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敦康先生，湖北漢陽人，出生于1930年5月，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畢業，1978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歷任第八屆和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于2019年7月14日早晨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九十歲。

余敦康先生長期從事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研究，對儒、釋、道三家均卓有建樹，視角獨特，思想深刻，特別是在儒學、玄學、易學三個領域，用功最深，建樹最多，成果斐然。代表作有《何晏王弼玄學新探》、《內圣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代闡釋》、《魏晉玄學史》、《中國哲學發展史》（合著）、《中國哲學論集》、《夏商周三代宗教》、《春秋思想史論》、《易學今昔》、《漢宋易學解讀》、《周易現代解讀》、《哲學導論講記》、《中國哲學的起源與目標》等。余先生是當今中國哲學研究中最具思想創造力的學者之一，他的易學研究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國內外學者所推重。

關于儒家，余先生在《論儒家倫理思想——兼論其與宗教、文化的關系》一文中指出：“儒家作為一個學派區別于其他學派的基本特征，不在于哲學理論和政治主張，而在于倫理思想……在歷史上呈現為一種辯證的運動過程，它的內部的邏輯結構是動態的而不是靜態的”。關于玄學，他認為，玄學的本質是玄學家在極為嚴峻凄慘的社會環境下，重新探求天人之際以便解決個體安身立命之道的精神探險。他結合自身人生體驗，從得意忘言的角度重新探索魏晉玄學的本質，在此領域開出一片嶄新天地。他的易學則從文化精神演變的高度，從價值與真實的歷史連接上，重構了易學思想系統而卓然成家。他還深入探索中國古代宗教，以便為中國哲學尋找早期源頭。他提出詮釋學是中國哲學唯一進路的思想，會通中西，跨越古今，在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他關注中國文化精神的闡發，孜孜探求中華文化的現代轉型問題，為后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余先生多年來傳道授業，以身垂范，有許多優秀的學生弟子，在相關領域起著重要的作用，有的學生已是專業領域中的翹楚，以下邀請了余先生的幾位學生，從不同角度敘述先生的思想風貌，以表達對這位哲人、思想家的景仰與哀思。

我是上世紀80年代初讀大學的。“五四”后的新文學創作曾對我的精神啟蒙發揮過重要影響。當時系里老師的專業，多以古典見長，但在整個大學和研究生階段，古典學問都沒有能夠真正觸動我的興奮點。1990年代初，受余敦康先生《儒家倫理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文化：中國與世界》第3輯；三聯書店1988年）等論著影響，開始關注儒家學說，并漸漸產生親和感。后來做博士學位論文，就順理成章地選了這方面的課題。現在余先生遽歸道山，全面總結他的思想成就超出我的學力范圍，這里謹就他在儒學傳統闡釋方面作出的個人貢獻談談點滴體會。

就話語形式看，余先生上世紀80年代的儒學研究，借重的主要還是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和方法，但現在回過頭去看，他的儒學闡釋實際上包含著某種比較文化的視野。立足這樣的視野，余先生認為，維護父權的倫理觀念具有世界范圍的普遍性，但只有在中國，它才獲得了充分發展，并貫穿在歷史不同階段。背后原因，主要不在于儒家學派的倡導或王權政治的利用，而和中國從野蠻向文明過渡的特殊路徑有關。從梭倫變法起，氏族血緣對古希臘社會個體成員的支配關系就開始被沖破，由此形成以地緣性團體為支撐的國家，居民身份依據掌握財產和權力的多少加以區別。與此不同，中國早期國家是利用原有氏族組織進行建構，統治集團固然依照血緣分配財產和權力，被統治集團同樣保留聚族而居的形式，因此，宗法關系不但沒有因為國家出現而崩潰，反而通過和政權機關的融合而強化了，并最終演化成為政治、經濟等所有其他各種社會關系的基礎。這就給以父權制為核心的宗法倫理思想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支撐。儒家能從與道墨名法等諸家的競爭關系中最終脫穎而出，就是因為其主張更切實地反映了中國社會的這種宗法特性。

這套話語方式對我有親和力，是因為它激活了我個人早年生活的某些記憶。我出身皖北農家，皖北平原上的村落，命名方式主要有兩類，一是以村落主體家族姓氏為名，二是以村落主體家族姓氏結合特定標志物為名，當然也有個別村落名就是單純地理方位或特定標志物。這種命名方式讓外來者很容易注意到村莊和家族之間的對應關系，村莊不僅是地緣性聚集，還是宗法組織。國內外都有學者主張，統一的中央王權與“封建”不可能并存，但就我的感受而言，這種判斷聯系著的更多是廟堂或城市的視野，如果有意識地將觀照角度轉向鄉村，感受可能就會有所不同。五帝公天下，三代家天下，但三代時期“王”對整個“天下”的領有權，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經周秦之變，基本政治制度層面郡縣代封建，但就全社會范圍看又確實仍保持著相當的“封建性”。所謂“皇權不下縣”意味著，廣大鄉村地區基本處于自治狀態，自治的主要依托就是宗法家族。對應于國家政權層面上帝王的“家天下”，還有眾多社會細胞層面上的“家天下”，百姓乃至萬姓的“家天下”。

現代以來的儒學研究，主要依托“中國哲學”這個學科體制展開。受“哲學”概念的西方背景引導，儒學研究者普遍偏向對古典思想資源中所謂“哲學性”的開發，有意無意地要將儒學定位為理論化的概念范疇體系，從胡適，到余先生的老師輩如馮友蘭、張岱年等，都能很容易地看出這種偏向。相形之下，余先生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則發生了某種變化。所謂比較文化視野意味著，不僅借重比較的方法，而且引進融入了某種文化研究的觀念。由此出發，就會很自然地強調，儒學不是玄遠自足的理論范疇體系，儒學的屬性與功能，只有在與日常現實進程的互動性關聯中，才有可能得到真正切實的透視與把握。由此出發，后來在《內圣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代闡釋》（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等著作中，他才有可能發展出某種更具體系性的、以即“用”以釋“體”為突出特色的哲學史闡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