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十二時辰》是最近熱播的一部電視劇。觀眾非常欣賞這部劇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當年城市布局、服裝飾品、禮節言語等細節的精心把握。很多人都贊嘆道具組還原了一個天寶三載（744年）的長安城，讓我們再一次領受到古都氣象和大唐衣冠。

作為一名歷史愛好者，我也在追這部劇。令我驚訝的是，劇中出現了并不廣為人知的景教僧的身影，而且戲份很多。景教是最早入華的基督教派，有據可查的記錄是唐建中二年（781年）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上寫的“貞觀九祀，至于長安”，即635年。他們屬于自成一系的東方教會，組織上以波斯帝國首都塞琉西亞-泰西封為中心，禮儀語言使用敘利亞語（Syriac），使徒統緒上溯至十二門徒之一多馬（Thomas the Apostle），神學立場上既有別于卡爾西頓派（后世的天主教、東正教、新教），也有別于一性論派（東方正教）。

從635年到劇中故事發生的744年，景教在唐帝國已經發展了一百多年，在歷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電視劇對這一教派的刻畫濃墨重彩，可圈可點。第四集一開頭，就出現了一位景教僧，法袍背后印的十字架明顯采用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首的圖案，即多馬十字架。多馬十字架每一臂端有三個骨朵狀凸起，一說象征十字架能使人出死入生，有如生命樹之萌芽。第二十集中，景教僧頸掛的十字架是“馬耳他十字”形狀，下有蓮花。這與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莊士敦1919年在房山十字寺遺址發現的元代景教石刻如出一轍，我們可以在漢學家庫壽齡（Samuel Couling）所編《新中國評論》（The New China Review）第一卷中看到莊士敦（化名Christopher Irving）拍攝的照片，石刻的復制品今藏首都博物館。這些細節還原可謂難能可貴。

十字寺文物 首都博物館復制品

在第二十和二十一集中，景教僧大規模出鏡，其中包括著名的景教領袖伊斯（Yazdbozid）。根據景教碑記載，他后來跟隨郭子儀平定安史之亂，出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但是在這兩集，對景教僧和景教寺的刻畫準確度開始降低了。

先講一下宗教服飾。景教教士的傳統是穿前面無開口對襟的長袍（sudra），可以套頭穿，效法耶穌當年所穿之無縫衣（參見《約翰福音》19:23）。執事和司鐸身著白色長袍，正如景教碑的描述“白衣景士，今見其人”。但劇中伊斯卻身穿帶兜帽的黑色圣衣（scapular），這更像是十一世紀末創立的天主教熙篤會（Cistercian）制服。而其他景教僧身穿棕色圣衣，外披白色長罩衣（mantle or cape），更像是十二世紀末創立的天主教迦密會（Camelite）制服。

再講一下宗教手勢。劇中的景教僧無論彼此問安、迎客還是表達情緒，都喜歡在胸前劃大十字。而劃大十字的樣子又不統一，有希臘式上下右左，也有拉丁式上下左右。手指的姿勢有捏住拇指食指中指的，有伸出食指中指的，也有右手張開的。但實際上，我們現在經常見到的在胸前劃大十字的手勢，當年還不存在。雖然早在三世紀初，拉丁教父德爾圖良就在《論士兵冠冕》（De Corona Militis）中描述過基督徒有劃十字的傳統，但都是劃小十字于額頭。四世紀中期，耶路撒冷的西里爾也有同樣劃小十字的記載。直到八世紀上半葉，大馬士革的約翰還在強調基督徒以劃小十字于額頭為圣禮，有如以色列當年的割禮之約。

在胸前劃大十字的做法，是九世紀才開始流行起來的。起先是東部說希臘語的卡爾西頓派以前額-胸口-右肩-左肩的順序劃大十字，劃的時候把拇指食指中指捏到一起，表示上帝三位一體，無名指小指內攏，表示基督神人二性。據說，他們是以這種姿勢將自己與一性論派區別開來。隨后，西部說拉丁語的基督徒也學樣開始劃大十字。但是他們后來受到了本篤會（Benedictines）影響，把右手張開代表基督五傷，劃十字的順序是前額-胸口-左肩-右肩。及至十二世紀教宗英諾森三世之時，十字橫向手勢的順序尚未固定下來。最后確定從左到右已經是中世紀末期的事了。而在東部教會，用幾個手指劃十字也經過了廣泛討論。比如，十二世紀大馬士革的彼得認為，應以兩指代表神人二性。直到十七世紀的《正教認信》（Confessio orthodoxa）才規定了須用三指。隨后莫斯科的尼康（Patriarch Nikon of Moscow）進行改革，用三指取代了兩指，還引起了舊禮儀派的強烈抗議。

