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田國男

日本的民俗學大約形成于百年之前。在18世紀，探究日本特有之文化的“國學”，以及19世紀后半期由歐洲引進的人類學的“土俗研究”，可以說是日本民俗學的兩大源頭。但真正意義上的民俗學，卻始自柳田國男1908年夏對九州地區山間村落的刀耕火種及原始狩獵方法進行的調查，以及同年秋他從出生于東北的一個青年那里收集流傳于當地的種種奇聞逸話。后來，柳田先生與聚集于其門下的青年才俊們一起建立了民俗學研究組織，開展了研究活動。日本民俗學就這樣作為“在野之學”發展起來。

1962年柳田國男去世，在此前后，興起了對他進行高度評價的風潮，我們稱之為“柳田國男論”。其特點是，在民俗學研究者之外，比如政治思想史、社會思想史等思想史領域的研究者對柳田十分關注，陸續發表文章，高度贊賞柳田國男的思想。在至今將近70年的時間里，刊行的柳田國男論相關著作數量驚人。書名中帶有“柳田國男”的字樣，以評述柳田為內容的著作少說也有200本以上。有著如此眾多相關論著的人物，就世界范圍而言也不多見。在日本，應該只有柳田先生一人而已。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柳田國男論變得更加多樣化，但評論柳田的著作依然是年復一年層出不窮。這也證明，在今天對柳田先生抱有興趣的依然大有人在。

從詩人、官僚到學者

柳田國男，日本民俗學之父，1875年出生于兵庫縣。學生時代的柳田是一名文學青年，十五六歲時他就出入文豪森鷗外的府第，和著名作家田山花袋、島崎藤村、國木田獨步等人交往密切。除了參加多個文學團體外，青年柳田還創建了易卜生會，并曾在《文學界》《國民之友》《帝國文學》等雜志發表了多篇詩歌。

盡管年輕時受過文豪指點，也顯示出不凡的文學才能，但是柳田國男走的是明治時代典型的精英道路——先進入第一高等學校（今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千葉大學醫學部前身）學習，后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系統地學習政治學、經濟學與法學課程。畢業后（1900年）進入農商務省，開啟從政生涯，專門做農業政策的研究和推廣。

柳田在中央政府里一直工作了二十個年頭，最終在貴族院書記官任上辭職。在這20年間，世界正迅速進入所謂的帝國主義時代，列強圍繞殖民地區與勢力范圍的爭斗日趨白熱化，如何在這種緊張的局勢中謀求日本自身的獨立與發展——成為柳田政經主張的核心問題。他認為，“今之局勢，一國之獨立，必以其國民經濟之獨立為前提。”從政期間，柳田先后發表了《時代與農政》《農政學》《最新產業工會通解》等著作，系統論述了他的政治、經濟主張。

學者大藤時彥在《柳田國男入門》中寫道：“早年的從政經歷，讓柳田在得以接觸并把握到當時日本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脈動，了解到日本各地的風土民俗，并形成了實踐主義（現地調查）的行為模式。”與此同時，學者神島二郎在《柳田國男研究》中指出：“作為官僚的20年，亦是青年柳田民俗學研究發軔、成長的時期。”

除了在民俗學領域取得的功績外，柳田先生在日本擁有大量讀者。對此，現代日本民俗學者福田亞細男先生（公認的日本民俗學第二代領軍人物）指出，在日本社會，一般人對柳田的印象是“民俗學”這門嶄新學問的創始者。但柳田的名氣并非是因為這一點。柳田國男終其一生發表了為數眾多的文章，在他的筆下，日常的音聲有歷史，色彩有歷史，氣味也有歷史。這些歷史，是傳統的史學從未覺察到的領域，讓讀者為之耳目一新。民俗學正是作為挖掘這類新的歷史的方法，而被創造出來的。

