寫道：

菊丈臺鑒：頃接通丈信，知長者于危險之下為葵理故書，感惶無地。葵初購書，皆普通瀏覽之書。近來稍得先儒稿本及明刻各書，然亦未成片段。以近來物力之艱，得此已覺匪易。今歲室人物故，私計不再購書，并擬將難得之本，一為整比捐入可以共信之圖書館，而于普通各書，則留為隨時消遣之用，雖未暇為之，而已有就正有道之意，蓋自省鑒別不精，恐以珷玞亂玉也。今于危險時期承長者慨然代為檢點，私衷何等慶幸。但敝寓正在炮火之下，敝藏無多，盡可將書箱送至尊寓。因稍為罕見之書，皆存入柚木書箱之內（“文章千古事”三十箱，“法自儒家有”三十箱，“厥協六經異傳”十二箱，其中亦有極尋常者，皆昔存未改裝者也。又，三樓有鄭振鐸押品兩櫥，書房地下雜廁有新購者，樓下客室櫥中皆普通印本），移送不難也。歷年雖有草目，但凌亂無倫次，凡無價值而易得者置之可耳。葵到漢尚安，適昔時政府擬以衡州為最后退步，而近日已大肆轟炸，太原危急。河西之險，鐵騎可以憑陵，則成都、重慶等處，何嘗不可轟炸？故祗能相當驅避，而無絕對安全之地也。草草布謝。敬頌

頤福。

再侄景葵謹上

廿六、十一、五

“通丈”指陳叔通。“文章千古事”“法自儒家有”與“厥協六經異傳”，指書箱分類記號。前兩句均出自杜甫著名的《偶題》詩；后者出自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言”，都是闡明文人心跡和搜集文獻之宗旨。

葉信記述了一個動人故事：

1937年10月，“淞滬會戰”中的上海。日軍已推進到江橋、南翔一線，蘇州河北岸發生著激烈的戰斗。一位瘦弱的老人不顧危險，連續幾天穿行在滬西租界邊緣的沙袋、鐵棘網間，前往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東側兆豐別墅的一幢樓房。

他就是著名出版家張元濟。兆豐別墅的那幢樓房主人則是葉景葵。淞滬會戰以來，葉景葵正在漢口，一時不能返滬，兆豐別墅離戰線近在咫尺，張元濟擔心老友的藏書有失，便冒著危險來此照看和整理葉氏的藏書。

葉景葵藏書以名人稿、抄、校本著稱于世。一部清代學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手稿，從杭州抱經堂購得時，只是破紙一包，他“燈下排日整理，剔除蠹魚蛀蟲，不下數百”，又請人精心修補，費時兩年，花費三倍于購書之款，終于起死回生，訂成130余冊的煌煌巨帙。此書后經錢穆等協助校訂，判定為顧氏手稿，可校正通行本許多舛誤。1931年末，葉景葵從湖南一書賈處購得一部《邦畿水利集說》，稍有殘缺。他從某書目中得知該書原稿本已歸涵芬樓，立即往借，校讀并抄錄補全。恰在此時，東方圖書館被毀，這部記述清代京畿地區水利的極有價值的稿本，在葉景葵手中得以逃過了侵略者的罪惡之火。

從葉景葵信中的記述，其藏書藏于柚木書箱中的精品就達幾十箱，尚未整理的也不少。至于“鄭振鐸押品兩櫥”，雖然內容及數量不詳，但肯定不會是普通之書。遠在漢口的葉景葵，無暇照顧自己的藏書，放心地托付給了老朋友，必要時移至自己寓所。其實，當時張元濟的極司菲爾路（今萬航渡路）寓所也不安全。

