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壬辰戰爭》是一部史詩，一部關于朝鮮這個“美麗而悲傷的國度”的史詩。1592 年，剛剛統一日本的豐臣秀吉在野心的驅使下，入侵朝鮮半島。戰爭初期，日軍進展順利，短時間內便連克朝鮮三都——漢城、平壤、開城，兵鋒直指鴨綠江邊。關鍵時刻，明朝萬歷皇帝決定出兵援朝。中朝聯軍在一系列陸戰、海戰中大敗日軍，雙方陷入僵持。經過反復和談與廝殺，日軍最終撤退，中朝聯軍取得最后勝利。壬辰戰爭是一場名副其實的大戰，東亞諸國均卷入其中，動員的兵力和戰爭的慘烈程度遠超同時期歐洲任何一場戰爭。它重塑了17世紀初的亞洲政治格局。

從表面上看，明朝是 16 世紀后期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它領土廣袤， 疆域從東面的太平洋直到西邊的青藏高原邊緣，從南方的緬甸、越南直到遼東和蒙古草原。它要求其他國家向自己稱臣，接受來自遙遠的朝鮮、越南、暹羅、爪哇、蘇門答臘、菲律賓、婆羅洲等國的朝貢。在 16 世紀中葉以前，日本也是它的朝貢國。明朝人口眾多，接近 1.5 億，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它的經濟規模巨大，谷物、棉花、絲綢、瓷器、煙草、紙張、花生、漆器、墨、靛青等物的產量日益增加。它是歷史的發源地，是宗教智慧的源泉，哲學思想和科技創新在這里產生。它是中央之國，是天朝，是世界的中心。

不過，這些只是表象。實際上，到了 16 世紀后期，統治中國兩百余年的明王朝的根基已經開始動搖。

造成如此局面的種種原因，早在開國之初，便由開國皇帝朱元璋親手種下。朱元璋生于 1328 年，出身于社會最底層，當時統治中國的是北方游牧民族蒙古人建立的元朝。隨著元朝漸漸衰落，農民起義漸成氣候，最終形成風暴，把以前的游牧民族趕回草原。相貌丑陋、滿臉麻子的朱元璋，從一個不知名的農民軍領袖一躍成為新王朝的奠基人。經過一個世紀的少數民族統治之后，他于 1368 年創建了一個漢人的帝國，恢復了此前由漢人建立的唐朝（618—907）和宋朝（960—1279）的很多傳統，它們在元朝統治時不受重視。這種復興時代的風貌，體現在新王朝的名稱上——大明。從此以后，朱元璋本人將會被稱為“ 洪武皇帝”（“ 洪武”是他的年號，意思是彰顯武事之威）。

洪武皇帝恢復的傳統之一，是重新以圣人孔子（ 前 551—前 479）的哲學理念作為治理國家的基礎。在孔子去世后的幾個世紀里，他關于德行和人可以通過教育臻于完美的理念，對中國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直到佛教流行，儒學才喪失了在思想領域的主導地位。后來，在 11 世紀，被稱為“ 北宋五子”的學者們（ 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開始重新解釋和復興孔子及其繼承人的古老智慧，使其再次引領時代思潮。他們賦予儒學更加理性的理論基礎，主張君子必須遵守特殊的“ 道”。朱熹成書于 1175 年的《近思錄》，最簡潔明了地闡述了后世所說的“ 理學” 的意涵。按照朱熹的說法，每個人都應該盡其所能，努力接近圣賢的標準。這就意味著，要閱讀儒家經典以培養智識，在日常生活中多思考當前之事（“ 近思”），踐行孝、忠、信、儉和仁。朱熹引用古代經典《中庸》的語句寫道：“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明朝建立后，所有政府官員均出身于能夠負擔得起教育、把他們培養成儒家君子的家庭。想要登第入仕的人不可勝數，因為孔子認為，只有將私下的修身和擔任公職結合起來，一個人才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 如《論語》所說：“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2  由于有意為官的人過多，遠遠超出實際需要，明朝恢復了發明于隋唐、完善于宋代的科舉考試，以挑選出其中文學才能最為出色、儒學知識最為豐富、個人品德最為優秀的人選。那些通過科舉出仕的人，通常對他們應該掌握的知識了如指掌。例如，很多人在數年安靜的學習過程中，牢牢記住了儒家經典和其他文章， 能夠不假思索地大段引用其中的文字。雖然他們基本不具備科學知識、領導能力和組織技巧，但是這些并不重要，因為它們不是科舉考試的科目。科舉的重點在于，考察應試者是不是學識淵博的儒家學者和謙謙君子，這樣的人足以肩負起領導國家的重任。

