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北約轟炸貝爾格萊德期間，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中彈和三名中國記者的遇難，在國內掀起反美民族主義浪潮。自前南斯拉夫1990年代初爆發內戰開始，中國官方媒體報道就區別于西方主流媒體譴責塞族對其他民族的侵略的“人權”視角，而是以“主權”為框架對西方肢解南斯拉夫表達憤怒。互聯網還并不發達的1990年代，普通中國公眾對遙遠的巴爾干地區究竟發生了什么知之甚少，人們把在國際社會上被標記為種族屠殺始作俑者的塞族領袖米洛舍維奇視作南斯拉夫反抗美帝國主義霸權的英雄。塞爾維亞在1999年于科索沃制造的針對阿爾巴尼亞人的種族清洗不為中國公眾所知。人們也不知道牽動他們對南斯拉夫最熾熱情感的薩拉熱窩，在經歷了南斯拉夫人民軍長達四年的圍城戰后，已經脫離了這個叫做“南斯拉夫”的即將消失的國家——在支持南斯拉夫反抗北約侵略的種種場合，“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的標語仍屢被中國公眾舉起。事實上，彼時的南聯盟僅僅剩下了塞爾維亞和黑山。

今年是科索沃戰爭20周年，我們走訪了前南斯拉夫，希望進入南斯拉夫解體與種族戰爭的內部語境，并還原這場沖突在全球范圍內所掀起的紛爭，嘗試將其帶回中國的爭論現場，成為內生于中國社會之南斯拉夫問題意識的補充。南斯拉夫解體后，民族仇恨成為巴爾干出現在國際視野中時，難以繞開的議題。自公元7世紀陸續遷移到巴爾干半島的斯拉夫人，因所處地緣位置在歷史上總是被不同的文明所爭奪而信仰不同的宗教，形成塞族、穆族和克族。在通常的敘事中，種族民族主義浪潮19世紀初在這里崛起，現在以最血腥的方式回歸了。而直到今天，這場戰爭還在以一種更加靜默的方式在南斯拉夫各共和國存續著。

要想展望21世紀的現代奧斯曼帝國，最好站在薩拉熱窩老城，這里代表著奧斯曼帝國原本可能爭取到的另一種前景。奧斯曼帝國式清真寺繁盛依舊，貝格清真寺附近的街區熙熙攘攘，女人們帶著頭巾，展示著虔敬時尚的最新樣式，Halal食物標志和Kebab隨處可見，水煙館有伊斯坦布爾的熱鬧。可這一切不過是蜃景和虛假的布置，戴頭巾的女人來自世界各個穆斯林社區，街上的一切是精心提供給他們的，事實上薩拉熱窩已成為全球穆斯林歐洲旅游的首選地，原因很簡單，它既屬于歐洲，又有清真食物。最重要的是，隨著經濟的低迷，它非常便宜。

薩拉熱窩被卡在了一個個時間斷層里，唯獨不是現在。首先卡在了東方主義的想象中。19世紀初，歐洲旅人來到波斯尼亞，都會立刻驚訝地發現這個歐洲土耳其行省有熟悉的亞洲景色，這里是“東方”。兩個世紀后，困頓的波黑不得不販賣著奧斯曼帝國的家底，沉浸于恢弘奧斯曼景觀的游客們似乎也忘了奧斯曼帝國解體時穆斯林從巴爾干被大規模驅趕到土耳其，和20世紀90年代幾度發生的極端的“去伊斯蘭化”的過程：無數奧斯曼的建筑被破壞、炸毀。

其次卡在了波黑戰爭創傷之中。每幢老城建筑上密布的彈孔都是明證。冒險家們的薩拉熱窩之旅會被另一條線索指引，從價格不菲的“戰爭記憶主題”私營博物館，招貼畫上碩大的“種族滅絕”、“種族清洗”字眼，到街頭可見的血色的“薩拉熱窩玫瑰”、紀念牌，再到“戰爭團”的旅行宣傳，每個傷口都被整理、標識出來，保持不愈合地等待參觀。卡在時間斷層揭示了薩拉熱窩的困境本身——它無奈地只能充當自身的再現。

