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四代考古人八十多年的努力探尋，一座5000歲的良渚古城展露在世界面前，中國古文明一角的光輝閃耀于世人。今天世界擁抱著良渚，良渚古城遺址被接納為世界文化遺產的一員，世界由良渚的發現看到了文明中國初始出現時那一角的絢爛。

良渚自發現以來，特別是近10多年來，考古不斷有令人振奮的新發現，這也不斷更新、提升著我們對良渚的認識。良渚考古發現大體可以歸納為三大時段，即陶器、玉器與大型墓葬、城址與大型水利工程，這三大發現認知時段。

最早是良渚考古的奠基階段，此刻我們特別懷念前面兩代學者，他們大都已經作古，沒有等到今天申遺成功的開心結果，但他們卻奠定了良渚考古的堅固基石。當這些先行者已然成為歷史，從他們的足跡里我們又看到了歷史延伸的方向。

第一代學人發現了良渚。施昕更（1911-1939），浙江余杭良渚鎮人，原名興根，后更名為鑫賡、昕更。八十多年前，施昕更還是一位在杭州西湖博物館工作的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他在自己的家鄉良渚采集到了一些古老的黑陶片和石器，他沒有想到一個重大的發現由此開啟了序幕。這位良渚人對良渚遺址進行了幾次田野考古發掘，而且很快將發現公諸于世，這也是世人了解良渚的開端。

施昕更是發現良渚第一人，他也是一代考古人的代表。那是上世紀30-40年代，考古平臺上活躍的有一撥“10后”，他們大多是施昕更的同齡人。如良渚考古的關鍵推手1909年生人的蘇秉琦和1910年生人的夏鼐，這二位與1911年生人的施昕更，差不多就是同年人了。他們是第一代開拓者，是良渚的發現者和認知者，也是后來中國考古學不可或缺的領軍人物。

在蘇秉琦的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學說中，良渚文化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架構。夏鼐提出中國新石器文化體系論，他于1959年命名“良渚文化”，十分重視良渚發現的價值。這兩位施昕更的同齡人，在他們活躍的年代里引領著良渚考古的方向。

從那開始的20年，一批30年代出生、逐漸成長為著名考古學者的后來者，開始研習考古學。他們是1932年的嚴文明、1933年的俞偉超、1934年的張忠培，還有兩位是1932年的牟永抗和1930年的黃宣佩。美籍華裔學者1931年的張光直，也曾為解讀良渚作出重要貢獻。

這又是一撥鼎鼎大名的同齡人，是第二代良渚的發現者與解讀者。健在的嚴文明先生仍然一直關注良渚考古，還動情地作長詩歌唱良渚。其他的幾位都已經先后作古，他們大都見證了良渚大墓、精美玉器和城址與宮殿址的發現，不斷親臨考古現場指導，陸續發表研究成果，使得良渚的面貌越來越清晰起來。黃宣佩和牟永抗，還有略小一些的1943年的王明達，都是在考古一線成長起來的學者，他們主持了若干重要發掘項目，也發表了許多很有見地的研究成果。

上世紀70-90年代，良渚一系列重要發現再次引起學界和公眾關注，許多大型墓葬出土大量精美玉器，良渚研究涌起新的熱潮。新鮮、神秘、精致、完美，良渚玉器帶來的信息讓人們著迷。隨之成長起來一批批學者，他們接過前輩學者的接力棒，又開始了新的探索。激情滿滿的學者，還提出了“玉器時代”的概念，覺得非如此不足以描述良渚帶來的前所未知的世界。

良渚因玉器而彰顯精彩雅致，良渚人的精神世界就珍藏在這些精致的玉器里。良渚人的信仰，他們的虔誠與情懷，都包容在這些神秘的玉器里。

又是20年過去，再一個20年來臨，一撥撥50-60后、70-80后為良渚考古而生，這是以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現任所長劉斌為首的團隊，他們一個接著一個登上良渚考古平臺。

這是一支非常優秀的團隊，它包括了正年輕和已然不太年輕的兩代人，可以看作是良渚考古第三代和第四代。是他們最大限度打開了折疊著的良渚，將那從未見到的甚至是不曾相像到的文明世界展現在人們面前。我們所說的良渚第三時段玉器與古城的發現，正是主要由這兩代學者辛勤探尋的成果。

這一階段良渚考古的大收獲是城池與水利工程的確認，這也是國家形態文明的確認。良渚這么龐大的城池與水壩的設計筑造，是強大國家機器才能實施的工程。這一階段還發現了大量稻谷遺存，國以農為本，民以食為天，農業生產與谷物分配一定納入到了良渚的國家大政。

后浪推前浪，新人追前人。披星戴月，風雨兼程。我們欣喜地看到良渚第四代考古人已經登臺整齊亮相，新的發現在向他們召喚。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器晤”（3N3N），作者對原文進行了增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