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直處于不斷變化的歷史長河之中。過去一個世紀人類經歷的大事可謂多矣，僅世界大戰就爆發了兩次，接下來還有冷戰、伊斯蘭和基督教之間的文明沖突，以及令人眼花繚亂的技術創新。

然而更為深刻的變化，恰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說，則是“我（中）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對人類所處時代做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下簡稱“百年變局”）如此重大判斷，揭示出人類今天正在經歷的滄海桑田及其對未來發展的影響，要超過前一世紀人類經歷的天翻地覆。

此判斷在2018年6月一經提出，便在中國學術界引起了一些非常積極熱烈的討論。本文試圖從下述八個維度闡述一下對百年變局的理解。

【一】 大國間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

百年變局中最為關鍵的變量在于世界上主要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主要國家間的力量對比經過了不斷變化，逐步累積起的量變轉化成某種程度上的質變。

國家力量大小可以通過很多指標來衡量，其中最綜合也是最常用的指標可能還是經濟實力。就經濟實力而言，中國在過去的四十年里發展非常迅速。1978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只有200美元，2018年則接近1萬美元。

特別是最近十幾年間，中國發展之迅速在某種意義上大大超出了中國人自己的預期。2005年中國的GDP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不到日本的1/2，2010年中國的GDP開始超過日本，2014年達到日本的兩倍，按照目前的增長速度，2022年可能是三個日本的量。

四十年前中國GDP約為美國的2/30，到了2018年則變為2/3。中國與世界霸主美國在經濟總量上快速接近，同時中美兩國與排位第三及以后的各國日益拉開距離，恐怕這是理解中美關系最近幾年進入質變期的基礎。

在中國學術界，部分學者對2/3情有獨鐘，他們傾向于認為，如果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按市場匯率計算的GDP之比達到了3∶2，那么這兩個國家之間的關系往往隨之發生深刻且朝向沖突對抗的變化。

在二戰以來的七十多年間，中國不是第一個達到世界超強國美國GDP的2/3的國家。在中國之前，日本和蘇聯的GDP都曾經達到過美國的2/3。然而，不管是日本還是蘇聯，當其經濟規模達到美國的2/3的時候，美國對其政策都迅速做出了重大調整。盡管手段各不相同、實施強度各異，但結果便是我們看到的，2018年日本和俄羅斯與美國的經濟規模之差今非昔比，日本只占美國的不到1/4，俄羅斯為美國的1/14。這或許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受到全球普遍關注的重要原因。

【二】科技進步影響深遠并伴隨眾多不確定性

技術突飛猛進既是百年變局的基本內容也是導致百年變局的基本推動力量。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的時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

技術進步日新月異，特別是網絡信息等與數字相關的技術發展尤為迅速，從而引起了生產、流通、分配和就業等各領域的連鎖反應。制造業的自動化或流水線曾經創造了大量全新的就業崗位（比如工程師），而今天的數字化和人工智能在摧毀大量服務業崗位的同時大致不會創造出足夠的新崗位。

正是這類全新問題誘使《國家為什么失敗》一書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魯等經濟學家接連發表多篇相關論文。麥肯錫咨詢公司估計，到2030年全球將有8億個工作崗位被機器人所替代，而從理論上講，幾乎所有的工作崗位都有可能被日趨廉價的人工智能所取代。

和經濟全球化以及各國政策比起來，技術進步還被學術界認定為導致各國內部收入差距加大或工薪階層收入增長停滯的重要原因。按理說伴隨技術進步而來的應該是勞動生產率的相對快速提高，可展現在人們眼前的事實卻是恰恰相反。無論是在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還是在主要新興市場國家，21世紀以來的勞動生產率增速一直在下滑，這與龐大的研發投入形成鮮明對照。這一現象已被經濟學家們稱為“生產率之謎”，并無疑將對全球經濟長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

技術飛速變化正在開始改變戰爭的形式與性質。據《經濟學家》報道，隨著數字技術在軍事領域里的大量使用，與實體戰線并行的數字戰線被開辟出來，“致命自主武器”（LAWS）的研發與大規模部署，不僅將徹底改變軍人在人們心目中的傳統形象，而且還會引起一系列的倫理問題：智能戰士是否是殺人兇手？

與此同時，所謂“灰色地帶”已經成為新一代軍事專家熱衷討論的概念，其含義是在實施侵略或脅迫的同時不引致事態升級和規避嚴重報復，換句話說難以確定真正的責任方，比如網絡攻擊或宣傳顛覆等。

