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延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塑造了“二戰”后的世界政治格局，也是人類歷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大國競爭之一，至今仍是學界和公眾討論的焦點。自“冷戰總設計師”喬治·凱南首次締造了遏制戰略以來，該戰略被冷戰期間歷屆美國政府所繼承，成為美國政府處理美蘇競爭的指導性戰略。然而，遏制戰略并非是一成不變的，冷戰中的歷屆美國政府都賦予了“遏制戰略”新的內涵和手段。這一嬗變過程在冷戰史學巨擘約翰·加迪斯的《遏制戰略》中得到了全面透徹且視角獨到的分析。1982年，本書第一版問世。2005年，加迪斯依據冷戰結束后公開的新資料重新調整了第一版中的一些內容，并補寫了第一版中缺失的遏制戰略在冷戰最后十年的重要發展，從而使該書所考察的時段覆蓋了整個冷戰時期。約翰·劉易斯·加迪斯是最享有盛譽的冷戰史學家之一，曾被《紐約時報》稱作“冷戰史學泰斗”，2005年獲美國“國家人文獎章”，本書即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7月18日晚，著名國際關系學者時殷弘攜其譯作《遏制戰略：冷戰時期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做客單向空間·愛琴海書店，與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張小明、于鐵軍兩位教授一起暢談這場深刻影響20世紀人類歷史的大國競爭。本文系活動文字稿。

時殷弘： 美國在冷戰時代有其國家大戰略，這國家大戰略始終以遏制觀念為主要基礎，也就是人們所說的遏制戰略。但是遏制戰略本身有著在不同歷史階段和不同政治/戰略環境中、由不同戰略領導主導的種種基本形態，構成一個非常重大的主題。同時，這本書不僅僅是關于戰后世界政治、戰后美國對外政策，也是關于戰略和戰略史本身的重大的主題。

就這個主題而言，很遺憾曾經有很長時間，一直缺乏一部在歷史學和戰略研究雙重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戰略史意義上堪稱卓越的專著，這種情況直到1982年才結束。這一年，非常杰出的外交史家、戰略思想家約翰·劉易斯·加迪斯出版了《遏制戰略——戰后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這部書一出現就受到眾多研究者、眾多讀者的高度稱贊，為什么？最主要是它有戰略史的非常突出的特征——連貫、統一、深入。它考察了從羅斯福暮年到吉米·卡特總統為止的各屆美國政府的對蘇戰略和國家安全政策，因而很快被廣泛認為是一部有經典水平的戰略史專著，為大戰略理論做了重要的思想貢獻。

此后到2005年，冷戰早已結束，這時加迪斯教授已經到了耶魯大學擔任歷史系講座教授。他這時出版了這本書的增訂本，從他的視野給了戰后美國大戰略一個完整的透視。他不僅使用了這部書1982年首版問世以后公開的新史料，而且將考察范圍擴展到里根政府的冷戰終極戰略，因此這本書的副題也順理成章地改為“冷戰期間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

這足夠說明他寫這部書的視野和方法，是戰略史方法或者戰略史路徑。這首先是經典的歷史學路徑，而不是科學方法的路徑，也就是說不是被許多人迷信和濫用的所謂科學方法的路徑。

科學方法的路徑可以稱之為“實證審視和分析”，它最顯著或最表面特征是搜集盡可能精確和盡可能眾多的統計數字，使用頗具匠心和令一般人很費腦筋的主題模式。它最內在的特征是簡化主義，依據眾多帶有數學精確性的實證事實或數據，經過看起來似乎難以質疑的邏輯過程，將非常復雜的待發現的秘密簡化為一個體系，內部有簡明扼要論點的體系。

這樣的科學方式、這樣實證分析有它的長處，能夠揭示在比較簡單、比較狹小的現象系統內用這方法能夠揭示的某些要素和機理。同時，在某種意義上，特別從18世紀以來，我們生活在在科學時代，你的論說在形式不科學就賣不出去，因而它能夠使很多聽眾和讀者信服這形式，以致大體上僅憑此就信服其實質性內涵，否則他們就不相信或不很相信。

然而，問題就在這簡化中。人世間事兼具高度的復雜性質和固有的倫理性質，從來不那么清晰利落，也從來不那么輕而易舉地可被掌握。所以，經過實證方式得出的研究成果，即使有些結論是不可懷疑的，但是信奉經典思想方式的人總是懷疑它只揭示了邊際性而非本質性的秘密。

經典方法和所謂科學方法的關鍵區別在于，經典方法認為這個世界非常復雜、非常能動，而且有著除了哲學方法之外就不能對待的那些基本的道德倫理問題。相反，科學方法基本上是相信這個世界簡單、容易觀察，容易透視。所以從長遠來說，只要是相信經驗的人，只要相信人世間事往往很不容易的人，就天然地懷疑在人類事務領域中被運用的所謂科學。

約翰·加迪斯是美國歷史學家、美國戰略思想家中間就此大問題寫論文和發表議論最多的學者之一。他認為強調科學方法雖然有它固有的價值，但是在處理龐大和非常復雜的人類現象系統時，基本上是不大可依靠的。加迪斯認為，在揭示和理解遏制戰略方面，歷史是一個比理論更好的指南。他特別親近也特別推崇的美國的政治思想家、戰略思想家喬治·凱南就是相信經典方式，而且有著深厚的經典哲理、歷史和其他學問的功底。

加迪斯的路徑是經典的戰略思維路徑，也就是說他的思想方法是經典的歷史路徑加經典的戰略路徑。什么叫戰略？戰略廣而言之就是行事方略或者成事之道。不過這里的“事”是指相對困難復雜的目的，特別是政治目的，加上旨在實現它們的內在連貫和系統的實踐。但在西方觀念史上戰略史源于戰爭指揮或備戰操作，大致直到二戰為止都只用來談論戰爭和備戰。有一點必須說明，什么是戰爭，什么是備戰？一般而言，不過是強度最高的政治。因此它具有高強度政治活動共有的某些性質和機理，同時特別強烈地體現其共性。

原來狹義的戰略在現當代逐漸升化為更高層次上的大戰略，后者需要把握手段和大目標之間經過深思熟慮的關系，由此綜合地認識、動員、協調和使用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等各類手段。這構成人類政治思想實踐中非常悠久的傳統。

