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31日，“世界體系理論”的創始人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辭世。其身后悼念者眾，舊雨新知無不緬懷其卓越的理論成就和不懈的政治追求。而對于年青一代的社會學者和廣義的左翼知識群體來說，這也許更多是一個教科書里的抽象名字，一個可以總結引用、可以裱掛、可以進入試題的“學派”，理應與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芝加哥學派的符號互動論等等一同展覽，特別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社會理論的中心重新從美國轉回歐洲之后。至若其思想的光彩、范式的流變，以及現實的政治能量，似乎已經少有深入而誠懇的討論。沃勒斯坦最重要的繼承者和盟友喬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在2009年去世之后，只剩下沃勒斯坦自己創建的紐約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分校布羅代爾中心（Fernand Braudel Center）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阿瑞基中心（Arrighi Center for Global Studies）周圍還集聚了西爾弗（Beverly Silver）等部分有影響的學者，試圖在具體的領域和議題中發展世界體系理論的內核。毋庸諱言的是，其學術聲譽與實際的學術遺產之間似乎出現了某種斷裂；而這種斷裂在沃氏當世之時已逐漸成形。因之，與其緬懷其人其言，不若把沃勒斯坦和世界體系理論的起落放在一個更長時段的知識譜系和學術/政治生態中，來看左翼知識陣營的一般性變化。其中對于“結構性”視角的運用和信心的重拾，也許才是一種更好的緬懷與繼承。這在一個逐漸進入政治經濟秩序重大調整的時代，有學術之外的意義，即試圖經由過去，面向未來。

世界體系：分層、周期與危機

“世界體系理論”是沃勒斯坦最重要的作品，亦是我們討論的起點。所謂的“世界體系”（world system），是一定時空中相對穩定的政治經濟關系的總體，內部存在特定的分工關系以維持體系本身。特定世界體系的地理邊界，往往止于參與分工的地域；而其延續的時間，則取決于體系是否能通過維系分工關系而實現自身的再生產。換言之，同一歷史時期，人類生存的地理空間可能有數個世界體系并存；而體系本身亦存在周期運動，在歷史的長河中生滅更替。沃勒斯坦認為，在大部分的前現代時期，最重要的世界體系往往是“世界帝國”（world-empire）。無論是羅馬、中國，還是更晚近的奧斯曼，龐大的“世界帝國”無一例外地通過一個政治核心來統治整個體系，并主要運用政治的手段來強制分工。與之相較，還有一種世界體系是“世界經濟”（world economy），其內部分工以經濟關系維系，并不依賴于一個統治全域的政治中心。如果說前現代的世界經濟往往不是被世界帝國吞并，就是自身內部轉換或崩解，那么從十六世紀西北歐誕生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不僅存活了下來，而且還出人意料地取代了世界帝國和其他世界經濟，最終幾乎把所有人類社會納入其中。質言之，這一世界經濟成為了當今世界唯一的一個世界體系——“現代世界體系”（the modern world system）——而其基本性質是資本主義的，內部分工通過資本主義的經濟邏輯來維持（至少是主導；并不排除政治邏輯）。沃勒斯坦的皇皇四卷本，正是有關“現代世界體系”起源、結構和變化的一種歷史敘述。

那么最重要的問題是，這一體系的結構和再生產的機制到底如何呢？簡單來說，現代世界體系是由三部分組成的：中心、邊緣與半邊緣，而分工正是在這個分層結構的基礎上展開。中心地區，也即西歐國家，最早形成資本主義的生產和資本積累方式，進而通過對貿易和價格的控制，實現了對邊緣初級產品供應者的剝削和控制。中心始終處于需求不足的狀態，導致了邊緣生產者之間的競爭，而邊緣國家的政治精英亦被體系動員來壓低勞動力價格，并鎮壓當地的社會運動。因此，把更廣泛的社會領域不斷納入其中，是體系維持和增強的不二法門。沃勒斯坦曾比較了波蘭和俄國，說明十六世紀的波蘭土地富饒，糧食產量和經濟發展水平比俄國高。但因地緣因素首先被納入以西歐為中心的體系之中，成為低價糧食出口地，反而加強了農奴制，導致了長期經濟停滯，國家建構與本土經濟精英發展停滯。而俄國起點低得多，但相對獨立于現代世界體系，卻使得國家建構和經濟發展得以可能，在十九世紀之后逐漸成為半邊緣國家，并在二戰后試圖主導建立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相抗衡的社會主義替代性體系，雖然最后解體了。當然，中心-邊緣的模型似乎只是把上世紀拉美知識分子所發明的“依附理論”歷史化、精致化了。