有人稱柳田是詩人哲學家，也有人說他能用“芳醇的筆致”寫文章。這樣的文學修養給他打下了很好的表達功底，也為日后的學術生涯提供了強大的工具。

從詩人、官僚到學者，這是柳田青年時代的人生軌跡。

柳田國男（1929年5月攝于書齋，成城大學民俗學研究所提供）

邁向民俗學之路

柳田先生在自傳《故鄉七十年》里曾談到小時候家里窮，出生的老家居住面積是日本最小的，日式客廳榻榻米四帖半(一帖約合3.3平方米)，跟四帖半的儲藏室用隔扇隔開，旁邊有兩間三帖的房間，靠近門口的那三帖為玄關，另外三帖是廚房。而他有兄弟八人，柳田排名老六，長兄結婚后住在一起。不久就因為婆媳矛盾，嫂子回了娘家，最終離婚。柳田說他對民俗學的關心起源就在此。

柳田國男晚年回憶錄《故鄉七十年》

1908年，柳田成立了“鄉土研究會”；次年，被譽為“柳田初期三部作”之首的《后狩詞記》出版，另外兩部則是《遠野物語》和《石神問答》（1910年出版）；1911年，柳田與博物學者、生物學者、民俗學者南方熊楠（1867—1941）開始了通信往來；1913年，他正式創辦并開始發行雜志《鄉土研究》。

20世紀30年代中期，是日本民俗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1933年9月至12月，柳田國男每個星期四上午在自家講授民俗學理論和方法，聽講的有比嘉春潮、大藤時彥、大間知篤三、杉浦健一、后藤興善等，其中不少人在日后成為了日本民俗學界的著名學者。1934年1月，由柳田的直系弟子組成的“星期四會”成立。同年5月，在柳田的計劃和指導下，以“星期四會”為核心的青年民俗學者們奔赴各地，展開了為期3年的全國規模的民俗調查——“山村調查”，取得了大量寶貴的第一手資料。1935年7月底，首次日本民俗學講習會在東京舉行，為期一周的講習結束后，來自各地的代表們結成了全國性的民俗學學會組織“民間傳承會”，9月開始發行機關刊物《民間傳承》。1949年戰后，“民間傳承會”改名為“日本民俗學會”，《民間傳承》也幾易其名成為今天日本唯一的全國性民俗學刊物——《日本民俗學》。

在大量吸收了歐美人類學、民俗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日本的實際情況，柳田先生于20世紀30年代初逐漸形成了自己以民俗語匯為基礎，通過對全國范圍內民俗資料的收集與比較構建近代以前日本民族生活史的學術理論。1932年1月，他在《食物與心臟》（原載《信濃教育》）一文中高聲宣言：“‘一國民俗學’這一稱呼，我曾幾欲倡導又幾度躊躇，今天終于可以放心祈愿此名下的新學問能在日本興盛發達，而不必顧慮背負大膽僭越之名了。”

1934、1935年，被稱為日本民俗學最早的系統理論著作的《民間傳承論》和《鄉土生活研究法》相繼問世，柳田民俗學的理論構架得到了完整的闡述。這兩部著作不僅在當時成為蓬勃發展的民俗學運動的理論支柱，實際上一直到60年代，都被視為日本民俗學唯一的理論基礎。

柳田民俗學的特色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在日本學習民俗學，要理解民俗學的體系，只要去閱讀柳田國男的《鄉土生活研究法》或《民間傳承論》便可；而要研究具體問題，則去研習柳田國男論及這些問題的著作。可以說，民俗學的方法論凝縮于這兩部著作之中。

從事學術研究，除了理論發明，建設方法論也很重要。柳田國男的民俗學方法論也很有名，一個叫重出立證論，一個叫方言周圈論。2010年學苑出版社出版了《民間傳承論與鄉土生活研究法》 (中譯本)，其中收錄柳田先生關于方法論的術語。

《民間傳承論與鄉土生活研究法》 (中譯本)
柳田國男 著
學苑出版社 出版

對于柳田先生而言，民俗學是一門研究歷史的學問：

發生在我們面前的周而復始的事實，或者說我們現代生活中的橫斷面的事象，其起源各不相同。由此，全部事象都可以當作縱向的歷史資料并排放在那里進行觀察。我也相信可以根據這個橫斷面的資料寫出出色的歷史來。自然史方面已經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例證，全然沒有問題。和我一樣認為歷史是解釋現代生活的學問的人們，都不能無視這個橫斷面中顯現出來的現代生活相。我們重視直接觀察到的事實，而把它當作第一手資料。我認為，盡管日本還會變得更加現代，但是歷史發展至今的過程、歷史發展的順序都可以通過對這個橫斷面的全面觀察得以了解。（《民間傳承論與鄉土生活研究法》 (中譯本)，學苑出版社2010年出版）

