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選自“好望角”書系之《征服與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作者：尤金·羅根（國際中東史權威、牛津大學教授），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

對于他們的歷史，特別是伊斯蘭教產生后５個世紀，也即公元７—１２世紀的歷史，阿拉伯人極為自豪。這是伊斯蘭帝國的黃金時代，基于大馬士革、巴格達、開羅和科爾多瓦的諸帝國主導了世界事務。可以說，在伊斯蘭興起之初的幾個世紀，阿拉伯人被界定為一個在阿拉伯半島各部落之間共享一種語言(阿拉伯語)的民族，其中大多數人共同信仰遜尼派伊斯蘭教?；赝了固m初期，所有的阿拉伯人都視之為一個逝去的時代，其間阿拉伯人統治著世界。伊斯蘭主義者特別響應這一說法，他們認為，阿拉伯人最貼近他們的伊斯蘭信仰之時最強大。

１１世紀末起，外來入侵者糟蹋了伊斯蘭的土地。１０９９年，在血腥圍困之后,十字軍占領耶路撒冷，開啟了十字軍王國長達兩個世紀的外族統治。１２５８年，蒙古人洗劫阿拔斯哈里發的首都巴格達，當地居民的鮮血染紅了底格里斯河。１４９２年，天主教收復失地運動(Catholic Reconquista)逐走了伊比利亞半島最后的穆斯林。但開羅在馬木魯克蘇丹國的統治(１２５０—１５１７)下，依然是伊斯蘭權力的基地,該政權的統治范圍包括當今的埃及、敘利亞、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和沙特的紅海諸省。

只有在１６世紀奧斯曼征服之后，阿拉伯人才開始被外國都城統治。１４５３年，征服者穆罕默德(MehmedtheConqueror)占領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將該城更名為伊斯坦布爾，自此開始從那里統治他們日益壯大的帝國。伊斯坦布爾跨越博斯普魯斯海峽，橫亙歐洲和亞洲，在兩大洲都分布著街區。奧斯曼的伊斯坦布爾，盡管是遜尼派穆斯林帝國的首都，但卻遠離阿拉伯世界——距大馬士革１５００千米(９４０英里)、距巴格達２２００千米(１３７５英里)、陸上距開羅３８００千米(２３７５英里)。此外，奧斯曼帝國的行政語言是土耳其語，而非阿拉伯語。阿拉伯人對現代的探索是在他族統治下開始的。

過去的５個世紀內，奧斯曼人統治了阿拉伯人４個世紀。隨著時間的延展，帝國在經歷變化，統治也在發生相應的改變。征服后的第一個世紀，奧斯曼人的統治并不太苛刻：阿拉伯人必須承認素丹的權威，遵守他的法律和真主的法律(sharia，“沙里亞”，即伊斯蘭法)。非穆斯林少數群體可以在社群領袖的領導下，依照自己的宗教法律，自行管理，只需向國家繳納人頭稅?？偟膩碚f，在這個當時占據世界主導地位的帝國內，阿拉伯人平靜地看待他們的地位，即一個伊斯蘭帝國中的穆斯林。

１８世紀，統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奧斯曼帝國在１７世紀達到權力的頂峰，但在１６９９年遭受了第一次領土喪失，歐洲的敵手們奪取了克羅地亞、匈牙利、特蘭西瓦尼亞和烏克蘭的波多利亞省。這個現金流干涸的帝國開始拍賣政府職位和行省農業地產作為稅收來源。這讓邊遠省份的強人們積聚了大量土地，從中積累了足夠的財富與權力挑戰奧斯曼政府的權威。１８世紀下半葉，一批這樣的本地領袖對奧斯曼帝國在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島的統治發起了嚴峻挑戰。

這幅喬治·伊曼紐爾·奧皮茨（1775—1841）創作的作品描繪了1831年阿卡城門外，年邁的黎巴嫩山統治者埃米爾巴希爾·謝哈卜二世（中間持手杖而立者）向埃及將軍易卜拉欣帕夏（馬背上）效忠。易卜拉欣是埃及統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之子，他在圍攻阿卡6個月后占領了這個戰略要塞，完成了對敘利亞的征服。