薩拉熱窩。伍勤 攝

“薩拉熱窩玫瑰”，迫擊炮在地上留下的彈坑，后被用紅色樹脂填涂了起來，作為紀念。 伍勤 攝

鐵托死后，意識形態逐漸在南斯拉夫瓦解，戰爭沿著宗教的邊界爆發了，信仰東正教的塞族、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族和信仰天主教的克族從和睦相處的鄰人突然反目成仇，尤其在波黑這樣一個在南斯拉夫時代民族混居程度最高的地方。它就像是南斯拉夫的一個微縮版，也因此在國家支離破碎之時，承受了最多撕裂的痛苦。

二十多年過去了，那場戰爭仍然是一場話語迷霧，充滿掩蓋、否定、矛盾，在不同族群間被不斷再次編織、發明。塞族人會強調1990年代的那場戰爭是全世界對塞族發動的戰爭，他們中那些最溫和的，也只是說那是一場內戰。而“內戰”顯然是會冒犯到穆斯林的詞匯，對穆斯林來說，那是一場塞族發動的“侵略戰爭”。這讓局外人在波黑跟不同族群打交道時，總需要格外小心翼翼，避免無意間以一個族群的敘事沖撞到另一個族群的人。

戰爭旅游業再生產著人們的歷史記憶的同時，也成為了這里的經濟支柱。一家叫做“戰爭旅館”的主題酒店主打身臨其境的“薩拉熱窩圍城戰”氣氛。紅十字的標識、聯合國的旗幟、彈孔、“小心狙擊手”的警示涂鴉、麻袋裝的緊急物資、戰事新聞報紙……這些奇觀化的裝飾遍布旅館所有空間。在被穿戴軍裝的服務人員接待后，旅客將會體驗被封住了窗子、沒有床的房間。人們在晚間斷電后伴著由槍聲、轟炸聲構成的整套音效中，在地上的海綿墊上睡去。自開業幾年來，這里吸引了無數媒體和旅行指南的目光，旅游旺季時日日爆滿。而我們在facebook上看到的一家夫妻開的小旅館略顯笨拙的“戰爭營銷”則更令人心酸，宣傳中打出了“我們從戰爭中存活了下來！”的招牌來招攬旅客，承諾跟游客們分享二人作為幸存者驚心動魄的戰地故事。事實上對于我們遇到的很多人來說，由于親人傷亡的創傷，開口談論那場戰爭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大量來自沒有戰亂的第一世界的游客，不再滿足于主流的觀光體驗，而是尋求超越日常經驗的刺激，積累談資或創作素材。這種另類旅游體驗近年來逐漸成為了席卷全球的現象，波黑顯然是一片肥沃的土壤。戰爭剛結束的1997年，就有地理雜志報道過旅游團前來體驗戰爭，旅行團打出這樣的宣傳“一周時間，游客可以進入那個著名的68人被流彈炸死的市場，并在市中心停電的地窖中享受戰時晚餐”。反思性的歷史教育，與對傷痛和死亡的窺淫癖在旅游產業中顯得如此模糊。

每年波黑都有大量的人口外流到海外尋找生機，而生活在這里的人只好努力分食旅游業這一杯羹，不管通過自揭傷疤來討生活多么折損尊嚴。然而，在一個基礎設施與支柱產業被1990年代戰爭摧毀殆盡，而經濟災難延續至今的地方，談尊嚴大概顯得過分“何不食肉糜”。

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

跨過那個不斷出現在南斯拉夫文學作品和戰爭記憶中的邊界德里納河，就標志著從塞爾維亞踏入波黑的領土。“塞族人跟誰都處不好，他們憎恨克族人、憎恨穆族（波黑穆斯林）、也憎恨阿族（生活在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在薩拉熱窩汽車站接我們進入老城的司機談到那場戰爭時難以抑制自己的忿恨。他的父親是阿族，母親是穆族，他在1990年代曾拿起槍保衛薩拉熱窩。在他的車上，我們又穿越了一條隱形的邊界，它分割了屬于塞族共和國的薩拉熱窩，和屬于穆克聯邦的薩拉熱窩，這個邊界正是由那場戰爭之后的和平協議所劃定。

