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一位美國學生來辦公室找我時，我向她講起了自己關于中國留學生的新書項目。她臉上頓時寫滿了好奇，問道：‘你能告訴我為什么中國學生想在我們食堂打工嗎？他們不都很富有嗎？’

這位姑娘解釋說自己是學校食堂的兼職主管，越來越多來自中國學生的求職申請讓她感到困惑。

我回答她：‘他們并不都富有。’

她不相信。‘真的嗎？！但是為什么他們都要在食堂打工呢？’

我把這個問題帶到了后來對中國留學生的訪談中。一位學生告訴我：‘食堂是少數我們可以申請兼職的地方。我們不能在校外打工。但許多校內工作，并不對國際生開放’。”

上述經歷出自美國雪城大學麥克斯韋爾公民與公共事務學院（Maxwell School of Citizenship and Public Affairs at Syracuse University）亞美研究項目主任和社會學副教授馬穎毅博士的新書《雄心與焦慮:中國大學生在美國高等教育中的成功與掙扎》（Ambitious and Anxious: How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Succeed and Struggle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該書經過七年研究，涵蓋美國五十多所高校和中國的八個高中，使用定量和定性的混合研究方法，探索和分析了中國本科生在美留學經歷的多面性，特別關注在全球化和中國崛起背景下家庭對學生教育軌跡和經歷的不同影響。

Ambitious and Anxious書封。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計劃于2020年1月出版。

過去十多年，美國高等教育機構見證了中國留學生數量的驚人增長。從2005年到2015年，來自中國的本科生的入學率增幅超過10倍。雖然特朗普上臺后，政府的移民政策收緊，但在2016-2017學年，中國學生的入學率增加了6.8%。而在2017-2018學年國際學生總入學率下降的背景下，中國本科生的入學率仍然增長了4%，有14.8萬多名中國本科生在美國的學院和大學學習。

2005-2015年，在美中國本科生相對于研究生的大幅增長。文中圖表均出自Ambitious and Anxious第一章，澎湃新聞經授權使用。數據來源:美國國際教育研究所

伴隨中國留學生數量一起增長的，還有美國媒體對這一群體的關注，其中不乏 “刻板印象”。馬穎毅在書中指出，美國媒體對中國留學生的報道與美國人對中國社會的看法有很大關系。由于中國經濟的崛起，美國媒體喜歡關注中國的“新財富”和“暴發戶”，比如穿著路易威登時裝和駕駛蘭博基尼的中國留學生。

這種對中國學生財富的關注助長了“威脅敘事”，并激起了美國同齡人的不滿。然而，此類文章在報道中國學生群體方面缺乏多樣性，特別是家庭背景多樣性，同時也掩蓋中國學生在學習及社交上的挑戰和努力，和部分家長為孩子留學付出巨大的經濟及情感方面的犧牲。

馬穎毅認為，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大學生體現了他們所處的新時代和社會背景——即轉型期的中國具有雄心勃勃，十分焦慮的雙重性。這種雙重性也體現在他們跨越美國和中國社會兩種不同教育體系和社會文化規范的經歷上。

如果不能理解這些中國學生的“新”背景，美國社會可能誤解他們的經歷,美國大學可能無法提供給這些學生所需的支持。除了中國留學生提供的財政支持外，美國大學也并不能從這一群體獲得應有的社會和文化財富。

面對美國社會對中國留學生的偏見，以及目前中美之間的特殊關系，出國留學，中國學生和他們的父母準備好了嗎？留學目的地的教育機構還能為學生做些什么？最近，澎湃新聞采訪了馬穎毅，以下內容根據采訪實錄整理。

讀美高，更容易進名校？

澎湃新聞：與以前中國赴美的留學生相比，您觀察的90后留學生有哪些不同的特征？

馬穎毅：對于現在的留學生來說，留學已經“去精英化”了，這種不同體現出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中產及中上階層的形成，他們有強烈的愿望，希望能讓他們的階層得以傳遞，這在中國現在教育市場的各個方面都能體現在出來，父母將他們的主要支出放在孩子的教育上。

我的量化研究樣本里可以看到這種階層的復制，超過80%的留學生父母都受過高等教育，第一代大學生的占比不到五分之一。很多人覺得留學生都是富二代，其實不是，很多家庭就是工薪階層，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學生父母的職業中，大學教授的排名靠前，也就是說中國的高等教育一線工作者把他們的孩子送出國。