頗值得深思的是，世界快速網絡化使國家間權力結構深受影響。網絡世界在推動分散化或分權化的同時，又讓美國等網絡主導國家擁有巨大的網絡權力，并具體表現在對他國的全景監控（panopticons)和阻斷（strokepoints）優勢之上。這種優勢不僅具有自我強化性質，而且有可能被網絡霸主當作武器加以使用。

【三】民眾權利意識普遍覺醒

網絡技術發展和普及的一個明顯結果，是斷崖式地降低了通訊成本、大幅度拓展了傳播容量、大大加快了傳播速度，從而極大地方便了人們獲取信息、接觸新觀念和相互交流溝通。隨著人們對自身權利認知的加深，對如何獲取這種權利路徑的明晰，隨信息技術發展而來的人們權利意識覺醒，已經成為當今時代演化的一個重要社會力量。

正是民眾權利意識的普遍覺醒，民粹主義以及民族主義在一些國家開始形成氣候并廣泛和深入地浸透到政治與外交實踐。在歐洲，人們看到了意大利極右翼勢力的不斷壯大；在拉美，人們目睹了巴西版的“特朗普主義者”上臺執政。有識之士均對此憂心忡忡。

數字時代的另一個后果是社會的撕裂。網絡世界的信息爆炸使得受眾在面對海量訊息時無所適從且關注度下降，即出現了所謂的“充裕性悖論”（paradox of plenty）。鑒于人們往往更愿意聽到或看到自己愿意接受的訊息這一天性，各媒體之間為了爭奪關注度而精心編排節目、設計算法，推出各類極有針對性的訊息，以至于來自“好友”的虛假信息看上去更可信。

法國的“黃馬甲”群眾運動便是社會各階層各執己見、缺少溝通和相互誤解的自然結果。“不希望特朗普總統受到彈劾而更愿看到他進監獄”的美國眾議院議長的這番話，足見美國社會極化之嚴重。

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政黨及政治家從反對派到執政者的身份轉換，既是全球化負面影響和網絡革命所導致的勞動階層權利意識覺醒的自然后果，也將是加速全球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傳播的動力源。在現存全球體系趨于瓦解和替代體系創立之間的過渡期內，是否會出現長時間的空白期，亦取決于這一動力源的強弱。

人類經歷過兩次網絡興起或革命，一次是15世紀40年代古滕貝格發明活字印刷后思想在歐洲迅速傳播，另一次是20世紀70年代計算機和互聯網極大地提升了人類的互聯性。在《廣場與塔》一書中尼爾?弗格森得出的結論是：特朗普當選、伊斯蘭國興起和2008年金融危機，與法國和美國大革命、宗教改革運動類似，都發生在網絡處于上升時期，聯成網的世界將陷入無政府動亂狀態。

【四】人口結構變化復雜深刻

人口結構可細分為年齡結構和族群結構。當今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都不同程度地經歷著人口老齡化，其中以日本和歐洲為甚。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新興經濟體，老齡化進程也已經開啟。人口老齡化涉及一系列問題，包括社會保障體系的可持續性、政府的宏觀政策、一國的儲蓄與投資、老齡人口的政治態度與投票參與率等。

與人口老齡化并存的還有眾多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年輕化。在非洲、中東、印度等地，人們看到的都是人口爆炸，其中一些國家25歲以下的人口占其總人口的40%~50%。這種高度年輕化的人口結構很自然地帶來了極高的青年失業率，進而對社會穩定和資源需求產生巨大壓力。

與人口年齡結構兩極化相比，人口的族群或種族結構變化可能對一國社會融合、政治穩定與對外政策具有更直接的影響。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11月發布歐洲穆斯林人口調查數據顯示，2016年歐洲穆斯林人口從2010年的1950萬上升至2580萬，占歐洲總人口4.9%，到2050年在中等移民增長情境下占比將達到11.2%，在高移民增長情境下德國的穆斯林人口占德國總人口的比重將達到19.7%。

今天美國的新生嬰兒一半以上已不再是歐洲裔美國人，2024年20歲以下人口中一半以上將為非白人。特朗普總統上任不久即頒布“限穆令”并堅持在美墨邊界“修墻”以阻擋墨西哥人進到美國，也就不難理解了。