-“空氣在顫抖，仿佛天空在燃燒！”

-“是啊！暴風雨就要來了！”

那部關于游擊隊如何在二戰時把德國黨衛軍趕出城的南斯拉夫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深深地留在了一代中國觀眾的記憶中。而這段臺詞倘若放在1990年代初期的薩拉熱窩，也能產生令人心悸的回響。那是南斯拉夫搖搖欲墜之時。

貝格清真寺。伍勤 攝

初冬的一個上午，我們順著山坡走到了薩拉熱窩山丘上一片漫無邊際的墓園，俯瞰著谷地中的城市，電影結尾時納粹黨衛軍撤離時感嘆“整個城市就是瓦爾特”的那個視野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我趕緊掏出手機拍了一張照片，留住了這一刻。而我們腳下的這片公墓，正是以埋葬1990年代“薩拉熱窩圍城戰”的死難者而聞名。20世紀中期那場戰爭和20世紀末的那一場，在這個視野中形成了一種互文。

薩拉熱窩是一座建在山谷中的城市，四面環繞著山丘，這讓圍攻這座城市格外容易。在20世紀的末尾，由南斯拉夫人民軍所支持的波黑塞族共和國軍隊開始了對薩拉熱窩長達四年的圍城，成為現代戰爭史上歷時最長的圍城戰。《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的導演克爾瓦瓦茨是成長于薩拉熱窩的穆斯林，而瓦爾特的扮演者巴塔則是塞族，電影拍攝時他們還都是南斯拉夫人。1992年薩拉熱窩圍城戰開始時，巴塔曾邀請克爾瓦瓦茨前往貝爾格萊德躲避戰爭，被拒絕了。最終克爾瓦瓦茨在圍城戰開始不久后死于薩拉熱窩。令人欣慰的是，他有幸看到薩拉熱窩民眾舉著“我們是瓦爾特”的標語，上街游行抵抗南斯拉夫人民軍的侵略。

1990年代發達的通訊設備讓全世界把目光都集中在了這里。槍林彈雨的街道、四處奔逃的難民、種族屠殺，血淋淋的畫面每天在新聞上滾動播放，震驚了世界——人們難以想象，這種“屬于遙遠過去的原始殺戮”會發生在20世紀高度文明的歐洲。為了1984年冬奧會而建的假日酒店，在圍城期間成為了唯一營業的旅館，里面住滿了西方戰地記者。以“don’t let them kill us”為口號的戰時薩拉熱窩選美大賽賺足了人們的眼淚，U2樂隊把它寫成了名為《薩拉熱窩小姐》歌，并帶著這首歌來到薩拉熱窩演出。連蘇珊·桑塔格也冒著戰火來到這里，與當地的藝術工作者一起在薩拉熱窩劇院排演了《等待戈多》。

“薩拉熱窩小姐”選美。

從死難者公墓的小徑下山時，我們路遇一個中年男人，他的很多親人死在了那場血腥的種族清洗中，而當年17歲的他從附近的小城鎮來到了這里，參與了保衛薩拉熱窩之戰。他指向環繞著這座城市的一個個山丘，依次向我們指出塞族狙擊手藏匿的位置。他也曾在絕望的處境下射中過山上的狙擊手，因為后者過于狂妄大搖大擺地招搖過市。“塞族是個愚蠢的民族！”離別前，他不忘對我們強調。

塞爾維亞，這個無論是歷史上“反抗奧斯曼帝國捍衛歐洲文明”的豐功偉績、還是兩次世界大戰中為南斯拉夫民族解放事業作出貢獻的民族，都曾在國際舞臺上備受矚目。在塞族人的集體記憶中，奧斯曼占領期間，那些“歸順者”（波斯尼亞穆斯林）撈到了無數的好處，而塞族卻進行著一次又一次無畏的尋求民族獨立、保衛基督教文明的抵抗，每一次起義都伴隨著土耳其人對他們報復性的殺戮。奧斯曼帝國退出了這片土地后，塞爾維亞又成為了哈布斯堡王朝對巴爾干野心的最大阻礙——南斯拉夫的獨立在塞族人的集體記憶中是他們用鮮血換來的。二戰時期，塞爾維亞再次站對了邊，奏響了反法西斯之歌，塞族占大多數的共產黨游擊隊拯救了其歸順法西斯的“迷途兄弟”克羅地亞，克羅地亞的烏斯塔沙勢力在與納粹結盟建立克羅地亞獨立國家期間，對塞族平民實施過慘無人道的種族清洗。