到１９世紀，奧斯曼人開啟了一個重大改革階段，旨在平息帝國內部的挑戰，遏制歐洲鄰國的威脅。這個改革時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統治模式，反映了源自歐洲的有關公民的新思想。奧斯曼改革試圖在行政、兵役和稅收等領域建立所有公民間的權利和義務平等，對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一視同仁。他們推動構建一個新的認同——奧斯曼主義，試圖跨越奧斯曼社會各種民族與宗教分野。改革并沒能保護奧斯曼人免受歐洲的侵蝕，但確實讓帝國加強了對阿拉伯行省的控制。在民族主義侵蝕帝國在巴爾干半島的位置之際，諸阿拉伯行省變得益發重要。

但那些啟發了奧斯曼改革的思想，也同樣帶來了關于民族與社群的新觀念，在阿拉伯世界的一些人心中催生了不滿，不滿其自身在奧斯曼帝國的地位。他們開始對奧斯曼人的統治惱怒不滿，日益指責后者使阿拉伯人自１２世紀起處于相對落后的地位。對比過去的輝煌與當下在奧斯曼帝國內的卑微屈膝，以及這個帝國在更為強大的歐洲鄰國面前的節節敗退，阿拉伯世界中的許多人呼吁在他們自己的社會中推行改革，并期盼阿拉伯獨立。

１９１８年一戰后奧斯曼帝國覆滅，對許多阿拉伯世界的人來說，這是開啟獨立與民族榮耀新紀元的分水嶺。他們希冀在奧斯曼帝國的灰燼上復活一個偉大的阿拉伯王國；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在其著名的“十四點原則”中呼吁民族自決，這讓他們振作不已。但他們將面對苦澀的失望，因為他們會發現新的世界秩序不是基于威爾遜的原則而是歐洲的規則。

英、法利用１９１９年的巴黎和會將現代國家體系施于阿拉伯世界，除了阿拉伯半島中南部，所有阿拉伯地區都陷入了某種殖民統治。在剛剛脫離奧斯曼統治的敘利亞和黎巴嫩，法國人給予這兩個殖民地共和形式的政府。而英國人則賦予他們的阿拉伯領地伊拉克和約旦威斯敏斯特模式的君主立憲。巴勒斯坦是唯一的例外，在那里，英國人不顧本地居民的反對而承諾建立一個猶太民族家園，破壞了建立民族政府的所有努力。

1919年11月22日，法國統治下的貝魯特。法國三色旗裝點著奧斯曼鐘樓和主行政中心的陽臺，軍隊在底下的閱兵廣場上扎營。雖然一些黎巴嫩人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積極尋求法國的委任統治，但他們希望法國扮演一個更無私的角色，來幫助他們建立獨立國家所必需的機構。

殖民勢力給每個新阿拉伯國家確定了首都，作為政府駐地，并向統治者施壓，要求制定憲法、組建民選議會。邊界在很多情況下都是人為設定的，由相鄰國家協商確定，但常伴有爭執。許多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反對這些舉措，認為它們分裂且削弱了阿拉伯民族，后者只有通過更廣泛的阿拉伯統一才能重新獲得其應有的地位，即成為受人尊敬的世界性力量。但是，根據歐洲的規則，只有獲得承認的民族國家才是合法的政治實體，這與是否擁有帝國的歷史根源并不相干。

殖民時代的一個長期遺產是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如埃及民族主義、伊拉克民族主義)和泛阿拉伯民族主義間的矛盾。到２０世紀四五十年代阿拉伯國家開始擺脫殖民統治獲得獨立時，兩種民族主義間的分歧已成為永久性的。其中的問題是，大部分阿拉伯公民相信，基于殖民主義所創制的政治體的、更小范圍的民族主義，從根本上說是不合法的。對于那些期待阿拉伯人在２０世紀重振雄風的人來說，只有更廣泛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才能有如下前景：動員起足夠多的民眾、團結一致，這對于恢復阿拉伯人在當今各國中應有的位置而言是必需的。殖民經歷讓阿拉伯人成為一群國家而不是一個民族社群，對于這樣的結局,阿拉伯人一直深感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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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撼動了歐洲對世界事務的影響力。戰后的歲月是一個去殖民化的時代，亞洲與非洲各國從殖民統治者手中獲得獨立，而獨立往往需要借助武力。２０世紀下半葉，美國和蘇聯成為主導性的大國。兩國之間的對抗被稱為冷戰，將界定一個新的時代。