人口族群結構變化的一個自然結果在于族群認同的強化。據《民族與民族主義》作者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所說，族群或民族認同的基本特征或功能之一，在于判定哪些人是無辜者哪些人是罪魁，而罪魁必須為“我們”眼前的苦難負責。“我們”痛苦委屈、充滿不安、不知未來方向何在，而所有這一切都是“他們”造成的，而“他們”就是“非我族類”（not us）者，是那些外來的陌生客，因為“他們”是外人，于是也就成為了“我們”的敵人。那些生活在沖突之中的少數族群團體，通常都會拒絕其他群體的示好或容忍，因為確保某些敵人的存在有時是政治智慧的一部分，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維系群體團結。族群認同或族群對立在一國內部和國家之間的極端情形，便是薩繆爾?亨廷頓《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所關注的議題。

【五】二戰后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正在接近十字路口

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或“去美元化”獲得新動力，是過去幾年最值得關注的現象。

美國產出按匯率計算僅占世界22%，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則僅為15%，但美元在全球計價、結算、儲備、流動性和融資中所占比率均超過50%。在題為《特朗普政策將顛覆美元地位》的文章中，杰弗里?薩克斯教授指出，美國從美元霸權中獲得了巨大好處，包括隨美元作為儲備貨幣而來的巨額鑄幣稅、匯率風險規避、低貨幣金融交易成本、大宗商品定價權、對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元化程度高的國家的政策影響力以及可方便地向世界各國出售銀行服務等。

如果說歐元的創立和伴隨2008年金融危機而來的人民幣國際化提速開啟了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的漫長進程，那么特朗普政府發動貿易戰、美國財政赤字加大、美國利用以美元為核心的SWIFT結算系統對全球經濟金融活動進行監控并且濫施制裁，則增強了許多重要經濟體擺脫對美元持續依賴的決心。2018年土耳其開始拋售美元資產。伊朗已經宣布其石油交易的計價預結算不再使用美元并且代之以歐元。俄羅斯在意識到美元已經成為一種有風險的結算工具后，也開始逐步在能源資源貿易中加大使用本幣或歐元甚至人民幣。上海國際能源交易中心以人民幣計價的石油期貨交易額穩步增長，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二期全面運行。

金磚首腦會議幾乎常被提及的一個話題便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結果世人看到了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和新發展銀行的創立，以及將來可能出現的金磚加密貨幣。英法德聯合建立與伊朗維持貿易往來的“變通”支付機制或歐洲版結算體系，即“貿易交換支持工具”（INSTEX），以規避美國對歐洲公司的制裁，更是意味深長。對此，2018年底高盛前董事長、英國前財政大臣吉姆?奧尼爾在題為《特朗普有選擇的經濟戰》一文中警告說：在某個時刻，美元作為全球支付手段和儲備貨幣的地位可能會受到挑戰。

國際貨幣體系事關重大，其何去何從，不僅影響作為美國霸權根基之一的美元地位，也將影響全球經濟的穩定性和長期增長，還會影響諸如加密數字貨幣（Libra）等由巨型科技公司發行的數字貨幣的未來命運。

【六】國際多邊體系進入瓦解與重構過程

世界處于百年變局還表現為現行國際秩序開始進入一個瓦解與重建期。從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定》《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到退出《伊核協議》與《中導條約》，再到揚言退出世界貿易組織（WTO）和猛烈抨擊北約甚至聯合國，美國似乎在拋棄自己苦心孤詣建立起來的戰后國際秩序。

盡管有人認為美國民主政治體制長期失敗所導致的實力衰落、中國的迅速崛起以及俄羅斯的復興乃現存國際秩序垮塌的主因，但占主流地位的國際自由主義者仍以為，現代美國成功故事的關鍵支柱便是國際同盟體系的建立，今天特朗普正在以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將其摧毀。

盡管有人說特朗普行為非理性，因為從經濟學理上講，打貿易戰的后果一定是雙輸，至少中短期來看是沒有贏家的，但特朗普奉行的政策還是有其內在邏輯。四十年來，美國名義人均GDP增加了5萬多美元，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國大規模地參與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進程，而支撐這一進程的基礎就是美國在二戰后精心策劃并打造的國際體系。美國放棄使自身獲益頗大的國際體系的深層原因，在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崛起，已經開始威脅到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國家規模在國際博弈中具有獨特的重要意義。大國追求的不僅是經濟利益，還有政治權力。政治和經濟的一個根本性區別在于，經濟是大家尋求互利共贏，政治則是力爭與對手差距最大。