關于“重出立證法”，柳田先生稱其“類似于重疊照相的手法”：

我們了解它的長處，因此雖然承認文獻是重要的資料來源，但是絕不把文獻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我們認為最值得重視的是實地觀察調查得來的資料，文獻僅僅作為佐證材料，過多借助文獻的旁證，會使“民俗學”成為一種與歷史學混淆不清的奇怪且靠不住的學問。（《民間傳承論與鄉土生活研究法》 (中譯本)，學苑出版社2010年出版）

1927年4月，柳田先生在《人類學雜志》上連載的《蝸牛考》論文中提出“方言周圈論”，即試圖運用“如果日本不是這樣一個細長的島國，方言大概會類似于以近畿為圓圈的中心，畫出幾個同心圓”來說明方言的歷史變遷。柳田以全國分布的眾多稱謂蝸牛的方言為素材提出了“方言周圈論”。在1943年發行的《蝸牛考》修訂版序言中，他將自己的看法概括為：

國語的改良古今皆然，普遍從文化的中心首先發起。正因此，后來出現的詞匯或者事物的叫法還沒有波及偏遠的鄉村，那里長期保留著原來的稱呼或說法是非常有可能的。這樣的過程無數次重復，自然而然在它的周邊會根據距離，產生一層一層的圓環，這是很尋常的推理，又合于眼前的現實，并不是什么可以夸張地稱為發現之類的法則。我只不過希望，以方言這一顯著的文化事象為切入點，即足以大致說明周圈論的這種現象，能夠引起大家的關注而已”。（福田亞細男《日本民俗學方法序說——柳田國男與民俗學》（中譯本），學苑出版社2010年出版）

福田先生認為，柳田國男的民俗學帶有強烈的個性，常常被稱為“柳田民俗學”，以與一般意義上的民俗學相區別。其中，還包含著強烈的使命感。柳田強烈主張，學術不應蜷縮于大學或研究機構之中，而應該真正有用于社會。柳田的民俗學，確立于20世紀30年代，那時他宣言的最重要的研究課題，是“農民為何貧窮”。他認為要想解決人們為之苦惱不已的問題，需要首先弄清今日狀況形成的歷史，并投身其中，強調學問需要濟世為人。后來的柳田國男論中，也將他的學問稱為“經世濟民”之學。

《蝸牛考》
柳田國男 著

《日本民俗學方法序說——柳田國男與民俗學》（中譯本）
福田亞細男 著
學苑出版社

柳田國男與中國

柳田國男與中國民俗學的淵源很深。在他力主下把日本民俗學會改作民族學會的《宣言書》，是我國民俗學家鐘敬文先生翻譯的。上個世紀80年代晚期，張紫晨先生翻譯過柳田國男的《傳說論》。除了妖怪的研究，像中國人熟悉的桃太郎這些故事，都跟柳田先生早年的工作密不可分。早在1940年代中期，輔仁大學的葉德禮翻譯過柳田國男的民俗學，題為“日本民俗學的源起、發展與現狀”。因譯文是德語，且刊載在輔仁的外文刊物Folklore Studies（民俗學志）上，所以在中國傳播范圍有限，影響甚微。

其實，柳田先生本人的登陸遠遠早于他的著作，早在1917年4月就去中國臺灣、中國大陸和朝鮮旅游了兩個月。他在自傳里提到了這次旅行，說在上海的時候見到了日語說得很流利的戴季陶，在他的引見下跟孫中山見過面，不過忘記了談話的內容。柳田說戴季陶待在早稻田的時候常到他家里去玩。在北京時他也見到了很多人，有在早稻田大學留過學回國后居高位的。他也去了清華大學，見到了大名鼎鼎的顧維鈞，后者一口流利的英語令柳田非常驚訝。柳田先生在學習中國文化方面下過苦功，對中國的古代典籍有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在文章里也經常引經據典。