莫斯科和華盛頓為爭奪全球統治權而進行激烈競爭。美國和蘇聯都試圖將阿拉伯世界納入他們各自的勢力范圍，中東由此成為超級大國對抗的幾個競技場之一。盡管已進入民族獨立時期，但阿拉伯世界的回旋空間依然受到外部規則即冷戰規則的限制，時長近半個世紀(１９４５—１９９０)。

冷戰的規則很直接：一國可以成為美國或蘇聯的盟友，但不能同時與兩國保持友好關系?？偟膩碚f，阿拉伯人民對美國的反共產主義與蘇聯的辯證唯物主義并沒有什么興趣。他們的政府試圖通過不結盟運動尋求一條中間道路，但徒勞無功。最終，阿拉伯世界的每一個國家都被迫站隊。

那些進入蘇聯勢力范圍的阿拉伯國家自稱“進步國家”，但西方則稱他們為“極端國家”。這些國家包括在２０世紀下半葉經歷過革命的每個阿拉伯國家：敘利亞、埃及、伊拉克、阿爾及利亞、也門和利比亞。而那些選擇站在西方這邊的阿拉伯國家——自由共和制的突尼斯和黎巴嫩以及保守君主制的摩洛哥、約旦、沙特和海灣國家，則被進步的阿拉伯國家稱為“反動國家”，被西方認為是“溫和國家”。這樣就形成了超級大國與阿拉伯人之間的庇護關系，阿拉伯國家從超級大國那里獲得軍火來發展軍隊、獲得援助來發展經濟。

只要兩個超級大國存在，這個體系就能維持相互制衡。蘇聯和美國都不敢在該地區發起單邊行動，擔心激起另一個超級大國的敵對回應。華盛頓和莫斯科的政府官員生活在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恐懼之中，日夜操勞，防止中東點燃這樣的大戰之火。阿拉伯領導人也知道如何游走于超級大國之間，他們以倒向敵對陣營來威脅庇護國，以獲得更多的軍火和發展援助。盡管如此，到冷戰結束時，阿拉伯人十分清楚，他們離冷戰初所希望實現的那種程度的獨立、發展和尊嚴依然遙遠。隨著蘇聯的解體，阿拉伯世界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但這個時代對之更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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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年柏林墻倒塌后不久，冷戰結束。對阿拉伯人而言，這個單極化的時代始于１９９０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當蘇聯投票贊成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美國領導的打擊克里姆林宮昔日盟友伊拉克的戰爭時，格局已然確定。冷戰期間的穩定狀態被一個不受限制的美國力量主導的時代取代，阿拉伯世界的許多人擔心出現最壞的狀況。

伊拉克軍隊急于在慘烈的地面戰爭開始前撤離科威特，征用了大量卡車和汽車。在科威特向北通往伊拉克的80號高速公路上，數以千計的伊拉克車輛在完全暴露的情況下被美國戰機擊毀，這條公路也因此被稱為“死亡公路”。過度的殺戮引發了國際社會的譴責，也迫使美國總統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于1991年2月28日終止了“沙漠風暴”行動。

后冷戰時期，美國對中東的政策搖擺不定。２０世紀９０年代起，美國各任總統推行了非常不同的政策。對于蘇聯解體時在任的美國總統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來說，冷戰結束意味著一個世界新秩序的開始。一直到比爾·克林頓，國際主義與接觸戰略一直是美國政策的特征。２０００年，喬治·沃克·布什當選后，新保守派上臺，美國轉向單邊主義。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美國遭到襲擊后，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給整個中東地區帶來了破壞性的影響，并最終發展成針對伊斯蘭世界、以阿拉伯人為主要嫌疑人的反恐戰爭。巴拉克·奧巴馬試圖撤銷布什政府的許多政策，削減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存在——此過程削弱了美國的影響力。

在挪威外交部的支持下開展的秘密“二軌外交”，最終促成巴以雙方于1993年9月13日簽署《奧斯陸協議》。簽署當日，在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的協調下，多年的對手亞西爾·阿拉法特和伊扎克·拉賓在白宮實現歷史性握手。

