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題《白銀與明朝國家的轉型——在北京論壇(2017年)上的演講》，收入《貢賦體制與市場：明清社會經濟史論稿》，劉志偉著，中華書局2019年版。

近年來，經過許多學者的努力，人們對全球化的歷史對中國社會的近代轉型產生重大影響已經有了很多認識，時間上至少可以追溯到16世紀。新大陸發現以后的世界體系的運轉，對中國社會影響最大的，恐怕是來自世界市場的白銀大量流進中國。明代后期從各種渠道流進中國的白銀數量，很多學者的估算出入很大，我想大約在一萬萬兩上下的規模。這樣大量的白銀流入中國，對中國社會帶來的影響，已經有很多學者主要從市場經濟的視角做了深入的討論。不過我認為，16世紀這些白銀流入對中國社會轉型的影響，更深層的還不只是在經濟領域，而是在國家體制和社會結構上。

關于這個問題，我想先從很多學者都已經提出過的兩個問題入手：第一，中國社會如此強的白銀吸納力是怎樣產生的？第二，這樣大量的白銀流入中國，為何沒有引起明顯的通貨膨脹？這兩點，在王國斌先生為弗蘭克的《白銀資本》一書寫的序言中是這樣提出的：

(弗蘭克)關于世界經濟聯系的基本觀點是十分簡單的。歐洲人渴望獲得中國的手工業品、加工后的農產品、絲期、陶瓷和茶葉，但是沒有任何可以向中國出售的手工業品或農產品。而中國在商業經濟的擴張中，似乎對白銀有一種無限渴求。16世紀和18世紀大量白銀流入中國照理會引起通貨膨脹，但實際上卻沒有出現這種情況。這就意味著，中國經濟有能力吸收更多的白銀，擴大手工業者和農民的就業和生產。

關于當時中國社會對白銀的“無限渴求”，全漢昇教授很早就引用過一位長期在菲律賓傳教的教土的話，其中有非常生動的描寫：白銀流入中國就被禁錮在那里，如同一個永恒的監獄（The kingdom of China is themost powerful in the world；and we might even call it the world’s treasury, sincethe silver is imprisoned there, and is given an eternal prison）。在世界上已知的各民族中，中國人著實是最渴望取得銀子和最愛好銀子的一個民族。他們把銀子當做是最有價值的東西來抱有它，因為他們甚至輸出黃金來換取白銀，也在所不惜（They are the most greedy for and affectioned to silver of any raceknown. Theyhold it in the greatest esteem, for they withdraw the gold from their owncountry in order to lock up the silver therein）。明代中國對白銀的這種“無限渴求”，與其具有如此強的白銀吸納能力，實際上是同一個事實，如果我們把這兩個問題結合在一起，當做一個問題來思考，引出的問題就是，中國社會吸收那么多的白銀的容納空間何在？

關于這個問題，我想首先要了解的是，王朝時期中國社會經濟結構在性質上是一個“食貨體制”，這個體制是由“賦入貢棐，懋遷有無”構成的，而其有效運行的關鍵在“事役均”。這個社會體制的基本原理對我們認識中國王朝時期社會結構至為關鍵，但在這里我們不能詳細討論，只能指出，這樣一個體制，內在地以貨幣流通為貢賦經濟和國家管治的運作手段。明朝立國時，以畫地為牢的里甲賦役制度和缺乏相應金融制度的大明寶鈔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社會和行政體制，不到幾十年就破綻百出，隨之開始了一個以追求“事役均”為目標的一系列制度變革過程。

這個轉變就是所謂的“一條鞭法”的發展。這里也許需要特別指出的，學界有一個大家以為是常識性的說法，說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其實是不對的。一條鞭法是一個從明宣德正統年間開始、自下而上的變革過程。一條鞭法的發展，代表了一種新的制度、新的國家、新的社會、新的經濟體系形成的轉型過程。所謂國家或社會的轉型，具體而言，就是王朝國家怎樣去控制社會中的人，王朝統治格局如何影響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和組織方式。

要在這十多分鐘內講清楚白銀在明代國家與社會轉型中的角色是不太現實的，這里只能嘗試簡單概括地說明。

在剛才說的王朝汲取財富資源的非財政性方式下，明朝各級政府運作的資源，主要來自差役(人力和物力)征調，而差役征調的體制是建立在一個以家戶為單位的承當差役的社會組織系統(里甲)之上的，各級政府根據這個體系中各個家戶的人丁事產多寡(即是承當能力的大小)征調和派辦人力和物質。根據“事役均”的原則(朱元璋具體表述為“凡賦役必驗民之丁糧多寡，產業厚薄，以均其力”)，大戶負擔重，小戶負擔輕，其輕重的差距不是按比例派，而是以類似累進的方式，重者賠累或至傾家，輕者或悠游免役。這種體制造成的結果，第一是由于戶的規模盡可能減小，可以讓賦役負擔最小化，因此，作為差役供應單位的戶的規模，總是趨向于以小家庭為單位立戶；第二是政府與編戶齊民的關系，通過戶籍體系直接控制家戶中的個人；第三是負擔的輕重，即不可預算，也難以做到均平合理；第四是各級政府及其官員的開支來源，是一種無定額的推派，總的趨勢是不斷增加。這些特點造成了第五，社會上大量的人口，脫離國家統治體系，以無籍之徒的社會身份存在；而這樣的狀況造成的后果是第六，明朝國家的統治模式和社會秩序發生動搖，而中央各衙門和各地的地方官員陸續采用各種變通的方法來獲得行政資源。

