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共和國早期的施政綱領被稱為“凱末爾主義”，形成于土耳其民族獨立戰爭、制度變革、共和國政權建設的過程中，1931年在共和人民黨的代表大會上被概括成為黨綱，以共和人民黨的黨徽的六個箭頭表示，分別代表共和主義、民族主義、平民主義、革新主義、世俗主義、國家主義“六個原則”。“凱末爾主義”第一次出現在土耳其官方文件中是1935年，有時也稱“阿塔圖爾克主義”。凱末爾主義寄托著土耳其共和國締造者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對土耳其未來的期望和藍圖，對建國后的土耳其道路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作為土耳其重要的意識形態之一，凱末爾主義在國內經歷了階段性的發展與流變，并且與當下土耳其政治困境與現代化難題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蘇聯作為20世紀土耳其重要的鄰國，與土耳其關系密切，研究蘇聯對凱末爾主義的研究至關重要。瓦拉姆·泰爾-馬特沃森（Vahram Ter-Matevosyan）最近的著作《土耳其、凱末爾主義和蘇聯：現代化、意識形態和解釋問題》（Turkey, Kemalism and the Soviet Union——Problems of Modernization, Ideology and Interpretation）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學術界對凱末爾主義跨國史研究的不足，基于十年研究的成果，作者打破了以往西化范式對凱末爾主義的解讀，從新的歷史視角——蘇聯來觀察凱末爾主義，并在多個國家和研究機構完成了此項研究，體現了凱末爾主義的流變和國際關系和國際格局背景的復雜，豐富了凱末爾主義跨國史研究，這是本書的一大亮點。作者瓦拉姆是亞美尼亞美國大學政治科學與國際事務學院的副教授和主席，同時是亞美尼亞國家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土耳其研究系的高級研究員（前任主席），他善于將不同國家、地區的史實聯系起來，進行比較研究，并從整體上進行系統的論述，他認為對凱末爾主義的研究中蘇聯是一個重要的方面，應當以此為視角進行研究展開論述，豐富當前學術界跨國史研究，同時對我們全面、系統性理解凱末爾主義和當代土耳其的一些重大問題都大有裨益。

雖然瓦拉姆是一位青年學者，但是這部著作體現出來的學術功底、獨特視角與思考也得到了相關領域專家的高度評價，正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近東研究教授?ükrü Hanio?lu所說：“這是一部具有深度、敘事技巧和實質重要性的作品。在可預見的未來，它仍將是關于這一主題的代表著作。”

一、“凱末爾主義”的階段性特征

《土耳其、凱末爾主義和蘇聯》（共八章，兩百多頁篇幅）內容豐富，觀點獨到。涵蓋了從20世紀20年代到70年代的歷史時期中凱末爾主義自身的流變和內在動力以及凱末爾主義研究文獻中的研究視角和問題，通過考察蘇聯觀察家們如何看待和解釋凱末爾主義的轉變，特別是在土耳其作為意識形態的凱末爾主義，在共和國歷史的大背景下，對它的“起起落落”進行分析，從而可以合理地將現代土耳其的諸多挑戰歸因于對凱末爾主義的解釋和應用。（瓦拉姆·泰爾-馬特沃森：《土耳其、凱末爾主義和蘇聯》（Vahram Ter-Matevosyan, Turkey, Kemalism and the Soviet Union, 麥克米倫出版社2019年版，第2頁。）瓦拉姆采用定性分析和文獻研究方法詳細論述了凱末爾主義歷史研究中的一些觀點和視角，認為要了解土耳其歷史和政治，必須理解凱末爾主義的形成過程與階段性發展。

凱末爾主義經歷了各種形式和內容的變革，隨后，每個時期(以國內和全球的激進變革和挑戰、軍事干預、政權更迭等為標志)都在凱末爾主義的形態和本質上留下了烙印，反之亦然。（九頁）按照我的理解，凱末爾主義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形成階段

