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是大唐帝國的中心，是離權力和金錢最近的地方，吸引著全天下的文人來這里求取功名利祿。科舉制度在唐朝有了極大的發展，金榜題名成為每一個渴望在仕途上一展身手的文人的夢想。但是，由于錄取名額所限，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得償所愿。那些聲名在外的佼佼者，通過名人的舉薦獲得了主考官的青睞，占據了金榜的一席之地；但更多的人卻忙碌在“行卷”的路上，渴望那些大佬們留意到自己，并在自己的作品上點個贊。然而，即便成功躋身仕途，面對著復雜的官場和變幻的時局，這些文人的結局也不一樣，有一些官運亨通，享受著高官厚祿，畜養著色藝俱佳的女妓，但還有一些因為各種原因只能經年累月在底層徘徊，其中有一些人心有不甘出走各地藩鎮幕府。這些長安城中形形色色的文人們，為這座帝國的都城帶來了不一樣的色彩。

每年一到冬天，來自全國各地的舉子大軍就浩浩蕩蕩向長安進發了。他們都已通過了各州縣、鄉的兩輪選拔，將要在翌年的春天與來自國子監、弘文館和崇文館等的考生一起同臺較量。根據《唐六典》中的記載，朝廷照顧到各地舉子的路程遠近不同，規定距離長安五百里以內的士子十月上旬報到，五百里外一千里內的十月中旬報到，一千里以外的十月下旬報到。這些赴考的舉子們大多都在離考點、也就是禮部南院最近的崇仁坊安頓下來。在報到之后，這些舉子們要在長安城熬過漫長的冬天，為開春的考試做最后的沖刺。長安的物價高，對于家庭條件一般的外地考生而言，備考的日子簡直是苦不堪言。晚唐著名文學家孫樵在《寓居對》中描繪了當時的情景：“一入長安，十年屢窮。長日猛赤，餓腸火迫。滿眼花黑，晡西方食。暮雪嚴冽，入夜斷骨。穴衾敗褐，到曉方活。”每天到了太陽快落山了才能吃東西；入夜之后，西北風呼呼地吹，蓋著的破被子寒氣都凍到了骨子里。韓愈多年以后回想起那段備考的歲月，有了我們所熟悉的“痛定思痛”的成語。

考前這段時間除認真備考外，士子們還要為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做好準備：覓舉。所謂“覓舉”說白了就是“托關系”，在當時頗為流行。由于每年應考的士子人數眾多，為了避免“一考定輸贏”的偏差，再加上一直以來的察舉制傳統，主考官經常會邀請別人給自己推薦優秀的士子，有些社會名流也非常樂于舉薦人才，比如柳宗元在《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中就曾回憶道：“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后輩。后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為不少焉。”這種舉薦是相當有分量的，有點像現在的中學校長推薦，不管考生考得如何，已經被提前錄取了，甚至于名次都被很早就排好了。《唐摭言·公薦》和《新唐書·吳武陵傳》中就記載了一件事，太學博士吳武陵在臨考前向主考官禮部侍郎崔郾推薦有王佐之才的杜牧，并誦讀了那首著名的《阿房宮賦》，希望能讓杜牧做狀元，但崔侍郎說第一名到第五名都已定好了，吳武陵直言相對：“那就讓第五名跟杜牧比一比做賦。”崔郾認慫，直接向在座的所有人說：“剛才吳太學把進士第五名贈給了我。”

那個時候的“托關系”靠的不是人情，而是真才實學。考生為了獲得那些有影響力的人物的舉薦，往往會將自己最得意的作品謄寫在卷軸上，然后托人遞給那些人，稱之為“行卷”。在唐代前期，行卷的內容主要以詩文為主，到了中后期，還出現了一些傳奇小說，其中不乏一些流傳后世的美文。行卷之人往往將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放在卷首，比如白居易去拜見顧況的時候，就把《賦得古原草送別》放在卷首第一篇。顧況一看卷首的署名“白居易”，就開玩笑說：“（長安）米價方貴，居亦弗易，”意思就是長安生活成本高，住在這里不容易。可是當他讀到那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時，不禁感嘆道：“道得個語，居即易矣，”就是說能說出這樣的話，就不愁在長安待下去了。