然而1990年代，塞族卻突然成了眾矢之的，南斯拉夫人民軍也由二戰時鐵托反法西斯游擊隊的繼承者，搖身一變成了法西斯侵略者的代名詞，在薩拉熱窩以及波黑的其它城鎮殺死了數不盡的“瓦爾特”。塞爾維亞一再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塑造成“帶有殺戮天性的野蠻族群”，一個“該隱”民族，而塞爾維亞領導人米洛舍維奇更成為法西斯的代名詞。

整個1990年代的西方輿論場上，任何對塞爾維亞支持的聲音都足以讓人聲名狼藉。出生于薩拉熱窩的前南斯拉夫導演埃米爾·庫斯圖里卡，雖然以拍攝于戰時的電影《地下》在1995年斬獲戛納金棕櫚，卻因其對塞爾維亞一方的支持在獲獎之際遭遇西方知識界的強力抵制，背負了數不盡的罵名。而曾經“六八一代”的左翼旗手、有著一半斯洛文尼亞血統的奧地利劇作家彼得·漢德克，在1990年代因其不加掩飾的親塞爾維亞立場被抨擊為“法西斯分子”。從薩爾曼·拉什迪到蘇珊·桑塔格，都公開在媒體上公開譴責漢德克。最溫和的批評來自斯洛文尼亞理論家齊澤克：“漢德克對塞爾維亞的歌頌是犬儒主義的。”

漢德克在戰爭開始之際發表了《夢想者告別第九王國》一文，表達他對整體西方譴責塞爾維亞輿論的不信任，戰爭后期他又重游了塞爾維亞并撰寫了《多瑙河、薩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納河冬日之行或給予塞爾維亞的正義》游記，這個夢囈般將塞爾維亞作為資本主義世界之外的田園詩歌頌的游記，和他日后在米洛舍維奇葬禮上的現身，將國際輿論對他的“唾棄”推至高峰。德國新浪潮導演維姆·文德斯是漢德克的舊友和長期合作伙伴，今年春天文德斯來訪北京時，我問及他對漢德克那段爭議的看法。文德斯有些動情，“我想漢德克是這個世界上我所認識的離‘法西斯’最遠的人。他比絕大部分指控他的人更了解南斯拉夫，也對南斯拉夫有更多感情。”

彼得·漢德克出席米洛舍維奇的葬禮。

事實上無論是對庫斯圖里卡還是漢德克的討伐，都是容易的。而他們作為“歷史的囚徒”卻在國家分崩離析之際掙扎在不盡的痛苦之中。庫斯圖里卡將彼時仍象征著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假想作被穆斯林民族主義情緒所攻陷的波黑（他的家鄉）之對立面；他一切對南斯拉夫的留戀，都轉化成了對塞爾維亞的支持，以這個位置作為對那個窮兇極惡地想要肢解南斯拉夫的敵人——“西方”的最后抵抗。漢德克也分享著類似的精神結構，他對南斯拉夫有著近乎于信仰般的鄉愁，認為它曾經是“最真實的國家”，而母親的家鄉斯洛文尼亞卻是最先在西方的支持下獨立出南斯拉夫的共和國。他認為斯洛文尼亞的大多數人“都是被外界說服而接受了國家解體這個事實”，并哀嘆斯洛文尼亞輕信了西方散播的“獨立”與“自由”的美好神話，“多么天真的人民，多么幼稚的國家！”盡管并不完全否定塞爾維亞的罪行，漢德克卻無法接受這場戰爭的西方媒體上的敘事與圖像，它們過快地把塞族判定為“人類的敵人”，攻擊者與受害者的角色過于輕易地被給定。漢德克自我給定的書寫使命，是重新將塞族“人化”。

