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允許我與大家分享我的一段個人經歷。我出生成長于上海，對這座城市有特殊的感情。1985年，大學畢業以后，我自費赴美留學。”國際知名中國問題專家李成用一口帶著上海口音的普通話講述他在第八屆中國學論壇“一帶一路”專場主旨演講的開場白。

赴美后，李成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亞洲研究專業碩士學位，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上世紀90年代初期，作為美國當代世界事務研究所的研究員，李成前往中國實地調研基層的發展變化。根據這段經歷，他在1997年出版了《重新認知中國：改革的動力與困境》一書，并大獲好評。1990年代，他率先預測了中國“技術官僚”的崛起。2014年，他成為了美國頂尖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研究中心的首位華裔主任并任職至今。

今年9月11日，在上海舉辦的第八屆世界中國學論壇的“一帶一路”專場的主旨演講中，李成以解讀美國對“一帶一路”的誤解為題，通過他個人的親身經歷，闡述了美國對中國的誤解并提出了消除誤解的建議。

認識中國需要一個過程

作為長期來往于中美之間的華裔學者，李成對中美關系有著自己獨到而深刻的認識。1993年到1995年，李成作為訪問學者在上海工作了兩年，當時他的研究課題是上海中產階層的誕生。

“當我完成書稿提交給美國出版社時，一再遭到拒絕，當時打開出版社的信都非常緊張，因為已經被拒絕7、8次了。評審書稿的美國學者都認為中國當時沒有中產階層。最后我不得不改書名，改書的研究框架和概念，以‘重新認識中國’才得以出版。”李成回憶道。

直到十年后，當西方商界、企業界感受到中國中產階層正在改變中國經濟，改變世界經濟的時候，中國中產階層的概念才被廣為接受。

“我為什么要與大家分享我的這段個人經歷呢？我要指出，國外中國學研究，包括美國政界、學界、智庫、媒體，當然也包括我本人，對中國的快速發展是有一個了解和認識過程的，從我個人來講是從我的一些錯誤認識當中提高起來的。我相信只要中國是開放的，在進步、在發展、在學習，在努力地和國外交流，假以時日，海外的偏見和誤區是可以糾正的。尤其是對今天的主題——‘一帶一路’倡議而言更是如此。”李成說。

李成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是目前改變全球地域政治和經濟格局最深刻的發展之一。與歷史上類似的巨大變化一樣，國際上對此的反映呈現出多樣性，包括不同程度的熱情、交流、懷疑，甚至反對，都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對于塑造了二戰后世界格局的超級大國——美國更是如此。

“我曾經帶華爾街的商業精英到中國來訪問參觀，他們臉上顯現出的并不是妒嫉和擔憂，而是興奮和喜悅，因為他們知道世界未來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會在這塊地方，他們看到了更多的機會，不存在什么怨恨。”他說。

李成進一步補充稱，美國總統特朗普本人并沒有反對過“一帶一路”，他還派人參加了第一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之后特朗普還表示，不知道這么多國家首腦參加，如果知道的話可能會派一個更高級別的官員參加。

另一方面，李成也承認，當下在華盛頓的一些政策制定者和輿論領袖，把“一帶一路”視為所謂“中國威脅論”的主要表現，并想加以遏制，這同樣也是事實。

“這里自然有兩國利益和意識形態的不同所造成的競爭和分歧，但也不排除認知上的偏頗和判斷上的誤區。如何讓世界和美國全面準確地分析、了解‘一帶一路’的理念和運作本身呢？這就需要更多的國際對話和更廣闊的全球視野。這次會議本身也是在做這方面的努力。”他說。

“當今世界正在進入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新時期，正如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在十年前所說，發展速度的明顯加快以及發展軌道的不確定性，是我們當下發展的特點。我們處在一個十字路口，包容和高質量增長的樂觀前景與災難性沖突的悲觀預測，是同時并存的。”他說。

“一帶一路”源于中國，屬于世界

一段時間以來，西方對“一帶一路”的批評包括：挑戰美國的經濟利益；對美國所領導的現有安全體系的挑戰；還有所謂的“債務陷阱等”指責。對此，李成指出，雙方都要有換位思考，同時也需要分清哪些批評是無理的指責，哪些是合理的擔憂。

在李成看來，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問題需要理清：

首先，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是完全合理的。從國家利益來講，中國是一個大國，自己的國家利益是完全可以講出來的。中國需要海外的市場，也需要海外的資源，其他國家也會提出這樣的訴求。這是對合理要求的維護，并不像西方所說的是進攻性的。美國因為缺乏這種換位思考，就會把“一帶一路”看偏了。

其次，“一帶一路”是對目前的經濟體系，或者經濟秩序的一種補充，而不是一種替代。在這個問題上，一些美國政要代表也表示，中國創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就做得比較好，它不是以中國為主，而是中國作為引領，實際上是世界的或者亞洲的銀行。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西方國家會加入AIIB，也可以減少一些擔憂。

“一帶一路”源于中國，屬于世界，并不要求其他國家站隊。但是很遺憾目前很多國家因為一些國家的壓力“被迫站隊”。李成認為，這樣的做法會最終導致形成兩個經濟貿易體系，也會造成西方和中國擔憂的兩個互聯網體系、兩個貨幣體系，甚至最終將會是兩個政治和軍事體系。

“想想我們的后人，這難道是我們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所要的世界嗎？”他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