就其現代理論形態而言，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大概可以算一部最具影響的大戰略著作。《戰爭論》將戰爭應當從屬于政治或政策這一根本觀念，加上偶然性、不確定性的巨大作用以及戰略的功能，明確引進大戰略思想領域。但是作為一個單獨和自覺領域，對大戰略的真正學問性探究，直到上個世紀五十和六十年代才出現。

1982年加迪斯出版的《遏制戰略》和他2005年經過擴充的現在這部《遏制戰略》（增訂本），是大戰略研究的非常重要的經典性的組成部分。也是大戰略理論思想樹立和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為我是搞研究美國外交史出身的，我自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已經體會到這部書與所有其他大戰略經典著作相比，有其最突出甚至最獨特的長處，那就是它特別好地展示了如下至關重要的一點，那就是戰略邏輯和戰略理論，只要是略微復雜的，一般而言只能依靠對具體時間和環境中戰略行為的具體考察得到，也就是說只能依靠具體的歷史考察得到，而抽象的理論思維和推理在這方面所能成就的頗為有限。

這就像克勞塞維茨自己講的，理論上戰略很簡單，但是一到具體的實踐、一旦面臨非常復雜能動的具體環境、一旦面臨非常復雜、具體和困難的戰略任務，就變得幾乎無限困難。在這部書里，加迪斯能夠揭示眾多具體的、細微的機理或大戰略邏輯，就是因為他既是一流的戰略思想家，也是一流的歷史學家。這部書大概比任何大戰略史書更能證明，越是復雜的大戰略理論性機理就越有賴于真正的歷史學術研究來揭示。一般的人寫不出這樣的書，大戰略理論家大都寫不出這樣的書，因為大戰略理論家大都不是真正的歷史學家，而很多真正的歷史學家也寫不出這部書，因為沒有自覺和強烈的戰略意識。這本書特別是在1982年時相當難能可貴，甚至在今天也大致如此。

下面來講一講戰略的精髓問題。對戰略的精髓問題講得最好最早的就是克勞塞維茨。但是克勞塞維茨畢竟在19世紀30年代就去世了，而且他是那個時候的德國人，因而他的思考方式、至少表述方式具有非常明顯的德國哲學的特點；同時，他跟加迪斯相比，生活的時代離我們已經遠得多。所以就此而言，我們如果要理解戰略的精髓，就既要讀克勞塞維茨的書，又要讀當代杰出的戰略思想家和戰略史家的書。在其中，我相信加迪斯這部書是少有的精品。

值得提到，就在這部擴充版的《遏制戰略》出版那一年，加迪斯發表了一個很好的演講，其中相當有創見地指出大戰略領導素質至少包括五項。第一項，全方位的廣闊視野和實際上基于豐富經驗的優秀的直覺。第二項，樹立大戰略目標并且堅持不懈地追求之所需的精神勇氣。從這頭兩項可以看到，戰略和大戰略問題遠不止是智力問題，它甚至在更大程度上是情感力的問題，用中國話來講，智商高不足為奇，要情商高、智商也高，才有可能真正進行有效的戰略透視和戰略操作。第三項，對未經預料的戲劇形勢變動做出迅速反應的能力。如果將這項對應當今世界，就會看到人們如此需要，同時也如此缺乏這么一種素質，即能夠對未經預料的大變做出迅速和適當的反應。第四項，能夠做出大戰略所需的道德判斷和道德號召。如果你想想羅斯福，想想林肯總統，做大戰略需要道德判斷和道德號召，需要為有基于信仰的舉旗倡議。第五項，大戰略需要大語言，需要能打動公眾和感染人心的雄辯才能。

基于第一項“全方位的廣闊視野和實際上基于豐富經驗的優秀的直覺”，加迪斯卓越甚至近乎獨一無二地指出，大戰略思維素質要求一種特殊的教育，與現當代大多數學院教育大相徑庭的大戰略式的教育。大戰略式的教育這個問題的提出，加迪斯可謂第一人。戰略思想家是創造性、批判性和思路寬廣的宏觀思考者，因此需要有相應的特殊的素質，也就是長于剖析現狀，把握總體格局，辨識事態之間的大聯系，產生有想象力的行動選擇和構筑戰略性的觀念。這樣的素質要求有與現當代學院教育不一樣的教育，它的主要功能在于拓展受教育者的眼界和知識廣度，幫助形成大戰略思維方式，而且為之注入真正的探索精神。

最早提出這種灼見的是克勞塞維茨，大戰略思想的現代祖師爺。克勞塞維茨第一個指出，在理論的基本功能當中，很重要的一項是教育功能。別以為理論是最高級的東西，其實它是最簡單的東西，是ABC，有理論遠遠不夠。教育功能在于，學生相對而言沒有經驗，要幫助學生盡早啟動，就需要將已有的經驗變成理論、變成簡單的東西，這樣就容易讓他初步有所把握，相當于有一個起跑器。理論就起這個教育功能，是起跑器，起跑以后理論就沒有多大用了，要憑自己的經驗、積累、體會、反思等等，進行永無止境的在自主實踐中的學習。

我們要用這樣的思想方法來看這本書。我們知道有幾條簡單的機理遠遠不夠，我們要熟悉歷史、熟悉環境，同時要有戰略意識。很多事情看起來很平凡，但如果你有戰略意識的話，就能夠比較準確、快捷地知道怎么來做事情、怎么來做非常復雜的事情。這是讀這本書可以得到的，當然也需要從較高層次去領悟。

我最想強調，戰略是行事之道。當然，這個“事”是指復雜的任務系統，而不是非常簡單的。這需要兩種處理路徑：第一，要實踐；第二，在實踐中要有提取機理、提取經驗教訓、提取基本教益的強烈的意識。這個過程反復循環，就能使人在戰略之道上走得比較遠、走得比較成功。走得成功不等于沒有波折，甚至一定要有非常大的波折。關鍵是在于不管從成功之中，還是從挫折之中，都要提取能夠指引未來實踐的某些經驗教訓，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在世界上相對來說比較成功。

