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華東地區宋明理學會議及1981年全國宋明理學會議的召開到今天為止，宋明理學研究走過了近四十年的發展歷程，在宋明理學諸多領域都形成了豐厚的理論成果，但即便如此，在一些主題的探討上仍有可推進之處。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方旭東教授的新著《新儒學義理要詮》通過對新儒學物性論的分析將對這一問題的探討推進至較為深入的理論層面。代表宋明理學研究不同學統的專家最近就此著進行了學術研討。

推進新儒學相關主題的研究

自1980華東地區宋明理學會議及1981年全國宋明理學會議的召開到今天為止，宋明理學研究走過了近四十年的發展歷程，在宋明理學諸多領域都形成了豐厚的理論成果，但即便如此，在一些主題的探討上仍有可推進之處。復旦大學哲學學院何俊教授指出，經過近四十年的宋明理學研究雖然取得很大成果，但宋明理學與當代中國人的生活依然存在隔膜，其中一個原因是，自新文化運動以來所建立的新的話語和思想始終沒有實現和宋明理學的良好對接，比如新文化運動以來建立的最重要的觀念之一是“科學”，而“科學”這一觀念之所以能被接受，其內在的觀念基礎就是宋明理學的格物致知思想，但我們對宋明理學的物、物性以及格物致知的研究還停留在較為籠統的層面，《新儒學義理要詮》通過對新儒學物性論的分析將對這一問題的探討推進至較為深入的理論層面。

南昌大學楊柱才教授認為，《新儒學義理要詮》將《近思錄》視為新儒學之“經”，并從“經”的角度對《近思錄》加以研究，這一做法使我們對宋明理學文獻的不同重要性有一定認識，值得肯定。此外，他還指出，《新儒學義理要詮》對新儒學窮理說的探索推進了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一般談到窮理都會自然聯想到二程和朱子，而對橫渠和程門后學不免有所忽視，因為，橫渠的窮理說似較為籠統，而程門后學對格物似乎也沒有深入展開。但《新儒學義理要詮》對張載的窮理說給予高度關注，認為張載的窮理說與二程之窮理說只是進路不同，并非不重要。這種做法打破了以往我們對窮理說的關注只強調其論說之系統性的主張，提醒我們對理學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常規性的系統性理論，還要對相關的論說加以足夠關注。北京大學哲學系楊立華教授亦指出，《新儒學義理要詮》對張載窮理說的討論，強調張載在窮理說是一個過程，而非像大程子那樣一時具了，由此進入討論，既見功夫，也見新意。

開拓新儒學研究論域

以往宋明理學研究中討論較多是心性、理氣、本體、工夫等話題，但實際上從更廣的視域來看，宋明理學所關注的話題遠較此為廣，因而，如何拓展宋明理學的研究論域，展開更為全面的研究仍然是當前新儒學研究中值得思考的問題。廈門大學哲學系朱人求教授指出，《新儒學義理要詮》略人之所詳，詳人之所略，在一些新的領域做了艱深研究，尤其是其關于科舉的討論。一般看來，科舉屬于教育史的話題，而《新儒學義理要詮》將其作為哲學和思想史的研究對象，認為科舉關切道學的具體發用，即其所謂“明體見用”，這是很有見的的。何俊教授亦指出，以往出于反迷信的立場，在宋明理學研究中，對鬼神觀念沒有給予足夠關注，但實際上這些觀念不僅一直存在于傳統生活當中，也延續于今天開始復蘇的很多民間的生活方式，《新儒學義理要詮》對于新儒學鬼神觀的分析無疑拓展了宋明理學的研究論域。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孫寶山教授指出，《新儒學義理要詮》之所以要以“新儒學”為題而不使用傳統“宋明理學”的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本書對宋明理學的探討超出了理學的范圍，因為，理學的重點在于對心性的探討，而本書中對悌道、科舉等內容的探討明顯逸出了這一范圍。