美國主導的單邊主義時代的規則，被證明是自現代以來對阿拉伯世界最為不利的。沒有其他強國來限制美國的權力，阿拉伯各國政府發現他們正面臨切切實實的入侵和政權更迭的威脅。將“９·１１”之后的幾年描述為阿拉伯歷史上最糟糕的時期毫不夸張。薩米爾·卡希爾在２００４年觀察到的，今天依然成立：“在當下做阿拉伯人并不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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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２００年，阿拉伯人大部分時間都在為從外部勢力獲得獨立而奮斗。同時，阿拉伯各國人民也在試圖限制本國統治者的專制權力。

到１８世紀末，專制主義已是歐洲和地中海世界的常態。在１７８９年法國大革命前，只有英國和荷蘭共和國做到了用選舉議會限制王權。１７８９年之后，西方國家開始普遍推行憲法：１７８９年在美國，１７９１年在波蘭和法國，１８１４年在挪威，１８３１年在比利時。一個新的政治秩序產生了：法律限制了統治者的權力，臣民獲得了具有更高法律地位的公民地位。

在１９世紀的第一個２５年訪問歐洲的阿拉伯人，歸來后會著迷于他們在巴黎和倫敦所接觸到的新政治思想。埃及宗教學者里法阿·塔赫塔維(Rifa’al-Tahtawi)１８３１年從巴黎歸國后，１８１４年法國憲章的全部７４條翻譯成阿拉伯語。生活在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的專制統治之下，赫塔維對于法國憲法對國王的限制和對公民的保護大為驚嘆。突尼斯改革家海伊爾丁·突尼西(Khayr al-Din al-Tunisi)受塔赫塔維作品的啟發，主張推行憲法，限制突尼斯總督的專橫統治。突尼斯和埃及分別于１８６１年和１８８２年推行憲法，這兩個最早立憲的阿拉伯國家也是最先經歷“阿拉伯之春”運動的，這也許并不是巧合。

下一波憲政改革同一戰之后歐洲的殖民統治的開啟同步。１９２３年的埃及憲法、１９２５年的伊拉克憲法、１９２６年的黎巴嫩憲法和１９３０年的敘利亞憲章，都顯示了阿拉伯人基于合法政府和法治、為謀求從殖民統治中獨立而做的努力。盡管這些憲法賦予阿拉伯國家以選舉的、多黨制的立法機構，但殖民當局竭盡全力破壞阿拉伯人的主權。自由憲政受到損害，成為歐洲殖民統治的延伸。

１９４８年的巴勒斯坦戰爭中，以色列痛擊阿拉伯國家，控制了巴勒斯坦托管國７８％的土地作為新生的猶太國家。戰爭失敗后，阿拉伯自由主義遭到否定。缺乏戰備讓愛國軍官同他們的國王或總統心生隔閡；以色列這個新生國家的軍隊，被阿拉伯的宣傳機器貶斥為“猶太黑幫”，敗于這樣的軍隊，削弱了阿拉伯公民對新近獨立的阿拉伯各國政府的信心。

這張擺拍的宣傳照展現了一群集合了常規軍和非常規軍的士兵，在一名頭戴纏頭的穆斯林宗教人士的指揮下，保衛耶路撒冷城墻，抵御猶太人的進攻。

事實上，巴勒斯坦戰士在1948年沒有做好保衛國家的準備。由于缺乏裝備和訓練，沒有人擁有能與1948年他們所面對的猶太部隊相匹敵的戰斗經驗。更糟糕的是，他們低估了對手。5月14日，英國從巴勒斯坦撤軍后，他們被猶太部隊徹底擊敗。

阿拉伯世界進入一個新的革命時期，敘利亞(１９４９)、埃及(１９５２)、伊拉克(１９５８)、也門(１９６２)和利比亞(１９６９)的軍事政變扶持果敢的行動派人士掌權，統領由技術專家官員組成的政府。這些軍事政權既是(國家)民族主義的，也是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它們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一個社會公正、經濟發展、軍事強盛、獨立于外部勢力的新時代。作為回報，這些新的軍事統治者要求他們的公民絕對服從。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個社會契約，阿拉伯公民自愿停止他們為限制專制統治而付出的努力，來換取政府的承諾,滿足他們的需求。

