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們是：

（1）國家對主權的尋求

（2）所有國家成為民族國家的努力（the thrust of all states to become nations）

（3）要求國家成為民主的

（4）資本主義維持平衡的途徑

每個矛盾都需要用一本書來詳細闡釋，在此，我只能簡單概括這些問題。

（1）主權：

作為現代世界體系的一部分而建立的國家間體系的正式結構，即是所有的國家都是有主權的。主權在理論上意味著國家自主做決定，既不受到外國的干涉，也不受到國界內的制度結構的干涉。

當然，如果堅持這些理論上的特征，那么很明顯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符合主權的標準。結果，對國家主權的要求變成了某些國家比其他國家更符合標準的要求和期望，但沒有一個是完全符合的。

進一步說，主權要求有兩個方向——向外超越國家邊界，向內朝向國內組織。一個國家越是無法對外防御，就越是會把重點放在對內防御對主權的侵蝕上。土耳其共和國就屬于這一類，當然這一類不僅僅有土耳其共和國?，F代世界體系的大多數國家面臨這一處境。

（2）民族-國家：

國家保衛其主權、抵御國界內的組織的基本機制，我們稱之為雅各賓主義。對雅各賓主義的定義很簡單。有兩件事。首先，它要求一個國家的所有“公民”在一個單一的“民族”內承認其成員資格——不管這個民族是怎樣被定義的。其次，它要求把對這一“民族”的忠誠放置在其他所有忠誠之上——對階級的忠誠，對性別的忠誠，對宗教組織的忠誠，對“種族”的忠誠，對親緣組織的忠誠，簡而言之，對一切國家定義的“民族”之外的組織的忠誠。

這種創造民族忠誠的壓力（會被貼上愛國主義的標簽）看似加強了國家向外的主權主張，同時很明顯，也創造了顯著的內在張力。各種組織會抵抗從屬于這一民族忠誠的要求。有時，甚至是經常地，抵抗變得暴力。

在過去的幾十年，雅各賓主義喪失了它的光輝，在很多國家，存在把國家定義為“多元民族”的要求——有時會采取很多不同的制度形式。這里的問題是定義制度形式和多元民族性的“限制”。僅僅主張一個國家是多元民族的不能解決問題。

（3）民主：

法國大革命最偉大的遺產之一是在全世界認可：“主權”的概念既不屬于統治者也不屬于立法者，而是屬于“人民”。問題是，盡管在修辭上認可，這個概念還是嚇壞了有權力的人、有聲望的人、有特權的人。他們尋求以每種可能的方式沖淡這一主張。

在二十世紀晚期，幾乎沒有任何國家不宣稱自己“民主”了。通常，這一宣傳建立在國家選舉和多黨制的存在上。幾年舉行一次選舉，授予代表權利，甚至黨派交替（黨派在實際議程上只有有限的不同），不難看出這些做法幾乎耗盡了人民民主的理念。個人來講，我不相信今天有任何國家符合我對民主的定義，只是有些肯定比其他更糟。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民主化的斗爭變得越來越活躍和激烈，越來越多的群體堅持提高決策的真正參與。這是非常積極的，但是任務剛剛開始，一半都還沒有完成。

（4）資本主義：

我們的現代世界體系是一個資本主義體系，建立在沒有盡頭的資本積累的驅動上。以這個標準來說，過去的五百年，它是一個成功的體系，存在資本的不斷增長以及累積的持續集中和中心化。

和各種系統一樣，它的進程隨著某種規律——系統的周期性節奏——波動。系統得以幸存是因為內在的機制迫使這些波動回到平衡，一個移動的平衡。緩慢但不懈地，進程向著漸近線移動。如果長期的趨勢到達那個偏離平衡太遠的點，系統將不能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將不能正常運行。當這種情況發生時，系統來到了晚期的危機。它會分叉，變成“混亂的”。斗爭不再是關于系統的幸存，而是關于哪種替代性的分叉能夠勝出，成為取代的系統的基礎。我們正處于系統性轉變期。在集體性“決定”被做出之前，我們面臨另一個20年到40年的斗爭。本質上不可能預測其結果，但我們個人和群體的努力是很有可能影響它的。一個可能的后果是一個新的系統復制了資本主義系統最差的特征——一個等級制的、剝削性的、極化的系統，這可能更糟。另外一個可能的后果是一個相對民主和平等的系統，一個世界還不了解但是相當可行的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