張小明：我最早讀這本書是在30多年前，當時我在北大寫本科畢業論文，我的這篇畢業論文就是有關喬治·凱南對蘇戰略構想的。1985年春天我在新華社國際部實習，我在新華社圖書館里看到了加迪斯這本書的英文版，在很大程度上是這本書最后幫助我完成本科畢業論文寫作的。現在已經過去30多年了，前幾天拿到商務印書館寄給我的這本譯著之后，我又仔細看了一遍。多年之后再回過頭來去讀這本書時，依然覺得有很多收獲。在我看來，這的確是一本很經典的書，雖然它是30多年前出版的，但是現在一點兒都沒有過時。

這本書之所以是一本經典著作，首先是因為它有大思路，即大戰略的思路。它不是一般的歷史著作，我看了很多歷史學家寫的著作，但是像加迪斯這樣具有大思路的歷史著作并不多見，或者說這是一本比較少有的、具有大思路的外交史著作。

加迪斯的大思路表現在，他用喬治·凱南的“遏制”概念，把二戰結束一直到冷戰終結這幾十年里美國歷屆政府的對外戰略給串在一起了，我沒有看到第二本這么來寫戰后美國對外戰略變遷的書。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加迪斯非常了不起，非常具有大戰略思路。這是這本書的鮮明特色，也是我最喜歡的東西。

我本人跟加迪斯教授有過兩次接觸，也聽過他的發言，他的發言跟他寫的書是一樣的，可以說是文如其人，他的發言語言非常簡潔，思路極為清晰。我第一次見加迪斯教授是在1986年10月，在袁明教授主持的中美關系史國際研討會期間。那個會議是在陶然亭公園里一個酒店舉行的，我當時是一位北大在讀碩士研究生，參與會務工作，得以從頭到尾旁聽了這個會議。這個會議請了很多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參加，其中就有加迪斯教授。我記得會議休息期間，自己還特意跟加迪斯合過一張影。

第二次見到加迪斯是在2007年11月。我的同事、北大國際關系學院的牛軍教授在北大主持召開了一個有關冷戰時期美國對外戰略的國際研討會，我是會議參加者之一。在那個會議上我又見到加迪斯教授，雖然他比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顯得老了許多，但是他的思路依然極為清晰，他的話說得不多，但是說得都非常到位。

記得2007年跟他一起參加研討會的時侯，我當時問過他，喬治·凱南的傳記怎么這么久還沒寫完？加迪斯教授笑著對我說，“我沒想到喬治·凱南那么長壽”。據說凱南很早就授權加迪斯來寫他個人傳記，但是前提條件是這個傳記必須在他去世之后才能夠出版。喬治·凱南一直到2005年才去世，活了101歲。凱南去世之后，加迪斯寫的凱南傳記才得以完稿并出版，我記得是在2011年出版的。那本書出版之后獲得普利策獎，這是美國聲譽很高的一個獎項，也可以說明加迪斯在美國學界的重要地位。

剛才說到加迪斯教授最大的特點就是具有大思路或者大戰略思路，像他這樣的外交史學家是不多見的。我個人以為，如今在美國和加迪斯一樣的具有大思路的歷史學家還有幾位，其中一位是加迪斯在耶魯大學的同事保羅·肯尼迪，我們都知道保羅·肯尼迪的一本名著——《大國的興衰》。剛才時老師說加迪斯以前是在俄亥俄大學當教授，也是在那個學校出名的，但是后來去了耶魯大學，并跟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共事。

另外，我最近得知一個消息，我很喜歡的冷戰史學家文安立教授也要去耶魯大學了。文安立是挪威人，在倫敦經濟學院任教很長時間，后來他去了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當教授，今年5月我在北京見到他，他說要離開哈佛了，去耶魯大學跟保羅·肯尼迪共事。這三位我所認識的外交史學家都有共同的特點，他們撰寫的歷史著作跟很多歷史學家的歷史著作不太一樣，都有一個大思路或者大分析框架。所以至少在這一點上，我很喜歡耶魯大學，因為三個我很喜歡的外交史學家都在耶魯大學任教。

我最想表達的是，《遏制戰略》是一部非常經典的著作，特別感謝時老師把這么一本具有有大思路的冷戰史著作翻譯成中文，同時也要感謝商務印書館，并且相信中國的讀者一定會從這本經典著作里學到有益的東西。

于鐵軍：時殷弘老師和張小明老師都是我國冷戰史方面、尤其是凱南的遏制戰略研究方面非常資深的專家。小明老師的博士論文后來改編成書，在1994年出版，寫的就是凱南的遏制戰略，這應該是國內第一本關于凱南的專著。時老師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研究美國外交史了。我們特別感謝時老師這么資深的學者還在做翻譯的工作，令人感佩。

《遏制戰略：冷戰時期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是商務印書館“國際關系史名著譯叢”中出版的第一部。從這個叢書的目錄上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目前已經列選的10本書力爭涵蓋各個歷史時期的我們認為在學術史上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

我覺得國際關系史對于研究國際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但在中國實際上還是一個不甚發達的學科，盡管我國學術歷來有治史的傳統。舉例說明一下。我是1986年上本科，當時學習國際關系史所使用的教材，跟我現在教國際關系史所使用的教材，從內容上來說變化并不大。近年來我們陸續出版了不少國際關系史的教材，但是內容大同小異，基本還是在王繩祖先生1980年代主編的那套國際關系史教材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研究國際史是很難的，當然，這不是說研究國史就容易。任何學術研究要研究得好，都不容易。但是從事國際關系史研究，學者們所面臨的挑戰可能要更多一些。研究者不僅要熟悉相關歷史文獻，還要熟練掌握相關國家的語言文字、以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知識，可以說國際關系史的研究者是在拿自己的短板跟國外那些熟悉本國情況、用本國語言寫作的學者的強項來比拼，難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這也意味著，國際關系史研究要更多地借鑒國外先進研究成果，較為系統地翻譯引進那些有代表性的著作，對于推動國內國際關系史的研究和教學水平，是非常重要的。