此外，現在的留學生更年輕，也更富有，我的樣本的平均年齡在19-20歲。美國國際教育研究所的統計顯示，2007年是個拐點，在那之前赴美留學的中國本科生非常少，整個美國不到一萬人。雖然在很多敘事中，金融危機是拐點產生的原因，但拐點其實發生在金融危機以前，主要是因為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中產的崛起及美國簽證政策的放開。當然，金融危機后美國大學財政預算縮減，需要留學生的資金，這讓留學生的增長更加穩健。

澎湃新聞：您在新書中提到，一些量性調查的結果與質性調查的結果相矛盾或補充，具體指的是哪些方面？

馬穎毅：其實我覺得矛盾是次要的，更有意思的是一些互補的信息。比方說，我在量性調查里做了一個回歸分析，看什么樣的因素影響學生能夠進所謂的名校。在學生的普遍理解中，名校包括綜合性大學排名前50，文理學院排名前20，我在書中就用這種對名校的定義。

其中一個變量是學生有沒有在美國讀高中，因為訪談顯示，很多父母讓孩子到美國來讀高中的一個動力，是他們認為那樣孩子進入美國的好大學的可能性更大。

我的回歸分析結果是，讀不讀美高，對學生能不能進名校沒有顯著影響。

但是在對留學生的訪談中，很多人反思了讀美高的掙扎與成長：雖然當時非常孤獨，但是經歷過那些孤獨和痛苦，到了大學之后，他們覺得自己是有進步的，也就是說美國高中的經歷對他們在大學的學習有促進作用。

這一結果也在量化研究中體現，比如說在美國讀過高中的大學生，他們的英語更好，也更能交到當地的朋友。

所以，關于讀美高好不好這個問題，并沒有很簡單的、對或錯的二元答案。這也是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的幫助，讓大家在這方面的思考更加的多元，因為教育的結果本身就是多面性的。

如何了解真實的美國

澎湃新聞：中國留學生渴望與美國同學交朋友，但成功的很少，除了通常說的文化差異之外，您的調查還有什么特別發現？

馬穎毅：中國學生非常渴望與美國同學交朋友，可能從中國讀者的角度來說，好像跟預設沒有什么出入，但是從美國讀者的角度來說，跟預設是有出入的，因為很多美國人的理解，包括很多媒體報道的都是中國留學生抱團，所以美國的老師和同學會以為，中國留學生不渴望交朋友。

我的研究發現，中國學生很多都渴望交美國朋友，但卻因為種種障礙而沒有機會。其中最明顯的障礙就是語言和文化差異，但我還想指出其他兩個方面的因素。首先，是美國所謂的“新種族主義”——即基于語言、文化、以及國家背景產生的排斥，比如說亞洲人講英語有口音，別人會覺得你的英語能力欠缺，而歐洲英語或者南美英語的口音，人家會覺得是異域情調。中國學生不可避免地會因此遭遇到不公正的對待。

第二點就是中國學生對美國的失望，這種失落感使他們在交友方面退縮。我分析了這種失落感的來源，其中有文化差異，比如美國是一個非常個人主義的社會，人與人之間距離比較遠，而中國的孩子習慣集體活動，人與人之間距離比較近，學生在社交方面會感到失落。

另外這種失落感跟崛起的中國有關，很多留學生都來自于中國的大城市，在過去的一二十年得到空前的發展，到美國后空降在大“農村”，除了東西海岸一些大城市外，他們都覺得遠遠不及中國的城市好。很多孩子在采訪中表達了對美國生活的不滿、失望，以及現實與他們想象的美國的差異。他們對美國的想象都來自于受美國軟實力的影響——大多來自于美劇和好萊塢電影，覺得美國是一個很精彩的地方，來了之后發現和想象相去甚遠，這種失落感令他們很難產生動力。

當然，我也遇到過一些成功的例子，從中總結了一些規律。從個人的角度來說，來美國正式留學之前的準備工作很重要，可以采用多種渠道來了解真實的美國，比如和在中國的美國人多交流，打破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以降低留學后產生的失落感。

更重要的是思維方式的變化。很多中國學生比較被動，老師不來找我，我不會去找他，在交朋友上亦是如此。在美國，主動非常重要，你要是不主動的話，會覺得這個社會很冷漠，一旦你主動，就會覺得這個社會很友好。一切都來自于學生化被動為主動，但要完成這樣的轉變需要系統地準備。

需要指出的是，學生的準備程度確實會受限于家庭的經濟條件，但他們需要在有限的資源內有意識地去多做一些培養。其實現在在中國，即便不出國，也能接觸到國外的資源、人和材料。

國際教育應是一個雙向適應的過程

澎湃新聞：您2017年的編著《美國大學的亞洲留學生》中，有一章節是前密西根州立大學國際學生和學者部主任撰寫的，他提到，在他們大學，認為自己準備好教更多中國留學生的教職人員只有24%。“沒有準備好”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馬穎毅：在任何學校，學生群體的結構發生巨大改變，教授沒有及時得到足夠的支持，學生又來自非常不一樣的教育制度，“沒有準備好”是非常自然的反應。