與此同時，全球問題不斷惡化所凸顯的全球治理赤字日益擴大，客觀上為國際體系的重建提供了巨大需求。國際自然保護聯盟2018年編制的瀕臨物種紅色名錄顯示，在所統計的10萬多種物種中，有2.8萬種物種受到生存威脅，占總量的約27%。1970年以來，地球上脊椎動物減少了60%，由于過度捕撈，太平洋僅剩下30%的藍鰭金槍魚原始種群。研究表明，目前物種滅絕速度是正常自然速度的100~10000倍。

面對這樣一個獨特的歷史情境，如果人類拒絕采取集體行動遏止物種快速毀滅，那么人類的生存將因食物鏈崩潰而面臨生死存亡的威脅。這恐怕就是一些多邊體系開始瓦解而另一些全球治理架構的新設想不斷涌現的原因。中國正在開啟的“一帶一路”機制化進程，便可被視為國際秩序建設的一個典型事例。

【七】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制度頹勢顯露

《人為制造的脆弱性》的作者之一查爾斯?凱羅米里斯指出，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在相當意義上揭示了美國制度僵化和其破壞性的嚴重程度。在美國，金融危機和信貸稀缺并非隨機分布，而是來源于討價還價博弈。銀行體系是政治交易的結果，政治交易下的利益伙伴關系主導著銀行業政策制定，決定著從牌照發放和網點設置到信貸分配、從監管模式到銀行關系等內容。

《被妥協所拖累的美國》一書作者勞倫斯?萊希格關心的不是做壞事的壞人，而是當今美國一系列制度如何導致腐敗并最終給國家帶來危害。在他看來，涉及金融、法律、媒體、醫療、科學等領域的制度均受到錯誤的準則和激勵的腐蝕，反過來它們又腐蝕了各類并非總是基于私利的行為體的行為。

在一篇題為“‘嬰兒潮’一代是如何摧毀美國的”文章中，作者指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已經成為富人在民主問題上弄虛作假的工具；美國對正當程序的堅持值得稱道，但有人以此為借口阻撓政府執行操作安全規則、追究公司刑事責任、保護弱勢群體；選舉改革的本意是要加強民主，實際上卻削弱了民主；精巧的金融和法律工具把經濟長期增長和共同繁榮的引擎變成了為數不多的大贏家的賭場；近年來國會通過的議案幾乎都有附加條款；美國被分割成兩個階層，受保護的階層拖垮政府、癱瘓政府，不受保護的階層則被甩得更遠；選舉投票率如此之低凸顯民眾的政治冷漠；三十多歲的成年人中認為收入超過父母的可能性從四十年前的90%降到了今天的50%。

美國權力結構的家族化程度之高遠超人們想象。據英國《經濟學家》周刊的數據，美國州長之子成為州長的概率是嬰兒潮時期出生的男性的600倍，參議員之子承接父業的概率是普通人的8500倍。

多種跡象顯示，美國已經行進在福利國家的道路上，絕大多數美國人支持政府擴大福利支出。如果加上醫保中不由政府提供的支出部分，則美國政府總支出便達到GDP的48%，與歐洲福利國家的代表瑞典相差無幾，因此不少人擔心這會永久性地削弱美國的增長能力。雖然本次金融危機以來美國保持了連續122個月的增長并打破1991－2001年持續繁榮的紀錄，但實際經濟增長僅為25%，遠低于上一繁榮期的43%。

【八】主要大國之間“規鎖”與“反規鎖”日趨白熱化

權力政治主要指世紀大國之間為打壓對手不擇手段，甚至不惜犧牲自身利益。當今世界變局的深層次原因歸結為一點，就在于中國快速躋身高科技產業。

中美關系至少目前看不是新冷戰。冷戰期間美國對蘇政策的基本特征是遏制或隔離，即盡可能不與蘇聯及其盟國發生任何經貿和社會往來，最終讓蘇聯因效率低下而自生自滅。美國對華政策自冷戰后期以來奉行的是接觸政策，其核心是將中國納入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并通過讓中國承擔責任來改變中國。

