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下午，《世紀》雜志創(chuàng)刊26周年編輯出版工作座談會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館菊生堂舉行，王安憶、陳子善、秦文君、汪壽明、吳孟慶、沈祖煒、熊月之、郭志坤、戴建國等9位新老館員共聚一堂，暢談雜志歷史與未來發(fā)展。

《世紀》雜志是由中央文史研究館、上海市文史研究館聯(lián)合主辦的綜合性文史雙月刊，創(chuàng)刊于1993年7月。該雜志“以一個100年歷史為時間軸線，以現(xiàn)當代史為橫切面來挖掘史料”，以第一手資料披露中國百年重大歷史事件內(nèi)幕、介紹歷史風云人物的傳奇經(jīng)歷和趣聞軼事。

親歷、親見、親聞

《世紀》雜志刊載了眾多重大歷史事件的參與者或見證人的回憶文章，如近兩年獨家刊發(fā)的《姑姑賀子珍的沉寂歲月》、《我認識的王海容》等原創(chuàng)文章因傳主本人的特殊身份（毛澤東親屬、70年代初政壇風云人物）、作者的權威性（朝夕相伴35年賀子珍親侄女賀小平口述文章、在國務院參事室共事多年的老同事、中央文史館副館長王楚光）和細致鮮活的細節(jié)而廣受歡迎，受到社會各界包括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成為珍貴史料。

《世紀》副主編崖麗娟在座談會上表示，和市場上諸多可讀性強、但真實性有待商榷的“戲說”性質(zhì)回憶錄、口述回憶不同，《世紀》雜志發(fā)表了大量“親歷、親見、親聞”文章。雜志依托文史館館員的文史專長，請這些本身已是大家名家、閱歷獨特的館員撰寫自己親歷、親見、親聞的第一手資料。2013年7月《世紀》雜志創(chuàng)刊20周年之際，上海市文史館正式成立了口述歷史研究中心，編撰《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口述歷史叢書》，目前已出版16本，分別是姜義華、鄧偉志、汪觀清、陳絳、童祥苓、楊小佛、顏梅華、劉耋齡、吳彤章、林丙義、曹圣潔、豐一吟、沈寂、鄒逸麟、高云龍、胡振郎的口述歷史。其中的精華內(nèi)容也陸續(xù)選刊于《世紀》雜志“口述歷史”專欄中，作為一項重要成果向社會展示和介紹。

2019年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華誕，《世紀》的“紀念新中國成立70周年”專欄刊發(fā)了國防大學謝武申研究員《聽參謀長談解放南京上海戰(zhàn)役》、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長郝鐵川《南京解放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解放》、國防大學政治學院張云教授《張承宗與地下市委秘密聯(lián)絡機關“豐記米號”》、上海市檔案館陳正卿研究館員《軍統(tǒng)上海站長在黎明前起義》等文章，引起較大反響。

2018年“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世紀特稿”，則邀請全國各地專家學者以“親歷者”“見證者”身份回顧改革。如《我主持三次中日經(jīng)濟論壇》和《洋山深水港：從論證到一期工程》的作者周瑞金先生、歸墨先生均是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見證者，他們的文章對內(nèi)幕作了詳細披露。而《記錄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的臺前幕后》一文，作者吳松營先生為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時任深圳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是鄧小平視察深圳談話的記錄者，并參與策劃首發(fā)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系列宣傳報道工作。

據(jù)崖麗娟介紹，《世紀》雜志一年發(fā)行量在12000份左右，讀者群相對穩(wěn)定，除文史愛好者和文史學者外，還包括全國文史館館員、上海市人大代表及部分外省市政協(xié)委員及黨政機關和文化事業(yè)單位管理人員，部分統(tǒng)戰(zhàn)工作人員，以中老年知識分子為重。2001年起北京在職部分副部級以上干部也閱讀《世紀》，使《世紀》成為為數(shù)不多能進入中南海的刊物。