據有關學者所言，凱末爾主義最初是西方開始使用，用以描述任何和凱末爾相關的事物，但凱末爾本身是反感這個詞的。1923年凱末爾為了議會選舉提出九項原則，土耳其人民共和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修訂了九項原則，黨的綱領第二部分“人民共和黨的主要特點”中的第一篇文章提出了六項原則，并對每項原則作了簡要說明。1919年后，凱末爾在演講和采訪中頻繁使用這些術語，在1931年演講中指出這六項原則將成為未來共和國的基礎和發展藍圖，所以人民共和黨也將這“六矢”作為黨徽，每一個箭頭標志著凱末爾主義的一項原則。1934年，土耳其大國民議會授予凱末爾“阿塔圖爾克”的稱號，1935年第四次土耳其人民共和黨大會宣布黨所追求的一切基本原理都構成凱末爾主義主要原則。事實上，凱末爾主義并不限于這六項原則，瓦拉姆認為將六項原則納入憲法是一個消極的轉折點，因為它使凱末爾主義的概念發展停滯了一二十年。

2.“大眾化”階段

奧斯曼帝國晚期盛行的奧斯曼主義、隨后的泛伊斯蘭主義、土耳其主義為凱末爾主義發展也提供了基礎。但是廣泛的土耳其民眾卻對政治表現出漠視，這些意識形態主要存在于上層知識分子當中。瓦拉姆認為凱末爾主義的發展離不開三個關鍵人物，G?kalp，A?ao?lu和 Cevdet。在這個階段，他們將某些西方思想融入了凱末爾主義當中，國內也開始了凱末爾主義的宣傳運動，相關的一系列機構得以成立，如民族學校，語言學院以及人民之家等。1933年，土耳其共和人民黨為慶祝其成立十年發起了關于凱末爾改革與成就的宣傳運動，如土耳其壁爐和人民之家先后表達了一些知識分子民族觀念，在加強人民歸屬感上發揮了重要影響，人民之家使凱末爾主義能夠深入民眾，至1950年，土耳其已經將近有500個人民之家。（77頁）土耳其政府在此階段努力采取各種措施希望將凱末爾主義的各項原則擴展至普通百姓的生活當中，并保護這些原則不受破壞，凱末爾主義逐漸走向“大眾化”，普通百姓對凱末爾主義了解的也更加深入。

凱末爾

3. 受到挑戰的階段

凱末爾死后，In?nü成為共和國第二任總統，凱末爾雖死，但是凱末爾主義并未消失，In?nü在任期間繼續推行凱末爾主義，在1939年的第五次國民會議上提出了凱末爾主義道路，后來由于反對黨出現和奧斯曼主義的再次興起，凱末爾主義開始受到了挑戰，1950年人民共和黨選舉的失敗，民主黨的勝利對凱末爾主義的實踐意義和未來有著深遠影響。隨著民主黨上臺，宗教力量的回升，正如劉易斯所說：“宗教工作人員自信的增強，清真寺出勤人數的增加，宗教書籍和小冊子以及阿拉伯文本的激增是不可否認的結果，凱末爾主義者激進的世俗化政策對生活在農村地區廣大社會階層的影響微乎其微。”兩黨在競爭過程中對凱末爾主義都作出了不同的修訂，1961年在議會上通過新憲法時，凱末爾主義的基本原則并沒有在綱領中明確提到凱末爾主義，但其實為凱末爾主義提供了更大的理解空間。在軍事政變發生后，凱末爾主義又開始復興，1971年創立了關于阿塔圖爾克原則的委員會，目的是宣傳阿塔圖爾克的形象和阿塔圖爾克主義，70年代是土耳其歷史上最復雜最困難最暴力和最分化的時刻，左派運動發展和軍事政變的發生一定程度上對凱末爾主義來說也是一個修訂和“再包裝”的過程。80年代軍事政變后雖然力圖恢復凱末爾主義，但是受到了政治、經濟、宗教等方面的挑戰，凱末爾主義顯得不合時宜。

在這幾章里，作者詳細的闡述讓我們既能看到精英分子為推廣凱末爾主義所做的努力，又同時了解到凱末爾主義本身話語的進一步轉型與重新塑造，不同時代凱末爾主義思想體系的鮮明特征對我們理解凱末爾主義的產生與演變以及當代土耳其現代化過程中的重大問題無疑具有重大意義。