葉景葵致張元濟信

戰時的浙江興業銀行

“八一三”事變后，葉景葵與浙江興業銀行上海總行針對時局的變化，采取了一系列應變措施：

8月20日，浙興總經理室發布暫時遷址通告。因考慮北京路的總行接近戰區，為謀客戶安全起見，暫遷法租界亞爾培路69號辦公。

9月3日，葉景葵簽署浙興總辦致蘇州支行“蘇稽密元號”函。云：“今接常處來電，以日機轟炸甚烈，各銀行議決一致停業遷避。敝處已電告常處，將庫存、簿據、人員，均退無錫。將來尊處不能營業，經就地同業一致決議遷避時，請仿照常處辦法，退至錫行，一面電告敝處接洽為荷。”同日，葉簽署浙興總辦致南京分行“京稽密字元號”函：“戰事延長，如飛機轟炸無法營業等情，難免蔓延各地。我行最后布置，似應未雨綢繆。日前曾與貴王代經理面洽，尊處倘至十萬危險，經就地同業一致議決停業遷避時，可將重要簿據、庫存、人員等，暫行遷避蕪湖。尚希相機辦理，并預先通知蚌處接洽，必要時一致行動為要。”

9月上旬，葉又主持制定浙江興業銀行《戰區行處收付款項辦法》。

……

緊張而又繁忙的工作，加上不久前以沫相濡的夫人逝世，葉景葵身心疲憊，乘戰事間隙，10月中旬他一個人離滬赴莫干山，準備靜養數日。但因戰事變化，滬浙間交通中斷，根據董事會決定，葉由莫干山徑赴漢口，布置戰時各分支行撤退事宜。約10月19日他匆匆下山，輾轉抵達杭州，再由杭州一路西行。大路小道全是逃難的難民，葉景葵夾雜在西撤的機關、學校隊伍中風塵仆仆趕往漢口，根本無法顧及上海的家與他心愛的藏書。

浙興在漢口的分行成為戰時全行的指揮中心，葉景葵坐鎮漢口，總經理徐新六則奔走于上海與香港之間，協調各銀行及政府機關之間的關系。葉從張元濟戰火中為他整理圖書得到啟示，在另一封感謝老友的信中，再次透露了欲辦一所私人圖書館的意愿。

菊生太姻丈鑒：昨由漢館奉到賜示，敬悉敝藏書籍承公鑒別，刻已全部保存，將來事定后，擬選擇可以保存之價值者，請公再為鑒定，編一清目，想亦大雅所樂聞也。漢市不免擾攘，因京都紛紛后撤，但行政無系統諸事，待最高首領解決，而首領刻正在艱危督戰中，安得有此余暇？所以對于敵人相形見絀之處，不僅在軍器之窳、軍士之雜，實各事均無組織之所致。刻下騎上虎背，欲罷不能，只有拼死奮斗而已。葵因漢行近為內地集中處所較繁，一時不擬返滬。敬頌

日祉。

再侄景葵頓首

廿六、十二、三

葉景葵在漢口不時收到蘇州、無錫、常熟等分行遭劫與損失的報告，一些分支行經理、行員在日寇轟炸下逃出，來到漢口向董事長報到，請求新工作，讓葉非常感動。此時漢地也非安全之處，于是籌設重慶支行、長沙支行、常德寄行與香港分理處等事宜，接連二三地擺到董事長面前。直到1938年1月底，他才安排妥帖，離開漢口，取道香港返滬。

合眾圖書館舊址

藏書整理中的思考

張元濟為葉景葵整理藏書，不單是友情的表現，更是愛護民族文化的愛國行為。隨著戰火蔓延，廬江劉氏玉海堂、湖州劉氏嘉業堂遭劫，平湖葛氏傳樸堂毀于戰火，杭州王氏九峰舊廬流散……各地藏書家噩耗不斷，觸目驚心，張、葉二老神傷不已。葉在返滬后不久給北平的顧廷龍一封信中寫道：“嘉業、傳樸兩堂藏書受劫，即近時勇于購置之九峰舊廬，聞亦多損失，孑遺所存，更可寶貴矣。”銀行工作之余，他開始整理自己的藏書，寫下了一篇又一篇的題跋。