沃勒斯坦較為原創的部分在于“半邊緣”。這部分國家，如十七世紀以來的瑞典，十九世紀至二十紀上半期的俄羅斯，十九世紀末以來的日本，承擔了中心與邊緣的連接功能，對于貿易和投資起到過渡作用，并為體系結構調整留有空間，因半邊緣可能上升為中心，亦可滑入邊緣。這也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與單一中心的“世界帝國”相異的結構特征，內部彈性也更大。在此概念的關照下，我們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為何所謂的“亞洲四小龍”在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能獲得相當的產業升級機會與出口發展空間；而在本世紀初始中心國家經濟增長乏力的情況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跨國投資銀行家會聯手創造出“金磚國家”的概念，把幾個發展路徑完全不同的國家打包建構為新興投資目的地。從沃勒斯坦的理論來看，保持或“發明”半邊緣的空間，主要是為了維持體系本身的順利運轉。

第二個更為歷史性的核心論點，有關世界體系的周期運動以及危機和調適，對于當下也足資鏡鑒。實際上，上世紀八十年代后占據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范式，并不承認世界經濟發展長周期的存在，認為危機都是短期的、暫時的、偶發的。有關現代世界體系的“周期”和“危機”，更多的是調用了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周期運動和最終必將崩潰的話語。在實證的層面，沃勒斯坦引用了“康德拉季耶夫長波”（Kondratieff Cycle）研究，但與康氏認為周期主要由產業更替造成不同，沃勒斯坦認為周期與危機起源于主要產品貿易條件的變化，從而導致體系的一系列連鎖調整。對于中心國家來說，最為可能的反應是從參與全球貿易退回到民族主義的貿易保護（更早為重商主義），與之肩隨的是精英內部的妥協和權力結構調整。而邊緣地區國家能力和市場地位更弱，無法轉向貿易保護，而只能通過加重剝削勞動力來試圖維持利潤，精英內部也無法妥協。最后的結果是階級矛盾加劇，社會運動頻發和地區性動蕩。換言之，系統危機的破壞力，正是不成比例地落在邊緣國家身上。

在沃勒斯坦之后，阿瑞基撰寫了《漫長的二十世紀》一書，進一步提出金融才是周期運動和危機背后的根本動力，因而“金融化往往標志著資本主義的秋天”。當金融業不斷擴張，實體產業萎縮，原有的公司治理模式失效，經濟就會陷入利潤危機，階級矛盾加劇，導致“世界體系的混沌”，最終是霸權的更迭。兩者的歷史分析對于理解當下美國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為何會轉向貿易戰和反移民政策，美國國內政治變化對于邊緣和半邊緣地區的潛在沖擊，以及對于整個世界體系結構特征的影響，都仍有相當的啟發。

理論興衰的知識社會學

概而觀之，沃勒斯坦及其追隨者所構建的理論提供了一個簡潔而又極富張力的模型，而以布羅代爾為代表的年鑒學派則為其提供了堅實的實證基礎。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甫一問世，該理論就贏得了全球性的聲譽。如此廣泛的認同和高度的贊譽，遠遠超越了學術體系內部的評價，應被視為一種社會和政治現象。回顧當時的社會和思想狀況，可能的原因也許有以下幾點。