現在我們常常說“中國正日益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如果你說你是世界體系中非常重要的一員，那么國際關系史就是一門必修的課目，你需要了解他國的歷史和它們之間的關系。但是，總體而言，我覺得我們過去30年中在這個領域所取得的進展是有限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國際關系史方面的翻譯少，尤其是大部頭國際關系史名著的翻譯比較少。個中原因很多，比如它要求出版社投入資源比較大，成本收益方面見效慢，對譯者的要求也比較高等。一個出版社如果沒有一定的品格和實力，可能不會愿意去做這種系統翻譯大部頭學術著作的項目，因為出版社經常為短期利潤所驅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商務印書館決定出版“國際關系史名著譯叢”這樣一套叢書，把西方國際關系史學界那些耳熟能詳的書介紹給中國讀者，是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如果大家稍微有所關注，可以發現我們請的譯者都是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專業譯者，包括時老師這么資深的學者也來做翻譯工作，保證了我們翻譯的質量。中國翻譯的書有很多，但是高質量的翻譯著作并不那么多，這很遺憾，在這方面我們努力做做得好一點兒。

談到的有關凱南遏制戰略這個話題，我想談幾點個人看法：第一點是關于凱南對戰后美國東亞政策的影響。現在大家一想到凱南就會想到遏制戰略，就會想到“長電報”，想到發表在《外交》雜志上的那篇署名“X”的文章，基本上也會把凱南對美國對外政策和對外戰略的研究及影響聚焦在美國的對蘇戰略、對蘇政策以及對歐政策上。近期將由金城出版社出版的《喬治·凱南與美國東亞政策》中文版（英文書名為Mr. X and the Pacific: George F. Kennan and American Policy in East Asia），作者是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客座教授保羅·希爾（Paul J. Heer），他原來是美國情報圈的資深東亞問題分析家。他在其的博士論文基礎上撰寫的這部著作，考察了凱南對戰后美國東亞政策的影響，這個也很有意思，大家如果關注凱南、關注遏制政策、關注冷戰時期美國東亞政策的演變的話，推薦大家也讀一讀這本書。它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凱南敏銳、長遠的戰略視野。凱南可以說是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外交官，也被稱為“遏制政策之父”。

凱南在戰后美國東亞政策方面起了什么作用呢？首先，他在戰后美國對日本政策方面可以說起了非常大的作用。1945年日本戰敗之后美國實行對日占領，在日本采取了民主化和非軍事化等比較嚴厲的懲罰措施。但是在1947年，大家知道美國的對日政策出現了一個大逆轉，從此前以打壓、懲罰日本為主，改為扶植日本，使之成為戰后美國東亞政策的基點。在這個關鍵節點上起最大作用的是誰呢？是凱南。凱南遏制戰略的總體設計有一個重要的框架或者說出發點，這就是他的“五大力量中心”說。這比尼克松后來說的那“五大力量中心”要早。他說的“五大力量中心”包括蘇聯、美國、英倫三島、主要以德國為核心的西歐，還有東亞的日本，認為這五個地方是美國最需要關注的地區。他主要是從工業和生產力上來衡量，生產力決定你的軍事能力、決定你的國力，凱南給戰后美國對外政策開出的藥方是以此為基礎推導出來的。

既然凱南認為在東亞這個地方最重要的是日本，他對中國就不太重視，覺得中國不是一大力量中心，這種看法直到他去世為止好像都沒有太大的改變。這一判斷與現在的情況似乎也不太相符，但是當時他對美國政府的建言起的作用非常大。因為馬歇爾作為美國的國務卿有重大影響力，而馬歇爾非常賞識凱南，任命凱南為新設立的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的主任。凱南在此后三年之中在這個位置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對日政策方面他說服了麥克阿瑟采取與他采取一致的政策。這一點很不容易，因為所有的美國人跟麥克阿瑟打交道都很頭疼，他在日本像一個太上皇，并且有一點兒“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味道，美國政府各個部門跟他打交道都感覺非常頭疼。凱南跟他打交道開始也不順利，但是他有一些辦法，最終說服麥克阿瑟在關鍵節點上按照他的政策設想大幅度扭轉了美國對日政策。

雖然他當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不過三年時間，但是他的影響非常深遠，因為他推動奠定了美國在東亞扶植日本的政策。美國不再像1947年之前那樣把重點放在中國，而是放在日本方面，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折。從政策上來說，凱南對美國這一政策轉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其次，在當時美國的對華政策上，凱南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他覺得美國不應該介入中國事務。他的邏輯很清晰：第一，中國不是戰略上對美國重要的地區，當時他所有的關注點全在蘇聯，認為來自蘇聯的威脅是美國國家安全的頭號威脅。中國地處東亞，而這個地區最重要的國家是日本，因此凱南認為美國東亞政策的核心是要拉住日本。基于這樣一個基本的想法，他認為美國政府在中國不要介入太深。后來艾奇遜擔任國務卿期間美國發布的對華政策白皮書，強調從中國脫身，基本也是在凱南這個建議的延長線上發展而來的。所以說在對華的政策上，凱南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第三，在朝鮮半島和越南問題上，凱南也展示了驚人的預見力。根據希爾的研究，凱南是當時美國政策圈里幾乎唯一公開反對美軍越過三八線的人。當然，他后來的立場有些變化，但是在開始的時候極力反對美國干預朝鮮的恐怕只有凱南。在東南亞問題上，他一直反對美國代替法國來承擔保護東南亞的義務，這也是與后來美國政策圈的主流認識非常不同的一種看法。對朝鮮半島、對越南的政策都是凱南自己的想法，并沒有被美國政府所采納。但歷史證明，在這兩個問題上凱南當初的建議都是有戰略遠見的。美國決策圈的主流意見跟他雖然不一樣，但美國在政策實踐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卻到最后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想獲得什么。而這是凱南做戰略研究或提戰略建議時最核心的一個考量，即剛才時殷弘老師談到的，戰略要把目標跟手段，還有投入與產出平衡起來，你有多大的資源，能承擔多大的義務，所有這些都需要追求一種平衡。

當然，凱南所提的建議也并不都是對的，有些建議是模棱兩可的，比如東亞防御圈到底是線式防御還是點式防御，他說應該采取點式防御。但他開始時也曾說過，蘇聯的威脅從哪里來，我們就要往哪里出擊，這實際上又不是點式防御，他自己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有不清楚的地方。美國大眾都認為蘇聯共產主義是一種威脅的時候，這種情況下你怎么區分哪個是軍事威脅、哪個是經濟威脅、哪個是意識形態的威脅，這在操作層面上恐怕也是非常難處理的問題。但這些都是操作層面的問題，如果從政策建議方面來說，他這些戰略判斷在今天來看都是相當值得我們回味的。