美國教授上課的時候，對學生參與度的要求很高，特別是通識類的課程，學生發言是有機的組成部分。但是中國學生普遍參與度比較低，教授不知道該怎么辦，所以也就形成了刻板印象，即中國學生、亞洲學生都比較安靜，他們不愿意講話。

我在書中提的建議是，中國學生非常喜歡在小組里討論，他們不喜歡在一大堆人面前演講；他們喜歡有所準備的發言，不喜歡即興發言。所以教授在教學時可以稍做調整，比如給學生一兩分鐘整理思路，在紙上記一些要點。我把建議告訴我的同事后，他們都非常樂意這么做。

另外，因為美國習慣小班教學，小組活動的時候，美國教授為了遵從學生的意愿，特別喜歡讓學生自己分組，這出現了特別矛盾的現象，就是表面上中國學生愿意抱團，但其實他們不知道如何與不熟悉的美國學生組團，所以我建議教授可以以一種自上而下的方式隨機打組，這樣提供了一個平臺可以讓學生遇到以前不熟悉的同學，一起合作，互相學習，這對所有學生都很有幫助。

澎湃新聞: 對于幫助留學生更好融入高等教育機構，機構還需要提供哪些支持？

馬穎毅：對于留學生群體，主流的研究都強調留學生要適應當地文化，但我2017年的編著特別提出要推動這一范式的改變，因為我們覺得國際教育是一個雙向的過程。美國大學雖然向來聲稱與國際留學生相互學習，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經常變成了一個單向的過程，如果學生適應不好，學校經常認為是學生的問題。

其實學校可以做很多調整，比如從招生開始就真正去了解學生的背景。美國的招生部門應該深入到中國，了解中國的教育制度，建立在地的合作關系，以招到更合適的學生。這一點有些美國大學做了，但很多大學都沒有做，他們不愿意花費資源。相比之下，美國大學在招美國學生時，會與當地多所高中建立起長期的合作關系，因此他們對一些高中非常了解。

在調研中我看到，中國學生以及他們的家長在申請學校的過程中付出巨大的犧牲和代價，包括金錢、精神。他們的焦慮很大程度上來源于他們不知道用什么樣的方式能讓孩子進美國名校。很多父母不了解，成天就看學校排名，但排名在美國只是指標之一，一個排名一百的學校，可能會有排名前十的專業。

而美國大學的招生部門也不希望中國學生在申請他們學校之前花那么多時間去刷SAT和托福考試來獲得高分。的確，入學申請有分數的要求，但這個要求很多中國學生早就達到，他們陷入的是一場叢林的競爭，人為地抬高了門檻。

我認為，美國大學應該更積極主動地去幫助填補這種理解上的空洞，比如直接向中國學生和家長宣講，與中國各地中學建立起伙伴關系，介紹他們的學校以及對學生的合理期望，而不是讓中國學生和家長在黑暗中摸索，徒增焦慮，慢慢改變這種不良的教育生態。

除了招生之外，大學里的學生服務（比如心理咨詢、宿舍管理），教授支持以及就業服務等都還有提升的空間。

為留學生做準備，教育機構還能做什么

澎湃新聞：您在國內的高中也做了一些田野調查，您覺得對于留學，學生們準備好了嗎？

馬穎毅：我的田野都在中國的國際高中里進行，沒有去普通高中。我原來以為國際學校的學生都不參加高考了，應試壓力會不會小一些？結果我發現他們的應試壓力仍然很大，舊的考試（高考）被新的替代了而已，而且還有更多的考試，新的考試一年之內能考好幾次。

很多國際高中在課程設置方面偏理工和商科，人文類的課程不夠，這對學生在美國上人文類大學課程準備不夠。一些學生甚至還逃課，放著現成的外教課不上，去校外上SAT、托福的輔導班。我采訪的外教表示了自己的挫敗感，因為他們覺得沒有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這是一種巨大的浪費，放著現有的優質教育資源不用，卻另外花錢花時間到培訓機構刷題。

但是總體上來說，畢竟有外教授課，而且已經開始了聽說讀寫的強化訓練，很多人到美國之后，感覺適應得還不錯。此外，在國際高中做田野，我能感覺到學生跟老師之間很平等，師生之間的互動方式與一般的高中不一樣。

所以，我們的國際高中可以做得更好，雖然這個空間仍然受中國當前教育體制的影響，重視應試，輕人文方面的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