嘗試開啟新儒學研究的范式轉換

如所周知，近四十年的宋明理學研究當中所流行的理論架構是本體論、工夫論、理氣論、心性論等研究模式。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吳震教授結合其“多卷本《宋明理學史新編》”重大項目指出，對宋明理學的研究，方法論的突破至為重要。近四十年的宋明理學研究，一方面打破了以往唯物唯心兩條對子的研究模式，但同時又形成了新的所謂本體論、工夫論等研究模式。后者盡管十分重要，但對宋明理學的研究并非唯此一路，實際上還可以就問題本身來挖掘宋明理學所內涵的一些重要哲學問題，況且在所謂本體、心性的研究框架之下，有些非常重要的問題反而無法被納入其中，比如朱子關于鬼神的討論——其中內含著朱子是否有終極關懷的問題，而《新儒學義理要詮》對新儒學鬼神觀的討論則明顯突破了上述理論架構。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徐洪興教授指出，當前的宋明理學研究有種固化的趨勢，而這又是由于我們對宋明理學的研究范式的固化導致的，實際上對宋明理學的研究可以有很多新的面向，比如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其中對科舉的討論就帶有這種面向，而科舉與成人相關，因此，不能說科舉與理學無關。就《新儒學義理要詮》的選題而言，也體現出對這一新的面向的探索，這啟發我們：對宋明理學的研究需要轉換研究范式。朱人求教授認為，《新儒學義理要詮》試圖去做一種方法的建構和范式的轉換，這種范式轉換就是一種概念圖式的轉換，更換思維的帽子，不再使用我們原來熟知的哲學概念范疇，而是將理學的政治話語分析收攝其中。楊立華教授亦指出，經過近四十年的宋明理學研究，產生了非常多的成果，但同時也使得我們的研究進入了某種舒適區，常常看到一些著作，充斥著大量重復性的梳理，其間有一些局部性的新見，從著述的角度來說，這不構成一個完整的寫作。學術研究變成了操作，忽視了對事情本身的關注，而《新儒學義理要詮》則體現出作者不甘于把學術生活變成某種惰性的和現成操作的努力。和既有的研究相比，《新儒學義理要詮》既非歷史的梳理，也非體系化的展現，而是圍繞核心問題展開研究，就此而言，《新儒學義理要詮》是一個完整的寫作。

整體性的理論關照

《新儒學義理要詮》稱其主旨是“按體——用模式對新儒學義理所做的整體性研究，既有對新儒學基本原理的重點考察，又有對新儒學實踐的多方探索，以期全面把握新儒學義理的特質，收‘明體見用’之功。”與會專家亦就這一主題展開討論。朱人求教授指出，方旭東教授將《新儒學義理要詮》定位為“向《近思錄》致敬之作”，并以體用來概括全書主旨，實際上正如《大學》的三綱領、八條目以及朱子之“全體大用”，理學本身就是一個內圣外王的整體，就此而言，《新儒學義理要詮》的敘述框架體現出一種整體性的理論關照。杭州師范大學國學院范立舟教授也指出，以往的宋明理學研究非常注重哲學思辨，哲學思辨固然重要，但若停留在這一層面，則無法準確、完整、有效地揭示宋明理學的全貌，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則理學的現實政論就不可或缺。就此而言，《新儒學義理要詮》體現出一種整體性的理論關照：物性論是對事物本質的理解，鬼神觀是對超驗事物的理解，窮理說是對知識的探討，一體觀是一種主客關系的探尋，悌道觀是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科舉論處理社會公共生活。這種處理表現出一種內圣外王式的遞進關系。

