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的時候，人們喜歡對一切做出簡單的解釋，于是，在波蘭人的民間傳說中，日耳曼民族是通過本丟?彼拉多的直腸來到這個地球上的。可惜，波蘭民族關于自身并沒有如此簡便而令人滿意的起源神話。即使對于他們的鄰居來說，波蘭民族的起源也充滿迷霧。

從黑暗時代發展成形的歐洲絕大多數民族都和周圍其他民族互有交流，比如，來自愛爾蘭島的凱爾特僧侶曾將羅馬人的宗教傳播到了日耳曼地區；斯堪的納維亞的維京人由海路將北海南端的英格蘭、法蘭西，與地中海的西西里島和阿拉伯世界相互連通；或者走另一條路，乘船順著羅斯國家的諸多河流南下，到達基輔和君士坦丁堡。然而，現在屬于波蘭的地區卻是與世隔絕的。

在德國東部、波希米亞、斯洛伐克地區，曾經有多個斯拉夫民族定居。公元1世紀時，羅馬商人從南方到此尋找“北方黃金”——琥珀，在他們的記錄中，這里的民族不喜歡戰爭，以農業為生，并生活在“村社民主”的狀態中。其中人數最多的民族直接以他們的營生為自己命名，即“田野居民”，在他們的語言中就是“波蘭人”（Polanie）。有證據表明，6世紀時薩爾馬特人占領了這個地區，或者曾在部分地區定居下來。他們是來自黑海草原上的戰士，可能形成了當地波蘭人社會中新的統治階級，也可能只是一個武士階層。

盡管如此，其他的斯拉夫民族仍然為波蘭人提供了不錯的緩沖，讓他們免受外界的沖擊。在周邊這些緩沖區的庇護下，波蘭人在平靜中度過了8-9世紀。

皮亞斯特王朝

波蘭人和其他西部斯拉夫民族使用共同的語言，但是和他們西南方向上的波希米亞人或者捷克人，以及他們東邊的羅斯國家的斯拉夫人相比有微小的區別。他們也信仰相同的宗教————基于印歐原始信仰的多神教，他們崇拜自然界的萬物——樹木、河流、石頭等，人們和這些崇拜對象共同生活。但把它們做成偶像的形式，擺成一圈，乃至建起神廟之類的行為并不多見。在波蘭人的實踐中，這種宗教既沒有組織，也不分等級，更不是政治上統一的力量。使波蘭人和他們的兄弟民族區別開來的是他們的統治者——9世紀時在格涅茲諾建立的皮亞斯特王朝。

從9世紀下半葉到10世紀初，皮亞斯特王朝統治者們開始逐漸向周邊各民族擴張勢力范圍。絕大多數民族都是因為外部壓力倒向皮亞斯特王朝，這使得皮亞斯特王朝更易于建立統治。到10世紀中期，皮亞斯特王朝統治的領土已頗為可觀。西班牙的塞法迪猶太旅行家伊布拉欣?伊本?雅庫布曾在游記中對此做過記載，這是波蘭國家首次在有價值的文獻中出現。這位旅行家寫道，統治這一地區的王公梅什科一世建立了一套相對完善的財稅體系，并且擁有成體系的堡壘網絡以及一支3000名騎兵的常備軍，通過以上兩者，他可以對自己的國家進行有效統治。

955年，德意志國王奧托一世在東進時，就碰到了這些皮亞斯特王朝的城堡和軍隊。奧托一世之前多次戰勝了他東方的鄰居們，并且在這些邊境地區建立了一系列堡壘，形成了大片邊境堡壘區。隨后他渡過了易北河，并在向東進軍途中殲滅了若干斯拉夫戰士小隊，最終，他撞上了一支接近軍隊的戰團，以及成體系的防御。對波蘭人來說，孤立的時代終于結束，梅什科王公再也無法繼續無視外面的世界。