當然，有些人因為家世背景好，“托關系”自然比別人容易一些，而另一些人就希望結交他們以尋求關系上的便利，于是文人之間便有了“互結朋黨，以相漁奪”，當時長安城里的文人中有兩大幫派，號稱東、西棚，每個棚都有一位頭目叫“棚頭”。唐玄宗開元年間的舉子劉長卿和袁成用就曾分別擔任過兩棚的“棚頭”。中唐以后，文士間朋黨之風尤為盛行，“時應進士舉者，多務朋游，馳逐聲名。每歲冬，州府薦送后，唯追奉宴集，罕肄其業”，每天在一起游宴趕場，甚至都荒廢了學業。這些文人之間建立的朋黨，在他們考取進士做了官之后，還會進一步延續下去，有時甚至會演變成官場上的朋黨之爭。

但不管怎么說，大多數情況下，即便關系走得再好也還是要看真才實學的。一個人最終能不能成功進士及第，有時候運氣也很關鍵。在唐代，避名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之所以我們后來管老虎叫“大蟲”，就是為了避李世民的曾祖父李虎的諱。在當時，不光是要避皇帝們的諱，就連自己老爸的諱也要避，稱為“家諱”。當時考生最害怕的一件事是考試題目中出現了觸犯家諱的字眼，這個時候不管怎么心有不甘，也只能借口身體不適默默離開，而且還不能抱怨。最有名的一個例子便是“詩鬼”李賀，他的父親名叫李晉肅，這下就麻煩大了，“晉”和“進”發音相同，而且當時可能“肅”與“士”的發音也近似，“晉肅”直接就跟“進士”沾上邊了，所以李賀一生都不可以舉進士。當時韓愈知道了這件事，還專門寫了一篇《諱辯》為李賀進行辯解，甚至發出質問：“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然而終究無法改變社會輿論。

對于那些幸運完試的士人而言，放榜日是決定他們命運的一天。“吾唐取士最堪夸，仙榜標名出曙霞。”天剛蒙蒙亮，朝廷就在禮部南院的東墻上張榜了，焦急等待了好幾日的舉子們便紛紛涌來，一路上“喧喧車馬欲朝天”。對于那些高中的文人而言，這一天要走一些官方的儀式：先在主司的帶領下一起去中書省的都堂拜見宰相，然后再前往主考官的家中謝恩。對于那些落榜的考生，只能“落第逢人慟哭初”，感嘆“平生志業欲何如”了。但是，那些登第的考生此時還不能高興得太早，畢竟等待他們的還有一道吏部的銓選，也稱為“關試”。這是正式授予官職前的最后一次考察，看看這個人的長相、言語談吐，還有字寫得怎么樣，當然最重要的是考察處理民事訴訟的能力。韓愈在《上宰相書》中曾說自己“四舉于禮部乃一得，三選于吏部卒無成”，考了四次才中進士，關試考了三次還沒過，想必跟科舉考試比起來也并不容易。

只有順利通過關試之后，這些文人進士們才可以放開享受一番。朝廷為這些帝國未來的精英們準備了各種宴游活動，最著名的是杏園宴和曲江宴。在杏園宴上，在登第的同年中會選出兩位充當探花使者，滿長安城里騎著馬，去各家的花園里采摘春日里綻放得最美的花。貞元七年（791年），41歲的孟郊有幸被選為了探花使，從他筆下“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便可以想象出他當時是何等的恣意。當然，宴會活動的高潮還是曲江宴，在這一天，朝廷會在曲江邊上專門為這些新科進士們慶祝，宴會上還有豐富多彩的歌舞表演，半個長安城的百姓都跑去圍觀，這恐怕是那些文人們最為榮耀的一天了。