首先，二戰后的發展研究和比較政治/社會研究被所謂的“現代化理論”所統治。這一范式秉持一種樸素的方法論國別主義和線性史觀，認為發展中國家可以沿襲西方早期經濟和政治發展的路徑實現各方面的現代化。或言，“中心”是邊緣的榜樣，而非邊緣發展的阻礙。那么，比較研究也可以通過靜態控制比較變量，來找出不同國家關鍵的制度差異，并說明影響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關鍵原因。這一范式到了七十年代發展問題積重難返后已基本破產，而沃勒斯坦的系統視角不啻是一種解毒劑和大反轉，說明了南北不平等正是世界體系內在的邏輯，無法通過體系內的學習和改良來解決。他曾在四卷本的第一部中將自己的研究比作“天文學”似的探索：世界體系正如星系，有統一的邏輯和運行法則，而其中的部分——不管是單個星體，還是單個民族國家，其運動/發展的軌跡正是由在系統中的位置決定的，并遵循一般法則。

再則，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因反越戰和一系列新社會運動的興起，在美國和西歐催生了一批激賞左翼思潮的新知識分子，即所謂的“六八”一代。他們從激進的學生運動中走出來，有相當部分進入了學術體系和文化生產體系，成為馬克思主義和廣義上左翼思想的新聽眾。而沃勒斯坦，還有例如《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的作者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 Jr.），都選擇用歷史研究的取徑來重新激活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與理論內核。這是對之前美國社會學（也是戰后社會學中心）主流的結構功能主義的雙重反動：包括精神上和方法上。

卡爾·波蘭尼著《大轉型》

還需說明的是，沃勒斯坦并非馬克思主義“歷史轉向”中的一顆孤星，而是當時涌現的一批杰出歷史社會學家與政治學家中的一員。然而，唯獨世界體系理論成功衍生出了擁有建制基礎的學派。相較之下，巴林頓·摩爾的理論在當時也足夠創新，亦有豐富的史料和淋漓元氣，追隨者和學生中最出眾的固然有斯考切波這樣的巨擘，但并未形成任何意義上的學派。更早的波蘭尼（Karl Polanyi）在完成《大轉型》之后如流星逝去，身后繼承者甚眾，但局限在經濟社會學和經濟人類學的專門領域。更晚的查爾斯·梯利（Charles Tilly），在美國社會學界也是弟子甚眾，但并沒有如此具有標識性的理論話語和機構。而獨有世界體系理論是和布羅代爾中心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沃勒斯坦和特倫斯·霍普金斯（Terence Hopkins）等在七十年代中期創建了此中心，并出版《評論》（Review）雜志，隨后還在美國社會學年會上建立了專門的“世界體系的政治經濟學”分會（PEWS Section），時至今日仍在運轉。

盡管如此，從八十年代后期開始，特別是九十年代之后，全球政經秩序、時代風氣和學術流脈都發生了潛在而劇烈的變化。世界體系理論固然擁有相當的制度基礎，但影響力也不免下降。到了本世紀之后，學界對此已多有“過時”“機械”之說法。當然，在局部修正“理論保護帶”（科學哲學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之語）和增加情境限定的條件下，世界體系不僅仍可以作為理解資本主義歷史性崛起和變遷的重要理論資源，而且對于闡釋新自由主義的現實展開也不是沒有解釋力。但是有兩個重要的思想動向導致了學術共同體過早放棄了進一步開掘世界體系理論的實證潛力。

第一個是歷史社會學從“第二波”到“第三波”的過渡。比如歷史學家小威廉·H. 休厄爾（William H. Sewell Jr.）從九十年代開始陸續撰文反思七十年代歷史社會學作品隱含的時間想象，沃勒斯坦首當其沖。休厄爾借用了沃氏自己的比喻，稱其為“社會天文學家”，將現代世界體系的起源論比作一種歷史無涉的“大爆炸理論”，并認為沃勒斯坦關于世界體系內各部分命運和邏輯的反歷史話語，背后根本是一種“目的論”的時間性。在沃勒斯坦的結構理論圖景中，布羅代爾枝蔓豐富的物質史被高度簡化；其理論無法解釋體系更替和內部變遷，以及變遷發生在何時何地。換言之，以沃氏等為代表的歷史社會學“第二波”作品是有歷史，而無歷史性、時間性的。相較之下，休厄爾主張一種“事件時間性”，關注在具體的重大歷史事件中，各種歷史因素與行動者如何輻輳，從而誕生新的文化圖式，并改變社會結構。進入本世紀，對于結構因果性的追尋，更是逐漸被“歷史或然性”“過程”“事件”等議題所取代。這種學術的轉變，與新自由主義政局下流動性更高、更為碎片化的事件觀感也是暗合的。

