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農村老人從工作單位退休到面對死亡，至少還會經歷20多年（上海預期壽命83.37）的生命歷程，能不能讓他們有價值地生活著？

當前上海正在進行鄉村振興，那么，當下上海農村的現狀如何？如何實現鄉村振興？通過解剖一只“麻雀”，或許會給我們帶來新的思考。

如果你去過上海的農村，大概率會記得一些表象：那里有綠油油的稻田和連片低矮的房子，有蜿蜒溪流和滿天繁星，還有坐在屋門口擇菜的老人家。你會以為他們過著恬淡而安逸的生活，盡享大自然的饋贈。他們于你，是陌生又理想化的鄉愁寄托。可你于他們，則是帶著好奇心，甚至充滿了誤解的“他者”。

誤解源于隔閡。大多數上海鄉村會主動給自己貼上“高度老齡化”的標簽，因為低于50歲還常住村里的本地人，幾乎是可以掰著手指頭數出來的。真實的鄉村，由占據當地人口80%的50至70歲農村老人構成——他們會是故土上的最后一代農民——他們的后代已經選擇并融入了現代化的都市生活；他們自己也或許會在未來10年間，經歷鄉村撤并，搬進高樓，摘掉農民的帽子。

想要理解今天的上海鄉村，就必須要靠近這群人，感受他們在當下社會環境中的人生況味，以他們的幸福感作為振興鄉村的出發點和歸宿，進而發掘他們在農村社會中的自我價值。

奉賢區迎龍村的一番實驗，提供了一種觀見。

放出一個“招聘通知”，立馬就報名報滿了

初秋午后，通往迎龍村委會的迎立路上，蹲坐著幾位包了頭巾的老阿姨，緊握鐮刀，割起草來速度飛快。她們的任務是修整路兩邊的綠化，清除掉不必要的雜草，這樣干上一天，能賺100元。盡管烈日炎炎，但對于這些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迎龍村村民來說，這錢“不難賺”，“都是平時伸出手就能干的農活兒。”

雇傭他們的，是迎龍公益服務社。這個成立于去年初的農村社會組織，功能非常簡單，就是給65歲以下賦閑的、身體健康的、愿意投身勞動的迎龍村村民創造各式各樣的公益崗位。

崗位沒有為設而設的虛職，都與迎龍村的實際需要密切相關：村級河道要定期清理，綠化要時常保養，拆違后整潔的鄉村風貌需要專人維護……這些不需要相應資質便可上崗的、原本交由第三方機構完成的工作，現在都由本村村民自愿承接完成。而村委會原本要為此付出的成本，則直接進了老百姓的口袋。去年一年，迎龍村撥出100萬元村集體資產用于本村環境的日常維護。這100萬元，同時也是374個參與勞動者的工資收入。“算下來，所有干了活兒的村民，戶均增收將近3000元。”村書記李天舒說。

讓農民富口袋，其實只是它的“附屬效應”。李天舒最初決定支持設立公益服務社，更多考慮的是怎樣“花小錢辦大事”。迎龍村地處奉賢西側郊野腹地，“如果按ABC檔給奉賢各村的經濟發展水平打分，我們應該是穩坐‘C位’了。一年的村集體收入算到極限，超不過300萬，勉強維持村級事務正常運轉。要在現有基礎上發展民生，只能想方設法節流。”

“花出去100萬，能省150萬。”去年一年，靠著公益服務社的運作，村里果然省了不少錢。公益服務社負責人尹秀錦算了這樣一筆賬，按常規做法請第三方機構提供服務的話，村里支出的費用里，不僅包含了人工成本，還隱含了第三方的管理費用和盈利。“現在就不同了，作為一家非營利機構，我們直接面向村民招募勞動者，唯一的成本就是人工，干一單活，可以節約60%以上的支出。”

村民參與公益服務社勞動。迎龍村供圖

在農村社會，“干部干、群眾看”的現象屢見不鮮。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中國城鄉發展研究中心副教授馬流輝表示，一些村的村民對村集體事務參與普遍不足，直接導致村公共事務投入負擔加重，不利于鄉村振興發展。可是如何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迎龍村共有25個村組，1000余戶村民。到目前，參與過公益服務社勞動的，幾乎占到了符合年齡和身體條件的全部戶數。尹秀錦說，只要放出一個“招聘通知”，立馬就報名報滿了。若是兩次“招聘”相隔太久，還會有人跑來村里打聽，啥時候有活兒干。“迎龍村提供的實踐經驗，重在平衡了村級投入和農民增收的關系，不僅減少了治理成本投入，還增加了村民就業機會，通過將農民命運與鄉村發展連結在一起，調動了村民參與治理積極性。”馬流輝說。

能干活時讓我閑著，會覺得自己很沒用

日本曾創造了一個“無緣社會”的概念，特指日本社會因血緣、地緣、業緣日趨弱化而導致人與人的關聯缺失。其核心問題，其實是個體與社會的關系問題。

在中國，特別在熟人社會的鄉土中國，表面看不應有這樣的顧慮。可實際上，隨著家庭中的青壯年離開農村，獨居老人成為普遍現象；加之近年上海農村承包地流轉率突破80%，建設用地減量化工作強力推進，農村人不再種地，也沒有小工廠可以做活，業緣關系幾乎被斬斷。鄉村人口的主體構成，50至70歲老人，正面臨著脫離社會和喪失自我價值的困境。