962年，奧托一世被教宗加冕為“羅馬皇帝”（神圣羅馬帝國皇帝）后，日耳曼人有可能以傳播福音為借口對波蘭發起戰爭，梅什科一世更不可能冒險繼續保持波蘭在歐洲的孤立了。雖然奧托一世的加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舉動，但是其意義卻不容小覷。梅什科一世注意到接受基督教為鄰國波希米亞的捷克人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帶來了巨大好處，因此他開始接納基督教。只有接受基督教信仰，他才能避免和奧托一世的戰爭，同時，基督教還能成為他有力的政治工具。965年，他征得奧托一世的同意，和波希米亞公主杜布拉娃結婚。次年，梅什科一世和他的宮廷人員接受了洗禮。波蘭公國正式成為基督教世界的一員。

政權與教權的共謀

雖然梅什科一世努力融入基督教，但他仍不放棄自己的擴張野心，即使為此和神圣羅馬帝國產生齟齬，也在所不惜。控制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盡可能多的領土就是他的目標之一。為此他進攻了波莫瑞地區，結果引發了和日耳曼北方馬爾克的邊地伯爵（霍多一世）的矛盾，后者正試圖為神圣羅馬帝國奪取這一地區。梅什科一世于972年在采迪尼亞擊敗了他，并于976年占領奧得河口。霍多一世向他的新主人奧托二世尋求援助，后者隨即發起了一次對波蘭人的遠征。梅什科一世于979年擊敗了奧托二世，并成為整個波莫瑞地區的主人。梅什科一世沿著波羅的海沿岸繼續向西遠征，最終他遇到了正在向東開疆拓土的丹麥人。為了結好這位新鄰居，梅什科一世將他的女兒希維托斯瓦娃嫁給了瑞典和丹麥國王埃里克。

波蘭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統治者是一位偉人。梅什科一世在戰爭中連續獲得勝利的同時，也并未忽視外交的意義，甚至還在籌劃借助遙遠的科爾多瓦的摩爾人哈里發的力量。他最后的功業是攻占并吞并西里西亞人的土地。992年，梅什科一世起草了著名的文件《達格梅裁決》（Dagome Iudex），確定了波蘭的邊界，并聲稱將國家獻給圣彼得，從而將波蘭置于教宗的保護之下。

很快，教宗就會向梅什科的兒子、下一任波蘭國王“勇敢者”博萊斯瓦夫證明自己巨大的作用。博萊斯瓦夫繼承了其父的事業，他是一位天賦異稟的統治者。996年，一個叫作阿達爾貝特（本名沃依捷赫，波希米亞貴族）的教士出現在了博萊斯瓦夫的宮廷中。此前他接受了教宗西爾維斯特一世的使命，前往普魯士人——生活在波羅的海沿岸維斯瓦河口的非斯拉夫民族（波羅的民族）——處進行傳教。在途中，博萊斯瓦夫殷勤地款待了阿達爾貝特。然而，阿達爾貝特離開波蘭后不久就被普魯士人殺死。得到這一消息后，博萊斯瓦夫派人從普魯士人那里贖回了他的遺體。據說，博萊斯瓦夫花費了和這位教士遺體重量相同的黃金。隨后，他將這位教士安葬于格涅茲諾的大教堂。

教宗西爾維斯特一世得知這一切后，于999年將阿達爾貝特封圣。隨后的一項重要舉措，是將格涅茲諾升為大主教區，并在弗羅茨瓦夫、科沃布熱格和克拉科夫建立新的主教區。這事實上建立了一個波蘭教省，波蘭教會由此從原來日耳曼人的馬格德堡教區的保護中獨立出來。考慮到當時教會組織本身就是首要的通信和控制網絡，這一舉措強化了波蘭國家的形成。在波蘭，最初的教堂都建立在城堡附近，而城堡則是王室統治的中心，這就將世俗權力和教會權力聯系了起來。這種聯系也體現在波蘭語“教堂”（ko?ció?）一詞中，這個詞就是來自拉丁語的“城堡”（castellum）。

