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年阿多諾百年誕辰時，德國曾舉行過一系列紀念活動。德國發(fā)行了印有他肖像的郵票，法蘭克福市在以他命名的廣場上立起了這位哲學家的胸像。不僅大學舉行了略顯沉悶的學術會議，連他家在湖畔的度假屋都成為了游客的朝圣之所。除了數卷先前未發(fā)表的信件、錄入的講座課程陸續(xù)出版外，唱片公司也瞅準了這個商機共襄盛舉，用維也納樂派的作品拼湊了一些專輯，冠以阿多諾之名販售。

與紀念的阿多諾誕生的空前盛況相比，大家對他的死亡似乎諱莫如深。1969年1月31日，試圖占領法蘭克福大學社會學系無果的學生轉而進入社會研究所，被阿多諾為首的研究所管理層報警驅逐。阿多諾本人一下子成為學生運動的眾矢之的，整整一個學期的課程都在被激進學生所滋擾，以當年4月在課堂上袒胸露乳的女學生為最。同年8月6日，回到瑞士別墅休假的阿多諾死于心臟病突發(fā)，距今恰好五十年。這段經歷被一些知之不詳的哲學史簡略為“死于學生運動”，成為一樁標志著戰(zhàn)后一代思想家落幕的公案。

遍覽歷史，這樣戲劇化的道聽途說屢見不鮮。仰望星空的泰勒斯不慎失足落坑，分秒不差的康德冒雨散步。不過這些軼事大半出自戲劇同人和坊間戲說，往往流于人設，混淆了思想家與其理論，只具備詩意的真實。在事后阿多諾與馬爾庫塞的信件中，兩人都并未特別提及這次“胸襲”（Busenattentat）事件。而阿多諾與學生的一系列沖突也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歐洲大學管理層與學生之間屢見不鮮的拉鋸。除了死亡時間上的接近，目前尚且缺乏證據指明學生運動對阿多諾的健康有著直接的沖擊。畢竟直到臨終前，他都筆耕于遺作《美學理論》。縱覽阿多諾的一生，他經歷過納粹的打壓和流亡生涯中的無數次委曲求全，卻沒有輕易停止理論創(chuàng)造。

新音樂哲學家

布萊希特曾寫過一則寓言挖苦過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的身世：“一位富商去世了，在遺囑中囑咐拿出一大筆錢建立一所研究所，研究貧困的根源——這根源當然就是他自己。”這則寓言不無刻薄，卻也點出了一些問題。十九世紀末出生的德語圈左翼知識分子有一個特點，就是出生于世俗化（程度不一）的猶太富裕階層，在生活水平上與他們在理論中捍衛(wèi)或寄予厚望的階級之間差距懸殊。阿多諾晚年在霍克海默的榮休儀式上說，他第一眼見到這位終身的上司兼好友時，覺得他只是一位度假的貴族紳士。這絕非虛言，盧卡奇、霍克海默和本雅明這三位左翼學者在1920年前后都收到過各自家庭“不取得學術業(yè)績就回來繼承家業(yè)”的嚴重威脅。

在這一點上，大葡萄酒商的兒子西奧多·阿多諾的家境庶幾近之。他的家庭唯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其濃厚的音樂背景。他那來自科西嘉的母親是一位歌唱家，而長期寄居在家的小姨則是一位知名鋼琴家。音樂不出意料地成為家庭教育的核心。阿多諾后來吹噓，他自孩提時代就能用鋼琴熟練地彈奏古典音樂，還能將樂譜倒背如流。不過像很多老人一樣，他的記憶可能出現了偏差，混淆了家庭氛圍與辛勤的職業(yè)訓練。他最初學的實際上是提琴，連和聲都是后來自學的。文豪托馬斯·曼在1944年9月12日去阿多諾家做客后留下的日記可以作證：“酒倒不錯，就是阿多諾彈的舒伯特和肖邦不敢恭維。”

此外，阿多諾很喜歡談論他母系的家譜與意大利的公卿豪門沾親帶故，并稱他的母親為“皇家歌劇歌唱家”，然而這兩點的真實性都極其可疑。公允地說，他的虛榮可能并不是出于攀附貴胄。康德認為，與冷峻理性的德國人相比，“意大利人具有與生俱來的藝術鑒賞力”。那里的人歌喉嘹亮，擁有一種高貴的生理結構。就像德國路邊的咖啡和面包店一樣，無論真假，一點意大利血統(tǒng)（噱頭）都有助于其美學理論的說服力。