雖然洪武皇帝覺得理學非常適合幫助新興的明帝國建立秩序，但是他本人對理學不感興趣，也沒有打算努力成為圣人。和大多數王朝的建立者一樣，他獨斷專行、喜怒無常、殘暴無度，多疑猜忌到偏執的地步，隨意處死惹惱自己的官員而不會有一絲內疚。1380 年的胡惟庸案，將其秉性暴露得一覽無余。洪武皇帝懷疑宰相密謀反對自己，將其處死，誅其九族， 甚至連泛泛之交也被牽連其中，最終死者達三萬余人。隨后，他廢除了宰相和整個中書省，斬首官僚體系，政務由自己或交由內廷宦官處理。他批復在自己面前堆積如山的公文的能力，有時令人嘆為觀止。據說他曾經在八日內連續批閱奏折 1600 多件，處理了 3391 項事務。其后的幾位皇帝同樣精力充沛地處理政務，但是位于最高層的障礙依然存在。

除了將全國置于嚴格的中央控制之下，洪武皇帝也厲行節儉。膨脹的政府機構不能再像以前那樣，一邊尸位素餐，一邊從貧苦農民身上壓榨資源。這可能是因為新政府信奉理學，不過洪武皇帝本人的經歷可能同樣重要，他出身農家，曾經忍饑挨餓，甚至幾乎餓死。由此帶來的結果是，明朝政府一直輕徭薄賦，全國都在提倡自給自足。地方團體自行維持治安、收稅，并將賦稅輸往政府指定的目的地。官員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俸祿， 幾近于無，他們同樣要自給自足。駐軍通過屯田供養自己，國家因此得以免去維系常備軍的沉重財政負擔。公共工程所需的人力和工具由地方團體籌集，而非出自公帑。

洪武皇帝的改革和革新，給明王朝帶來了一個令人贊嘆的開局。在隨后幾年里，它的糧食產量增加、貿易繁榮、國庫充盈；淤塞的大運河得到疏浚，航運得以恢復；長城得到修復和強化。長120多米的“ 寶船”駛向已知世界的盡頭，滿載著爪哇、蘇門答臘、錫蘭、印度、阿拉伯半島甚至非洲的貨物歸來。實際上，在 15 世紀早期，中國海軍的實力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

但是隨后一切都改變了。獨斷的洪武皇帝和接下來的幾位繼承者死后， 新儒家官僚體系開始自我強化。后來的皇帝越來越多地將自己鎖在北京的紫禁城內，僅僅扮演著傳統意義上的傀儡首領的角色，永遠忙著參加令人筋疲力竭的宮廷儀式、早朝和經筵。在元代和明初皇帝統治時管制較為寬松的貿易遭到限制，因為儒家學者對逐利行為疑心重重；在理學的世界秩序里，只有農業才是繁榮的真正基礎。寶船的遠航活動被中止，航海記錄被銷毀，制造巨船的技術被故意遺忘。從此以后，造船僅限于制造在近海活動的小型船只，官方批準的國際貿易只能是和朝貢國展開的勘合貿易。