神圣羅馬帝國的新皇帝奧托三世是阿達爾貝特以及教宗西爾維斯特的朋友。1000年，他來到格涅茲諾，朝覲了阿達爾貝特的圣墓。

奧托三世這位新皇帝當然不只是為了拜謁他的圣徒朋友的陵墓而來。他需要評估波蘭的國力，從而在神圣羅馬帝國體系內確定相應的位置。在波蘭所看到的一切讓奧托三世印象深刻，他決定波蘭國家不能像那些附庸公國一樣，而是應成為獨立的王國，和德意志、意大利一樣。

然而，奧托三世死后，繼位的亨利二世就沒有那么慷慨體面了，波蘭的獨立受到了威脅。出于國家利益，無論是日耳曼人，還是波希米亞人，都不希望看到一個強大的波蘭國家。隨即，日耳曼人發起了新一輪的進攻，同時波希米亞人在南邊、多神教斯拉夫人在北邊進行呼應。博萊斯瓦夫在戰斗中擊敗了亨利二世。隨后博萊斯瓦夫和匈牙利人適時簽署了一份盟約，這使得波希米亞國家承受了更大的外交壓力；博萊斯瓦夫還同洛林公爵締結了家族盟約，又從私人方面給了亨利二世壓力。在諸多壓力之下，亨利二世被迫簽署了《包岑條約》（1018年），不僅宣布放棄有爭議的易北河一帶的土地，也放棄了整個摩拉維亞，并宣布將這些地區交給波蘭。

像他父親一樣，博萊斯瓦夫不會滿足于躺在功勞簿上吃老本，一旦發現適合行動的機會，他肯定會立刻抓住。他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羅斯公國的王公斯維亞托波爾克。在斯維亞托波爾克陰謀叛亂并被逐出公國首都基輔后，博萊斯瓦夫立刻站在了自己女婿一邊。他抓住機會，吞并了一片橫在他自己的領土與基輔羅斯之間的土地，也即波蘭國家東邊，布格河和桑河之間的地區。

盛極而衰

此時，無論從什么標準來說，波蘭王國的領土都不可謂不遼闊，皮亞斯特王朝統治的權威性似乎也無可置疑。為強化這一切，在人生的最后一年，也就是1025年，博萊斯瓦夫在格涅茲諾大教堂給自己加冕為波蘭國王。但是他的死亡很快表明，從梅什科一世到博萊斯瓦夫一世的建國大業，已經超過了這個新生國家的統治能力，這個國家已經無法消化所吞并的這么多領土。此時，隨著梅什科二世的登基，各地王公各自為政的地方主義傾向日益顯著起來。

在梅什科二世試圖整合王國的時候，他的兄弟貝斯普里姆出于嫉妒，在基輔羅斯和神圣羅馬帝國的支持下開始挑戰他，代價分別是向基輔羅斯交還布格河和桑河之間的土地，以及向神圣羅馬帝國交還博萊斯瓦夫一世從神圣羅馬帝國奪取的土地。他們很快推翻了梅什科二世，后者不得不于1031年逃出波蘭。倒霉的梅什科二世隨后遭到了一批波希米亞騎士的襲擊，接下來，按照當時波蘭人的記錄，騎士們“用皮帶劇烈摩擦他的生殖器，導致他失去了生育能力”。雖然梅什科二世最終還是返回國家并重歸王位，在他于1034年死后，這個國家仍然陷于分裂狀態。

他的兒子卡齊米日一世并不比他成功多少，在內戰爆發時，卡齊米日一世也曾被迫逃到國外。波希米亞公爵布熱季斯拉夫一世趁機進攻了波蘭，并占領了格涅茲諾，在這里他不僅奪走了波蘭王冠上的珠寶，還奪走了圣阿達爾貝特（波蘭稱沃依切赫）的遺體。這場戰爭讓波蘭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地位受到了威脅。

