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敦康先生，湖北漢陽人，出生于1930年5月，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畢業，1978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歷任第八屆和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于2019年7月14日早晨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九十歲。

余敦康先生長期從事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研究，對儒、釋、道三家均卓有建樹，視角獨特，思想深刻，特別是在儒學、玄學、易學三個領域，用功最深，建樹最多，成果斐然。代表作有《何晏王弼玄學新探》、《內圣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代闡釋》、《魏晉玄學史》、《中國哲學發展史》（合著）、《中國哲學論集》、《夏商周三代宗教》、《春秋思想史論》、《易學今昔》、《漢宋易學解讀》、《周易現代解讀》、《哲學導論講記》、《中國哲學的起源與目標》等。余先生是當今中國哲學研究中最具思想創造力的學者之一，他的易學研究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國內外學者所推重。

關于儒家，余先生在《論儒家倫理思想——兼論其與宗教、文化的關系》一文中指出：“儒家作為一個學派區別于其他學派的基本特征，不在于哲學理論和政治主張，而在于倫理思想……在歷史上呈現為一種辯證的運動過程，它的內部的邏輯結構是動態的而不是靜態的”。關于玄學，他認為，玄學的本質是玄學家在極為嚴峻凄慘的社會環境下，重新探求天人之際以便解決個體安身立命之道的精神探險。他結合自身人生體驗，從得意忘言的角度重新探索魏晉玄學的本質，在此領域開出一片嶄新天地。他的易學則從文化精神演變的高度，從價值與真實的歷史連接上，重構了易學思想系統而卓然成家。他還深入探索中國古代宗教，以便為中國哲學尋找早期源頭。他提出詮釋學是中國哲學唯一進路的思想，會通中西，跨越古今，在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他關注中國文化精神的闡發，孜孜探求中華文化的現代轉型問題，為后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余先生多年來傳道授業，以身垂范，有許多優秀的學生弟子，在相關領域起著重要的作用，有的學生已是專業領域中的翹楚，以下邀請了余先生的幾位學生，從不同角度敘述先生的思想風貌，以表達對這位哲人、思想家的景仰與哀思。

余敦康先生一生學問，一以貫之者為何？蓋在于“內圣外王之道”，即政治與教化之兩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何晏王弼玄學新探》（后擴充為《魏晉玄學史》）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內圣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代闡釋》，再到晚年的《周易現代解讀》以及長文《三代宗教》，無不貫穿始終。

二三十年前宋明理學的研究受港臺新儒家影響頗深，單純強調道德理想主義，而余先生《內圣外王的貫通》一書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提出理學“內圣”的心性之學之精微是要通向“外王”經世之廣大。學界普遍接受這點，還要等到海外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出版引發的一場學術爭論之后，余先生可謂孤明先發。儒者在朝美政、在野美俗，政治是儒者的核心關懷，因為政治是處理群的關系，孔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人脫離了政治就是非人。

中國傳統政治的擔當者在于儒家士大夫階層，余先生對此有深刻的體會。他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不是單純抽象的概念范疇研究，而是以士大夫研究為依托，把握士大夫的價值追求在于由心性而通向政治、由哲學而通向政治，即內圣外王之道。所以余先生在哲學義理之辨析上極盡精微，但必又最終落實于經世之社會政治的現實關懷，這從魏晉玄學到宋明理學、宋代易學都是一脈相承的。

中國傳統士大夫身處政治，永遠面臨著進退出處的困境，這就有對于作為士大夫精神結構中的儒、道兩家的選擇問題。如蘇東坡、王安石等被貶時對佛、老發生興趣，道家與儒家成為互補。余先生獨到地把握玄學的“有無之辨“背后，深層次的是儒家的“名教”與道家的“自然”二者之間的互動問題，他說儒家的“內圣外王”的說法本身就出自《莊子》。

余先生更是將儒、道以及法家放在禮樂文明的總體脈絡來討論，三家的差別與張力就是面對春秋戰國的古今之爭，對于周代禮樂文明究竟是取破壞、復古還是繼承、損益的態度。由此他對于侯外廬的中國古史研究給予高度評價。余先生在給我們上課時，一再耳提面命的就是把握禮樂文明的張力，即仁與義、親親與尊尊的張力關系。

禮之“尊尊”原則落實為儒家士大夫政治，“親親”則是社會秩序的安排，記得余先生上課時跟我們講的最多的一句話是：禮教、文化是什么，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社會自組織安排，余先生因此高度評價陳寅恪對于《桃花源記》的研究正是揭示出禮樂文明的社會自組織性的面向。余先生治中國哲學史，卻能欣賞史家陳寅恪、侯外廬，也時時跟我們提及考古學家張光直關于中國是世界史唯一的連續未斷裂的原生道路文明的洞見。余先生關注雅斯貝爾斯關于軸心文明的說法，這也就有他晚年《三代宗教》之長文，其問題意識是返本開新。猶記在香港科技大學與陳來老師聊天時，他評價老余這篇文章是一氣呵成。

對于禮樂文明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強調與體認，離不開他當年被打成右派后下放農村而與農民深入接觸的生命體驗，這猶如王陽明被貶龍場，陽明沒有被貶，也就沒有后世悟道之陽明。右派的經歷，表明作為知識分子的余先生如何能忘情于政治呢？這恰恰是其根本問題意識所在，余先生選擇學術為志業來更深、更久遠地提升我們現代文明的政教。永遠記得二十多年前在余先生家里跟著他細讀小程子《伊川易傳》、朱子《易學啟蒙》以及《禮記》之情形?！睘橥ダ^絕學“，余先生之經學，尤其是易學、禮學有以當之。余先生領著我們一卦卦、一爻爻讀，讓我們把自己擺放進不同的政治情境中如何自處，這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參與，但余先生還是學者本色。

余先生有時會感嘆自己因為人生前半段時間的耽誤而影響自己學問沒有大成，但得乎、失乎？在中國這片廣大的土地上經受磨難，從而深刻思考、徹悟，對自己的文明有更深的自信，”力行而后知之真“，這不正是一種更大的學問嗎？余先生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能完全聽懂大家跟他說的話，卻不能表達。這對于余先生這樣一位特別愛表達的智者，想說而不能說，我不知道是怎樣的感受，但我相信他是通脫的，因為他每每會報之以微笑。

涕淚悲泣而撰一聯：“出入玄易，醉嘯拍案，自然形放，人見其道俠風骨；浸潤詩禮，敦篤精思，自律深藏，我識您儒者衷腸?！?/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