她還介紹了《世紀》雜志近年與新媒體平臺的合作：“自2017年起與澎湃新聞合作開辟的‘《世紀》專稿’點擊率普遍較高。2018年7月，《世紀》雜志還與澎湃新聞網(wǎng)、觀察者網(wǎng)舉行了新媒體戰(zhàn)略合作簽約交接儀式。2018年第五期由上海市檔案館研究館員陳正卿撰寫的《藥商王康年盜騙志愿軍貨款真相》一文以扎實的史料和考訂駁斥了網(wǎng)絡間流傳的‘王康年一案純屬刻意制造的驚天冤案’的不實之論，還原歷史真相，在澎湃新聞的總點擊量超過101.8萬，成為爆款。”

“‘親歷、親見、親聞’是我們的特色，側(cè)重史料價值和可讀性是我們的風格，我們要為后人留下信史，信史經(jīng)得起‘打假’。”崖麗娟說。

求真、穩(wěn)妥、重細節(jié)

《世紀》編委會主任沈祖煒館員指出《世紀》與其他文史刊物相比有四個特點：一是“親歷、親見、親聞”的“三親”特色鮮明；二是反映文化界的情況較多；三是既講故事，又有一點理性的思考；四與一般史學論文相比，很重視細節(jié)。“我們的館員隊伍中，很多都是文化界人士，他們講的故事，細節(jié)很多，都是透過個人的敘事來反映重大歷史的存在。”沈祖煒說。

作家、上海市文史館館員秦文君表示非常喜歡《世紀》中的老照片，因其有神采；她還提到最新一期《世紀》刊登的《我在恩師梅蘭芳家學戲的日子》（舒昌玉口述，沈飛德、章潔采訪，章潔撰稿）一文細節(jié)生動，如作者回憶顧寶森先生說梅葆玖兒時不愛學戲的片段，“有時真實比虛構更傳神”。

歷史學者熊月之談了一些令他印象深刻的《世紀》文章。如早在1990年代發(fā)表的《揭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nèi)”流傳之謎》，辨析一度廣為流傳、被當作"愛國主義教育"內(nèi)容之一的有關解放前外灘公園門口曾豎過一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nèi)"的牌子一事，在當時實屬難能可貴。又如近年發(fā)表的杜月笙之子杜維善口述回憶系列，為我們了解杜月笙對京劇文化的熱衷、破除對歷史人物的刻板印象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內(nèi)容。他認為《世紀》雜志最重要的特色在于“求真”和“穩(wěn)妥”。所謂求真，就是不人云亦云，敢講真實的故事，不冒進，也不守舊，有自己的價值取向。他指出《世紀》今后可進一步挖掘的題材還很多，例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上海人的社會生活、上海民間還保存的老照片的等等。

著名作家、同為文史館館員的王安憶談到，《世紀》應該擔當起展現(xiàn)事實真相的任務。她提及多年前在新加坡，曾有一位自稱張愛玲母親閨蜜的人找到她，想把手上的照片交給值得信賴的人，請對方寫一篇文章。后來這個線索經(jīng)過追蹤和披露，揭示了此前不為人知的張愛玲與母親交往的細節(jié)。“不要忽略小人物的親身經(jīng)歷，因為他們的經(jīng)歷在某個時刻突然會讓我們窺見一個大的時代。”王安憶說。

汪壽明、吳孟慶、郭志坤、戴建國、陳子善等幾位上海文史館館員也相繼在發(fā)言中為《世紀》雜志的發(fā)展出謀劃策。與會者表示，“親歷、親見、親聞”是《世紀》的特色，通過有血有肉有價值的口述和細節(jié)，補足正史和宏大敘事所不能涵蓋的豐富內(nèi)容，是應該堅持的良好傳統(tǒng)；同時也要守正創(chuàng)新，避免同質(zhì)化，做到平實而不平庸，并期待更多佳作的出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