另一方面，全球史的新范式在歷史學界也基本成為共識。在這種新的學術氛圍中，以民族國家為系統內部基本分析單位的理論，很難涵括各種跨國的、地區的多元共同體和行動者，或者處理八十年代新一輪全球化所形塑的新社會力量與文化/消費空間的極大拓展，并分析新的權力主體與權力形式。

第二個動向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文化轉向”。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曾不無批評地指出，其中一個重要的更迭是從“反殖民主義”轉變為“后殖民主義”。后者現在用“混雜”（hybridity）這樣的文化主義視角來理解殖民關系，認為中心-邊緣的關系更具流動性，中心的文化實為兩者在互動中共同創造。因此，沃勒斯坦及其盟友的種種經濟決定論在后殖民主義研究者眼中必然是老舊過時的。然而，這一轉向固然打開了新的研究場域，卻給殖民關系賦予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和隨機性，從而部分消解了殖民運動內在的權力關系與結構特征——質言之，也部分放棄了沃勒斯坦精誠致力的批判任務。

另一方面，由于西方現代性的文化霸權持續被解構，文化多元主義遂成為政治和學術前臺的重要方案。然而，這種多元主義只慶祝表面的差異，背后的本質和權力關系反倒不那么重要了。實際上，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謂之“晚期資本主義”在獲得文化場域之后，全球所有活動最后都向資本主義敞開了。因而我們的世界可能是更加同質化，而非多元化了。沃勒斯坦所描繪的那個無往不利的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也許并沒有消失，而是變形了。遺憾的是，左翼知識群體在追逐“文化轉向”和形式上的多元主義的過程中，反而可能喪失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正如德里克感喟道：“批判歐洲中心主義的目的……是在追求民主、自由、社會與經濟政治的革命斗爭中，為思考人類的未來打開新的思路……隨著革命在1980年代退潮，這些斗爭所留下的不過是身份政治，以及承擔了管理角色的多元文化主義。”因之，這些文化左翼對沃勒斯坦不感冒也可以理解了：他們的學術與政治意識，與根本的政治經濟問題實際上已經漸行漸遠了。

左翼知識群體的制度基礎與政治未來

不過，政治經濟的根本問題最終仍會回歸的，或者已經逐漸回歸了。我們的時代再次面臨巨變。從沃勒斯坦理論的起落，我們能否進一步看到左翼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政治力量如何變化呢？未來左翼知識分子的政治和學術選擇又將如何呢？沃勒斯坦的理論還會有新的生命力和政治能量嗎？這些問題沒有確定的答案，只能從歷史和現實中追尋到部分線索。

在思考有關未來的問題之前，還是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左翼知識群體的制度性位置，及其知識生產的性質吧。回溯歐洲十九世紀末至二戰前的歷史，可知這一群體最初并非誕生于單純的學術體系，而是和政黨密切相關。如果說二十世紀初歐洲左翼政黨（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大爆發是大眾政治發展，特別是風起云涌的工人運動所推動的話，那么黨內最重要的領導者實際上是知識分子理論家。他們最初是在和資產階級自由派政黨的競爭中成長起來的，而競爭本身則發生在自由派活躍和起家的公共空間：比如報紙雜志等輿論平臺、俱樂部、咖啡館，之后他們還發明了各種社區組織和教育機構，以及工人夜校。其中最為著名的大約是和英國工黨關聯甚密的費邊社，而《大轉型》的作者波蘭尼在移民英國之后，也在夜校教授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經濟史。從這些場域逐漸獲得聲名和權力的知識分子，一方面有政治和意識形態斗爭的實踐經驗，一方面最終可能進入黨組織，獲得制度性的資源。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人物之一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瑞典社民黨的弗雷德里克·索森（Fredrik Str?m）和英國工黨的菲利普·斯諾登（Philip Snowden, 1st Viscount Snowden）都是典型例子。