的確，在人道主義干涉的旗號下，西方對這場戰爭進行了最為簡單粗暴的去歷史化的“善惡”劃分——塞爾維亞在那時扮演的正是后冷戰時代美國“干涉主義”所需要的“文明VS野蠻”邏輯中“野蠻”的一方，而降服了“惡魔”的北約自然最終擔當了拯救者的“文明”化身。這場圍繞著“人道主義干涉”的爭論在1999年北約肆無忌憚地東擴之時撕裂了西方知識界，使南斯拉夫的殘骸成為日后無休止的“人權VS主權”背反的重要注腳，這一論戰即便在今天看來仍然是滿布荊棘的，每一方似乎都要犧牲一部分倫理才能站穩自身的立場。但是，正如齊澤克指出，以主權國家的邏輯支持塞爾維亞，或者以人權邏輯支持北約干涉，無疑于“雙重綁架”式的選項，在齊澤克看來，米洛舍維奇在1980年代奪取后，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已經不復存在了。

而回到那場在南斯拉夫廢墟上的種族民族主義戰爭的內部語境，每個族群的軍隊都不可避免地對異族實施過謀殺性種族清洗。不過，在南斯拉夫分崩離析之際，國家軍隊仍然與塞族所掌握的政權高度同構，而其他共和國在交戰初期幾乎手無寸鐵，也因此，這場種族清洗戰爭的開端呈現出了塞爾維亞對其他參戰方以國家之名的系統性暴力。戰時最壞的暴行的確是塞族軍隊和民兵干下的，而穆斯林因勢力最弱，最終成為了受到創傷最大的族群。

斯雷布雷尼察：殺戮與紀念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場大屠殺就是塞族對穆斯林犯下的，發生在斯雷布雷尼察。它被認為是歐洲近代史上繼二戰之后最糟糕的一場種族滅絕行動。

我們在一個清早搭上了從薩拉熱窩前往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巴。沿途中大霧彌漫，仿佛進入了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杉樹林，發白的巖石，戰爭留下的殘垣。許多粉刷一新卻無人居住的房子在大霧中宣示著一種抽象的主權——《代頓和平協議》后，穆斯林幸存者拿回了曾經在這里的房產，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僅僅是回來重修了房子，卻再沒有勇氣生活在這里了。《尤利西斯的凝視》最后一站旅程就是圍城中的薩拉熱窩，在電影中，大霧對于薩拉熱窩的居民是節慶般的解脫感，也是面臨未知槍彈的縹緲。而在現實中，大霧又像是矛盾、分歧的戰爭話語的隱喻。

《尤利西斯的凝視》截圖，最后一站旅程就是圍城中的薩拉熱窩，在電影中，大霧對于薩拉熱窩的居民是節慶般的解脫感，也是面臨未知槍彈的縹緲。而在現實中，大霧又像是矛盾、分歧的戰爭話語的隱喻。

1995年12月14日在巴黎簽訂的《代頓和平協議》終止了戰爭，卻讓波黑形成了“一個國家、兩個政治實體和三個總統”的局面，穆克聯邦（也稱波黑聯邦）和塞族共和國雖然同屬一個國家，卻各自為政。而代表著三個族群的三個民族主義政黨，更以自己民族的保護者形象出現，持續輸出著民族主義敘事。

戰爭廢墟觸目驚心地殘留在斯雷布雷尼察鎮上，讓人難以想象人們怎樣繼續生活。喚拜聲響起，不遠的地方居然有三座清真寺，其中兩座的資金來自沙特，一座木質宣禮塔來自伊斯坦布爾，均為戰后修復，如今穆斯林重新在這里禮拜。

恍惚的一瞬間讓人幾乎忘記了這里如今屬于塞族共和國。

從一座天主教堂出來，視野中出現了一座東正教堂和一座清真寺。三個族群世代共同生活在這里。 伍勤 攝

鎮上只有四千人，塞族和穆斯林大概各占一半，也有零星的一些克族。而在戰前，斯雷布雷尼察一直是穆斯林占多數人口的地方，戰爭期間，這里被塞族認為對其有著極高戰略性意義——如果穆斯林占據，將會防止波黑塞族人與塞爾維亞形成完整的領土連結。1995年，斯雷布雷察在聯合國的促成下解除了武裝，成為穆斯林難民趨之若鶩的安全飛地。塞族軍隊抓住了穆斯林手無寸鐵的可乘之機。