我想談的第二點是關于美國戰略研究和戰略研究人才的培養的。我最近有點感觸，因為我這個星期才結束在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為期十個月的富布賴特訪學項目，回到國內。在此期間，我對美國大學里安全研究與戰略研究的學科發展歷史進行了一些考察，查閱了一些檔案，采訪了一些相關的專家學者。我此行有一個特別深的印象是，現在美國大學里學術史、外交史和戰略史的研究已經被邊緣化了，至少在政治系里大家都在做定量研究，這很讓我吃驚。比如麻省理工學院的安全項目，在美國現在算是水平最高的之一，但即便是他們安全研究項目自己的研究人員，可能也不知道曾經擔任過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中國家安全決策高官的沃爾特·羅斯托原來是他們系里的教授，可能也不清楚他們的前輩白魯恂教授當年在反暴亂研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因為美國知識傳統和知識主流的文化是趨新、創新。在這方面他們非常強大，邏輯性很強。但另一方面，它在學科史和國際關系史方面卻經常顯示出令人吃驚的遺忘。那些在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頂尖學者，包括我們所熟知的哈佛大學的亨廷頓，還有MIT的首任政治系主任、研究傳播問題的巨人普爾（Ithiel de Sola Pool）都曾對越南戰爭做過相當精細的研究，并且深深地介入到當時的政府決策和公共論戰中，但到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時，之前所進行的這些研究似乎已經完全被遺忘了。

大學里面的戰略研究到底應該怎么做？剛才小明老師提到了他喜歡的三位戰略史的研究大家都去了耶魯。但是保羅·肯尼迪已經退休，加迪斯可能即將退休，新去的文安立教授估計是去接班的。實際上已經沒有3個，可能只剩1個教授了。耶魯大學里邊享有盛名的“大戰略研究”項目，據我所知最近兩年已顯頹勢，為什么呢？因為隨著兩位項目掌舵人的退休或者即將退休，沒有像他們那樣做歷史大戰略研究的了，現在是政治學出身的、搞定量研究的占據學術界主流地位，這跟我們所較為熟悉的戰略史研究已經大相徑庭。原來這個項目非常熱，最近參加這個項目的學生人數似乎在下降，不知道這個項目還能持續多長時間。如果耶魯大學的戰略史研究路徑曾經具有標志性的意義，那么現在這種變化意味著美國戰略研究未來的方向會發生什么變化？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題目，值得關注一下。

已經有學者對這種發展趨勢表示憂心忡忡了。美國圣母大學教授邁克爾·德施(Michael C. Desch)2019年新出版了一本著作Cult of the Irrelevant: The Waning Influence of Social Science on National Security，權且譯作《熱衷于無關緊要的事：日漸式微的社會科學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對美國大學安全研究中回避研究大問題、方法論崇拜，以及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嚴重脫節等問題進行了列舉、分析和解剖。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找來看看。

讓我們再回到凱南的一句話，也是時老師翻譯的這本《遏制戰略》里面寫到的，就是做戰略研究不能把所獲得信息的重要性跟信息的可獲得性等同起來，把戰略研究與你能不能拿到什么信息、能不能拿到什么數據等同起來，戰略研究不應該是這樣的。

美國有許多方面都值得我們學習，但是在這方面我們到底應該不應該學呢？該怎么去對待呢？我現在一直在想。加迪斯在本書前言中說，他的治學路徑深受政治學家亞歷山大·喬治（Alexander George）的影響。他所使用的一種聚焦式的、結構性的比較，把美國戰后歷屆總統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實際上具有某種同構性的部分拿來加以分析和比較。這種方法其實是政治學研究中經常運用的。對于史學家來說，加迪斯非常強的一方面在于他的框架感和邏輯性很強，有重要的問題意識、大的想法；而相對于政治學家來說，他的優勢則在于他擁有強大的史學基礎。兩者結合所產生的這種戰略史學的研究路徑，其優點如同剛才時老師所說的，是踏踏實實地在一個具體時空中來思考至關重要的戰略問題，在這里面來具體討論自己的政策目標、手段及其可運用的資源，而不是僅僅舉出幾條抽象的戰略原則。這也是我在讀加迪斯這部著作時印象比較深刻的一個方面。

最后一點，也算是說句題外話，我雖然教國際關系史，但教的不是冷戰史部分，而是教1945年以前的歷史。冷戰史非常有意思，但是冷戰史同時也是一段比較特殊的歷史，冷戰史對理解今天的大國競爭是很有價值的，這毋庸置疑。無論是從積極的方面還是消極的方面，都有很多經驗教訓值得汲取。但是冷戰前和冷戰后的國際關系史對我們認識當前的世界也很有啟發，甚至有些啟發我認為是閱讀冷戰史所不能獲得的。這也是“國際關系史名著譯叢”為什么差不多每個時期都要選一本書給大家看的原因，包括被納入叢書的保羅·肯尼迪的《英德對抗的興起：1860-1914》，英文有600多頁。當時英德對抗是如何形成的，它們如何競爭的？美蘇競爭非常激烈，但是兩國之間沒有科技、經濟等密切關系，而當初的英德之間是有的，經濟、科技聯系雖然密切，為什么最終也不能阻止戰爭的爆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和冷戰剛剛結束后的一段時期，美日兩國如何走向戰爭和美日貿易摩擦的政治經濟學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這些都不屬于冷戰史，但對研究當前我們所面臨的戰略問題同樣有重要的意義。

時殷弘：剛才張小明教授、于鐵軍教授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看法，我個人發現其中有一些有意思的點，我就這些點談談。

第一，張小明教授提到耶魯的戰略史家兼大戰略思想家。保羅·肯尼迪毫無疑問，加迪斯毫無疑問。最近去的文安立，我跟他認識30多年了，他當然是杰出的外交史家，但是就戰略透視的水平來說，恐怕還亞于那兩位更年長的教授。