在《農政全書·跋》里，葉景葵感慨浩劫之中古書之命運：“平露堂原刻，印刷在后，已有闕板，以道光本補足之。張中丞所刻《水利全書》，訪求未得。其《撫吳疏草》，前年曾見一部，為九峰舊廬主人所得，去年借讀一過。此次杭城浩劫，不知尚存否，念念不置！”在《齊民要術·跋》中，感謝張元濟“去冬在炮火之下，為我整理時，已代更正”版刻鑒定之誤。云：

丁丑春在故都，見一全本（前有嘉靖年序），乃恍然此前六卷，即嘉靖刻，非元刻。今夏檢理書笥，知張菊生丈去冬在炮火之下，為我整理時，已代更正。精鑒可佩，整暇尤可佩也。茲將原條粘附冊首，以作紀念。戊寅七月十三日，景葵記。

1938年8月的一天，葉景葵突接浙興香港辦事處電報，告知總經理徐新六今晨乘桂林號飛渝，半途遭日寇飛機襲擊。各方消息很快證實航班失事與總經理遇難的消息。浙興同人聞訊，頓如晴天霹靂，莫不相顧失色。先生第一時間得此噩耗，強忍悲痛，坐鎮浙興總行董事長辦公室，披閱電函，親擬電稿，與各方緊急聯絡接洽。接著，尋找遇難者現場，徐新六遺體運回上海，各界舉行追悼，撫恤家屬等等，一直忙到年底。

葉景葵不得不暫停藏書的整理，但他思考中創辦圖書館的計劃已漸漸成熟。他與張元濟就怎樣辦圖書館問題多次促膝商談。葉景葵擬捐資10萬元，另募10萬元，動息不動本，作為圖書館的常年開支。他率先捐出自己的全部藏書，張也捐出藏書，浙江興業銀行創辦人之一蔣抑卮聞訊，表示也將捐出其凡將草堂藏書。以后葉、張又聯絡同盟會元老、前江蘇省省長陳陶遺加盟創辦人之列，以資號召，正式創議籌辦一所私人圖書館，盡力收藏瀕臨危亡的民族文獻。關鍵是聘請一位懂行而又熱愛圖書館事業的年輕人來此主持。他與張元濟均著意于顧廷龍。

顧廷龍南下主持“合眾”

顧廷龍，字起潛，江蘇吳縣人。出身于書香門第與藏書世家，當時在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任職。幾年前葉景葵就與顧有通訊往來。曾通過顧廷龍請錢穆校勘《讀史方輿紀要》稿本。葉對顧精湛的版本目錄學造詣十分贊賞，任計劃中圖書館的“掌門人”再合適不過了。1939年1月30日，葉景葵致顧廷龍函，特意詢顧在燕京圖書館的情況：“燕京圖書館經費尚充足否？吾兄在校是否兼教員，每年收入若何，有契約否？暇乞見示。”以前的通信談的都是古書購買、校勘等事，這一次顯然是一種試探。顧不久回信說：

“龍傭書燕館，專任采訪，因校例所限，不能兼任教課，既無聘書，亦無合同，月薪百廿五元，循資而上，暑后學校無恙，當可增加十五元。所幸此間生活程度較低（以房租而論，不過上海十之一耳），勉能維持。每屆學期開始，為兩兒籌學費（一在高中一年，一在小學四年）則形拮據。在此僅以能不離書本，投吾所好，他無可戀。然一書購到，速送編目，不克細讀，而俗務紛紜，不容其從容瀏覽，有如庖丁調味，盛宴為主人享客，安得染指其間？退值以后，昏燈一卷，日益無幾，任意涉獵，不能專治一學，致年逾三十而修名不立，每自慚疚。去年以來，朋輩星散，依依送別，吾以一家四口，欲歸不易。顧今滿目瘡痍之日，人多流離顛沛，我尚草間偷活，已邀天幸，復有何求。惟誦宗子相之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聊以解嘲。素蒙垂愛之深，舉實奉告，不覺其覼縷也。”（1939年2月8日顧廷龍復葉景葵函）