1995年3月，波黑塞族總統卡拉季奇發布了一道無情的命令，要求塞族作戰方給安全區的居民“制造出一種無法忍受的并且沒有進一步生存或活著希望的徹底不安全的氛圍”。穆斯林男性被從他們的家庭中分離出來，帶走。無一生還。塞族士兵為掩埋證據，損壞了大屠殺受害者的身份證件，并把他們的尸首多次遷移，很多尸骨在挪移過程中損毀，無法甄別。明確鑒定出身份的受害者有8372人，尸體認領和鑒定的程序直到今天還在進行中……

然而當數千名男性從斯雷布雷尼察消失的事情發生時，聯合國并未做過多干預。聯合國當時用來描述塞族行為的語匯是“種族清洗”（ethinic cleansing）。在那場戰爭中站穆斯林立場的人看來，使用這個語匯而不是“種族滅絕”（Genocide）僅僅因為聯合國不想制裁——ethnic cleansing事實上在《國際法》上甚至沒有明確的定義，它不出現在任何法律文件上，所以也就不具備任何制裁的正當性。而genocide則不同，在公約中，聯合國的每個成員國都有責任和義務對發生genocide的地方作出干預。

讓普通的波黑穆斯林至今感到憤慨的是，克羅地亞的塞族在攻下克羅地亞四分之一領土后，又被克族軍隊反攻回來，戰爭結束時，克羅地亞的領土就已“完璧歸趙”。然而，波黑的塞族共和國如今卻保留了大部分他們當時攻打下的土地（占波黑領土的49%）。甚至那些發生過對穆斯林大屠殺的地點，如今也歸屬于塞族共和國這個政治實體。

在薩拉熱窩一個關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的紀念展中，我們看到過這樣一段故事：斯雷布雷尼察紀念園建后好，第一批回到這里來祭拜的受害人家屬中，有一位亡妻發現“保護”著他們的警察，正是當時把她的丈夫帶走的塞族士兵。很多警察加入軍隊參與了暴行，戰爭結束又脫下軍裝換回警服——作為低層級的律令執行者，他們不但沒有受到懲罰，甚至依然在這個政治實體中行使著國家機器的權力。

清真寺門口，一位戴著頭巾開車來接幼子的女士見到我們徘徊不前，停下車用英文問我們需不需要幫忙。我們問她什么時候回到這里，又如何與當年的兇手一起生活。她面色凝重了下來，“只有足夠堅強，才能繼續生活在這里”。她的很多親人死于大屠殺，彼時年幼的她和父母逃往薩拉熱窩。因為婚姻，她又回到了這里生活。

最讓她痛苦的不是面對那些未被修復的戰爭廢墟，而是她的孩子們在塞族共和國的教育系統中，學習到的“虛假歷史”——即便國家設立的大屠殺紀念園近在咫尺，這里的課本仍然一再粉飾那段戰爭的歷史，對罪行毫無歉意。

十分鐘的車程，我們來到了紀念園。一望無際的白色墓碑在陽光下反射光芒，如科幻矩陣，越走它們就越多地出現在視野之中，綿延到一座山丘上，以這樣一種抽象而輕盈的形式代替了血污和尸體。墓碑間的小徑上，我們路遇葉琳娜和她年邁的包裹著頭巾的母親。葉琳娜說著一口流利的英語，她在戰爭時期帶著家人逃離了薩拉熱窩，作為難民移居澳洲。她回憶起薩拉熱窩圍城的日子里，一家人挪移到公寓背朝交火線的一個小房間睡覺，每有槍擊和炮彈的聲響，兩個幼子就瑟瑟發抖。道完別，葉琳娜年邁的母親又叫住我們，逐字叫葉琳娜把她說的話翻譯成英語：“我們家沒有人死于那場戰爭，但是這里所有死去的穆斯林，都是我的親人。謝謝你們來。”

