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在上海政協舉行，今年適逢中國近現代知名政治家、教育家、一代草圣于右任先生誕辰140周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了現藏于陜西歷史博物館的《于右任草書千字文》。于右任之子于中令、謝稚柳之子謝定偉、《于右任草書千字文》的原藏者劉雅農之子劉冰均參與座談會回憶父輩的交往。于右任之子于中令回憶了父親生活的點滴，勾勒出一個胡子打結睡覺的、生動的于右任。

澎湃新聞獲悉，“為萬世開太平” 是于右任座右銘，一生寫了約上萬件，他一心希望兩岸統一，天下太平。“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也是于右任留下的對聯。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在中國臺北辭世。他1906年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積極投身辛亥革命，追隨孫中山“聯共、聯俄、扶助農工”的思想，支持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1949后，他旅居中國臺灣，卻渴望葉落歸根，但終未能如愿，葬于臺北陽明山。他寫下的詩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表達故土之思、黍離之悲，影響深遠。

除了政治身份外，于右任還有一重身份是、教育家、書法家和詩人，他曾參與創辦復旦大學、上海大學等，他著有《右任詩書》《右任文存》《故山別母》等，并有大量書法作品存世，尤在推廣標準草書方面貢獻巨大。1929年于右任發起成立草書研究社，創辦《草書月刊》，編寫《標準草書》《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等。

他先學楷書后入魏碑，倡導《標準草書》以文字的規范來提振國民的文化精神，并提出標準草書“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四大原則，對書法界和社會書寫都產生了積極影響。他的草書容易辨識，成為標準草書的楷模。

據于右任之子于中令在現場回憶，他的父親每年大約寫6000余幅書法，而在父親過世后通過他的日記得知，其實每年的數量為7000余幅。他還笑稱：“我‘八十而知十一非’，11歲開始，我每天在父親的書桌上練一小時書法，如果每天不占用書桌一小時，每年書寫的書法數量應該會更多。”

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徐逸波回憶了于右任先生在政治、教育、書法三個方面的歷程與貢獻，并表示于右老與上海關系密切，上海將加強對于右任先生史料、書法的發掘與研究。會上同時展示了長卷《于右任書草書千字文》，據悉，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于右任書草書千字文》由上海市文史資料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祝君波作序。

劉雅農之子劉冰：于右任《千字文》收藏始末

于右任與《千字文》也頗具淵源，據悉他曾收集各種版本的《千字文》三百余種，反復閱讀、臨摹、借鑒和創作。恰逢于右任先生誕辰140周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于右任草書千字文》一書，該卷寫于上世紀三十年代后期，落墨千言，筆勢縱橫。

書后有劉雅農題跋所記，“開先吳公為右老入室弟子，此文承右老所賜者，余追隨開公有年，以道義交。公知余酷好書法，臨別承公割愛轉贈，敬謹拜領乃付裝池并跋數語致感忱，雅農年八十又三書于來青簃。”

該卷后傳于劉雅農之子劉冰，劉冰于2010年將該卷《千字文》捐給陜西歷史博物館。現居洛杉磯的劉冰出席了“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并介紹了該卷于父親的淵源：卷后題跋中吳開先是民國時上海名人，曾任社會局局長。遷臺以后，曾任世界書局董事長，父親劉雅農先生于1948年赴臺創辦臺北世界書局并任要職。退休時吳開先贈此卷《千字文》以答謝。父親辭世后，該卷傳到劉冰之手。

當時于右任故鄉陜西三原籌建“陜西于右任紀念館”，本想將此卷《千字文》捐贈給紀念館，但考慮到陜西歷史博物館有更好的研究和儲存條件，故最終于2010年將該卷捐贈給陜歷博，并另捐贈一對家藏于右任楹聯作品給于右任紀念館。

“現在市場上于右任書法的拍賣價格不低，很多人覺得我‘虧了’”，劉冰半開玩笑得說，“我現在生活在美國，我的兒孫輩不識中國書法，未來他們未必當寶，我還是覺得捐給國家、由國家保管是它們最好的歸宿。”

于右任之子于中令：父親是個很和氣的人

在“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上，最重量級的嘉賓便是于中令，他1939年生于重慶，是于右任的第三子。1949年隨于右任去中國臺灣，1963年，赴美留學，后供職于科學界。

在會議前一天，于中令先生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談他印象里的父親。

而在座談會上，幾乎所有人都希望通過他了解到一個更具體的、作為父親的于右任，想一探書本上的于右任與兒子眼中的父親是否一樣。于中令幾乎有問必達，遇到不清楚的問題，也直言自己不知道。