但是，即便是邁入了官場，能夠平步青云扶搖直上的還是少數，絕大部分文人終年在茫茫宦海中浮沉，甚至有人奮斗了大半輩子還是高不成低不就，不免對長安由愛生恨，遠走他鄉。中唐時的一位詩人李益，早在大歷四年（769年）就已進士及第，但是“出身二十年，三受末秩”，二十年來還是做著末等的小官，與他當年同榜的進士齊映早在貞元二年（786年）就當上了宰相。于是，他便決定離開這樣一個失意之地，當時他已詩名在外，有好幾個方鎮的幕府都邀請他前往，“辟書五府至，名為四海聞”，最后他選擇去做了幽州節度使劉濟的幕僚。在面見劉濟的時候，李益寫了一首詩，其中一句“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一語道出了對長安的失望和決絕。但是，原本那些藩鎮就是與中央對抗的地方勢力，作為一個飽讀圣賢之書的儒士，投奔藩鎮是有違道義的，所以當李益后來重返長安官場時，這首當年所做的詩就被與他不和的人拿出來說事，后來他便受到了降職的處分。

唐代的時候，科舉考試所選拔出的進士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普通人家，他們喜歡用一種特別的方式來彰顯他們獲得的權力和地位——狎妓和蓄妓。長安城的富家子弟喜歡廣交天下朋友，每到夏天的時候，他們會舉辦“避暑之會”：“于林亭內植畫柱，以錦繡結為涼棚，設坐具，召長安名妓間坐”。這種情景對于那些新進的士人階層而言是一種極大的誘惑。在他們進士及第之后，這些文人往往會繼續留在長安等待朝廷授職，別忘了離他們居住的崇仁坊最近的平康坊就是女妓云集的地方，交游女妓便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所謂“幽會共平康”。相比那些附庸風雅的富家子弟，擁有真才實學的進士更能討得女妓的歡心。《北里志》中就記載了平康坊里十七位最有聲望的女妓，比如外號“天水仟哥”的女妓便“善談謔，能歌令”，與其交往的有永寧相國的進士兒子劉覃，還有右史鄭休范和戶部府吏李全；鄭舉舉也是“巧談諧”，乾符五年（878年）的狀元孫龍光帶著自己同一年考上進士的朋友“多在其舍”。

女妓文化的興盛離不開唐朝開放、包容的社會環境，也離不開唐朝皇帝們的推崇：唐玄宗時期為新科進士舉辦的曲江宴上就有專門的宮妓表演，“蹈舞局地，歡呼動天”，唐穆宗亦是“倡優在側”，唐宣宗更是“常游北里（即長安城北平康里）”，甚至連皇帝都親臨女妓聚集的平康坊來視察工作了。此外，女妓的盛行也與當時“婚必與高門”的社會風尚有關：許多士人其實為了仕途而屈就于政治聯姻，并沒有什么美滿的愛情，所以當他們遇上容貌、才藝兼佳，又頗知人心意的女妓時，便相互之間產生了一種深厚的情愫。白居易便是這樣一個人，由于他母親的門戶之見，他沒辦法迎娶青梅竹馬的湘靈，后來在母親的以死相逼下與同僚楊汝士的妹妹完婚，當然這段婚姻過得并不幸福，于是白居易在后來做蘇、杭刺史時，便與許多官妓頻繁交往，而且還畜養了許多家妓，而且留下了兩百多篇描寫女妓的詩作，其中有我們最熟悉的“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

這些文人們有時會以家妓的名義邀請客人，比如“羅敷斂雙袂，樊姬獻一杯。不見舒員外，秋菊為誰開？”（白居易《九日代羅樊二妓招舒著作》）有時他們還互相夸耀對方的家妓，比如“鐘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如他心似火，欺我鬢如霜，”（白居易《酬思黯戲贈》）調戲的意味十足。但是，不管身在何地，最難忘的還是昔日里在長安同朝為官時攜手恣意平康坊的經歷：當我們的大詩人在他鄉遇到故人時，便寫下懷念當年宴席上觥籌交錯、臥榻上云雨之歡的詩作：《江南喜逢蕭九徹，因話長安舊游，戲贈五十韻》，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一個真性情的白居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