二、凱末爾主義研究的多元化

學術界關于凱末爾主義的定義是非常豐富的，從多樣化的解釋、視角和方法展開，從名稱上就可以看出對凱末爾主義理解的多元化。如阿塔圖爾克主義、伊諾努主義、左派凱末爾主義、右派凱末爾主義、新凱末爾主義和后凱末爾主義等。（149頁）不過主要還是圍繞它的核心原則、意識形態與實踐中的適用性。傳統意義上它被理解為六矢，即六項原則，這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瓦拉姆在第六章集中論述對凱末爾主義理解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和歷史視角。斯坦福·肖和埃澤爾·庫拉爾·肖將凱末爾主義定義為：“自民族主義運動早期到1938年凱末爾去世的過程中在數百次演講、節目和法律中得到發展的基本思想和政策。”羅伯特·曼特蘭(RobertManTran)區分了幾個要素來描述凱末爾主義：保衛土耳其領土，更廣泛地說，“突厥主義”、世俗主義、通過土耳其現代化與西方化，國家直接或間接控制主要生產資料。針對是否能將凱末爾主義定義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問題，瓦拉姆通過概括一些主要學者的看法總結出大部分并沒有將凱末爾主義定義成一種意識形態，而是將之認為科學與非意識形態實用主義、民主普世主義，以及某種超越或低于意識形態的東西，彌合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鴻溝。也有一些學者認為應該拓展凱末爾主義的意義，如拓展到和平的對外關系，國際聯系與聯盟民族與人權等等方面。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凱末爾主義是土耳其問題的主要原因。例如，斯蒂芬·薩拉蒙(Stephen Salamone)聲稱，阿塔圖爾克主義必須被理解為土耳其許多不穩定的根源，因為作為一種納入其憲法的發揮作用的國家意識形態，它沒有建立一個可以理解并為多元政體所接受的管理原則的上層建筑。瓦拉姆認為由土耳其建國領袖穆斯塔法·凱末爾最初闡述的凱末爾主義應該被視為一種原則、思想和理想體系，尋求將發展和現代化戰略概念化，把凱末爾主義看作是一種特定的共和現象，具有從奧斯曼過去繼承下來的強大而生動的特征。在我看來，作者從橫向與縱向兩個角度來定義凱末爾主義能夠更好地把握住本質特征。

瓦拉姆提出對凱末爾主義的理解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方法。一種宣稱是正統性的，只關注于阿塔圖爾克時代（1919-1938）的改革與成就，另一種是更加廣泛性的，不僅僅關注于阿塔圖爾克時代，并將之與奧斯曼帝國的改革相聯系，認為晚期奧斯曼帝國與共和國之間具有連續性，而第一種方法正是割裂了與奧斯曼帝國之間的聯系。

作為將土耳其從一戰中的戰敗國、即將被戰勝國瓜分的國家轉變為獨立自主的共和國，改變了帝國的未來與人民的生活，凱末爾確實功不可沒，在這一過程中國民對他的崇拜以及一系列的宣傳活動為這一時期的凱末爾主義研究增添了相當的神秘主義與神性色彩。正如哈尼奧盧撰寫的《凱末爾傳》所認為的那樣，學術界對凱末爾的研究已經看不到一個具體客觀的土耳其國父了。楊兆鈞在《土耳其現代史》評論凱末爾：“回顧阿塔圖爾克的一生，豐功偉績，曠世無雙……他剛正而不殘暴，嫉惡而不傷黎民，引導人民世俗化而不干涉宗教信仰，反對落后而善于走現代化道路……若天假其年，則土耳其共和國現代化的進程將更迅速”。其次，當時的各種宣傳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凱末爾雕像、凱末爾格言、凱末爾講話等都被用在了各種各樣的場合。尤其是凱末爾1927年的持續6天的大演講，讓無數學生進行背誦記憶，更加塑造了他作為土耳其國父的偉大形象。