在日本，柳田主要研究大和民族，大和民族是日本的主體民族。柳田民俗學的一個特點，是主張“一國民俗學”。對此，鐘敬文先生指出，民俗學基本上是一國的。但由于人類生活的復雜性所決定，在“一國”的前提下，還有許多具體的問題需要討論。比如，人們的生活經常要移動，在中國、日本和韓國各自“一國”的境內，就都有很多移民人口。他們隨著歷史上遷徙的足跡，把故土的文化也遷徙過去了。就在柳田開展研究活動的30年代，日本也還有自己的少數民族阿伊努，柳田先生卻不大重視這些。他只承認沖繩（琉球），認為沖繩人在血緣上與大和民族有關，是可以進行一國民俗研究的。其實，這種看法也不是準確的。沖繩的民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日本本土的民俗文化相關聯？又究竟有多少成分是受了中國明清文化的影響？北海道的阿伊努人作為日本的國民，在民俗上與大和民族到底有哪些異同點？

福田先生認為，“一國民俗學”這一表述有著將學問領域限定在日本“內地”的傾向。雖然柳田先生對于中國有著很高的學養和豐富的知識，但并沒有積極論述，而是致力于排除包括漢字在內的中國影響。然而，柳田絕非排除或是無視中國文化本身，而是對輕易采用“中國傳來”及“文化下沉”之類的說法持批判態度。柳田曾經展望過各國創立各自的民俗學之后，一起建立世界民俗學的藍圖。在世界民俗學之中，中國及日本的生活文化一定能夠得到統一的把握。這是我們需要面對的重大課題。

無論如何，作為日本民俗學的開拓者，柳田先生開創了日本這一學術領域的先河。他通過大量著作揭示出的民眾日常生活的歷史，在我們思考當下之時，是不可或缺的知識。中國民俗學不妨從研究方法的角度審視柳田的著作，對之進行批評和討論，吸收其中可資利用之處。與此同時，柳田先生關注現代社會中人們的生活、感情、心性的視線，對于中國社會自身的研究，也有著很大的參考價值。

柳田國男館（長野縣飯田市）

柳田國男?松岡家紀念館

本文內容綜合自澎湃新聞、《民間傳承論與鄉土生活研究法》（中譯本）、《日本民俗學方法序說》（中譯本）

《日本民俗學譯叢》

收錄日本民俗學各個時期的部分重要著作，為中國讀者提供一個較為完整的讀解日本民俗文化、了解日本民俗學學科發展歷程的原著依據。

第一卷

《民間傳承論與鄉土生活研究法》
【日】柳田國男 著
王曉葵、王京、何彬 譯

本書收錄柳田國男在1934年、1935年出版的《民間傳承論》與《鄉土生活研究法》內容。

《民間傳承論》以1933年9月起，柳田在自家開展為期三個月的專題講座為主要內容。對于民俗學研究的針對性較強。《鄉土生活研究法》同樣以方法論為主要內容，但面向一般讀者的概論性性質更為突出，對“救世助人”這一民俗學的社會使命的強調也更為明確。即使在現在，這兩本書仍然是了解柳田國男的學術理論，理解民俗學主要內容的基礎文獻。

第二卷

《日本民俗學方法序說——柳田國男與民俗學》
福田亞細男 著
於芳 王京 彭偉文 譯

本書收錄福田亞細男1984年版《日本民俗學方法序說》。那時民俗學教育及研究已經基本在大學進行。這部著作是民俗學逐步脫離柳田國男的影響，開始獨立發展的時期的成果。該書旨在通過對柳田國男民俗學理論的揚棄，探討民俗學成為有著獨自的研究對象及方法的獨立科學的可能性。因而一反之前學界對柳田單方面肯定的潮流，指出柳田的思想之中存在著的問題和弱點，希望民俗學能夠克服這些問題和弱點而走向成熟，顯示出柳田以后的民俗學的風貌。

第三卷

《現代日本民俗學的理論與方法》
王曉葵 何彬 編

本書精選二十余位學界精英的代表性著作，這些論文是對日本數十年來民俗學學思和新見的一種十分精準、宏闊而概要的反映，在各自時代都曾產生過相當的影響。直到今天，這些著作仍能對我國學術界起到一定的借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