同那些控制著王朝的善于思考的儒學官僚一樣，中國轉向內在，變得日益保守。國家的目標不是發展，而是穩定。

在明朝中期，中國確實享受了長期的穩定，但是沒能一直延續下去。由洪武皇帝創建、經后世官僚們修正的體系，存在著內在缺陷，王朝因此變得越來越難以管理，也越來越容易遭受外部威脅。

首先是錢的問題，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缺錢的問題。在洪武皇帝統治時，他堅持的厲行節儉、輕徭薄賦和自給自足的政策效果顯著，因為他縮減宮廷開支，而且事必躬親、雷厲風行，確保自己新興的帝國可以用最少的費用進行管理。不幸的是，皇帝的節儉觀并不比他本人長壽太多。后來每一位君主的宮廷開支都在逐漸增加，國庫的壓力越來越大。同時，征稅也變得雜亂無章。稅收定額嚴重脫離現實；各地的計量單位不同，造成了無窮無盡的麻煩；絕大多數納稅人都是文盲，不清楚自己應該繳納多少賦稅；其他人只是簡單地拒絕支付，由于缺乏有效的催繳手段，他們的欠稅被一筆勾銷。稅金實際上由政府征收，因此它從未達到洪武皇帝設定的額度，甚至相差甚遠。

洪武皇帝構想的自給自足的政府官僚體系，同樣被證明問題重重。他規定的俸祿過低，官員幾乎無法以此養活自己和家人，更不用說維持政府運行和地方治理了。絕大多數官員沒有別的賺錢途徑，只得依靠從稅收中截取“ 常例”，這種做法進一步蠶食了政府的歲入，而且不可避免地成為弊政。

資金匱乏并不是明朝面對的唯一難題。效率低下、有時還很無能的官員，同樣嚴重困擾著它。能否入仕完全取決于對經典的精通程度，而能否成功升遷則依賴于個人操守，由此選出的官員，自然無法具備今天所說的管理能力和專業技能。16 世紀的中國精英認為，個人操守即管理能力， 德行出眾的人可以做好任何事。這樣的信心常常使有公益心的官員被授予他們完全無法勝任的職責，例如策劃軍事行動，甚至是直接指揮軍隊。人們相信，他們對經典的嫻熟掌握，足以彌補實際經驗不足的弱點。在很多情況下，這會導致管理不善，甚至釀成大禍。對操守的強調，不僅使中國的領導層在面對需要技術或專門知識的情況時一籌莫展，同時也造成內部紛爭，從而使政府效率更加低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根本原因在于沒有衡量“ 操守”的單一標準。例如， 嚴格地說，絕大多數政府官員賴以生存的“ 常例”其實是貪污，但它同時也是體系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官員們幾乎都不希望這個問題被認真調查。極少數官員恪守道德規范，拒絕俸祿之外的任何收入，因此生活于赤貧之中；另一些則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積攢了可觀的財富。大多數人介于二者之間，那么界線應該劃在何處？正如黃仁宇所說：“ 根據品秩，縣令的俸祿不過每月七石五斗米，如果他抽取了十倍的‘ 常例’呢？如果他截取了該地區稅收收入的 5%，或是 10% 呢？這種情況實際上使得操守變得毫無意義。”

這樣的界線當然沒辦法劃，但是明朝官員并沒有因此放棄嘗試。實際上，朝廷專門設有御史臺，唯一的職責是監督從最低的九品小吏到皇帝本人的行為。御史基本都是極端、有時甚至很危險的人。他們官服胸前繡著獬豸，一種傳說中的猛獸，據說能辨別出奸邪之人并將其撕成碎片。這和御史類似，他們能夠發現品行不端的官員，并且能斷送他的仕途。每個明朝官員都要定期受到這些道德警察的嚴格審查（ 京官每三年一次，外官每六年一次），如果被查出有失當行為，哪怕只是細小疏忽，也會立即被貶職或罷免。在明代前期，這些審查尤為苛刻，因為通過科舉獲得入仕資格者的人數超過了退休者，因此必須罷黜大量官員以避免冗員。面對如此大的威脅，文官們自然而然地開始連群結黨。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依附于位高權重的長者，以求其保護，高官們則利用年輕官員抵御或發動政治攻勢。