紀念園里正在禮拜的一家穆斯林。 李丹 攝

這里承接了大量的國際觀光客，不遠處的空蕩市鎮卻陷在自身的冷清之中，曾經的溫泉度假小鎮如今沒有任何其它產業，僅僅剩下“屠殺”所遺留下的“經濟資本”，養活著本地一部分人口。我們不斷拷問自己，大搖大擺地來參觀尚在創傷中的人們的苦難，是否過于殘忍？

與紀念園一條馬路之隔，是曾經的維和部隊基地，再從前是一座電池廠。這場屠殺因聯合國的維和失敗而聞名，這個廠房也被用作展覽空間，以維和部隊為敘事中心呈現那段歷史。這座廢棄電池廠在今天仍然是最不堪的現實質料的一部分：一走進廠房，寒意襲來，展覽空間外還有大部分未被利用廢棄空間，而它們比展覽所敘述的血腥的歷史更加令人毛骨悚然——那些墻面上留下荷蘭維和部隊那些充滿男性荷爾蒙味道的種族歧視涂鴉、輕佻言語與惡毒的侮辱，難以不讓人聯想到幾個世紀中白人殖民者抵達他們眼中的“荒蠻之地”的行徑，而巴爾干顯然是歐洲內部的“蠻荒之地”。

大屠殺紀念園在行政上直接由國家管理，也因其承載的旅游經濟功能，而被保護妥善。而其余絕大部分承載那段記憶的物理場所，卻因在行政管理上歸屬于塞族共和國，被剝奪了紀念碑的屬性。黃昏時分，我們搭上了一輛帶游客參觀完紀念園，順道回薩拉熱窩的小轎車，天漸漸黑下來了，導游Arna突然示意我們看路邊的一個牛棚，“那也是曾經大規模執行屠殺的地方，可是沒有人知道，它只是被當作一個普通的牛棚，只有當年死難者的家屬會在紀念日從不同地方跑來放一束花。”車在高速路上開得飛快，牛棚一瞥而過，連拍照的時間都沒留下，而它再平凡不過的樣子卻如此令人觸目驚心。罪惡所依傍的日常性超越了以往的經驗，之后一切隱沒在了暮色的含混中。

塞族：一個“該隱”民族

“你們一定要去塞族共和國的首都巴尼亞盧卡看看，那是前南斯拉夫這片土地上，右翼民族主義最盛行的地方”。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一個叫做“十月”的左翼空間里，社會活動家Mina叮囑我們。盡管Mina是塞族，卻對塞族民族主義有著幾乎是道德自虐式的痛恨，仿佛作為塞族，在那場戰爭面前是有原罪的。

盡管我們更愿意從歷史語境與復雜的張力之中理解那場沖突，然而在經歷了薩拉熱窩、斯雷布雷尼察這些穆斯林為主體的城市中不斷被書寫的圍城、屠殺等戰爭創傷記憶后，內生于塞族共和國的情感結構的確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沖擊。

巴尼亞盧卡一個小廣場上下公共象棋的大爺們。 伍勤 攝

從首都巴尼亞盧卡的車站走出來，開著一輛奔馳來接我們的旅館老板便佐證了Mina的說法，他毫不避諱地對我們宣揚塞族共和國需要跟塞爾維亞合并。在聽到我們提及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他努力壓抑自己的憤怒，“那是全世界對塞族發動的戰爭，你們被西方的那套敘事洗腦了”。

這里在1990年代并非戰場，如今也沒有太多“創傷資源”可供獵奇者消遣，所有的公共場所都顯得過分冷清，沒有生機。我們住的小旅館叫做“古巴”，在這個鮮有外國人出現、被自身民族主義情緒裹挾殆盡的城市中，生發出一種吊詭的國際主義想象，或是一種不再有人問津的鐵托“不結盟運動”的第三世界殘余。

巴尼亞盧卡的市中心，佇立著一座體量超過這里任何東正教堂、如今卻無人問津的清真寺，昭示著這里曾經龐大的穆斯林社群。事實上這座清真寺在戰爭時期被信仰東正教的塞族軍隊炸毀，不久前才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之下修復，僅作為歷史遺跡。而在這座城市偏安一隅的微小的穆斯林社區的一處外墻上，赫然圖寫著法西斯分子留下的涂鴉“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干得好！”