同年3月15日葉致顧廷龍函，明確告知：“上海方面如有圖書館組織（私人事業，性質在公益方面），需要編纂校勘人才，吾兄愿意圖南否？每月須有若干金方可敷用？移家需費用若干？幸斟酌示我。”當顧回復表示愿意南下，葉景葵進一步告知圖書館組織計劃：

“奉示知于鄙人所擬圖書館事極荷嘉許，且許以他山之助，感如挾纊矣。鄙意組織愈簡愈好，大約即以弟與菊老及陳陶遺（彼在江蘇聲望極隆）三人為發起人，即為委員。委員中或推菊老為主任，其下設總編纂一人，請吾兄作任之，不再設其他名義。總編纂下須用助手（總編纂或稱總務），招學生為之。會計收支之類，委托敝行信托部為之，掃除一切向來習氣，使基礎得以鞏固，則可久而又可大。大略如此，以后或有更改，亦不致過于歧異也。至何時可以設籌備處，則全視所欲租之屋何時可以起租。（有無其他變局，尚不可知，因上海租屋，難于塵天。）屋能租定，則可以電請吾兄南來，否則來無住處，亦無辦事之處，徒喚奈何。故現在請兄保密，俟租屋有成議，當即電聞，彼時再與校中說明，至何時可離校，則全視兄之便利而定。弟亦不能過拂人情也。（所謂拂人情者，指不顧校中有無替人而倉卒搶親之謂也。）”（1939年4月18日葉景葵復顧廷龍函）

1939年7月顧廷龍全家來滬，入住辣斐德路614號—辣斐坊（今復興中路復興坊）一幢沿馬路的民居—合眾圖書館籌備處。樓下為辦公處，樓上為書庫和顧家住宅。顧廷龍到滬后，浙江興業銀行創辦人之一蔣抑卮，即表示等藏書章蓋好陸續送去，顧自告奮勇說“蓋章之事，吾能為之”。于是，第二天起顧廷龍到海格路范園蔣的寓所為凡將草堂藏書蓋章，蓋完一部分即送“合眾”，連續數日而工作未完。不料蔣抑卮忽以傷寒逝世，剩下善本十余箱交由其后人保管。后來“文革”中均被造反派作廢紙論斤售去。書入廢紙鋪均被送紙廠做回魂紙，無一幸存！

葉景葵

“孤島”矗立“合眾”

1939年8月，由顧廷龍草擬的《創辦合眾圖書館意見書》，經張、葉修稿后通過。同時，葉景葵購下蒲石路古拔路口（今長樂路富民路口）一塊空地建造館舍。這幢“凸”字形建筑由著名建筑師陳植（陳叔通之弟）設計。圖書館起個什么名字呢？當時上海已有“鴻英圖書館”“明復圖書館”等以創辦者名字命名的圖書館，于是大家提議以葉氏的名字來命名。葉景葵堅決不同意，他認為圖書館應依靠大眾的力量并公諸社會，才能久遠，而不應看作一家一姓之物。他提出以“合眾”為館名，取眾擎易舉之義。他只有一個要求，在館旁筑一小樓為寓所，以租賃期25年與館立約。他說：“昔日我為主而書為客，今書為館所有，地亦為館所有，我租館地，而閱館書，書為主而我為客，無異寄生于書。”從此他自號“書寄生”。

“合眾”矗立于抗戰烽煙下的上海“孤島”，其意義恐怕已超出文化的范疇。

1949年4月葉景葵突發心臟病去世。1953年6月，經張元濟、陳叔通等提議，將合眾圖書館捐獻給國家，更名“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當時已有圖書25萬冊，金石拓片1.5萬種。1957年館舍擴建，翌年并入上海圖書館。“合眾”原址一直是上圖的長樂路書庫，專藏古籍和其他歷史文獻，直至淮海中路新館建成。現為上圖所屬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與《圖書館雜志》編輯部。隔壁長樂路752號“書寄生”寓所已掛有“葉景葵故居”的標牌，以紀念這位創辦“合眾”的銀行家的不朽一生。

（本文摘自2019年第9期《檔案春秋》，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