在那個時代，國家邊界只是理論存在，民族文化差異并不明顯，國家認同也尚在襁褓。然而，最早的捷克編年史作者——布拉格的科斯馬斯（Kosmas Pra?sky），和他同時代的波蘭同行——修士“高盧無名氏”，都將對方的國家看作自己最惡劣的敵人。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即這段歷史中我們所說的“波蘭”到底是什么意思，更不用說“波蘭人”“日耳曼人”和“捷克人”等概念了。自古以來，邊界都不是固定不變的，一個接一個統治者利用武力爭取權利，國家邊界也隨之變化。民族的區分并不能意味著更加忠誠，日耳曼人內部的戰爭比他們和斯拉夫人的戰爭更多，而斯拉夫人內部的戰爭也從沒有停止。甚至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區別也不那么明確。日耳曼人占領了奧得河沿岸的土地后，他們吸收了相當多的斯拉夫部族，以至于在后來的勃蘭登堡——德意志民族神話的搖籃，民族血統也是高度混雜。在后世成為德意志一部分的梅克倫堡，斯拉夫統治者們也變成了德意志貴族。另一方面，波蘭的統治者們也在反復地和日耳曼人通婚。

讓波蘭和波希米亞及神圣羅馬帝國陷入暗斗的問題在于波蘭在天主教世界的地位。在奧托三世認可“勇敢者”博萊斯瓦夫一世的稱王野心之后的一個半世紀里，波蘭的地位始終沒有徹底穩固，神圣羅馬帝國反復試圖將波蘭變為一個附庸國，而波蘭則努力保持其主權獨立。雙方斗爭中勢力的此消彼長反映在波蘭統治者們不斷變化的頭銜上，公爵、王公或者國王，這些不同的稱呼在同時代的西方史料中并行不悖。盡管內部紛爭乃至戰爭不斷，但神圣羅馬帝國對這些問題是理論上的裁決者。波蘭統治者們要加強自身地位，可行的辦法就是通過尋求其他國家支持，以及和教宗結盟共同對抗帝國的世俗權力等方式，增強自己的權力地位。1058年卡齊米日一世死后的幾百年里，這些牽扯復雜的問題清楚地凸顯了出來。

早期皮亞斯特王朝世系（表中只顯示了較為重要的王朝成員，標明的日期是統治時間）

卷土重來

在1039年重登王位后，卡齊米日一世將克拉科夫定為首都。格涅茲諾是大波蘭地區——傳統上波蘭人的土地——的中心，需要在奧得河沿岸建立穩固的邊界防線，同時，國王需要在北方的波莫瑞以及南方的西里西亞分別建立波蘭的有效統治。克拉科夫是小波蘭地區的首府，更容易受到東方基輔羅斯的影響。卡齊米日一世迎娶了基輔大公的姐妹（瑪利亞?多布羅涅加），他的兒子博萊斯瓦夫二世同樣與基輔羅斯聯姻，父子二人都將目光轉向東方，而博萊斯瓦夫二世為支持自己的姑父（伊賈斯拉夫一世）曾兩次占領基輔。與此同時，匈牙利在波蘭的影響也在增加。該國很明顯是一個可以共同針對波希米亞和神圣羅馬帝國的盟友。同時，匈牙利也是教宗為對抗神圣羅馬帝國而布下的巨大外交網絡中的一環，這張巨網從波蘭一路延伸到西班牙。加入這個同盟的一個好處是，教宗將王冠賜予了博萊斯瓦夫二世，后者在1076年給自己加冕為國王。

然而，波蘭和教宗之間熱情的友誼在僅僅7年之后就結出了苦果。當年依靠教會封贈圣徒阿達爾貝特，博萊斯瓦夫一世獲得了國王的王冠；而在不到一個世紀后，和他同名的博萊斯瓦夫二世丟掉王冠，也是因為一名被教會封圣的神職人員。一批波蘭大貴族開始籌劃反對博萊斯瓦夫二世，其中包括克拉科夫主教斯坦尼斯瓦夫。博萊斯瓦夫二世發現這一陰謀后，用暴力鎮壓了這些敵人，其中一批首要陰謀分子被處以死刑，而斯坦尼斯瓦夫主教也在被處決者之列。這一鎮壓行動激起了巨大的憤怒浪潮，結果就是倒霉的國王被迫退位，波蘭王位由他的弟弟瓦迪斯瓦夫一世?赫爾曼繼承。處決斯坦尼斯瓦夫主教（這位主教于1253年被封圣）削弱了波蘭皮亞斯特王朝的聲望，1085年，神圣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允許波希米亞公爵將自己加冕為波希米亞和波蘭國王。盡管只是象征性的舉動，但這是對瓦迪斯瓦夫一世的侮辱。