我要強調耶魯還有一個大教授，他在世界上的名氣至少不輸于保羅·肯尼迪，略高于加迪斯，那就是當代世界研究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頭號權威，耶魯大學歷史學系的古典史教授、美國總統人文獎章榮獲者唐納德·卡根。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四卷《伯羅奔尼撒戰爭》，其第一卷為《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大家如果要真正知道什么是修昔底德陷阱，不要光看政治學家、現代史家寫的書，他們都不真正懂古典史。要去看看當年這兩強是怎么陷入戰爭的，這個極為重要。如果你不看古典史，夸張的說，即使提出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恐怕對什么是修昔底德陷阱認識也會有偏差。

我提了三個人，這三個人的風格不一樣。剛才我、張小明教授、于鐵軍教授都強調，加迪斯的風格是有一個基本概念，按照基本概念設計一個看起來非常連貫的框架，這個東西有它的特殊長處。這長處就是在現當代世界讀書人非常多，教授幾萬個，研究生幾十萬，本科生加起來幾百萬，所有這些人都要去認識這些東西，而所有這些人平均的智力相當有限。人多了，幾百萬人都要認識一件事，所以就要搞出一種理論色彩比較強的東西，有一個內在統一的邏輯體系，圍繞一個中心概念來談事情，這是我剛才講到的教育功能。所以加迪斯這個書在現代世界占這么大好處。

其他的人則又是一種研究方法，保羅·肯尼迪和唐納德·卡根的特點是沒有那么多框框，留有很大余地。修昔底德本身就是戰略史家，他那個書的風格如果可以類比的話，更接近這兩個人，不大像加迪斯。羅馬帝國的形成，三次布匿戰爭發揮了很大作用，特別是第二次布匿戰爭使羅馬共和國真正成為地中海上的帝國。波里比阿就寫了這段歷史。但是他也用比較老派的寫法，不大像加迪斯教授這樣比較現代派的。他們各有長處，因為像修昔底德寫的書，波里比阿寫的書，心目中的讀者對象少得多。你也可以說是精英，可以說是專門吃這碗飯，可以說有專門的古典史功底、羅馬史功底或者國際關系史功底的。這些人讀他們的書得到的是一種啟示。

二戰以后英語世界有兩大軍事史權威，一個在英國，一個在美國。在美國這位也是先在英國，后來到美國，先在劍橋大學當歷史教授，然后到了美國在耶魯大學，但是這個人去世比較早，叫邁克爾·霍華德。他寫了一篇經典的文章，雖然沒有被廣泛注意。他說國際關系可以從戰略視角看，就像它可以從其他視角看一樣。很少人從戰略視角去看，但如果你從戰略視角去看，如果你專門根據戰略意識、根據戰略當中那些最重要的概念，比如政策目的、目的與手段的關系、可用資源、成本效益等等來看，一下子就可以看出很多新的東西。

從戰略角度看歷史，我個人已經出版對《史記》的政治/戰略解讀、對《漢書》的政治/戰略解讀和對《后漢書》的政治戰略解讀。我對《三國志》的政治/戰略解讀還沒出版，但是書稿已經交給商務印書館，而且現在我的電腦里已經剛做完對《晉書》的政治/戰略解讀。也就是說，差不多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自己的學問家，關鍵在于視野。希望這部書在讀者中間更加助長一種努力，就是自覺地爭取從戰略視野去看問題，你看到的細節、你看到的機理、你看到的圖景就會跟很多其他人從其他視野來看不一樣，就會有創新。

冷戰史領域比較專業的人都知道，凱南不大重視中國，不認為中國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強國。凱南有局限，雖然他是非常了不起的戰略思想家，但也有局限。提兩個與他的對比，一個是大家都知道的麥金德，還有一個人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大知道，那就是克勞。凱南1946年2月寫8000字長電報，分析了蘇聯行為的根源，奠定了冷戰戰略的基礎。有一份1906年的文件對一戰之前英國形成對威廉德國的最終認識至關重要，并且提出了對德大戰略方向，因而類似于凱南長電報。它的作者是英國外交部的克勞，與凱南一樣是中級官員。克勞非常重視威廉德國，確認它行將構成對英國的致命威脅。

有一種地緣政治思想家不大重視陸上巨型國家，還有一種像麥金德那樣，非常重視它們，盡管他們是為海洋家代言的。這種巨型的陸上大國可以形成非常大的權勢：巨型陸上國家、陸上民族通過現代手段遲早變成一個巨型的現代強國，而這巨型的現代強國不僅有巨型的陸權，而且可以形成巨型的海權。出現一種巨型的國家，既有第一流的陸權，又有第一流或準第一流的海權，這可不得了。凱南不重視這個，他后來寫的書基本不去預測或談論蘇聯海權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的突飛猛進，他不大談這個問題。所以凱南對蘇聯還是比較簡單的模式，也就是“馬漢模式”。這就像馬漢研究海權，研究英國怎么來遏制和擊敗法國。但是，麥金德和克勞與之不一樣。

張小明：剛才時老師說的一點特別好，一般具有大思想的戰略家，往往都是有很深厚的歷史學功底。我本人也看了不少時老師寫的東西，我覺得時老師也是中國少有的有大視野、大戰略思路的學者之一。

我本人是國際關系學者，從大學本科就開始學習國際關系，但對我影響最大的著作還是歷史學家寫的東西。國際關系學者寫的東西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其實并不多，雖然我是自己是國際關系學者，但是我始終認為研究國際關系的人要多看歷史學家的著作。因為很多歷史學家寫的東西有深度、有內涵，是可以慢慢品味和琢磨的。

剛才時老師提到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寫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那部書我看了好多遍，我覺得是一本非常經典的著作。最近幾年有關“修昔底德陷阱”的討論比較多，但是我覺得這類討論有點簡單和粗淺。參與討論的人往往只注意到修昔底德在那本書里寫的一句話，即雅典的崛起引起斯巴達的恐懼，這是引起戰爭的根本原因。有關“修昔底德陷阱”的討論好像都是圍繞這句話展開的，其實修昔底德在那本書里寫了很多深刻的、有豐富內涵的東西。我們與其參與討論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不如踏踏實實地研讀《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剛才時老師、于老師都提到凱南的中國觀，我這里也想做一點兒補充。凱南一直到去世之前，的確都認為中國沒有太過重大的戰略意義。這跟他頭腦里的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有關，即世界上有五大工業和軍事中心，其中不包括中國，中國因而不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凱南1947—1949當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時主張，美國應該從中國脫身。此后一直到他去世之前，凱南的中國觀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凱南不想中國了解中國和無視中國的變化。我本人跟凱南有過信件交流，他在給我的回信中也提到自己有關對中國的看法。我收到他的第一封信是在1991年12月20號，即蘇聯垮臺前夕。當時我正在寫我的博士論文，論文是關于喬治·凱南遏制戰略思想的。我在論文寫作過程中有一些疑惑，斗膽給凱南寫了一封信，沒想到很快收到他的回信。他在給我的那封回信里說，他認為對中國的不了解是自己有關世界事務知識結構中的一個很大缺陷。后來，我又收到過凱南的另外兩封信。

