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法團主義（Corporatism）？它是一個社會的運行結構，在其中，作為團體成員的個體的存在公然凌駕于一切之上。個體的職業及其與特殊團體共享的利益要優先于其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公民對社會的參與。于是，他的參與受到一種新型的階層體系的限制。因為在所有的階層體系中，關于你的位置的定義會自動縮窄你的責任。最顯而易見的限制是，我們被勸說放棄以公民的身份全身心介入的念頭。從許多方面來看，這都是種令人快慰的免責。法團主義不僅是法西斯意大利的反民主基礎的構成部分，也是納粹德國的反民主基礎的構成部分。法團主義藏身于統一著裝、軍事野心、獨裁領袖和種族主義之下。它是法西斯主義的知識基礎。而法團主義并未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飛灰湮滅，它在今天甚至可能比以往更加強大，我們生活在一個法團主義的社會中，民主政體是其軟裝飾。1995年加拿大作家、政治哲學家約翰·拉爾斯頓·索爾（John Ralston Saul）受邀在梅西公民講座進行了以的“無意識的文明”為題的演講，后講座被整理成讀本。近日，三輝圖書譯介了這個“公民課”，它全方位勾勒了一種落入法團主義之手而不自知的文明，提醒我們對意識形態的操控保持警醒，并提供了一種抵制從眾性、被動性和必然性的可能。

集體無意識的狀態始終難以被評判。在撰寫這些“梅西講座”的講稿時，我深信它們會引起震驚。畢竟，我是在以一種公眾相當不熟悉的方式描繪西方的這一狀態。我認為，盡管最后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赫然在目，但法團主義一直風頭不減，持續增長。而這種增長還在繼續。為什么這會令人震驚？因為法團主義不僅是法西斯意大利的反民主基礎的構成部分，也是納粹德國的反民主基礎的構成部分。法團主義藏身于統一著裝、軍事野心、獨裁領袖和種族主義之下。它是法西斯主義的知識基礎。它理應于1945年與上述兩個政權一起灰飛煙滅。

可以肯定，人們對這些演講的反應顯然是前所未見的。但這種反應不是震驚。對其更為準確的描述是承認。仿佛公眾——不只是在加拿大，而且在許多其他民主國家——已經感覺到了該論點，僅僅是在等待有人將它開列出來。我猜想，這正是一位作家所要提供的東西。一種識別服務，一面鏡子。

現實是存在的。人類需要一面鏡子以清楚地鑒別它。

在表面上，承認這一局面是相對困難的，因為我的寫作是在大多數被委以重任的精英都自信滿滿的時期進行的。這些精英們對社會問題和社會需求的專家解決之道的常規斷言似乎相當不容置疑。人們對他們的功利態度抱有一種平靜的肯定。

十年后，這種局面改變了嗎？我可以想出兩種可能的答案。

首先，存在各種各樣的公民參與的新信號，其參與類型可以賦予以公民為基礎的民主政體以真實的生命，從而破壞法團主義。這是個讓人們感到樂觀的好理由。另一方面—這也是我的第二個觀點——法團主義本身甚至可能比以往更加強大。

1.

我應當糾正我的論點中的一個重要細節—或是把它說得更準確一些。十年前，在涉及法團主義時，與我們社會對其的普遍承認相伴隨的是一些誤解。許多人認為嚴格意義上的法團主義—我正在談論的這一種—僅涉及私有部門法人團體之權力。這并不令人吃驚。法團主義這一思想要么被忽視了50年，要么已經被降為政府、行業和工會之間持續進行的談判中的一個三角概念。

事實上，作為更廣義的哲學概念的法團主義——作為文明的一種可替代模式的哲學概念——已經被人遺忘。我們的社會將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簡單直接地表述為種族主義和軍事上的可憎之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多年來都傾向于清除民粹主義與法團主義的結合，因為正是這種結合使它們走向了權力，并將它們留在了權力的寶座上。我們清除了它們誘人的承諾，即賦予我們的民主政體以一個現代、高效、復雜巧妙、強調技術專家治國的替代品。可是，這正是聽眾和讀者在《無意識的文明》（The Unconscious Civilization）中本能地意識到的模式。它是一種我們中的任何人都不曾學習過的模式，但大多數人都正在自己的生命歷程中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體驗著它的元素。

他們—我們—正在經歷些什么？顯然，我當時不曾認為，現在也不認為，我們正不可避免地回歸法西斯主義，尤其是像我們初次經歷它時那樣。可是，我們四周充斥著迅速增長的種族主義的信號，這其中包括反猶主義的重新抬頭，以及一種強大到奪走了許多日常民主生活之勇氣的法團主義。近至1996年，偉大的美國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一個致力于適當的常識的人——警告說，法西斯主義有可能卷土重來。我們所知道的是，法團主義，連同附著在它身上的種種問題，正在我們的社會中越嵌越深，破壞著社會的人性基礎。

2.