全面的文獻梳理和獨到的分析方法

基于文獻進行分析歷來是中國哲學研究的一個傳統，《新儒學義理要詮》在這方面表現尤為突出，與會學者對《新儒學義理要詮》的這一特點也給予了充分肯定，孫寶山教授指出，《新儒學義理要詮》將全世界所有的宋明理學研究文獻都納入囊中，在此基礎上又有了新的進展。在研究方法上，何俊教授、吳震教授、孫寶山教授、朱人求教授以及浙江社科院張宏敏研究員等學者一致認為，《新儒學義理要詮》非常強調分析的方法，對思想的剖析有非常細密的展開，使得對問題的分析不再停留在一般意義上的討論，而是有更深的推進。此外，孫寶山教授還指出，《新儒學義理要詮》除了精細的分析，還使用了新舊儒學比較的方法，經由比較而展示新儒學之“新”。

批評、希望與回應

對《新儒學義理要詮》所涉及的概念、方法等方面，與會學者也進行了批評、質疑和希望。針對《新儒學義理要詮》以“明體見用”為來刻畫新儒學主旨的做法，與會學者提出不同看法。楊柱才教授提出，在理學中較為普遍使用的是程伊川的“體用一源”，而“明體見用”的說法不免有受到禪宗明心見性說影響的痕跡，此外，這一說法存在的問題還在于，所謂“明體見用”，究竟體用的關系是一如的、一源的，還是存在著先后關系？而“明”和“見”是否也存在著邏輯上的先后關系？朱人求教授認為，《新儒學義理要詮》對“用”的闡釋還可以繼續推進。吳震教授提出，鑒于《新儒學義理要詮》所表現出來的研究特點，能否進一步從“廣義宋明理學”即將宋明理學視為一個整體的儒學復興運動的角度對新儒學做進一步的探索？就《新儒學義理要詮》的寫作方式而言，楊立華教授提出，正如其書名《新儒學義理要詮》所表明的，本書所采用的是詮釋學的進路，這決定了本書仍然是一種史學的研究，而非哲學的探索。

就《新儒學義理要詮》中所涉及的相關論題而言，范立舟教授指出，一方面，本書通過科舉在理學思想建構和傳播中的作用和地位的闡發來凸顯理學的見用這個思想環節，是非常有見的的，但另一方面，其對科舉的闡釋又似乎意猶未盡。孫寶山教授提出，《新儒學義理要詮》將新儒學的鬼神觀概括為“對鬼神的存在予以有限承認的比較復雜的無（鬼）神論”，這一說法值得商榷，因為，自西周開始，儒學中的人格神的觀念一直是很淡薄的，到宋明時期，這種鬼神觀念轉變為一種非具象化的鬼神論、氣化的鬼神論，因而準確的說，新儒學的鬼神觀是“非具象化的鬼神論，而不是無神論”。針對《新儒學義理要詮》將心學的直覺頓悟視為神秘體驗的說法，孫寶山教授認為，所謂“神秘體驗”，是從西方哲學審視儒學工夫論的結果，按照這一說法，就會將儒家工夫論歸入東方神秘主義，但實際上心學的頓悟并非神秘主義。所謂頓悟，其實質是一層層的盡心力行的修養的結果，即便是朱子，也不否認“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式的貫通。因此，心學所謂頓悟是切實的修養工夫，與西方宗教中所謂與上帝溝通獲得啟示的神秘主義完全不同。儒學本質上是理性主義，但不同于西方知識論的理性主義，而是修養論的理性主義。

針對上述批評和質疑，方旭東教授做了簡要的回應。他首先對此次會議邀請學者的原則做了說明，其一是所邀請的學者在某種意義上能夠代表宋明理學研究的不同學統，其二是所邀請的學者都必須是宋明理學研究專家。其次，他結合自己的研究歷程指出，由于受到日本和英美學者的影響，自己更擅長做專題性的研究，而不擅長撰寫具有完整體系的著作，實際上這種敘述風格已有成例，比如陳來先生的新著《儒學美德論》，就既非羅爾斯或麥金泰爾的那種歷史敘述，亦非英美哲學意義上的對美德論的概念式的研究，而是一種混合體。未來他可能還是會繼續這種研究的風格，即對某個領域的不同主題進行較為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