65歲的戴云官從電器廠退休后，一下變成了家中的“失業者”。“其實我還干得動，卻沒有地方肯要我，每月只有1250元農保收入。”去年春，迎龍村公益服務社公開招募8名扎籬笆能手，戴云官立馬去“搶”了一個名額。“其實按照公益服務社定的65歲以下可以參與勞動的標準，我已經快要超齡了。”但戴云官很快在籬笆隊里展現出自己靈巧的一面，幸運地保住了工作。

因存在一定技術門檻，籬笆隊的成員是相對固定的。但按天計酬的標準，和其他臨時工種一樣。加之扎籬笆的任務不常有，想靠這個來補貼家用很勉強。但戴云官從未缺席過任何一次工作。漸漸地，籬笆隊在周邊鎮、村累積了些小名氣，戴云官和籬笆隊的老伙計們開始走出去提供服務。“每次出去，都是揚眉吐氣的感覺。”

尹秀錦為這些老人感到高興，“農村人淳樸，仿佛天生是干活的宿命，閑不住的。”她說戴云官們，其實也是在說她自己。一年前從迎龍村副書記的崗位上退休，這個干了20年村干部的迎龍村女兒，提前焦慮起來。“要不是村里聘我回來當這個公益服務社的負責人，我肯定也得另謀出路了。能干活的時候讓我閑著，總會覺得自己很沒用。”

華東理工大學青年教師楊君曾在迎龍村蹲點調研了近20天，他發現，讓農村老人“退休”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盡管他們中的大部分已經退出農業生產，但仍會想盡一切辦法讓自己發揮新的價值。

還有沒有用武之地？這幾乎是每個上海農村老人對自己的靈魂拷問。“一旦讓他們覺得無事可做，也不能再為子女輸出價值，心態就崩了。”李天舒說。50歲的老倪，每次迎龍村招募河道保潔員他都搶著去，還因此損毀過一個手機。別人笑他干了賠本的買賣，下一次卻依然能看見他第一個下水的矯健身影。

毋庸置疑，經濟杠桿的作用力在農村社會治理過程中是顯著的。盡管背后的影響因素并不單純是農村老人對“增收”的需要——自我價值實現的訴求更為強烈。當一個農村老人從工作單位退休到面對死亡之時，至少還會經歷20多年（上海預期壽命83.37歲）的生命歷程，能不能讓他們有價值地生活著？或許值得基層付諸深思。

曾為沒有合適的產業項目急得整宿睡不著

翻看迎龍村的賬本，過去幾年里，公共服務設施的投入是巨大的。相比區內絕大多數農村，迎龍村的家門口為老服務機構——“睦鄰四堂間”，數量配置是別的村的2—4倍（到年底將建成8座），老年活動室、衛生室、“生活驛站”綜合服務中心的軟硬件處在全區上游水平，需要助餐服務的老人有120位，每人每天的餐食需由村委會補貼5元……“經濟確實緊張，我甚至想好了去找上級部門‘化緣’。但這些錢必須要花，因為老人等不了。”李天舒說。

生活驛站里總是充滿歡樂。迎龍村供圖

讓今天的老人“等不了”的，恐怕是明天的“農民增收”期許。后拆違時代的上海鄉村，正在進行一場產業導入的革命。近年，上海先后推出兩批鄉村振興示范村，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為準則，不斷強化農村建設。而今，首批9個鄉村振興示范村已完成驗收，第二批28個村也在加緊規劃動工，不少老百姓已經看到了產業導入后，實實在在的紅利。但上海有千余個村，絕大多數，尚沒有這樣的“運氣”和稟賦。

李天舒說，他曾為沒有合適的產業項目急得整宿睡不著覺。迎龍村的先天條件不好，地理位置偏，建設用地少，加上沒有特色農業產品，好多產業項目并不青睞。難得幾個有意愿問詢的企業，一聽說能夠提供的土地資源緊張，轉而就選擇了別的村。

上海的鄉村振興，核心支點一定是產業。長遠看，產業興旺會帶動生活富裕、治理有效，從而實現真正的鄉村變革。而回到眼前，“也不可能光靠等，即使村集體收入不能增值，還是要想辦法讓老百姓日子過好。”這樣的戰術選擇，或許可以讓許許多多為產業迷茫，甚至勞而無果的基層干部，放下焦慮和執念。

正是從“生錢”到“省錢”的思維轉變，催生了農村社會組織迎龍村公益服務社。而今，運作成熟的公益服務社，反過來又從“省錢”走向“生錢”——今年5月，迎龍村承接了隔壁海灣村“生活驛站”的運維，由公益服務社出面管理。“用賺來的錢，剛好可以補貼我們自己的生活驛站。”尹秀錦說。

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照新曾發表觀點：培育農村社會組織，特別是農民的自組織，既有構建具有中國特色鄉村治理體系的內在需求，更是激發農民內生動力、加快推進實現“以農民為中心”的鄉村振興戰略的客觀需要。而這或許就是迎龍村的出路。李天舒說，接下來迎龍村還將繼續發展公益服務社，為村民開發更多公益崗位；同時投入更大精力優化村委會為老服務職能。

不曾“退休”的人生背后是對自我價值的執著守望。

（原標題為《農村老人自我價值實現的訴求如何滿足，這個區的“實驗”帶來新啟示》，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