那種法團主義如何證明自身？

它鼓勵一個形式大于內容的社會。一個管理重于領導的社會。一個私利得到獎賞而倫理道德被邊緣化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決策成了一個狹隘的線性過程的組成部分，有違更廣泛、更包容乃至橫向的思維和行動方式。

智庫——從大學到專家的世界——之三棱鏡日益造就了我們社會內部的一種機能不良的知識和政治過程。我們不能以一種明智的方式在智庫間進行溝通。在一個淹沒在溝通方式中的世界里，我們卻無法溝通。部分的總和要小于我們所認為的總體。

足以令人好奇的是，這種溝通上的無能卻強化了我們的這樣一種假設：法團主義是現代社會不可避免必須借之以運行的方式。我們認為，人們不能輕易改變的事情就一定是必然之事。專業化和職業化被說成是負責任的決策聲音，因為它們似乎是唯一值得尊敬的聲音。同樣，它們代表了對公民智慧和公民在設定社會方向中的作用這兩者的指責。

個體公民還剩下什么可擔當的角色？執拗的沉默和悲觀的民粹主義者的憤怒。簡明扼要地說，當今日益興盛的反智主義是封閉的知識精英主義的直接產物。民粹主義是法團主義而非民主政體的產物。

那么，什么是法團主義？它是一個社會的運行結構，在其中，作為團體成員的個體的存在公然凌駕于一切之上。個體的職業及其與特殊團體共享的利益要優先于其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公民對社會的參與。于是，他的參與受到一種新型的階層體系的限制。因為在所有的階層體系中，關于你的位置的定義會自動縮窄你的責任。最顯而易見的限制是，我們被勸說放棄以公民的身份全身心介入的念頭。從許多方面來看，這都是種令人快慰的免責。投身其中的公民要冒當眾受辱的風險，要有一副厚臉皮，必須傾聽別人的長篇大論，必須學習如何使自己的信念和事業迎合他人的信念和事業。這之后的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公民參與會吞食你的時間。至于忠誠的法團主義者，他們則會有更多的自由時間留給工作、家庭和休閑活動。時常被誤會為個人主義的自我放任是對那些放棄公民參與的人的獎賞。在積極履行公民權利的地方，我們被鼓勵去接受法團主義所帶來的較少麻煩的報償。這是消費社會的嗜好，在這個社會中，對團體的忠誠得到激賞，而大聲發表意見則是種使自己邊緣化的方式。

我在講稿中寫道，我們生活在一個法團主義的社會中，民主政體是其軟裝飾。直至現在，西方民主政體的正式結構似乎已漸漸丟失越來越多的公民認同。我們從普遍而持續的投票率縮水之中可以看出這一點。當然，這種情況是可以扭轉的。我相信情況將會如此—只要那些投身于類似的公民工作（如非政府組織）的人也致力于尋求正式的公共權力，這樣的公共權力對于染指各種事實上的權力杠桿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而這種權力杠桿可以使你參與到對世界的改變中去。

更令人擔憂的是民粹主義的興起，或我時常所說的虛偽的民粹主義的興起。為什么是虛偽的？因為我們如此深陷于一種民粹主義的復興之中，以致少有人將之鑒定為一種深刻的反民主運動。“虛偽的”這個詞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向了民粹主義者的憤怒那令人生疑的自恃。為什么說民粹主義的復興有可能是反民主的？它與20世紀30年代的原因相同。這種民粹主義涉及對權力的持續憤怒。這里的權力是我們無法將自身投射于其中的他者。

公民越來越被異化，以致看不到自己，未把自己想象為一個可發揮作用的公民，看不到或不尊重那些投身于公民權利中的人。在不發怒時，這種人顯得麻木不仁。陷于異化邏輯中的個體可能既是法團主義權力結構的組成部分，對其特殊團體忠誠不渝，同時又對整體結構怒不可遏。其他新的因素是，當代民粹主義者可以輕而易舉地成為高級主管、網絡公司的百萬富翁企業家、高級經理人或傳統的被異化的藍領工人。事實上，當代被異化的民粹主義者既有可能屬于精英階層，也有可能屬于社會中最窮困或受教育程度最低的那部分人。

這種雙重的人格體系所帶來的安慰使民粹主義者不可能將自己看作民主政體的潛在敵人。法團主義與民粹主義的這種結合，導致了一個由勤勤懇懇的職業無意識構成的幾乎不容置疑的層面。

不過，參與類似的公共運動——主要是非政府組織——的40歲以下的人的驚人數量是種信號，表明人們越來越不接受法團主義的陷阱。我們可以爭辯說，參與公共生活的年輕人的比例從未如此之高。

不幸的是，非政府組織本身并未擺脫法團主義的誘惑。更多的情況是，它們被建構為它們所反對的事物的影子。這是它們的弱點。

非政府組織成員的優勢在于，只要他們愿意，他們就可脫離其在法團主義結構之外的相對疏離的位置，進入主流的、民主的公眾生活。他們可以將自己對公眾利益的思考一并帶進來。這是我們的民主復興的最大希望所在，也是我們與深深破壞了由有意識的、負責任的、介入的公民所構成之現實的法團主義體系進行對峙的最大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