截至 16 世紀中葉，這個尋求同盟的過程導致了可以明確定義的“ 黨”的出現。想要置身事外的人，只會發現自己孤立無援，會輕而易舉地被某一黨趕出官府，他的職位會被授予該黨成員。于是，選擇陣營便成了權宜之計。政府官員們仍然在道貌岸然地使用著類似“ 操守”和“ 不端”這樣的詞語，對不當行為的道德指控仍在繼續，這個人被指責中飽私囊，那個人被指責沒有恰當地為過世的父母守喪，另一個人與他人之妻私通。但是隱藏在這些言辭背后，是更深層次、更有破壞性的斗爭——權力之爭。

除了財政困難和黨爭，明朝同樣要面對自身軍事實力日漸衰弱這一令人惱火的事實。這個問題的根源同樣可以追溯到王朝建立之初。為了減少國庫支出，踐行自給自足的理念，洪武皇帝在全國各軍事要地設立了衛， 每個衛都被授予土地，軍士屯田自食。每個衛名義上有 5600 人，其下又設 1120 人的所，因此明朝的軍制通常被稱為“ 衛所制”。 在此前元朝統治時，這種自給自足的軍隊的概念（ 和平時耕種，有事時作戰）得到了很好的執行，蒙古人可以自然而然地從牧民搖身一變成為戰士。不過，這對明朝并不適用。衛所成了農業公社，耕種的士兵變成了真正的農民，忘記了軍事紀律，很少操練。不僅如此，衛所也不是真的自給自足，越來越多地依靠政府供養。首先是谷物，因為士兵們種植的糧食不足以滿足自身需求。后來，當谷物匱乏時，軍餉變成了銀子。7 最后，甚至連這些都無法讓士兵填飽肚子。由于腐敗的軍官常常克扣一部分軍餉，士兵很少能足額領到應得的報酬。因此，為了得到在外工作的許可，向軍官行賄漸成常態。不少人離營后，就再也沒有回來。到了 16 世紀中葉，由于這個陋習， 再加上很多軍士死亡或逃逸的情況沒有被記錄在案，因此衛所的開支雖然不斷增加，但是實際兵力卻大幅減少。有人估計，在某些極端的例子里， 有的衛所的兵力只有定額的 2% ～ 3%。

朝廷并沒有關于這些減員的記錄。衛所的都指揮使也沒有提交準確數字的習慣，很多將領甚至不知道自己手下到底有多少士兵。大多數將領都樂于將夸張的數字留在紙面上，因為這可以確保大量錢財源源不斷地輸往衛所，他們自己常常可以留下很大一部分。有明一代，兵部只是將原來名冊上士兵和將領的名字謄錄到新名冊上，然后奏呈皇帝，使其相信自己麾下仍有兩百萬大軍。

不過，即使是最愚鈍的官員也肯定知道，實際兵力要少得多。有充足的二手資料可以證明，明朝的軍力在急速衰弱。例如，在 16 世紀 50 年代， 俺答汗的蒙古騎兵輕而易舉地穿過明朝自以為守備嚴密的北方邊界，大肆劫掠。當他們開始騷擾北京周邊時，兵部甚至難以從附近衛所調集五萬人馬抵御外敵，而理論上這些地區應該駐扎著十萬七千人。到了 16 世紀 70 年代初，在北方邊界屯田的士兵如此之少，以至于有報告稱大片田地已經變為荒漠。但是在朝廷的士兵名冊上，仍然列有數萬人的名字，他們本應在當地屯田。