其實凱南是到過中國的，但是在中國公開的新聞報道中是查不到凱南訪華消息的。我本人也是1985年春在新華社實習的時候，偶然從新華社的新聞稿里看到凱南訪華消息的。新華社新聞稿有一則很短的消息，即1980年的10月，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歷史學教授喬治·凱南到北京，并受到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姬鵬飛的接見。凱南本人對這次中國之行好像印象并不深刻。我在凱南后來出版的日記中，只看到一篇很短的、不到200字的有關這次中國之行的日記，是關于杭州印象的。但是凱南在給我的信中寫道，他1980年對中國的訪問，讓他了解了中國這個偉大的國家，他在信中用了“偉大國家”這個提法。我覺得他后來對中國的看法是有一些變化的，他也希望了解中國，不然他不會在1980年到中國來訪問。

剛才于老師提到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希爾的新書《喬治·凱南與美國的東亞政策》，我正好剛看完這本書的中文譯稿。這本書里寫了很多有關凱南中國觀的內容，作者認為凱南一直是不重視中國的。前面提到凱南是在2005年去世的，如果他還活著的話，他對中國的看法會不會還有一些變化？我覺得是完全有可能的，至少從我本人跟他的通信以及他訪問中國的經歷看，凱南承認自己對中國不了解，也希望了解中國。

眾所周知，凱南是蘇聯通，不研究中國問題，他對中國的認識深受美國國務院兩位中國問題專家的影響。其中一位是曾經當過美國駐中國公使的馬慕瑞，另外一個是抗日戰爭期間到過延安的中國通戴維斯，戴維斯也是凱南當國務院規劃辦公室主任時的一個得力助手。其實在1948年之前凱南從來沒到過東亞，第一次到東亞是1948年初到日本。他那次日本之行對后來美國對日政策的轉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有關中國的認識和他根深蒂固的思想觀念有關，他認為中國不屬于這五大中心，另外，他的對華認識也深受別人的影響，不是源于自己對中國的觀察和研究。

于鐵軍：我想給時殷弘老師和張小明老師各提一個問題，請兩位來回答。

時老師特別強調歷史的路徑對戰略研究的重要性。歷史的經驗和教訓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時也是非常復雜的，因為不同的人可能會對同一個事件得出不同的教訓。越南戰爭是戰后美國國家安全政策史上一個永久的痛，有“越南綜合癥”這樣的詞。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行事不順的時候就會想起越南，重新把在越南的歷史拿出來進行討論。但是關于越南戰爭的教訓是什么這一問題，各種答案是大相徑庭的。有的人認為開始就不應該介入，像凱南所主張的那樣；有的人認為應該介入，并且認為介入得太淺，如果堅持下去也就不會有以后的美國倉惶撤軍和南越垮臺了，戰爭的結局也會完全不同。他們從這段歷史中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經驗教訓，然后再把它應用到現實政策和戰略考量當中去，所提的政策建議當然也就迥然不同。比如你要不要在阿富汗撤軍、要不要在伊拉克撤軍，或者在什么條件下撤軍，美國對外政策、美國國家力量的限度到底在哪兒？總之，從歷史中能得出什么教訓是很難的一個問題，時老師是這方面研究的大家，有沒有什么指南提供給大家？我們到底依靠什么標準來判斷到底哪個是正確的教訓？這是我向時老師請教的問題。

張小明老師是國內最出色的也是最早的研究凱南的專家。加迪斯后來寫了《凱南傳》并且因此而獲得了普利策獎，他對凱南的研究可以說是很深入、很權威的，我想請教的是，在您看來加迪斯對凱南及其遏制政策的研究，跟您自己研究凱南所得出來的觀察和結論有什么不同？或者說哪些方面是您在看加迪斯的凱南研究時覺得最有啟發性的？

時殷弘：當人們問歷史教益有什么用，歷史教益到底是這個方向的教義還是那個方向的教益時，他們著眼的都是現在的實踐。對現在的實踐來說，所有往昔的教訓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最重要的是當今的實踐。

對于當今的實踐有兩種思想方式，一種是實踐最重要，為此要找出一條認識捷徑，而認識捷徑就是簡化主義。簡化主義的前提是世界簡單，世界容易，所以總結出寥寥幾條、總結出幾個機理幾個模式，就可以去干了，而且能干成功。還有一種實踐家不大相信這種東西，認為世界非常復雜、非常能動，很不容易。所以著重依靠毛澤東同志講的調查研究，而且不但調查研究，還要認識、實踐，再認識、再實踐，不斷糾正、反思，一句話勤勉不息。

在這樣的過程中，不論是第一種依靠科學方式的，還是第二種依靠所謂經典調查研究方式的，他們都愿意從歷史當中借鑒某種東西，所以就來了歷史的教益、經驗教訓。對這東西的處理也可以有兩類，一類是科學方法，就是從里面讀出一些概念、提出一些機理，然后形成一些比較能夠快地為更多人了解的模式或者機理，甚至我從來不用的詞——“規律”。還有一種人認為歷史值得借鑒。歷史非常復雜，要盡可能讀懂歷史、了解歷史，提煉出他們看到的歷史經驗或歷史教訓。

第一種人看起來比較自信，就是我掌握了這些，我提煉出規律、提煉出機理。即使他不這么說，他的潛臺詞也是這個東西一定可靠。后面一種人用經典調查研究方式，如果思想水平比較高，他一定會提醒讀者、提醒聽眾，說“這是我的看法，不一定對。但是這個看法因為我經過了大量的思想努力、調查研究，所以一定是相當有價值的。但是我不能保證只有這一種看法，可能還有其他看法，我不能保證這種看法完全正確。它肯定不完全正確，能不能基本正確都不一定，都是有疑問的。”如果你是思想水平比較高的人，當然就傾向于用歷史經典方法去理解過去的經驗教訓的后一種人，而不大愿意接近前一種人。

