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突圍：底層農家子弟的境遇與轉折

“農家”孩子：一種階層烙印

對農家底層子弟來說，家庭作為不平等的機制是我們在人生初始階段無法擺脫的枷鎖，“農村”的家庭背景始終是我們在階層旅行過程中要背負的行囊。出身于農村家庭，尤其是偏僻的山區農村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經決定了我們能夠獲得什么樣的教育資源、接受什么質量的基礎教育，這也注定了我們所習得的文化資本與城市里的孩子有著天壤之別，它成為塑造我們階層身份的第一個標簽，即我們是“農家的孩子”。

我小時候印象最深刻的一個成語就是“開門見山”。從我家到村里學校，要經過彎曲山路和田間小道，步行半小時左右。自小學五年級開始，我便在學校寄宿，通常是周末回家帶上一周的米和菜；從村里到鎮上，要顛簸半小時以上的車程，有時候等候公共汽車還要花去半天時間；從鎮上再到縣城，要坐上一個半小時以上的車程，繞過山路十八彎的“何嶺”，才能算是“下山進城”。

縣城很小，但當時對我來說，無異于一個繁華的大世界了。在縣城讀高中時，經常有同學嘲笑我們幾個從“山上”下來讀書的人為“山頂人”——就像當年來自法國西南偏遠外省的布迪厄被巴黎的同輩人看作是“鄉下人”一樣，“山頂人”這種略帶輕蔑的稱呼，讓我感到很不自在。

走出大山，成為我從小的理想。

走出大山：“理想”與“懂事”

到縣城讀高中是我階層旅行的第一個轉折點。假如沒有讀高中，我可能像很多我的少年同伴一樣，初中輟學打工或者讀職業學校，或者一輩子在深山老林里養豬放羊、砍柴種地，人生軌跡將會完全不一樣。

到了縣城讀高中之后，人一下子變得“懂事”了。在我看來，“懂事”是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逐漸領悟到的自身家庭的局限性，意識到自己的家庭在社會等級中的地位和在現實生活中的境遇，因而能夠感受和體諒父母的艱辛和不易，不會再像小孩子一樣向父母吵鬧和索要錢物。比如說，我知道我的家庭經濟能力有限，所以我不會跟城里的同學進行消費攀比；我知道城里的同學經常參加補習班和興趣班，而我沒有機會，只能自己拼命學習；城里的同學每天放學了都回家吃飯睡覺，但我只能吃食堂、住集體宿舍。

因此，與其說“懂事”是家庭的教育期待，不如說是一種階層意識和思維方式的社會化過程，它撫平了我在青春期的煩躁與叛逆，讓我能夠坦然面對生活窘境的同時，也孕育著抗拒和超越的力量，“改變命運”成為下一階段階層旅行的關鍵詞。

難以改變的命運：考大學與當老師

如果說“懂事”描述的是一種馴服和自覺的少年心態，那么“改變命運”則是人生進入青年時期那種滿懷激情的行動目標。當時填報考志愿時，我信誓旦旦跟家里人說，非重點高校不讀。然而，造化弄人，高考我卻考砸了。我本來想著一定要去復讀，圓一個重點大學夢，在考慮了家庭的經濟條件之后，我最終還是去上了師范專科——畢業了能就包分配工作。

盡管我很不情愿，但對父母來說，只要考上了大學就是一種榮光，尤其是我和我的姐姐都在同一所大學，這在我們村里還是僅有的。我記得我爺爺當時很激動地帶我去辦理戶口遷移和糧食關系的手續。的確，戶口遷移在那時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義，它意味著我從此跳出了農門，這是命運改變的開始，也是我階層旅行中的第二個轉折點。

在大學期間，我算是那種很活躍的學生，擔任過很多學生干部職務，還是一個校園刊物的主編，也獲得了許多的獎狀。原以為自己變得足夠優秀就可以留在城市工作，然而，一畢業，我就被打回原型。因為原籍是農村，畢業了只能被分配回農村中學教書。記得我第一天到中學報到的時候，我們同時進來的七八位新教師的宿舍被安排在馬路邊同一間兩個籃球場大的破舊廠房里。那種失落的心情旁人無法體會，我為此偷偷掉過眼淚，感慨命運捉弄，我拼命要跳出的農村，卻又把我生生地拽了回來。