阿多諾對自己音樂天賦的篤信確實出于至誠。在入學不到四年就靠一篇批判胡塞爾的新康德主義論文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之后，他并沒有馬上走上學術之路，而是毅然前往維也納學習作曲。彼時第二維也納樂派群賢畢至，少長咸集。大量音樂人聚集在勛伯格周圍，而后者以十二音體系在世紀初徹底改變了以協(xié)和音為中心的作曲法，強化并刷新了巴赫以來的復調革命。

托馬斯·曼說，阿多諾一生拒絕在哲學與音樂之間做出職業(yè)上的選擇。1925年到1930年之間是阿多諾作曲的高峰，不以他離開維也納為止。不過他身邊的音樂人普遍表示，阿多諾的弦樂四重奏中規(guī)中矩，只是重復勛伯格二十年前的發(fā)明。盡管得到了勛伯格的衣缽傳人貝爾格的青睞，但這段不到一年的求學經歷難言成功，更因為他臧否人物的習慣得罪了不少同行。

相比作曲本身，阿多諾似乎更擅長以音樂為例進行時代診斷和社會分析。他從1928年開始擔任音樂雜志《破曉》的編輯，寫了大量樂評。音樂確實給予了阿多諾不同于他人的自信與標簽。他早年的哲學寫作充斥著本雅明、布洛赫這些好友兼前輩的影子，也曾因導師的更迭對內容和立場毫不猶豫地大改特改，反倒是在音樂上最為我行我素。事實上，三十年代以前，他還一直是西奧多·魏森格隆德，阿多諾這個母親的姓只是他寫樂評時的筆名，流亡美國后，索性以此名登記，可見阿多諾以母親的音樂血統(tǒng)為傲。同時，音樂也寄托了他真正的哲學訴求：“作為一種時間藝術，音樂必然會伴隨著傳承的現實，因此與時間本身一樣不可逆轉。通過開啟，音樂致力于繼往開來。我們可以想象的是音樂的超越性，即在任何特定的時刻，它已成為超越自身的某種東西——這一切不僅僅是一些外部權威所決定的形而上學的必要性。毋庸置疑的是，這取決于音樂的本質。”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十二音本身，勛伯格對樂理最重要的影響可能更在于一系列獨特的概念，諸如排列、倒影的對稱和補充、移位情況下的不變性、集合結構、閉合系統(tǒng)等等。他的無調性音樂如此吸引哲學博士阿多諾，完全是因為理論上的氣味相投。終其一生，阿多諾都致力于對這些概念進行哲學解釋，并反向將精神病理學引入音樂理論，勾連兩個根本不相干的領域，也同時引起了雙方的不適應。勛伯格在閱讀了《新音樂哲學》后，毫不掩飾對此書的厭惡之情。不過，阿多諾的這些作品與其說是樂評，不如說是為他所鐘愛的音樂尋找形而上學基礎。

逃亡的奧德修斯

不過音樂對阿多諾的一生確實發(fā)揮過更現實的作用。阿多諾的教職論文《克爾愷郭爾——美學構思》一書恰巧出版于希特勒上臺當天。這意味著身為猶太人的阿多諾在入職不久就因納粹的反猶政策而被大學辭退。他不得不來到牛津，想再寫一篇博士論文以繼續(xù)學術之路。阿多諾在英國逗留了長達四年之久，但他對這段經歷諱莫如深。一方面，阿多諾與哈耶克、康托諾維奇這些后來在英美學界的大受歡迎的德語知識分子不同，并不愿融入英國的學術傳統(tǒng)，文風也更為晦澀。他選擇以其捉襟見肘的英語寫作有關胡塞爾的論題，在牛津大學自然是應者寥寥。另一方面是因為三十年代初期的左翼知識分子普遍認為，希特勒不過跳梁小丑，他掌權的時日無多。阿多諾為了保留自己的德國國籍，頻繁回國逗留，也嚴重耽擱了在牛津的研究事業(yè)。

事實證明，這種樂觀主義不過是左翼知識分子的一廂情愿。希特勒整肅了沖鋒隊內的反對勢力，迅速確立了他在德國的統(tǒng)治。阿多諾兩頭下注的求生之路也竹籃打水一場空。他只能寄希望于已經在英美學界出頭的德國前輩學人能夠拉他一把，也曾因試圖申請恩斯特·卡西爾的助教而遭到霍克海默“不夠忠誠”的冷語。與哲學史上后見之明的想象不同，三十年代初霍克海默與阿多諾曾一度中斷聯(lián)系，三十年代中期已經轉移到美國的社會研究所也沒有阿多諾的職位。不過霍克海默還是盡心為阿多諾尋覓流亡的機會。1937年10月20日，霍克海默欣喜地向阿多諾去信，表示為他謀得了一個研究職位。而這次拯救阿多諾的一技之長，仍然是音樂。