所以你一定要想到，現實實踐有各種可能性。實踐者中間，有權力、有動能、有激情做實踐的不會很多。有些可能性沒被試過，理論家、思想家就會指出，說這種可能性是可以有的，但是我們所知甚少，因為它沒有被試過。另外一種可能性被試過，試得很深、比較久，就可以談論得比較多。歷史的所謂被提煉出來的經驗教訓確實可能被誤讀。歷史可能被誤讀，它被誤讀的實踐后果也可以像正確吸取歷史經驗教訓的后果一樣巨大。后面一種影響是積極的，前面一種影響是消極的，但無論如何要看實踐的后果來決定。到底什么樣的理解對，什么樣理解錯，什么樣的理解比較豐富，什么樣的理解比較干癟，都須看實踐后果。等到出了實踐的后果，就證明哪種比較正確，哪種比較錯誤。

然而，看實踐后果也不是簡單的事情，實踐后果可能一輪又一輪，10年以后說A正確、B錯誤，但不一定，再過30年可能證明B比A正確。有的基本問題看來是解決了，其實沒解決，它還潛伏在那里。而且，歷史學家喜歡講太陽底下無新事，你看的新事在歷史上都有它的影子、它的相似，但確實它又有不同，證明什么對、什么錯要看后果，這個后果也很多，因為一輪又一輪，所以有些基本的歷史千年辯不出所以然。

西方史上伯羅奔尼撒戰爭就是永遠爭論不休。中國秦始皇的功過，看起來比較簡單，但是同樣有一輪又一輪的爭論。這就是歷史跟現實連通，歷史與現實不同，每個事件、每個過程都獨特，但為什么不斷爭論？因為不同歷史時期的人發現，他們所處的環境與過去不同歷史時期的往往有重大的相似之處。這就是歷史的精彩，也就是現實的精彩。你沒有現實的關懷，做的只不過是雕蟲小技。

人類最重要的就是經驗。經驗表述出來有一個記憶的問題、回憶的問題。一代人跟一代人的記憶不一樣，但無論如何，人類思想財富只有一種，就是經驗。人類的經驗非常重要，你在實踐的時候面對現實問題，這個現實問題非常具有挑戰性，你干壞了后果非常嚴重、是致命的，這時你有什么可依靠的？你可依靠的東西不多，上帝不會給你一個現成的模板，說應該這樣做、應該那樣做。你去找你可以相對依靠、可以幫助的東西，而這東西嚴格來說只有經驗。

因此，我們要多看歷史，同時不要誤以為歷史就是現今，現今永遠是獨特的，永遠更加豐富，像歌德說的是“長青之樹”。記住這兩條一定對我們大有裨益。

張小明：謝謝鐵軍剛才給我提了一個問題，我認為加迪斯可能是當今這個世界上最理解喬治·凱南的。而且在一點上我贊同他的看法，即我們對凱南“遏制”概念的理解不能只靠看他寫的長電文與X文章，這兩個東西有很大的誤導性。它們不能完整和準確地表達凱南有關“遏制”的思想。

另外，加迪斯對凱南的看法也有我不能贊同的，我覺得加迪斯把凱南有點神化了，他認為凱南的“遏制”的思想前后是很連貫的。我自己的看法是，凱南的思想是有矛盾的，前后是有變化的。包括他提出遏制到底是線防御還是點防御的問題，他開始提到是線防御，后來又提點防御。這可能是因為美國著名新聞記者李普曼寫文章批評凱南的遏制不分重點，后來他自己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另外，凱南在朝鮮戰爭期間的政策主張前后也不不太一致，他一開始主張美國介入，后來他主張美國應該從朝鮮半島撤軍。還有東南亞，他一方面認為東南亞是遏制線上的重要一環，一方面又說東南亞沒有什么多大戰略意義，美國也不應該介入東南亞。我覺得他的思想前后是有變化的，也有相矛盾的地方。

另外，加迪斯對凱南的評價，除了認為凱南前后思想一致之外，他還認為里根是回到凱南有關“遏制”的理解，所以美國最后能夠實現遏制蘇聯的目標。以前的總統都沒有完全理解凱南的意思，只有到里根時才完全理解了，所以實現了遏制的目標，最后導致蘇聯垮臺。我覺得凱南個人沒有那么大的作用，凱南后來自己也說過，他對美國戰后對外政策影響很小，他甚至認為是微不足道的。我們沒有必要把一個人過于神化，不存在一個思想沒有任何漏洞的天才，再好的戰略家、思想家的思想里也有矛盾和漏洞的地方。

時殷弘：補充一點。其實凱南是在做比較容易的工作，盡管凱南是了不起的戰略思想家、了不起的政策規劃家，甚至了不起的歷史學家，他大學時特別關注一戰前關于俄國國內政治、公眾輿論和對外政策的經典名著。另外，他也是了不起的文學家，部分的由于他廣義上文筆的優秀，他的第一卷回憶錄獲得普利策獎。但是他畢竟做比較容易的工作，因為他是軍師，而且不是最高層的軍師。所以他個人不可能非常深切的理解到，大戰略政策在制定、在實施時頂層決策者那里碰到的情況多么復雜。但是在戰略規劃者、政策設計家中，他或許是歷史上做得最好的。

你讀加迪斯的書，可以看出他真正最欽佩的大概就兩個人，他描述、贊賞這兩個人作為戰略家的熱情和文筆之推崇超過他寫凱南。一個是羅納德·里根總統，他曾經有一次著名演講，題為“里根非同小可”，因為美國知識分子看不起里根，但里根確實非同小可。還有我在導讀最后部分寫的，他盛贊鄧小平，說鄧小平是最偉大的戰略家之一，而且具有歷史性遠見。在冷戰被絕大部分人認為基本結構不可變更時，有幾個人超越了冷戰，里根、鄧小平、撒切爾等。但是，在這幾個人中間，鄧小平操作的是規模最大的國家，而且居然在這個巨型國家實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這個角度來看，他盛贊鄧小平作為戰略家，而且作為具有歷史遠見的偉大領袖。所以，就此而言，里根非同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