希望所在：高學業成就的獲取

假如接受命運的安排，我可能在中學安安穩穩地度過平凡的一生。但沒有奔頭的工作環境，留不住我的心，更何況每一個人都有向上流動的渴望，我始終還是想要走出大山。然而，以我的家境背景，既沒有關系網絡，也沒有經濟資本，工作根本調不動。對出身底層家庭的我來說，似乎也只有靠自身努力去考研，才是走出大山的捷徑。2003年春，我順利考上了研究生。這應該是我階層旅行中最具決定性的一個轉折點。

碩士研究生于我而言，是一個脫胎換骨的過程。以前我喜歡讀閑書和文學歷史作品，但這時我已然深深愛上了社會學，迷戀于閱讀一些學術著作，開始嘗試給報社寫評論，也開始寫專業學術論文。我真正開始審視自己的人生道路，樂此不疲地讀書寫作，我相信“天道酬勤”，也相信只有這樣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

考博，順其自然成為了一個目標，讀博，是階層旅行中又一個關鍵轉折點。這是一番磨礪心智的艱苦歲月。也正是在這一階段，我意識到階層旅行并非僅僅通過經濟資本或社會資本的累積而實現向上流動，也可以通過文化資本的積淀獲得精神上的升華和文化上的超脫。我對階層旅行有了更多的期待，就像戶外旅行一樣，我在意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欣賞沿途的風景。

回到“象牙塔”：中產的生活與境遇

當時我以為考上了研究生，未來就會有無數個更好的選擇，但被歲月磨平了棱角之后，最終還是只有一個選擇，就是回學校當老師，這就是宿命吧。不過，比起中學老師，在“象牙塔”中當一個大學老師，既能教書育人又能按自己的興趣做學術研究，更符合我的職業期待。

按照社會學對職業階層的定義，一個大學老師，應當屬于城市中產行列。而表面光鮮的背后，實際上都隱藏著一顆疲憊的心。母親常常憐惜地問我，你們大學老師怎么比我們農民干活都累？事實上，“象牙塔”里面的生活并非想象中的自由、純凈和輕松。只要你不甘心當一個末流的學者，那么學術之路就是一個永無止境的攀爬階梯。

為了彌補自己在知識結構和研究視野上的缺陷，我先后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赴美國訪學一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機緣巧合，我也曾有機會進入中央部門借調工作半年。這些經歷，并不意味著階層位置的變化，但它們讓我在階層旅行上有了更多的收獲和體驗。就像斯賓格勒所說的，“愿意的人，命運領著走。不愿意的人，命運拖著走”，我不愿做一個被命運拖著走的人，因此在每一個人生路口，我總覺得需要不斷朝前走，才會發現更美的風光。

“出人頭地”：底層農家子弟的激情與體驗

目標導向性：“出人頭地”的渴望

回想我個人的成長經歷，可以不用掩飾的獨白是，在我內心確實充滿了一股頑強的“拼勁”，直接奔向想要“出人頭地”的目標導向，也就是一種從心底想要掙脫底層困境而獲得體面、尊嚴生活的渴望。

這一目標也是從家庭背景中孕育出來的。小時候家里很窮，不過，因為有個勤勞能干的母親，我和姐姐也不至于缺衣少食，只是沒法像家境殷實的同伴那樣無憂無慮。更重要的是，我父親幼年失怙，母親幼年失恃，在村莊生活中遭遇到的苦難和受人欺負的往事讓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靜。記憶中，在無數個田間地頭或桌前灶下，我淚眼迷蒙地聽母親一遍遍地講述家庭的歷史，就像我那個時候學的中國近代史一樣，常常讓我感到屈辱。對我來說，母親就是我最早的勵志榜樣，母親講述的家庭故事就是我最早的啟蒙文學，她讓我將“出人頭地”“活成人樣”的目標轉化成我階層旅行中最強勁的驅動力，持續地激發了我的階層能動性。

因此，底層子弟也并不是全然沒有文化資本，只是它不同于中上層的文化資本。底層特有的文化資本非常具有感染力，對底層子弟的目標、道德的形塑作用非常強大。小時候我很喜歡看莆仙戲，尤其是莆仙戲傳統劇目《狀元與乞丐》。這部戲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的人生觀。它的精華在于向底層社會宣揚了一種價值理念：讀書可以改變命運，哪怕你被斷定為“乞丐命”。

