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報》曾刊文對此作了詳細解釋，根據作者姜寶君的考證，林紓不是第一個將Holmes翻譯成“福爾摩斯”的人，而且也不是翻譯“福爾摩斯”最多的人。

雖然翻譯了很多外國小說，但林紓只翻譯了一本福爾摩斯，就是1908年的《歇洛克奇案開場》，原著名為《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在書里，林紓將Sherlock Holmes全名譯為“歇洛克?福爾摩斯”，然而早在這之前，“福爾摩斯”就已經是約定俗成的譯法了。

常大利所著的《世界偵探小說漫談》一書中詳細記錄了Holmes的中文翻譯史：

1896年 上?！稌r務報》率先以連載形式陸續刊登了一系列福爾摩斯作品，主人公的姓氏被譯為“呵爾唔斯”；

1901年 黃鼎和張在新合譯了6篇福爾摩斯小說，Holmes的名字首次被譯作“福”字開頭的“福而摩司”，Watson則首次被翻譯作“華生”；

1902年 上海文明書局出版了一部福爾摩斯小說集，收錄了7篇系列故事，“福爾摩斯”的譯名已經和現在的標準譯名完全相同；

1903-1906年 小說林社、商務印書館等先后出版了一系列福爾摩斯小說，由此，“福爾摩斯”一直沿用下來。

探底首譯者

黃鼎和張在新最早將Holmes翻譯成“?！弊珠_頭的名字，他們又是何許人也？

2002年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年譜（1896-1949）》一書，收錄了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入學的人員名單，“張在新（惕銘，上海）”赫然在列，由此可見，張在新籍貫上海。

相關文獻提到黃鼎的名字時，常將他和張在新放在一起，少有對他們各自的介紹。郭延禮所著的《近代翻譯偵探小說述略》中提到：1901年開始，黃鼎和張在新開始合作翻譯福爾摩斯探案系列小說，1902年他們又翻譯出版了柯南?道爾的《議探案》，“主要譯者黃鼎，系美國留學生，精通英語，故此書的翻譯較忠實于原著?！?/p>

在此線索指引下，姜寶君進一步考證推斷：黃鼎即弗吉尼亞大學最早的中國留學生黃佐廷。也有學者將其名寫作“黃佐庭”，英文名為Theodore Ting Wong（T. T. Wong）。

這一點得到了弗吉尼亞大學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歐君廷（Justin O’Jack）的確認?！按_實有一些歷史文獻可以證明這點。比如，清華學校曾于1917年出版了《游美同學錄》一書，其中提到：‘黃鼎，字佐廷’，同時列出了他的英文名T. T. Wong。所以可以肯定：黃鼎和黃佐廷確為同一人?！睔W君廷說。

歐君廷還介紹說，黃佐廷從1894年到1896年在弗大讀了約兩個半學年，并沒有獲取本科學位——這在當時很正常?！霸谀莻€年代，大部分學生只要獲取每門課的結業證書就夠了，很少有人尋求本科學位。”歐君廷說，“弗大從1825年開始招收國際學生，但直到黃佐廷入學前的近70年間總共只有25名外國學生。1894-1895學年，即黃佐廷入學時，他是全校4個國際學生中唯一一個來自亞洲的學生。他在這里學習了希臘語、歷史學、英語文學、哲學、政治經濟學、化學等課程?！?/p>

[圖片由弗吉尼亞大學友情提供]

檔案資料顯示，黃佐廷1876年6月26日出生于上海。這么說來，“福爾摩斯”這個譯名跟“福建”一點關系也沒有？倒也不盡然，黃佐廷的祖籍是福建。

福建人要“背鍋”嗎？

歐君廷對黃佐廷做了大量研究，據他介紹，黃佐廷的父親黃光彩是福建廈門人，青少年時期即遷至上海。

父子之間是否會用福建方言交流呢？福建口音在從小在上海長大的黃佐廷身上能留下多少痕跡？或許上海話對他的影響更大？

無獨有偶——事實上，老派上海方言中也存在f和h不分的現象（雖然如今比較少見）。據著名滬語研究專家錢乃榮教授介紹，“老上海話里，‘?！汀觥?，念ho?，F在奉賢老人還把‘奉賢’說成老音‘紅賢’。舊上海話把奉化來滬的‘奉幫’裁縫說成‘紅幫’，把‘風’說成‘轟’?！?/p>

一百多年前，母語方言對譯者的影響恐怕已無法確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黃佐廷使用“福而摩司”僅僅一年之后，即1902年，文明書局出版的《續包探案》中，譯者就將“福而摩司”改成了“福爾摩斯”，而后者一直沿用至今。這至少說明，以“?！遍_頭的譯名在當時是被認可的。