明軍不僅兵力嚴重不足，素質也大幅下降。軍隊越來越依賴從當地招募來的士兵，無業流民和雇傭兵被強征入伍，以填補衛所的空缺。到了16 世紀中葉，明軍已經成了當時兵部尚書口中“ 沒有紀律的匪幫”。在戰場上，他們常常只有在受到上級軍官的死亡威脅時，才勉強不會潰逃， 有時甚至連這都不夠。這些人令良民膽戰心驚，因其肆意偷盜、搶劫，有時當地人害怕他們更甚于他們被派去鎮壓的“ 敵人”。1562 年，兵部尚書形容他們說：“ 貪如豬，暴如狼。日行盜跖之事，夜則淫辱婦女。若遇不從者，手起刀落，更無二想。民間有諺曰：‘ 寧攔倭寇，不擋大兵。’”撞上日本人，尚有一線生機；觸怒官軍，那就無藥可救了。 另一名官員樂觀地估計 16 世紀 50 年代明軍的兵力在九十萬左右，不過即使是他， 也在小心翼翼地提醒朝廷，其中三分之二不堪大用，只是“ 朝廷的負擔， 制造大量麻煩的禍端。軍餉稍有延遲，他們便開始搶劫，試圖作亂。他們甚至膽大妄為到殺害官員，劫掠、焚燒平民房屋……現在，政府歲入中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來供養這些士兵，他們不僅無用，還給我國平添了無窮無盡的煩惱”。

1592 年 3 月，軍紀敗壞到了極點。當時，西北前線的一支軍隊因為糧餉延誤發生嘩變。他們殺掉當地巡撫，逼迫總兵官自殺，推舉自己人為首領。虛弱的明朝廷耗時七個月才最終撲滅叛軍，后來他們將其粉飾為與蒙古反叛者之間的戰役，而不是自己軍隊的兵變。

明軍士兵已經問題重重，他們的軍官更是劣跡斑斑。在信奉理學的明代，武人地位低下，常常是子承父業。文官只將武將看作技術人員，對待他們的方式也是如此。即使是級別最高、經驗最豐富的將領，在更為宏觀的軍事戰略上也沒有發言權；他們在戰場上的每一個決定，都必定會被身在北京的官員反復檢視和盤問，而后者基本上從未拿過劍、目睹過戰爭， 或是在帳篷里度過一晚。這是明朝最令人不解的一個地方，他們認為從儒家經典中汲取的智慧遠勝于實際經驗。受到如此待遇的將軍們，會以同樣的傾向看待自己的軍事技能。世襲官位成了家族閑職，被當成一筆可以獲取財富的生意。還有一些人出錢購買官位，通過虛報衛所兵額騙取米谷、銀子，克扣士兵軍餉，以此發家致富。很多軍官是文盲或半文盲，對軍事戰略和統軍作戰知之甚少，也幾乎沒有下任何氣力學習。他們對麾下軍士的操練和紀律不管不問，只是把士兵當作任由自己差使的勞力或仆人，而士兵只要賄賂上司，便可以完全脫離軍隊生活。在和敵人作戰時，他們首先考慮的不是如何取勝，而是如何偽造勝利的表象，以攫取聲望、獎勵和升遷的機會。

以首級記功的慣例，使明軍士兵和軍官的惡行墮落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在明代，在戰場上獲取的敵人首級的數量，不僅是衡量戰斗表現的指標，也是論功行賞的依據。這種做法導致了可怕的弊端。在很多抵御邊界侵襲和平定內部叛亂的戰斗中（16 世紀時外侵和叛亂變得司空見慣），士兵們殺良冒功，其中甚至包括女性，為了掩飾真實性別，他們會用濕草鞋拍打割下來的首級。在和寬臉小嘴的女真人作戰時，士兵們會砍下漢族平民的頭，然后把它們蒸成恰當的大小。指揮官為了諱敗為勝，還可能會砍下本方陣亡者的頭顱。按照規定，斬獲一百六十顆首級為一等功，因此如果斬獲數量與此相差不多，軍官就會殺平民來冒充敵人首級。與此同時， 叛軍以此作為自己的優勢。在戰場上，他們驅趕著當地村民走在自己前面，知道這會吸引明軍的注意力，使自己的陣形不被破壞。于是，捷報一個接著一個傳到北京，而內部叛亂和邊界入侵卻遲遲無法平定。