一些學者在此之前也嘗試從東方角度看待凱末爾主義，從波斯、阿富汗、中國、印度和其他穆斯林地區評價凱末爾主義改革帶來的影響。2011年在法國安納托利亞研究所舉辦的一次講習班使與會者聚集一堂，討論當地和國際上對凱末爾主義的認識，并將此納入了保加利亞（歐洲國家）、阿爾巴尼亞、伊拉克、塞浦路斯、埃及和波斯尼亞。（20頁）自那以后，學術界開始了“凱末爾主義的跨國史”研究，但是瓦拉姆發現這一研究中并沒有圍繞蘇聯角度來具體論述，或涉及很少，他在分析了各個國家對凱末爾主義的研究之后，將蘇聯的研究也分為三個階段，以斯大林上臺為轉折點，關于蘇聯的研究后文會詳細闡釋，此處不再贅述。這也是作者陳述本書寫作的目的之一——豐富凱末爾主義的跨國研究。

三、蘇聯對“凱末爾主義”的解讀

第七章與第八章為本書的最后部分，瓦拉姆以20世紀20年代至20世紀70年代蘇聯與土耳其的關系為線索指出蘇聯對凱末爾主義的研究視角與方法，伴隨著蘇聯和土耳其的關系從援助、惡化，然后到慢慢恢復的過程，提出了地緣政治的重要性。我們可以從三個階段來理解：

1.起步階段（1920s）

土耳其與蘇聯在一戰后都重新建立了國家的新面貌，土耳其迎來了共和時代，蘇聯在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探索，二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蘇聯自革命浪潮在歐洲衰弱之后，將目光轉向亞洲，更加關注亞洲的民族運動，希望取代英國在亞洲和近東地區施加影響，，尤其是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使他們成為蘇聯對抗西方國家的潛在防御堡壘。凱末爾六日演講結束后，蘇聯在兩年后立即以俄語翻譯了演講內容并以書的形式出版了第一卷，后面陸續出版了三卷，書名為《新土耳其之路》，此時，歐洲并沒有關于這一方面的專著，而這四卷也成為蘇聯研究凱末爾主義的主要資料。從蘇聯在土耳其的駐外使團（1924年在安卡拉有84名）明顯可以看出土耳其對蘇聯政府的重要性。蘇聯認為土耳其在中東的特殊影響力可以幫助蘇聯反對歐洲強國，土耳其革命是在蘇聯強大的背景下才獲得成功，并獲得了包括技術上、資金上、交通以及管理上等等蘇聯的各項援助。剛好這一時期也是蘇聯東方研究的興起階段，所以與土耳其的關系總體上是維持較好的發展態勢，并且，共產國際的建立對于推廣蘇聯的共產主義道路，蘇聯的指導性意見提供了良好的平臺，同時也為蘇聯加強對這些國家的控制提供了機會。

2.“兩種聲音的交織”（1930s-1950s）

1927年是蘇聯研究土耳其的一個分水嶺，1927年后，對凱末爾主義的研究方法與理解都發生了變化，隨著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的興起，以馬克思主義方法來看東方問題，研究凱末爾主義成為一種趨勢。從馬克思主義研究視角來看，凱末爾主義并不是保證國家獨立于外國資本家的道路，凱末爾主義是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帝國主義者重新奴役他們的一條道路。（186頁）斯大林不容忍學者未能在學術研究中融入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論，蘇聯學者的恐懼，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斯大林的上臺以及嚴格審查制度的發展嚴重破壞了對凱末爾主義的研究。對土耳其而言，這個階段它開始采取措施向西方示好，1929年凱末爾宣布共產主義等同于叛國，希望將自己納入反蘇陣線，同時，泛突厥主義興起，土耳其國內鼓吹民族統一，這引起了蘇聯的強烈不滿，激發了蘇聯的反土耳其情緒，認為這種激進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理論挑戰了蘇聯的地位，具有嚴重的侵略性和威脅性。