根據姜寶君分析，黃鼎用“福而摩司”或許不是無意為之，甚至有可能是故意為之。正如當年國內樂迷將The Beatles翻譯成“披頭士”樂隊，雖然“披”的聲母p與英文Beatles的b有顯著差異，但一個“披”字卻讓這個樂隊的形象躍然紙上——很顯然，不能說譯者p與b不分。“黃鼎在翻譯時是不是也有這方面的考量呢？他或許在想，Holmes在危難關頭總是峰回路轉，多少有一點點‘福氣’吧？”

捧紅“文藝復興”一詞

黃佐廷和張在新這對“黃金搭檔”合作翻譯了許多英文著作，成就斐然，為當時的人們拓寬視野、認識世界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們倆人都是山西大學堂譯書院成員，該機構由西學專齋首任總理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902年在上海設立。

從1902年至1908年的6年時間內，黃鼎、張在新等10多名中國譯員翻譯和出版了有關高等、中等以及師范學堂的教學用書和外國名著共23種，包括《克洛特天演學》、《最新天文圖志》、《最新地文圖志》、《世界名人傳略》等。

同安現為廈門的一個區。

黃、張二人還翻譯了《邁爾通史》（Myers’ General History），由黃佐廷口譯，張在新筆述。張在新在序言末尾寫道，“英儒李提摩太先生經始山西大學堂，首舉是書。屬黃君與余譯之，將以備我國學校之用”。

這本書在清末民初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西洋史書，原作者為美國人邁爾（P. V. N. Myers），影響了一代人，包括茅盾在內。山西大學堂譯書院1905年出版的中譯本同樣獲得了廣泛好評。當時的大學者夏曾佑曾為此書譯本校閱刪潤。張椿年在《從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義研究》中指出，《邁爾通史》提到了“文藝復興”一詞，“第十四周初，意大利人喜觀臘丁，希臘之文學、技藝，于是兩國之文藝復興”。隨著《邁爾通史》的廣為流行，“文藝復興”一詞也為越來越多的人所采用。

“黃”家與美國的淵源

黃佐廷曾在美國人創辦的上海圣約翰書院就讀，19世紀90年代初赴美留學，1892年開始先在弗吉尼亞的圣公會高中讀書，之后于1894年被弗吉尼亞大學錄取。據其同學及好友埃德蒙?李（Edmund J. Lee）回憶，在弗吉尼亞讀書期間，“老師和同學們都很喜歡他。他在這里打下了扎實的英語功底。他的英語流利、純正，近乎完美，完全不像外國人?！鄙頌槟翈煹陌５旅珊髞硪瞾淼街袊?，在安慶等地傳教。

歐君廷介紹，黃佐廷在弗吉尼亞讀書期間，就是該校圣公會高中俱樂部（Episcopal High School Club at UVA）的活躍成員。“他在弗大的最后一年住在西草坪49號的一個單人間里，那是我校創始人杰斐遜總統于1814年親自為教職工和學生設計的宿舍樓，非常具有歷史意義。至少從上世紀下半葉開始，最后一年住在那里是本科生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之一，由校領導、學生領袖組成專職委員會根據學術成績、校內表現等綜合考量擇優選定入住者?！?/p>

然而，黃家與美國的淵源要從他的父親黃光彩（1827-1886）說起。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美國圣公會派遣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傳教士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來到通商口岸之一的廈門，15歲的黃光彩曾在他家做幫工。值得一提的是，文惠廉畢業于弗吉尼亞神學院（Virginia Theological Seminary），該院附屬的圣公會高中就位于隔壁，這或許就是后來黃光彩安排兒子前往弗吉尼亞讀書的原因之一。

1843年，文惠廉回美國時帶上了黃光彩——這比容閎留美還早5年。黃光彩英語流利，但沒有記錄顯示他曾在美國入學。1844年12月，黃光彩隨文惠廉離開美國，返回中國。

1846年4月12日復活節，19歲的黃光彩接受文惠廉施洗，成為美國圣公會首位華人基督教徒。同年，文惠廉在虹口王家碼頭創辦“大美圣公會學堂”，黃光彩是他的左膀右臂。1851年9月，黃光彩成為圣公會在華首位華人執事（deacon）；1853年，文惠廉在上海虹口建立了美國圣公會救主堂，黃光彩主持這家教堂的中文禮拜達35年之久；1863年他成為第一位與洋人傳教士平起平坐的中國牧師（會吏，priest）。