至于東方教會本身，劃十字（rsham）是宗教禮儀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在主日崇拜（Qurbana）禮儀中，主教要在圣餐的餅和杯上劃十字，為會眾賜福的時候也要劃十字。東方教會對劃十字極為看重，超過其他宗派。后來東方教會牧首阿布迪朔（Mar Abdisho）在教義大全《珍珠之書》（marganitha）中將其明確列為第七件圣事（raza）。但正如上文所說，八世紀中期，東方教會還沒有在自己胸前劃大十字的習慣。他們采用希臘式劃大十字是更晚近的事。因此，劇中不分場合不分對象地花樣劃十字，反映出的不是唐朝天寶年間景教的傳統，而是后世各種宗派傳統的混搭。

東方教會的這些背景知識比較專業和具體，電視劇中雖然張冠李戴也不足為怪。但道具組對景教寺內部畫像的選擇就有些欠考慮了。在第二十集中，張小敬和檀棋造訪景教寺，伊斯前來迎接他們。三人所站之處設立著一幅巨大的畫像《猶大之吻》，上面有非常漂亮的金色鑲嵌畫。然而，這一金色鑲嵌畫圣像的原籍并不是波斯，而是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馬可大教堂（St Mark's Basilica）。它是第一穹頂和中央穹頂之間拱壁上五幅畫中的第一幅。圣馬可大教堂采用了拜占庭風格的建筑和繪畫風格，但使用的文字仍然是拉丁語。比如畫中一人手持板子上寫的crucifigatur（釘他十字架）。圣馬可大教堂內部繪畫是十二至十三世紀完成的，遠遠晚于唐代景教。而且景教的禮儀語言是敘利亞語，不會出現拉丁語旁白。這個是明顯的穿幫。

接下去，伊斯帶張小敬和檀棋繼續向寺內走。這時又出現了一幅壁畫，中間是相貌堂堂的一位君王，左右幾位臣仆一字排開。這幅畫實際上是來自意大利拉文納圣維塔教堂（Basilica of San Vitale）的《查士丁尼皇帝及扈從》，站在查士丁尼一世左手邊的是拉文那主教馬克西米阿努斯（Maximianus of Ravenna）。這幅畫完成于547年，似乎在年代上沒有問題，但問題出在人物身上。景教在宗派上屬于東方教會，其總部在波斯；在景教寺中不可能出現卡爾西頓派神職人員的畫像，也不可能出現拜占庭皇帝的畫像，尤其不可能出現查士丁尼。這是因為，查士丁尼的皇后提奧多拉的神學立場屬于一性論，是東方教會的對立面。受其影響，查士丁尼一直致力于使一性論派與卡爾西頓派和解，甚至于553年召開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公會議，強使參會主教們通過“三章譴責”，即譴責摩普綏提亞的提奧多若（Theodore of Mopsuestia）其人及著作、居羅斯的提奧多雷（Theodoret of Cyrrhus）的某些著作，以及埃德薩的伊巴斯（Ibas of Edessa）至波斯哈爾達西主教馬里（Maris, Bishop of Hardashir）的信件。被譴責的這三位都是一性論派的眼中釘，其中前兩位是東方教會所尊崇的圣師。景教寺中若是有查士丁尼的畫像，無異于“認賊作父”。

那么景教寺應當懸掛誰的畫像呢？其實景教碑中已經提到，唐太宗“旋令有司，將帝寫真，轉摸寺壁”，唐玄宗“天寶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五圣寫真寺內安置”。所以，與其懸掛羅馬皇帝的畫像，還不如懸掛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唐中宗、唐睿宗的畫像。