1934年1月21日，經過兩年的談判，土耳其與蘇共簽署了一項協議，為土耳其提供800萬美元(1650萬土耳其里拉)的20年無利息貸款，收購蘇聯生產的機器，并在Kayseri和Nazilli建立兩家紡織廠。（208頁）此后，蘇聯希望土耳其能夠轉向蘇聯，他稱土耳其為“友好大國”和“性質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并贊揚土耳其領導人保護其經濟獨立。另一方面，將土耳其描繪成反動暴君的聲音又出現了。當蘇聯對土耳其進行援助時，土耳其將軍隊逼近在與蘇接壤的高加索邊界附近。隨著德國與土耳其關系日益密切，蘇聯對凱末爾主義的敵意與懷疑越來越大，一位蘇聯評論員甚至稱土耳其為“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附庸”。二戰后土耳其與蘇聯的對抗增強，土耳其的泛突厥主義在領土擴張、民族政策、意識形態上都使蘇聯感到不滿。很多雜志紛紛報道土耳其將建立“大土耳其”（Greater Turkey）。二戰后初期蘇土關系尤為緊張，美國在土耳其的勢力上升，蘇聯采取一系列措施與土耳其進行對抗。總之，30年代到50年代這個階段蘇聯對凱末爾主義的解讀出現了贊揚和批評兩種聲音的交織，隨著雙邊關系的發展變化而呈現出主導性的一面，這個階段更多的是以批評為主。所以，雙邊關系的惡化與不信任直接影響了蘇聯學界對凱末爾主義的解釋，批評之聲明顯增多，事實上也偏離了凱末爾主義本身的涵義，但是也揭露了凱末爾主義在其演變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如政治專斷、經濟依賴等。

3. 重歸于“好”（1960s-1970s）

60年代到70年代期間，蘇聯不斷對土耳其進行援助，希望與土耳其建立良好的關系，土耳其也成為蘇聯經濟援助的最大接受國。一方面由于塞浦路斯問題與西方關系緊張，另一方面美國對土經濟援助減少。隨著左翼運動在土耳其的發展，蘇聯國內對凱末爾主義解釋發生了微妙的轉變，認為其對于土耳其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并開始重新解釋凱末爾主義。基于地緣政治的重要性，蘇聯希望與土耳其交好，在冷戰的大環境下，能夠拉攏土耳其，不對蘇聯造成威脅，就土耳其而言，與西方關系降溫之后也想尋求與蘇聯之間的關系轉變，于是兩國之間的訪問更加頻繁，在兩大陣營之外尋求更多經濟與技術上的合作。蘇聯甚至將凱末爾主義與蘇聯的意識形態相提并論，肯定其發展的積極意義。這個階段，土耳其與蘇聯的關系在慢慢恢復，蘇聯對凱末爾主義的研究也表現出了肯定的態度，認為其對于國內經濟、政黨、運動和組織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四、凱末爾主義與土耳其的現代化

歷史上土耳其與俄國戰爭不斷，尤其是在奧斯曼帝國的衰弱階段，兩者之間的矛盾沖突是多方面的。隨著十月革命在俄國的成功，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土耳其與蘇聯的關系經歷了復雜的變化，蘇聯為了尋求在中東地區的盟友和輸入共產主義對土耳其的凱末爾主義研究發生了三次重要的轉變，如上所述，我們從蘇聯視角可以了解到土耳其在社會、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變化，當蘇土關系出現危機時便迅速改變自己的話語，認為凱末爾主義是存在于城鎮的精英主義，關系交好時便對凱末爾主義大加贊賞，認為凱末爾主義是現代化改革的典范，這個道理顯而易見，兩國的關系以及地緣政治的影響必定會對雙方的意識形態產生一定影響。蘇聯國內對凱末爾主義解釋的幾次變化其實也反映了土耳其現代化過程中的一些問題。雖然凱末爾帶領人民建立了獨立自主的共和國，但經濟上的獨立與發展并沒有完全實現，依靠蘇聯和美國的援助發展經濟、憑借地緣優勢在大國之間的徘徊使土耳其的經濟依舊處在一個轉型階段，世俗主義想要排除宗教在政治上的影響，但是正義與發展黨的連續執政也說明了凱末爾主義改革很多方面是不成功的，政府更迭頻繁、庫爾德民族主義的泛濫與分離運動以及土耳其在西化道路上的身份認同等在我看來都是當今土耳其所面對的重大難題之一，這些與凱末爾主義的流變與實施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也許閱讀瓦拉姆的這本書會對我們理解當今土耳其所面臨的困境要容易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