明朝軍力的衰弱，因為海盜問題而引起廣泛關注。16 世紀 40 年代以后的二十年間，海盜不斷滋擾著富庶的東南沿海地區，攪得各地雞犬不寧。從 14 世紀開始，海盜時斷時續地騷擾著朝鮮和中國，兩國把他們當作日本人，因此稱其為“ 倭寇”。不過，16 世紀為禍甚烈的海盜實際上以中國人為主，再加上一些日本人和混入其中的少數葡萄牙冒險家，以日本的九州島為據點。這些人之所以淪為匪徒，與明朝一改此前較為寬松的管制，不準同外國人貿易有關。海禁政策導致走私泛濫。最初從事走私的是一些平時基本遵紀守法的普通百姓，但是隨著政府的禁令越來越嚴，他們也變得愈發膽大妄為，開始拉幫結伙，拿起武器。這些在官府眼中一無所有的不逞之徒，開始專門從事不法之事，襲擊、搶劫沿海城鎮，拿走自己看上的東西。倭寇發現，不管是衛所駐軍還是帝國水師，都無法保護據說固若金湯的中國沿海地區，他們開始肆無忌憚地組團行動， 有時侵襲規模大到與外敵入侵無異。不過，海盜的囂張在小規模襲擊中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1555 年夏發生了一起非同尋常的事件。一小隊倭寇乘著一艘或兩艘船來到中國東南部海岸，在這里登陸，然后不斷向內陸侵襲，一路劫掠到舊都南京，沒有遇到任何抵抗。根據兵部名冊，這附近應該有十二萬駐軍。《明史》總結道：“ 是役也，賊不過六七十人，而經行數千里，殺戮戰傷者幾四千人，歷八十余日始滅。”

最初，明朝政府想用軍事手段“ 剿”滅倭寇，而不是處理北方邊界的外部威脅時常用的“ 撫”，即以前對待俺答汗的那種方式。畢竟，倭寇騷擾的是明朝的腹心之地，與脆弱的北方邊界截然不同，那里的潛在敵人必須得到謹慎處置，倭寇則不同，他們不需要被安撫，而是要被掃除。受害最嚴重地方的軍事和行政長官，因玩忽職守被下獄問斬。低效的地方政府被重新整頓，名存實亡的衛所得以重生。最終，倭寇幾度遭受重創。不過，倭寇問題并沒有因此得到徹底解決，那要等到稍后的16 世紀60 年代， 朝廷放松了對海外貿易的嚴格限制，而海禁政策正是當初導致倭寇之禍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這個方法很奏效。到了 16 世紀 60 年代末，倭寇在絕大多數地區都已經絕跡。但是這也暴露了明朝的虛弱，朝廷發現僅僅依靠軍事手段無法解決倭寇問題，于是不得不以撫代剿。

這就是 16 世紀后期的明朝。它龐大、富裕，令人驚嘆，是眾多偏遠國度名義上的宗主國。不過，它雖然看上去無所不能，實際上已經孱弱不堪，政治、經濟和軍事弊端導致國內危機四起，片刻不得安寧。對于朝廷中的官員來說，治理國家意味著使國家保持運轉，維護領土完整，他們常常是剛解決完一個地區的問題，就不得不趕到另外一地，處理同時發生的另一個難題。從 16 世紀 70 年代到 17 世紀第一個十年，危機幾乎成了家常便飯，即使倭寇不再為禍東南，也還有蒙古人騷擾北方、遼東軍士嘩變、緬甸邊界沖突和西部的饑荒。 面對接踵而至的威脅，明朝政府變得像是馬戲團里用棍子轉盤子的雜技演員，要做的只是確保所有搖搖欲墜的道具不要掉到地上。

 摘自《壬辰戰爭》，著者：[加] 塞繆爾·霍利，譯者：方宇，后浪出版公司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