黃光彩的妻子是美國圣公會創辦的上海第一所寄宿女?！募o女校的第一位受洗基督教徒。他們育有十名子女，但只有五個女兒和一個兒子長大成人。長女黃素娥是上海圣瑪利亞女校（St. Mary’s Hall）首任校長，嫁給了圣約翰大學校長、美國人卜舫濟（Francis Pott）。黃佐廷則是黃光彩最小的兒子。

1897年1月，黃佐廷從美國留學回來后，進入母校圣約翰教書。1900年，他參與創辦了圣約翰大學校友會；同年，他和世交顏惠慶等人共同參與創辦了上海基督教中國青年會。黃佐廷熱愛文字和教育工作，1902年，他用英文撰寫了《中國歷史朝代編年表》一書；1905年他和顏惠慶曾一起編輯《華英字典》，這部字典收入的詞條達四萬余條，內容豐富，具有重要的價值。

“顏惠慶追隨黃佐廷的足跡，先后在弗吉尼亞圣公會高中和弗吉尼亞大學讀書。他是在弗大獲得學位的第一個中國留學生，也是我校第一位獲得文學學士學位的國際學生，”歐君廷說。兩個最早在弗大留學的上海學生，在接受了美式教育熏陶后，回到祖國，為普及國內英語教育、提高國人知識素養，做出了巨大貢獻。

黃佐廷的妻子是中西女塾（McTyeire School）首屆七名畢業生之一的無錫名媛薛葩，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首任會長。他們育有五個女兒和兩個兒子，其中一女不幸早夭。

黃佐廷曾考取進士。1909年，他覓得第一份官職，管理剛通行的寧滬鐵路。1911年，他被委任為留美學生監督，常駐華盛頓。1916年，留美項目開始招收女生，薛葩負責帶首批十名女生出國。同年，因工作表現優異，黃佐廷獲得北洋政府頒發的“嘉禾勛章”。

1919年1月29日晚上，黃佐廷和兩位同事在華盛頓的游美學務處慘遭槍殺，案件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雖然沒有確定真兇，但這樁百年懸案卻意外推動了美國司法制度的進步。

根據1920年3月8日的《申報》記載，黃佐廷的靈柩直到那年2月14日才抵滬，“據聞死者之身、曾用美國新發明之藥水熏染、故時經一年久之、并未腐爛”；3月7日，在滬親友在美國圣公會救主堂為他舉辦了盛大的葬禮，吊唁者達700多人，儀式上“鐘鳴四十五下、以表黃君享年之數”“黃君靈柩、為美國最高等者、價值九百金洋”“ 禮畢、用頭等西式材車、發引至靜安寺路西國墳山安葬、來賓大半親自送往、由約翰大學卜舫濟監督主理”。

黃佐廷為人清廉，身后僅留下一屋，薛葩不得不將原居所賣出套現，購入靜安區赫德路（Hart Road）675號（現常德路），再將該屋按給銀行舉債。這套洋房除一部分家屬自住外，薛葩把大部分房舍用來建立了黃氏女學（Wong’s Academy for Girls），繼續丈夫的遺志，大力推動教育事業。

薛葩還將幾個子女全部送往國外留學。比如，長女黃倩英曾在密歇根大學進修，是該校第七位獲得巴伯獎學金（Barbour Scholarship，用于培養杰出的女性亞裔學生）的學生。三女黃倩儀曾就讀于芝加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四女黃倩鴻曾在波士頓新英格蘭音樂學院深造。長子黃開平畢業于馬薩諸塞州的艾姆赫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政治系，后跟隨顏惠慶進入外交圈，曾出任駐美大使館外交參贊。次子黃宣平曾在美國底特律的通用汽車總部工程科研部工作，后來成為非常成功的商人，并熱心公益和教育事業，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校董會主席。

黃倩儀、黃倩鴻、黃開平從美國留學回國后，都曾在黃氏女學任教。對教育的重視成了黃家人一以貫之的重要傳統。

資料來源：

《福爾摩斯從何來——“探案”黃鼎》，作者：姜寶君，2015年3月31日刊于《北京晚報—北晚新視覺網》

《世界偵探小說漫談》，作者：常大利，知識產權出版社，2014年1月

《近代翻譯偵探小說述略》，作者：郭延禮，《外國文學研究》，1996年第3期

《1949年前美國弗吉尼亞大學中國留學生情況考釋》，作者：林曉雯、裴廣紅，《江蘇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3月刊

《東成西就：七個華人基督教家族與中西交流百年》，作者：羅元旭，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2014年5月

特別鳴謝弗吉尼亞大學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歐君廷（Justin O’Jack）對本文的撰寫給予的幫助！

文字∣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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