于中令講了幾個故事，讓大家看到了生活中的于右任：

眾所周知，于右任有一把標志性的胡子，所以又稱“髯翁”：“他的胡子是辛亥革命的那一年開始留的，睡覺的時候就打一個結。”

“父親寫字寫得很慢，臨《鄭文公碑》《景太和館皇象急就章》，我小時候也臨，父親會在我寫過的紙頭背后繼續寫。” 于中令回憶說，“父親寫字用硯石舔筆，由家里副官研墨，墨未用盡就擱著成了宿墨，我有一次把父親的硯臺洗干凈了，父親擾我不懂宿墨之好。”

“父親寫書法寫招牌從不收費，在中國臺北的生活也不富裕，有次家里餐錢拮據，父親向老副官借錢過渡，這件事情不知怎么被記者知道并登在報上，父親很不高興。”于中令還提到，冬天用的炭火有很多款，有煙的相對便宜。有一回蔣介石在臺北的冬天來家里，看到于右任用的是有煙的炭火，于是蔣介石送了一個電爐，并關照“如果覺得電費貴，由‘總統府’來承擔。”

因為都喜歡詩詞和書法，于右任與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都熟悉且有交往。

此外，“父親是個很和氣的人，家里大門幾乎不關，希望隨時可以幫到需要幫助的人”，而 對于子女的教育，于右任并不過多干涉，于中令后來的專業也和文史關系不大，學了理工科。

于中令同時還提到了于右任的書法對日本的影響，通過年過80的兒子對父親點滴的回憶，也勾勒出一個胡子打著結睡覺的、生動的于右任。

謝稚柳之子謝定偉：敦煌研究所的創辦與“于右老”直接相關

自1940年至1946年，謝稚柳是于右任的秘書，1940年謝稚柳31歲，于右任62歲。當時的秘書長是程滄波，章士釗、潘伯鷹、沈尹默、喬大壯都聚集在于右任的“監察院”中。這樣的環境對日后謝稚柳的藝術和為人影響很大。1942年，于右老長子于望德結婚，謝稚柳畫了巨幅荷花道喜。

謝定偉尤其提到了謝稚柳、張大千與敦煌：

1941年，張大千去了敦煌，到了敦煌后他寫信邀謝稚柳也赴敦煌，且一去預計一年，對此于右任十分支持，不僅準假，還寫信給西北方面，希望保護和照顧兩位年輕人。“張大千和謝稚柳在敦煌的時候有幾名當兵的保護，有次晚上在村里遇到土匪，有經驗的當地兵丁提醒關燈、不要發聲音，他們躲在漆黑的屋子里才躲過一劫。” 謝定偉說，“1941年，于右老也到過敦煌，并建議設立‘敦煌研究所’，1944年 ，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常書鴻任首任院長），這就是現在的‘敦煌研究院’，所以從某種角度說，敦煌研究所的建立和于右老有直接的關系。”

而在于右任、謝稚柳、張大千的交往中，還有一個時常出席的人物——張目寒。他長期追隨于右任，同時也是張大千的義弟。張大千給張目寒的信件都會在問候于右任，于右任生日，張大千通過張目寒贈祝壽圖。謝稚柳和張大千關系密切，在他們的來往信件中也經常提及張目寒。“近年來，市場上出現了一通1950年代，大千給張目寒的信，其中就提及自己在亂世結識了謝稚柳，并稱‘謝稚柳雖恃才傲物，但于髯公卻對他優待又加’。” 謝定偉說。

在書法上，于右任藝術和內容并重，在抗戰時期鼓舞人心，“為萬世開太平” 于右任寫了上萬件，他一心希望兩岸統一，天下太平。“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也是于右任留下的對聯。

除書畫藝術外，復旦大學研究院傅德華也從歷史的角度講述了于右任的一生：他追隨孫中山參與革命活動，辦學辦報；最早提出國共兩黨 “和則兩利，分則兩損”；以詩言志，表達要抗戰到底；他鼓勵國人買中國貨、鼓勵青年學生自立，并對自己生活過的上海作出了很多貢獻，并寄予很大希望。他的晚年詩作《望大陸》：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

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

道出了希望兩岸統一，渴望回歸大陸，道不盡對祖國和民族直白而深沉的愛。

“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由上海市政協文史委員會、民革上海市委員會、上海市書法家協會聯合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