奧地利社會學家保羅·拉斯菲爾德正在為他領導下的無線電臺研究項目尋找助手，經過霍克海默的舉薦，精通音樂的阿多諾顯然堪當此任。如今看來，這次求職之旅完全是出于德語圈的鄉(xiāng)黨情誼。阿多諾在出發(fā)前坦言，他根本不知道電臺研究為何物，更在研究方法上敵視拉斯菲爾德的實證社會學。不過在不菲的報酬和美國簽證與前途渺茫的牛津學術生涯面前，他沒有絲毫的猶豫。他的選擇并不鮮見，同樣在前往美國任教前，《國王的兩個身體》的作者康托諾維奇也對自己所要教授的內容一無所知，只能在出發(fā)前臨時買來梅特蘭的《英格蘭憲政史》惡補。

從1938年至1941年間，阿多諾一直在為電臺研究計劃打工。他在這個階段的研究成果已經湮沒無聞，倒是研究經歷本身刺激他與更加認同電臺廣播的老友本雅明打了一場后來揚名思想史的筆仗。流亡的德國思想家為求生計而打工是常態(tài)，阿多諾的朋友圈尤其如此。社會研究所的公帑主要用于供養(yǎng)所長霍克海默的交際生活，并沒有多少余額留給麾下的研究員們。這些研究員也陸續(xù)離職而去，法學家諾依曼和精神分析學家弗洛姆因為專業(yè)搶手而在美國扎根，而哲學家馬爾庫塞只能為美國的情報機構打工，與日后在學生運動中激烈的反美立場形成命運的反差。阿多諾童年時的好友、電影理論家克拉考爾在法國就刷過盤子，所以當烏托邦思想家恩斯特·布洛赫捏造自己刷盤子的窘境而請阿多諾襄助時，阿多諾沒有絲毫懷疑。有人墻外開花，留在美國，有人落魄無聞，一貧如洗，其實戰(zhàn)后這些思想家對老單位和對美國的各色態(tài)度，也可以在這段流亡生涯中管窺一二。

阿多諾的四十年代基本與霍克海默綁在了一起。前文所提及的那一則布萊希特的寓言，就是嘲諷這一時期霍克海默在美國購置別墅，仍過著奢靡的生活。不過后者的長袖善舞也確實是維持研究所的必要手段。法國的結構主義人類學家列維-施特勞斯就證明，與美國學界的關系是戰(zhàn)后歐洲很多主流學派的秘密。阿多諾在結束電臺研究后追隨霍克海默來到美國西海岸，兩人合作的《啟蒙辯證法》在戰(zhàn)后名聲大噪，成為六十年代學生運動的旗幟性文本。整個四十年代，阿多諾一直追隨著霍克海默，畢竟后者曾在研究所的就職演說上將“所長獨裁”作為治所的宗旨。在德國大學傳統(tǒng)體制下，普通教員對教授有很強的人身依附性，這一點直至今日都是德國教育改革的熱點問題。

戰(zhàn)后數年，兩人經過猶疑反復，才決定回到德國。齊澤克曾像六十年代的學生一樣，想當然地懷疑法蘭克福學派在兩大陣營之間的不表態(tài)是“秘密”倒向資本主義陣營。事實上，這種看法完全誤解了戰(zhàn)后陰刻的氣氛，混淆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世界局勢。一直以來，社會研究所深受美國科研機構的庇護，霍克海默又要帶領一個班子回到法蘭克福大學擔任校長，不容許在政治上保持曖昧。兩人在1950年大學反對“和平委員會”宣言時直言：“呼吁和平和譴責原子彈，不過是蘇聯(lián)的宣傳把戲，目的是在世界各地濫用人道主義運動，以摧毀反對蘇聯(lián)暴力的抵抗運動。一旦莫斯科的獨裁者認為他們勝券在握，就會毫不猶豫發(fā)動戰(zhàn)爭。”

事實上，兩人的站隊也不是完全出于形勢。他們回到德國之后，數年間都保有美國國籍，也一直不愿意在德國購房置業(yè)，卻轉赴永久中立國瑞士比鄰而居——也就是阿多諾逝世之所。鐵幕下的核陰云讓包括遠東居民在內的很多人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迫在眉睫，在蘇共二十大之前西方又在意識形態(tài)上處于守勢。戰(zhàn)后他們在法蘭克福的同事們回憶，這批“海歸”通過流亡經歷獲得了一種道德上的權威性，仿佛能在歐洲生存下來總意味著某種程度上與納粹妥協(xié)的“平庸之惡”。直到越南戰(zhàn)爭時，霍克海默仍堅定地支持美國。這些猶太哲學家經歷過二戰(zhàn)前反猶主義的步步緊逼，在安全感上比后人想象的敏銳得多。