另外一個出現時代誤植的場景，是伊斯用計將張小敬和檀棋關入景教寺的“告解室”中。告解室（confessional）是天主教十六世紀反宗教改革的年代才設立的。那時，新教思想家高舉“信徒皆祭司”的旗幟，反對向神父告解，呼吁會眾直接向基督禱告。而天主教針鋒相對，不僅大規模鼓勵信徒告解以獲赦罪和靈性提升，且增強了告解本身的儀式性和私密性，因此才在教堂之中安裝了獨立的小隔間以供告解之用。而中文的“告解”一詞，也是天主教耶穌會士十六世紀來華之后的譯名。因此，八世紀的景教寺中出現“告解室”，是斷無可能的。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東方教會的信徒不需要告解、悔罪、赦罪（confession, penance, absolution）的禮儀。實際上，悔罪在東方教會的宗教生活中非常重要，屬于七圣事之一，而且也有很長的傳統。三世紀的《十二使徒遺論》（Didascalia）是東方教會早期重要的規章，其中便指明信徒應當悔罪。四世紀的“波斯圣哲”亞弗拉哈（Aphrahat）在《論述集》（tahwitha）中基于《十二使徒遺論》說信徒悔罪有如病人求醫。而幾乎同一時代，東方教會最著名的詩人、神學家以法蓮（Mar Ephrem）也以《駁異端之詠》等詩歌講悔罪之功效。及至六世紀末，悔罪禮儀（takhsa d’khusaya）基本確定下來，公開和私下的悔罪都有了明確的規范。七世紀中期，東方教會牧首耶朔亞布三世（Isho?yahb III）編訂了禮儀手冊，基本一直沿用至今。因此，在八世紀長安的景教寺中，悔罪的禮儀肯定是有的，但是針對信徒而不是非信徒，尤其不會是在“告解室”里。電視劇中出現了“告解室”，我們只能將其理解成劇情需要，而不是歷史情境。

劇中景教寺的柱子上，寫著“無元”“無言”“無道”的字樣。這說明劇本作者下了功夫閱讀漢語景教文獻，這一點非常值得肯定。這三個詞出于敦煌文書和洛陽經幢《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無元無言，無道無緣，妙有非有，湛寂常然”，而景教碑“總玄樞而造化，妙眾圣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無元真主阿羅訶歟”，“設三一凈風無言之新教，陶良用于正信”也有同樣的語詞。雖然這些經書在744年還沒有成文，但是我們可以猜測，某些關鍵詞的出現或許會早于經書本身，因此可以不算電視劇的“硬傷”。然而，在第二十一集中，伊斯在悼亡之時大段引用了《志玄安樂經》，就有點不太對了。《志玄安樂經》出自伊斯的兒子景凈（Adam）的筆下。781年，正是應父親伊斯的要求，景凈立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按照英國學者寧梵夫（Max Deeg）的觀點，《志玄安樂經》的作者就是景凈本人。經文的文本使用了極為佛教化的語言，并時有道教語詞，這與《貞元新定釋教目錄》記載景凈和佛教僧交往甚密，和般若法師共同翻譯胡本《六波羅蜜經》正可以兩相印證。臺灣學者吳昶興則認為，《尊經》的譯經列表中有《志玄安樂經》，它雖然不一定全是景凈翻譯的，但景凈至少參與了翻譯過程。所以，無論景凈是作者還是譯者，他活躍的年代是781年左右。在劇中的744年，伊斯被描述為一位年輕教士，那么景凈可能還很年幼，《志玄安樂經》尚未面世。

在劇中，伊斯對張小敬和檀棋嘆了一句：“知我寺者仍甚少。”實際上，直到一千兩百多年后的今天，了解東方教會的人仍然甚少。這一古老而苦難的宗派歷經兩千多年，在本土受到卡爾西頓派、一性論派的打壓，又被伊斯蘭的興起壓縮了生存空間。在中國，先是845年唐武宗“會昌滅法”株連到了景教在內的“三夷教”，然后878年黃巢屠廣州城，滅盡了城中的景教徒。蒙元時期的汪古部、克烈部、乃蠻部等信奉景教，但最終還是被薩滿信仰、藏傳佛教和伊斯蘭化大潮所吞沒。一戰之時，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境內的敘利亞語東方教會遭遇了宗教/種族清洗，人口損失大半，連東方教會牧首西門十九世·便雅憫（Shimun XIX Benjamin）也被庫爾德極端分子殺害。在巴黎和會上，列強對敘利亞語族群的獨立建國請求漠然無視。1933年，伊拉克政府軍又在希米勒（Simele）地區對東方教會基督徒大肆屠滅。即使是當代，就在五年之前，伊斯蘭國恐怖分子還要將伊拉克一帶的東方教會連根拔起。東方教會眼下的會眾人數只有三十多萬，而且很多流散到了北美和歐洲等地。能夠說敘利亞語的人也越來越少，作為活語言的敘利亞語有漸趨消亡的危險。現在，除了專業的宗教學者，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在東正教、天主教、新教這三大門派之外，還有一個東方教會，而且這個教會曾經在中國長期生活，用多種語言留下了重要文獻。因此，《長安十二時辰》電視劇起到了非常可貴的科普作用，將尚顯陌生的東方教會和敘利亞語群體帶入了國人的視野；雖然它在宗教形象刻畫的準確度上白璧微瑕，但無傷大雅，仍然可以說是功德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