然而到了二戰之后，由于主要左翼政黨都逐漸轉型為全民政黨，意識形態功能下降，政策功能上升，黨內或和黨密切聯系的知識生產者開始轉變為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左翼知識分子已經不再處于黨內領導地位，甚至不掌握意識形態權力。他們再次獲得權威，要等到七十年代之后了。正如前所述，六七十年代的社會運動極大提升了左翼思想資源的影響，而這一次，知識分子主要在學術體系內部來建構知識的領導權。沃勒斯坦當年就支持學生運動,而他最早的兩本書都有關非洲殖民政治。阿瑞基當時在津巴布韋和坦桑尼亞從事教學工作和工人運動，后回到意大利組建“葛蘭西小組”，并應邀加入了沃勒斯坦的布羅代爾中心。歐洲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如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等，也和學生運動緊密相關。到了七十年代中后，左翼知識分子在學院內部逐漸成為主流，獲得了相當的學術權力，沃勒斯坦及其布羅代爾中心就是最為成功的代表之一。盡管這一時期他們和政黨的聯系并未斷絕，但已沒有制度化的政治力量了。再往后，“六八”一代的精神消退，學院體系評估日趨專業化，新自由主義范式上升，左翼政黨也開始轉而依靠所謂的策略專家、智庫專家來生產政策知識，左翼知識分子政治上的邊緣化也在意料之中。概而言之，以學院體系作為左翼的唯一制度基礎（尤其是美國），固然在特定歷史時期為知識分子獲得了巨大的職業權威和聲譽，但長期來看卻削弱了其政治行動力和政治影響。

但這并不代表左翼知識人的政治機會已經終結了。實際上，從上面的歷史回顧中我們可以看到，結構性的變化往往會創造新的知識生產機會，相應的知識群體也可能獲得新的場域。這一點在現今愈發重要，因為前一階段的新自由主義更深入地改造并整合了世界，而今日之世界體系結構性變動的征兆已經顯現無疑。

當然，我們還無法想象應和時代的新理論是如何面貌，新知識分子又有怎么樣的制度基礎。那么，我們是否可以從沃勒斯坦的理論再出發，思考我們時代的根本問題呢？例如，在不久的將來，中心國家之間的矛盾會進一步加劇嗎？各種類型的保護主義會進一步抬頭嗎？由此產生的不確定性和危機，會以怎樣的方式傳導到整個體系，影響體系各組成部分與基本邏輯的再生產？霸權的更替、精英結構的變化會再次發生嗎？邊緣和半邊緣地區會發生大規模社會運動嗎？體系本身會從一個世界經濟，裂變為數個世界經濟/世界帝國并存的局面嗎？ 這些疑問，也許都可以通過重讀沃勒斯坦（包括阿瑞基）而獲得切實的啟發。同時，我們也必須懷有高度的批判性，因為現實的復雜遠超理論的想象。顯而易見的是，世界體系理論相信現代世界經濟的單一核心，而這并不是應對我們的分裂世界的最好描述。在美國霸權決定性衰落之后，未來的體系結構應是多極而復雜的。特別對于中國來說，1992年之后加速融入全球市場體系的經歷可以理解為從“邊緣”上升到“半邊緣”，但之后的進一步發展又是“半邊緣”狀態無法概括的，而同時中國目前還無法改寫世界體系的基本邏輯。阿瑞基對于體系霸權東移的想象，似乎也為時過早。

最終，我們對于沃勒斯坦的繼承，是在后現代碎片文化和后新自由主義時代重拾整體結構分析的精神，同時創造更多能夠打開關鍵歷史時刻的理論工具，還要加入對資本主義文化面相的批評性分析，而不是重新膜拜任何版本的“世界體系決定論”。再從制度基礎的層面來看，與人民結合，與政黨結合，既是歷史的起點和經驗，也是左翼知識分子未來的出路。

鴻冥遠逝，跡往名留。以此紀念沃勒斯坦和他的時代，并勉勵我們變動時代的砥礪奮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