最后一位魏瑪知識分子

一個多世紀以來，德國大學靈活的學制讓學生一直有游學的傳統(tǒng)，即使施密特、海德格爾這樣因其與納粹的牽連而不得公開授課的知名學者，也不乏慕名而來的求教者。戰(zhàn)后的德國年輕人在物質短缺和肅殺的冷戰(zhàn)氣氛成長起來，對這些老前輩淵博卻又略顯怪異的知識譜系著迷不已。其實在他們身上，就折射著二十世紀初整個德語思想界的吉光片羽。

從孩提時代開始，早慧的阿多諾就和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一樣喜歡與年長者結交。十四歲時，后來的德國電影學家克拉考爾就在周末與他一起以非正統(tǒng)的方式閱讀《純粹理性批判》。等到進入大學后，他更是與恩斯特·布洛赫、本雅明這些猶太前輩打成一片，本雅明在三十年代一篇《論大麻》的文章就描述了這些年輕知識分子在交際之余的主要活動。霍克海默在二十年代時則是阿多諾博士入學考試前精神分析方面的輔導老師——他們這代人受新康德主義哲學教育，普遍浸淫于精神分析和現象學之中。阿多諾是這批知識分子中年齡最小的一位，其學術生涯又被納粹攔腰斬斷，自然有責任將薪火傳遞給下一代。

從五十年代末開始，前往法蘭克福旁聽的大學生前后相繼，他們不一定都能完全領悟阿多諾艱深晦澀的哲學，卻普遍認為阿多諾非常有趣。這位新晉教授的涉獵遠遠超出主業(yè)哲學與社會學，近乎無所不窺。他的論述也許并不長于邏輯的精密，卻充盈著藝術和詩學上的靈感。在他的《文學札記》中，英美文學是沒有任何篇幅的。阿多諾自負其行文有音樂般的節(jié)律，不該被英美學界用直來直去的邏輯改寫。這話雖然有為自己英語水平不高辯護的意思，但也道出了他的知識傳承。

如果說魏瑪思想是阿多諾的橫軸，那么他的縱軸當然是十九世紀德國的哲學和文學。阿多諾譴責貝多芬的暴怒無常，卻也看到那無常與人類最纖細的感情聯(lián)系在一起。德國就是大寫的貝多芬，他雖然曾遭故土驅逐，卻對德國的文化充滿著絕望的愛。他抱怨美國的風土沒有沉淀，又嫌英美的哲學傳統(tǒng)不夠深沉。古老的大地雖然滿目瘡痍，但每一縷褶皺都是歷史的痕跡。他批判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哲學，卻絕不會去恨黑格爾。康德、巴赫、荷爾德林，這些名字在他的心中仍然重逾千斤。

依他這樣保守的審美品位，睥睨二十世紀的各種流行藝術是不言而喻的。在二十世紀的眾多詩人中，保羅·策蘭幾乎是唯一能入阿多諾法眼的。這位以《死亡賦格》而聞名的詩人寫下的幾乎就是殘忍的奧斯維辛之詩：在此長眠的人群中，沒有人在睡夢中照料我。兩人曾在1959年緣慳一面，之后策蘭就以這次想象的會面為題寫下了《山中談話》。這個題目模仿的是1913年馬丁·布伯的同名作品，文中描繪了一個“高個猶太人”與一個“矮個猶太人”見面后周而復始的沉默。那個“矮個猶太人”顯然就是阿多諾，而沉默，則是阿多諾懷抱一生的語言問題。

得于斯者毀于斯，阿多諾一生最大的敗筆與其說是在哲學和行動上，不如說還是在音樂上。他推崇拉格泰姆（ragtime）的依切分音法，卻很早斷言爵士樂毫無前途。打臉不在于爵士樂在二十世紀取得如此矚目的成就——誰都有老馬失蹄的時候——而在于鋼琴演奏拉格泰姆正是1900年前后孕育爵士樂的因素之一。阿多諾一生絕望地想讓心中珍視的知識遺產枯木逢春，卻忽視了這些財富只有化作春泥才能孕育新的美學果實。可是誰又有資格譴責他呢？人之所愛終歸會駐留于一個塑造他的節(jié)點，哪怕注定一起淪為孑遺。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京阿尼火災之后，看動畫也是殘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