在國內，瓦迪斯瓦夫無力限制各地領主不斷擴張的權力。瓦迪斯瓦夫一世規定在他死后，波蘭應該分成兩部分，由他的兩個兒子各自繼承。然而1102年他死后，他的小兒子——“歪嘴的”博萊斯瓦夫三世——將他的兄長趕出了波蘭。如他的綽號所示，博萊斯瓦夫三世相貌丑陋，但能力極強。雖然他抱定決心推行鐵腕統治，但仍然很快贏得了整個國家的尊重。勇武善戰也給他加分不少。1109年，他在弗羅茨瓦夫附近的普謝波萊之戰中擊敗了神圣羅馬帝國皇帝和波希米亞公爵，迫使他們宣布放棄對波蘭領土的要求。博萊斯瓦夫三世還進攻了波莫瑞，由于日耳曼人一直以來的蠶食，波蘭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在逐年減弱。博萊斯瓦夫三世重新占領了這一地區，并且一直越過奧得河，到達了呂根島。

博萊斯瓦夫三世統治的最后幾年，他為支援他的匈牙利盟友而發起遠征，結果以失敗告終，波希米亞趁機發起了新一輪的進攻。一批貴族利用這一機會，迫使博萊斯瓦夫三世立下遺囑，在他死后將波蘭劃分為多個公國，由他的五個兒子各自繼承一個。此外，波莫瑞公國的統治者雖然不是皮亞斯特王朝的直系，但也是王室近親，和其他五個公國地位相當。五個兒子中最年長的瓦迪斯瓦夫獲得了克拉科夫公國，該公國面積雖小，但理論上地位最高，對其他公國擁有宗主權。1138年“歪嘴的”博萊斯瓦夫三世死后，波蘭國家開始了這一分而治之的政治實驗：一方面是各地的地方主義傾向，另一方面則是王公們出于親情和政治因素傾向團結，這一實驗就是希望能在這二者中獲得妥協。

諷刺的是，盡管一直以來在王位繼承中不時出現中斷，王國領土也隨之四分五裂，但是統治者的認同感主要是基于對皮亞斯特王朝的繼承。在11世紀末，他們建立了80多個城郭村鎮，給商業集鎮授予王室特許證，賜予他們各項權利并提供保護。皮亞斯特王朝的統治者們還鼓勵這些商業城鎮發行自己的貨幣，取代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同時為國際商道的發展提供必要的安全保證。一些大的城市，如克拉科夫（1040年后成為首都）、桑多梅日、卡利什、弗羅茨瓦夫、波茲南和普沃茨克逐步繁榮起來。

“歪嘴的”博萊斯瓦夫三世統治下的波蘭邊界，1138年

另一個傾向統一的力量是教會。教會在傳播新的技術以及羅馬式建筑風格的過程中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教會也是文化和教育的傳播中心，教會為準神父和青年貴族們教授專業技術、管理學，并提供學校教育。天主教修會的到來推動了這一勢頭。本篤會是最早進入波蘭的修會。11世紀后半葉，本篤會在維斯瓦河畔的蒂涅茨建立了他們的第一個修道院。而緊隨其后的是普利蒙特瑞會、西多會等，它們促進了修會的發展。修會的大教堂大多建有附屬的學校，而依靠教會組織的幫助，波蘭的學生們能有機會到其他國家求學。當時人們開始用拉丁文創作本國的英雄武功歌（chanson de geste），而在1112-1116年，高盧無名氏——很可能是一名來自普羅旺斯的本篤會修士——完成了最早的波蘭編年史。