各級衙門采用的辦法有一個共同的趨勢，就是借助可以預算定額和可以按比例攤征的一般等價物作為計算和支付的手段，取代原來的無定額、無比例的索取，而這種手段最有效也最能夠被接受的就是白銀貨幣。這樣一來，明朝立國建立的體制下，國家政治與行政運行的資源，大部分都來自非財政性的機制，即差役征調，到明代中期，這種資源汲取的機制，轉變為越來越依賴用白銀貨幣作為核算和支付手段，來達到“事役均”的社會管治目標，結果是非財政性的差役轉變為貨幣化、定額化的比例賦稅化的財政性收入。由于原來通過差役獲取社會資源的規模相當巨大，由差役轉化形成的財政性貨幣收入的規模也相當可觀，隨著白銀貨幣作為計量和收支的手段，構成明代國家庫藏的主要形式，形成了巨大的白銀需求。我粗略估算，明代中后期由原來的各種征派改折形成的白銀財政規模大約為1500—2000萬兩左右，加上同時帶動起來的田賦折銀，白銀財政的規模估計達到3000萬兩的規模。如果我們估算當時最大宗的商品運銷規模一般都在百萬兩級的規模，就可以知道這種財政性的貨幣流通，是非常巨大的。這種以貢賦體制主導的貨幣需求，以及由此帶動起來的商品交換與流通，是中國市場吸納大量白銀的秘密所在。

白銀成為賦役繳納手段后，改變了整個賦稅財政體系的運作機制。明中期開始越來越重要的白銀，更多不是作為流通手段在市場上發揮職能，而是作為支付手段，被用于處理權力和資源的再分配。白銀確實被廣泛應用，但流通的結果是白銀大量流入權力運作的體系。在這種情況下，白銀流通就不必然伴隨著市場發育，甚至可能導致市場的萎縮。當然，長期來看，白銀作為支付手段進入政府資源運用領域，最終還是一定會拉動市場的擴大。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以白銀為運作手段的國家與依賴控制關系來運作的帝國是不一樣的，國家權力與老百姓的關系以及整體的社會結構都發生了轉變。

所以，在我的理解上，白銀流通的意義就不是主要在市場和商業領域體現出來，而是體現在社會和國家結構層面。此前帝國運轉的資源是以國家權力對具體人戶的控制為基礎的，但是這種控制又不是國家基層政權州縣對民眾個人的直接控制，而是通過里甲制實現的。納銀之后，老百姓與州縣的關系轉變成為類似納稅人和現代國家的關系，國家可以不控制具體實在的家戶，而通過控制一個納稅賬戶來實現，這就提供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產生各種中介力量的空間，以及社會成員之間交往和組織的新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代替里甲制度，新的賦役攤派征發的組織和機制成為必要、成為可能，并有可能普遍化起來。

我們很難用簡單的國家控制加強或者削弱來描述這個變化，這是一個國家與社會以及社會成員之間的交往方式的結構性轉型，王朝國家跟鄉村基層社會、跟一般的編戶齊民老百姓的關系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一個國家或一個王朝，它不可能不控制人，當它控制不了的時候，白銀的運用使它實現控制的時候，可以靠社會上的中間這一層力量。正因為國家有了這個轉變，鄉村就可以自治，就可以有所謂的自治化。從這個角度來看，自治化不是國家的削弱，而是國家的轉型。如果沒有自治化，王朝國家就會失控。從明代中期到清初，我們似乎看到國家有些失控。但實際上，社會永遠處在一個動態的過程中，在失控的同時，它總有一些辦法使得控制能夠再度建立。問題是，這個再建立的方式，不是政府再去抓里甲戶應卯聽差，而是在鄉村中大量出現了各種中介的力量，宗族或士紳什么的，去控制地方的秩序，保證國家運作的資源獲取與調動，使得地方秩序可以按照國家所期待的那個樣子去運行。

這里面當然會有無數沖突，也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不過，如果我們從一個比較長的時段來看，例如五百年這樣的時段來看，其實是幾個不同的結構一直在或者緩慢地或者激烈地發生變化，變出了一個新的結構，變出一個我們看到的，在清代至遲到雍正、乾隆以后成型的那樣一個社會。嘉道以后的動亂，是在這個結構下面的動亂，它跟明代的動亂完全不一樣。明代的動亂是以逃戶的方式來表現，它針對的是政府對個人、對編戶齊民的控制體制，一直到李自成都還是，李自成的口號就是“不納糧，不當差”。但清代嘉道以后叛亂，則是一種政治上的敵對勢力，背后還有宗教等因素，不再見以抗拒“納糧當差”為口號的了，這實際上是社會轉型的結果。因此，從明到清，無論是從國家形態、地方社會組織還是動亂，你都可以看出社會的轉型。

這樣一種格局，簡單地概括的話，可以在弗蘭克所說的“全球性市場的輪子是用白銀的世界性流動來潤滑的”這句話之后，再加多一句：“中華帝國的社會轉型和國家的新運轉機制，是用主要來自世界市場的白銀來驅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