進入２１世紀，這一既有的阿拉伯社會契約被違背了。到２０００年，除了富裕的石油國家，其他阿拉伯國家都無力兌現承諾。一個愈發明顯的趨勢是：只有該地區統治者的一小部分朋友和家人才能從經濟機遇中獲益。貧富之間的不平等程度加深，引人擔憂。阿拉伯各國并不處理公民合法的抱怨，反而以更加高壓的方式回應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更糟糕的是，這些高壓式的政權通過世襲繼承積極維持他們家族對政治的掌控，年邁的總統們培養他們的兒子接班。不僅阿拉伯社會契約被破壞，而且這些失敗的政權還有可能讓自己屹立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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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強調阿拉伯歷史上的各種沖突是錯誤的，因為這湮沒了阿拉伯世界引人入勝之處。作為一名畢生研究中東的學生，我被阿拉伯歷史吸引是由于其豐富與多元。我在貝魯特和開羅度過童年，之后在美國上大學時，我對中東產生了興趣。我在大學里學習了阿拉伯語和土耳其語，以便能閱讀阿拉伯歷史的原始材料。在細讀宮廷記錄和編年史、檔案文獻和手稿、日記和回憶錄的過程中，阿拉伯歷史讓我既熟悉又陌生，這深深吸引了我。

阿拉伯世界在過去５個世紀所經歷的種種，與全球其他人所經歷的相同。民族主義、帝國主義、革命、工業化、城鄉移民、為婦女權益而斗爭，所有這些人類現代歷史的宏大主題都在阿拉伯世界得到呈現。但又有許多元素讓阿拉伯人不同：他們城市的樣貌、他們的音樂和詩歌、他們作為伊斯蘭教“選民”的特殊地位(?古蘭經?中對真主用阿拉伯語向人類降下最后的啟示，強調了不下１０次)以及他們對于民族社群的概念——從摩洛哥延伸至阿拉伯半島。

1919年，婦女首次參與埃及的國家政治，登上世界各大媒體的頭條。這份法國周刊描繪了英國騎警注視下一眾男性中間一群蒙頭蔽面的女性，以大力宣揚“埃及的女性示威”。

阿拉伯人是多元的，但又由一個基于語言和歷史的共同認同維系在一起，這讓他們愈加有吸引力。他們是一個民族，同時也是許多民族。從摩洛哥到埃及，跨越北非的游歷者會發現方言、書法、景觀、建筑、飲食、統治方式、經濟活動的類型都在發生萬花筒似的改變。如果這個旅行者繼續穿越西奈半島，進入肥沃的新月地帶，他會注意到在巴勒斯坦和約旦、敘利亞和黎巴嫩以及伊拉克之間存在著類似的差異。從伊拉克向南進入海灣國家，阿拉伯世界展現出鄰國伊朗的影響。阿曼和也門則反映出東非和南亞的影響。所有這些民族都有各自獨特的歷史，但他們都認為自己被共同的阿拉伯歷史所維系。

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試圖通過均衡敘述北非、埃及、肥沃的新月地帶和阿拉伯半島的歷史經歷，來合理地處理阿拉伯歷史的多元性。與此同時，我也試圖展示這些地區歷史之間的聯系。例如，法國在摩洛哥的統治如何影響了法國在敘利亞的統治，以及對法國在摩洛哥統治的反叛如何影響了對法國在敘利亞統治的反叛。不可避免的是，在敘述中一些國家占據了過多的篇幅，而另一些國家則被遺憾地忽視了，對此我很抱歉。

我參考了各種各樣的阿拉伯資料，使用了生活在阿拉伯動蕩歲月中的親歷者的敘述：從早年間的編年史，到大量來自知識分子、記者、政客、詩人、小說家、出名的與平凡的人的記錄。在我看來，偏向使用阿拉伯資料來書寫阿拉伯人的歷史是非常自然的，正如偏向使用俄羅斯的資料來書寫俄國人的歷史那樣。一些外國權威人物，如政治家、外交官、傳教士和旅行者，都有關于阿拉伯歷史的洞見值得分享。但我相信，如果西方讀者能夠讀到阿拉伯人對他們所生存時代的描述，通過他們的眼睛來看阿拉伯歷史，則讀者們對該歷史會有不同的看法。

“好望角”書系：
《征服與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
作者：尤金·羅根（國際中東史權威、牛津大學教授）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