我們必須指出，教會在教育甚至政治活動中對波蘭社會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相比之下，其嚴格的宗教教義所產生的宗教影響卻小得多。在966年波蘭皈依天主教會后，多神教仍然生存了下來。在此后兩個世紀中，多神教甚至還有幾次復興，而在多神教復興時還發生過教堂被燒毀、教士被處決的事情。在那些處于波蘭與神圣羅馬帝國之間，具有一定程度自主權，同時也被二者同時覬覦的區域，比如波莫瑞，多神教的殘余力量尤其強大。

由于當地普遍缺乏傳教的熱情，教會對這些多神教勢力沒有太好的應對辦法。羅馬發出的十字軍召喚在波蘭遭到冷遇，就充分地體現了這一點。除了桑多梅日的亨里克公爵，幾乎無人響應號召。克拉科夫公爵“白色的”萊謝克一世向教宗寫了一封長信進行解釋，他說，無論是他本人，還是其他任何一名有自尊的波蘭騎士，都不愿前往圣地。他們已經聽說，圣地根本不是什么富庶之地，沒有葡萄酒，沒有蜂蜜酒，甚至連啤酒都沒有。當然，留在國內也是有其他理由的，因為在自己的國界線上還有很多麻煩的多神教徒，即所謂的普魯士人和立陶宛人。但是，似乎沒人準備讓這些人入教受洗。缺乏熱情的問題也是波蘭所特有的。讓歐洲的騎士們渡過大海，到巴勒斯坦和波羅的海地區（隨后還有大批移民跟隨而來）參加對異教徒作戰的十字軍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某些地區在中世紀人口快速增長，以致人口密度過大。但是波蘭地區遠遠談不上人口稠密，因此沒有擴張的需求，波蘭的統治者甚至還歡迎各種有職業技能的其他民族移民——猶太人、波希米亞人，還有日耳曼人。

迥異于西歐的封建體制

1138年“歪嘴的”博萊斯瓦夫三世死后，王國被分為五個公國，而此后的波蘭國家仍在一步步繼續解體。作為諸公爵之首的克拉科夫公爵，他的長子瓦迪斯瓦夫試圖將這些公國再次聯合起來，但是他不僅遭到了自己的兄弟們的反對，甚至本地的貴族也不支持他。接下來一個世紀里，隨著分裂的加劇和國家的衰弱，一代代的克拉科夫公爵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對其他公國的宗主權，并最終徹底放棄了將各公國重新聯合起來的努力。同時，最初的五個公國——大波蘭、馬佐夫舍-庫亞維、小波蘭、桑多梅日、西里西亞——也一步步逐漸解體，這些公國逐步變成更多的小封國，被分封給皮亞斯特家族不斷增加的各種遠支后裔。

事實上，波蘭國家的瓦解，皮亞斯特王朝的家族內斗只是原因之一。各地區的貴族和大城鎮要求獲得自治權，因此在更廣泛地共享權力的要求下，國家權力從君主下放給貴族們的趨勢也無可避免。大波蘭的瓦迪斯瓦夫三世——由于他的雙腿細長且骨瘦如柴，因而獲得了“長腿”的綽號——曾經身兼克拉科夫公爵，并努力以克拉科夫公爵的名義恢復對其他公國的宗主權，但他麾下貴族們卻成功迫使他在1228年頒布“切尼亞特權”（Przywilej z Cieni）法案，這一法案授予了貴族們大量的特權。這一限制君主、保障貴族權利的法案與13年前英格蘭國王約翰簽署的《大憲章》異曲同工。