盡管如今有一部分美國人希望與中國“脫鉤”并最終實施遏制政策，然而美國既難以做到完全孤立中國也沒有必要這樣做。說它難以做到是因為成功隔離中國至少需要世界主要經濟體和相當多的發展中國家采取集體行動，說它沒有必要是因為中國對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形成的威脅主要來自高科技趕超而非中低端競爭。美國對華政策的要義在于，既要繼續享受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提供的中低端好處，又要規避或阻止中國在高端科技尤其是數字高科技領域的趕超。美國這一對華策略可以簡潔地用一個中文詞加以概括：“規鎖”（confine）。

“規鎖”的基本意思有兩個：一是用一套新的國際規則來規范或限定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行為；二是藉此把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位勢予以鎖定，使中美在科技層級上維持一個恒定且盡可能大的差距。

美國之所以動不動就援引國內法對付其貿易伙伴，主要原因在于現有多邊體制無法按照其意愿實現對中國的制約，這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貿易談判代表處2018年3月公布的對華301調查報告，其涉及的所謂技術盜竊、強制技術轉移、知識產權保護等焦點問題都和技術有關。

美國以及歐洲和日本聯合發表聲明為改革WTO定調，要求中國增加政府補貼透明度等，其主要意圖之一也在于此。正如彭博新聞社網2019年5月26日登載的題為“科技冷戰將迫使世界做出選擇”的文章所說：數字鐵幕將迫使政治領導人就加入中國隊還是美國隊做出決定。概言之，中美之間的“規鎖”與“反規鎖”博弈業已成為當代版的修昔底德陷阱，并已經開始對整個世界格局產生影響。

結語

變中蘊含著不變，不變中孕育著變化。隨著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人類歷史演進的性質便發生了轉變。恰如《西方將主宰多久》作者伊恩?莫里斯所說，偉人和愚笨者從來沒有決定歷史的發展方向，他們所能做的最多是加快或延緩歷史進程。但1945年后，政治領導人就變得能夠改變歷史。過去人類犯錯誤的結果是導致社會的衰退或崩潰，而現在這些錯誤將直接導致人類的滅亡。

時至今日，人類處于核武器時代這一現實并未改變。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估計，世界現存核彈頭數為15850枚，美國和俄羅斯分別擁有6550和6850枚，其數量足以毀滅人類數十次，這意味著人類仍舊生活在核恐怖的陰影中。也正是核武器的存在，美俄沖突或中美對抗的上限同時被限定了，因為核大國之間的全面沖突無異于人類毀滅。

今天的世界中沒有發生根本改變的另一事實，是各國或各地區之間的相互依存度仍然處于歷史高位。高相互依存度主要表現在緊密的國際分工與貿易聯系之上。據“關于全球化的五個迷思”作者史蒂文?奧爾特曼引證的結論，無論是貿易與資本，還是信息與人員流動，2017年全球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今天的世界已經被全球價值鏈捆綁在一起。雖然說位居價值鏈高端的“系統集成商”主要分布在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但主要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之間的“脫鉤”成本已經提升到了世界難以承受的水平。各國“得自貿易的收益”減少勢必引發國內社會政治的強烈反彈，從而起到抵消“逆全球化”的作用。

整體上看，全球化趨勢并未發生反轉，而是遇到了暫時挫折。作為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全球化并不總是走在平坦筆直、路旁長滿鮮花與樹木的大道上。全球化征程中一定還會有一些崎嶇甚至險峻路段，具體表征之一就是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霸凌主義和保護主義。

一百年后的歷史學家在回顧人類目前正在經歷的這一段歷史變遷的時候，可能性比較大的是把百年變局概括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的復興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對東方復興的回應”。中美兩個如此規模巨大的國家，其中一個綜合實力迅速上升，一個實力依舊超強但顯露疲態；一個努力獲取與自身實力相稱的全球影響力，一個很不情愿與他國分享權力；一個擁有東方式的古老政治文化傳統，一個飽受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滋養。在它們之間出現各種各樣分歧、摩擦，乃至一定程度的沖突，均屬正常和自然。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斗爭”。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又需要中美這兩個世界上體量最大的國家，需要這兩個人類事務最大的利益攸關方，攜起手來一同承擔應對挑戰的責任。而做到這一點的基本前提，就在于中美兩國依靠智慧與膽識，在斗爭中妥善處理其間的誤解、矛盾與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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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題“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刊于《國際經濟評論》2019年第5期。作者張宇燕，系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澎湃”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