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敦康先生，湖北漢陽人，出生于1930年5月，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畢業(yè)，1978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歷任第八屆和第九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于2019年7月14日早晨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九十歲。

余敦康先生長期從事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研究，對儒、釋、道三家均卓有建樹，視角獨特，思想深刻，特別是在儒學、玄學、易學三個領域，用功最深，建樹最多，成果斐然。代表作有《何晏王弼玄學新探》、《內圣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xiàn)代闡釋》、《魏晉玄學史》、《中國哲學發(fā)展史》（合著）、《中國哲學論集》、《夏商周三代宗教》、《春秋思想史論》、《易學今昔》、《漢宋易學解讀》、《周易現(xiàn)代解讀》、《哲學導論講記》、《中國哲學的起源與目標》等。余先生是當今中國哲學研究中最具思想創(chuàng)造力的學者之一，他的易學研究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國內外學者所推重。

關于儒家，余先生在《論儒家倫理思想——兼論其與宗教、文化的關系》一文中指出：“儒家作為一個學派區(qū)別于其他學派的基本特征，不在于哲學理論和政治主張，而在于倫理思想……在歷史上呈現(xiàn)為一種辯證的運動過程，它的內部的邏輯結構是動態(tài)的而不是靜態(tài)的”。關于玄學，他認為，玄學的本質是玄學家在極為嚴峻凄慘的社會環(huán)境下，重新探求天人之際以便解決個體安身立命之道的精神探險。他結合自身人生體驗，從得意忘言的角度重新探索魏晉玄學的本質，在此領域開出一片嶄新天地。他的易學則從文化精神演變的高度，從價值與真實的歷史連接上，重構了易學思想系統(tǒng)而卓然成家。他還深入探索中國古代宗教，以便為中國哲學尋找早期源頭。他提出詮釋學是中國哲學唯一進路的思想，會通中西，跨越古今，在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他關注中國文化精神的闡發(fā)，孜孜探求中華文化的現(xiàn)代轉型問題，為后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余先生多年來傳道授業(yè)，以身垂范，有許多優(yōu)秀的學生弟子，在相關領域起著重要的作用，有的學生已是專業(yè)領域中的翹楚，以下邀請了余先生的幾位學生，從不同角度敘述先生的思想風貌，以表達對這位哲人、思想家的景仰與哀思。

我是余敦康先生眾多學生弟子中最晚入師門的一個，是名副其實的后進。當時先生已七十多歲，卻也正是精力尚健、學問氣象日臻淳和的時期，先生的“易學三書”均在這段時期寫成出版，那是先生學問積淀幾十年后“極高明而道中庸”之作。先生一生鉆研學問，歷經坎坷仍矢志不渝，先生的品格氣象、胸襟格局、思想的高度和深度以及淑世的憂思與情懷令我感到由衷地敬佩和景仰，常有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的感嘆。回顧追隨先生研讀《周易》的十幾年，深受先生的關心提攜和諄諄教益，自身所接受到的不僅僅是思想和學問的滋養(yǎng)，更是人格氣度、視野眼光的開拓，以及處事為人、安身立命的智慧與把握。先生于我，是恩師，亦是慈父，能親炙先生的教誨，乃人生之至幸。

2017年9月，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編纂出版了《中華傳統(tǒng)文化百部經典》第一批十部經典解讀著作，第一部就是《周易》，以余先生《周易現(xiàn)代解讀》為底本進行編撰和修訂，我有幸承擔了具體的整理和撰寫工作，得以更深入和較全面地了解余先生的易學思想。