但英格蘭的爵士和波蘭的貴族相比有個顯著的不同。當時英格蘭或者法國的貴族權力被國王所控制，他們只能在等級森嚴的分封體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在波蘭，類似的封建制度從未出現——除了某些地方的領主是來自西歐的移民。這使得波蘭社會和歐洲大陸其他國家從根本上就有所不同。波蘭社會的最高等級是那些被稱為“施拉赫塔”（szlachta）的鄉紳貴族，他們能夠從祖輩繼承高貴的身份和大量的土地。他們有義務作為騎士隨同國王出征，并服從國王頒布的法律，但在他們自己的封地上，他們就是法官，無須向任何人負責。他們遵循波蘭的民族習慣法——《波蘭法》（Ius Polonicum）。這些貴族完全遵循過去的成例，國王們希望在全國推行的外國法律經驗則往往遭到他們的抵制。在貴族階層下面是其他有一定地產的階級，比如沒有貴族頭銜的騎士（w?odyki），或者在農村事實上變成了某種自耕農的侍從（panosze）。一般來說，農民擁有自由，并且可以向社會更高層流動。盡管他們生活所依賴的土地是屬于貴族們的，他們仍擁有某些有限的權利。少數農民變成了農奴，但在13世紀上半葉，波蘭的農奴們還能享受更多的人身自由，而且一般來說也沒有像西歐農奴一樣被束縛在土地上。13世紀初，波蘭農業開始采用三圃式輪作，這帶來了農業的巨大發展，并拉大了有地和無地農民之間的差距。有地農民愈發富裕，而無地農民則日益貧窮，最終失去一切，只能以出賣勞動力為生。因此，貧窮的農民雖然名義上擁有自由和法律的保護，但經濟的困境最終成了他們事實上的枷鎖。

至于城市，本質上來說，是他們自行制定法律。多數城市都擁有建城時獲賜或后來受賜的特別許可，從而具有一系列的自治權利。隨著城市的發展，逐漸有外國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瓦隆人、弗萊芒人，以及猶太人——被吸引前來定居，他們的出現又為城市增添了獨立色彩。日耳曼人將他們的《條頓法》（Ius Teutonicum）帶到波蘭，1211年，這一套法律最早在西里西亞地區的城鎮開始實施，隨后，以修改后的《馬格德堡法》的名義推廣到整個波蘭其他地區。這些法律約束犯罪和市民違法行為，并規范所有的商業貿易行為。實施《馬格德堡法》，意味著在城市的圍墻之內，無論在行政上還是司法上，和墻外相比都形同兩個國家。城市居民逐漸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和其他階層毫無共通之處的階層。日益膨脹的猶太社區也有相同的情況，1264年，大波蘭公爵“虔誠者”博萊斯瓦夫在《卡利什法令》中賜予了猶太人特權。法令中承認猶太人為國家的“商業仆人”（servi camerae），并以君主的名義提供保護。這成為猶太人諸多特權的開始，而這些特權逐漸使得猶太社區成為波蘭的國中之國。

由于沒有封建分封的體制，波蘭國家也就沒有行使中央權力的正常渠道。和歐洲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王室對國家的控制不是依靠各地受封的貴族，而是依靠國王指派的官員。他們以其擔負的職能為官名，頭銜為“領主”（Kasztelan），這個詞來自“城堡”一詞。領主就是在王室的城堡中行使司法、管理和軍事職能，從而為國王鎮守一方。到1250年的時候，波蘭全境總共有100多名領主在管理這個國家。但是隨著國家四分五裂，中央權力衰落，這些領主的地位也江河日下。他們手中的權力逐步被各地王公們的個人代表——“總督”（Wojewoda）所掌握。

在封建體制上，波蘭和西歐的差異非常重要。波蘭和波希米亞歷史上曾經面臨相似的挑戰和抉擇，但與波希米亞不同的是，前者最終沒有完全被吸納進西歐邦國的行列。一方面，這讓波蘭的發展相對落后，但同時也幫助波蘭更大程度上保持了獨立。即使被分為多個公國，和其他許多國家相比，波蘭各地仍然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和密切的關系，因為波蘭沒有像歐洲其他部分那樣被外國統治者所統治——比如，英格蘭的國王同時是地理上法蘭西大片土地的統治者；法蘭西的貴族掌握著德意志的部分地區；而意大利則先后臣服于諾曼人、法蘭西人以及日耳曼人的軍事強人。或許正是這樣的差異，保證了波蘭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得以獨立存在。

本文摘錄自《波蘭史》， [英]亞當·扎莫伊斯基 著，郭大成 譯，后浪丨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9年9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