期望、成就與抱負

我的父母既不像精英階層父母為子女確立一種明確的人生目標及規劃路線，也不像現在父母把孩子的作業盯著那么緊，但內心里他們比任何人都渴望我們姐弟成材。在他們的教育期望中，包含著一種不用刻意言明的愛和期盼，以及那種“恨鐵不成鋼”的打罵式教育。當然，父母也不是只有打罵，母親就常常在別人面前夸我“懂道理”“能吃苦”，夸我干活麻利，每次派我到別人家干活的時候，說我“一個小孩可以頂一個成人的勞力”。

從心理學上講，一個人的成就動機越高，抱負水平就越高。而抱負水平越高，職業志向越遠大，也就越希望在職業上取得成功。這一點，已經超越了心理學的意義，對像我這樣的底層農家子弟來說，具有重要的社會學意義。

首先，職業抱負或志向越遠大，越可以避開底層再生產的復制模式。其次，職業抱負或志向越遠大，越有利于擺脫底層思維模式。正如貧困文化容易導致貧困維續一樣，底層思維模式也容易導致固步自封，而遠大的職業抱負能夠打開一個人的視野，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理解問題，用流行的一個詞來說，就是“格局”更大。

超越知識的無力感

對一個從大山里走出來的孩子來說，最容易體會到的是那種“知識的無力感”，這已經成為我們情感結構中的重要一部分，哪怕他已經取得了高學業成就。

前幾年上海大學一位博士生的春節返鄉筆記在網絡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跟作者一樣，在老家我也害怕別人問起我的收入，更讓我害怕的是，一些親戚朋友想通過找關系來解決一些私人問題或公共問題的時候，我那種無能為力的感覺。其實我非常想要幫忙，然而，我的關系網絡和社會資本遠沒有他們想象的那么大，很多時候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知識無力感”是我們“鄉愁”的一部分。不過，抒發“鄉愁”很容易，真正去反思和改變“知識無力感”卻很難。在“返鄉體”網絡爆紅之后，也有不少人批判其偏頗和片面之處。在我看來，“知識無力感”這個問題已經從一種個人困擾上升到城鄉矛盾、收入差距和階層固化等公共議題的爭鳴之中，我們更需要做的是，超越個體的局限性，而不是以一種“高學業成就者”的姿勢來審視農村家鄉的弊病。很多問題我們確實改變不了，這無須埋怨知識本身，讓知識更有力量的辦法是在階層旅行中走得更遠、站得更高，如此才能更有力量地反哺家鄉。

從一個人到一群人：還需要做什么

階層旅行，將階層地位的流動過程視為一場旅行，這不僅意味著一個“個體從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階層躍升至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階層是一場漫長的教育與文化之旅”，而且還蘊含著個體在階層旅行中所經歷的不同境遇和情感體驗。它有助于我們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段內，將個體復雜的情感體驗和生命故事完整地呈現出來。

此外，階層旅行不同于階層流動的地方在于，它把代際社會流動看作是一個未竟的過程，而不是某個時間截點上的固定狀態或一帆風順、直線式的上升。

家庭背景與教育獲得之間的關聯性已經得到很多經驗研究的證實。大多數的理論假設是，良好的家庭背景有助于教育資源和機會的獲得。但是，底層農家子弟的高學業成就已經挑戰了這一假設，即底層子弟在沒有良好家庭背景的情況下同樣獲得了高學業成就，教育依然是底層子弟實現階層跨越的有效路徑。

我的階層旅行雖然只是個案，但多維度、長時間段的生命歷程分析卻有助于進一步思考家庭背景究竟是如何作用于教育獲得，以及高學業成就是如何促進階層跨越式的旅行。

但是，本文以自我民族志的方式，論述底層子弟依然可以通過教育獲得高學業成就而實現階層跨越式流動，并不意味著現在底層子弟向上流動只有讀書考大學這一通道，也不意味著所有底層子弟向上流動的通道就完全暢通。

近一二十年的社會環境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90后”和“00”后農村底層青年的人生境遇跟“80”后又有很大的差異。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階層固化”的內涵和風險，特別需要保障教育的公平性，為底層子弟創造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和渠道。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底層子弟的命運就是國家未來的命運，讓底層子弟看得見上升的希望，就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希望。

（作者林曉珊系浙江師范大學法政學院教授、副院長。本文更詳細版本刊發于《中國青年研究》2019年第7期，P15-23，原標題：《境遇與體驗：一個階層旅行者的自我民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