余先生早在1997年1月就出版了《內圣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xiàn)代闡釋》一書，那是余先生關于易學史通論研究的一個部分。從書中可以看出，當時他已經在有意識地苦思尋找一條貫通之路，他所希望找到的貫通之路不僅僅是從易學史學術層面上的，而更應是貫穿于整個中國文明史的兼容體用、貫通古今的精神文化之路。余先生要從哲學的高度進行論證，使中國文化中最崇高的概念與最基本的原動力得以呈現(xiàn)，使那條隱藏在時間洪流中、時代更替和紛紜世事之下的根本脈絡得以清晰。這種貫通，既有本體論的意義，也有價值論的意義，更有對未來進行方向指導的開創(chuàng)性意義。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以這條路為主干，中國文化形成了一個體大思精的體系，每個個體都置身于這套文化體系之中，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歷代思想家、學者們在這套體系中，既有理性的超拔與追求，又有情感的溫潤與滿足，既受它的約束，又借助它的力量，生生不已，不斷開拓向前。余先生感受到了它的存在，他要把它清晰地勾勒描述出來，以實現(xiàn)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的結合，找到中國哲學的目標與方向，從而解決時代的課題。他將理性的思索和熱誠的情感投入到尋找貫通之路的研究之中。由于有這樣一個宏觀的架構和明確的主體意識，余先生的研究，既有著高屋建瓴的格局和視野，同時也注入了非常深切的生命意識和時代感，正如中國社科院趙法生研究員所言：“余先生的研究，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以鮮明的時代意識切入中國文明史的深層河床，在古今之變的視野中體察中華文明精神的根本所在及其現(xiàn)代方向，使得其學問在當代學壇上卓然成家。”（趙法生《以時代意識切入中國文明史》）

2016年6月，余先生的自選集《中國哲學的起源與目標》出版，與《內圣外王的貫通》出版相隔已有二十年。我參與協(xié)助余先生做了一些具體而微的工作，因而略知先生哲思屬意之所在，篇目是余先生親自選定，他從這些年來多部著作中選出了六篇文章，上編講起源，下編是展望。在上編中，從夏商周三代宗教說起，闡述中國哲學思想發(fā)生的源頭，接著論述了先秦諸子哲學對宗教傳統(tǒng)的繼承與轉化，然后論儒家的倫理兼論其與宗教、文化的關系，分別從宗教、哲學、倫理三個層面論述了中國哲學的起源及特征。在下編中，余先生選取了張載和程頤的易學思想為代表，論述張載天人之學的終極關懷和程伊川的外王理想與政治運作，將兩者的思想相互參照，各有側重地闡述傳統(tǒng)中的內圣、外王之學，而自選集的最后一篇文章則是回到軸心時期，找到起源處的一體貫通之點，并通過對金岳霖、馮友蘭、熊十力三先生的關于易道探索的分析與提煉，余先生提出了對中國文化未來的展望。余先生指出，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是一個連續(xù)與中斷的統(tǒng)一，大批現(xiàn)代哲學家，融貫中西，通釋古今，上下求索，為了建立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聯(lián)結點，延續(xù)中國文化的慧命，作了艱苦卓絕的努力，他們懷著現(xiàn)代人的焦慮而復歸于傳統(tǒng)，根據(jù)《周易》中“太極”、“太和”概念，闡發(fā)了其中所蘊含的中國哲學的精神以及中華民族的文化價值理想，為陷入困境的中國文化重新點燃了精神的火焰。余先生指出，這種哲學追求的理想目標，就是凝結著真善美的太極，是貫穿著和諧統(tǒng)一的太和。太極和太和是中國哲學的永恒價值和全人類的普遍意義。雖然在現(xiàn)實中，會有許多諸如“理有固然，勢無必至”的困惑，當前面臨現(xiàn)代性的中國文化仍在努力走出困境，但只要精神的火炬重新點燃，和諧的理想被重新發(fā)現(xiàn)，只要抱著強烈的憂患意識去探尋，就可以找到并達到理勢合一、真際與實際交相輝映的太和境界。余先生充滿希冀與熱情的論述，飽含著他對中國文化復興的熱切期望，飽含著一位哲人對這塊悠久深厚的文化土壤的反思與熱愛。他以冷靜的哲思和生命的熱度貫通了這條從起源到目標的中國哲學之路，先生的憂思和追尋以及途中的困惑可以稍解了。

先生已逝，在倉促之間寫就的這篇小文不足以描述一位偉大思想家、哲學家的思想和氣象之萬一，僅作為一名弟子寄托景仰與懷念的一種表達。吾師精神不朽，思想永生！

《魏晉玄學史》

《哲學導論講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