巴尼亞盧卡的清真寺。 伍勤 攝

2006年，米洛舍維奇死于海牙羈留中心牢房的病床上；2017年，被稱作“波黑屠夫”的姆拉迪奇被海牙國際法庭判終身監禁；今年三月，波黑塞族共和國的締造者卡拉季奇也在海牙的終審判決中被判處了無期徒刑。似乎對這場近三十年前的戰爭終于清算殆盡。但是，每一次國際社會的審判，都伴隨著塞族再一次高漲的“反帝”民族主義情緒。

卡拉季奇在1995年12月《波黑和平協議》簽署后，迫于國際壓力卸下了塞族共和國總統職位，之后開啟了在國際法庭通緝下的流亡生涯。直到2008年，他被發現藏匿于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易容后以假身份行醫十余年。而他被逮捕后送往海牙法庭時，仍然毫無悔意，多次聲稱那場戰爭是為了“防止穆斯林在歐洲建立伊斯蘭國家”。也因此，他被奉為塞族共和國的英雄。

塞族共和國的首都巴尼亞盧卡最大的東正教堂附近的空地上，有一只巨型心臟雕塑，旁邊的紀念碑上是12個小心臟，控訴戰時塞爾維亞為討好國際社會對塞族共和國實行禁飛制裁，導致巴尼亞盧卡一所醫院的12個孩子嬰兒未能得到救助。除了作為戰時延續的“大塞族主義”意識形態外，這里的另一種情感結構是“伸冤式的”——被賽爾維亞拋棄的冤屈。不少今天的民族主義者表現出對塞爾維亞的不信任感，認為塞爾維亞并不愿意真正伸出援手。

心臟雕塑。 伍勤 攝

戰時從克羅地亞被驅逐出的塞族難民，同樣分享對塞爾維亞的不信任。不同于外部世界對米洛舍維奇作為塞族民族主義者的指責，作為難民來到貝爾格萊德的Bojan不斷強調，“米洛舍維奇是個混蛋，他沒有保護在克羅地亞的塞族，一點努力都沒做。”的確，在克族的反攻之下，米洛舍維奇沒有為克羅地亞的塞族提供一槍一彈，只有路邊難民接待站的水和面包，以及為在此無親人可尋的人提供了臨時庇護的難民營。

塞族也許進行過最多的種族屠殺，但是這場持續的戰爭所造成的難民，其中人數最多的也是塞族。1992年至1995年的這場戰爭期間，最大的難民潮發生在克羅地亞的克拉伊納地區，生活在這里的13.5萬塞族人，在72小時內幾乎被驅逐殆盡。根據聯合國的報告，那場由克羅地亞發起的“風暴行動”種族清洗率高達98%。

我在“沙發客”網站上發了一條公共旅行信息，尋找在貝爾格萊德愿意跟我們聊聊那場戰爭的人，Bojan主動聯系了我，“我有你想聽的故事”。很快，我們在一家酒吧見到他。

Bojan清晰地記得1995年的那個秋天，凌晨3點鐘，轟炸聲讓他從睡夢中驚醒，停電讓他們無法與外界聯系，看不到新聞。他和家人跑到了房子的地下室，就像以往轟炸聲響起時一樣，但是這次的轟炸并不像以往那些頻繁卻持續不久的轟炸，直到十小時后他們離開地下室時，轟炸都沒有終止的意思。他們逃到了附近的一個村莊，想等到一切結束后返回，但等到的卻是逃離的隊伍。

那個龐大的隊伍中有私家車、卡車、甚至馬車，狼狽而緩慢地朝著塞爾維亞的方向行進。Bojan和家人也加入到了逃難者的隊伍。他記得那場逃難有整整5天的時間在路上。隊伍那么長，行進得那么緩慢，走得慢的人，就死于克族的轟炸之下。那一路，生命垂危的老人、呱呱落地的嬰兒都給不到十歲的Bojan留下了痛苦的記憶……

“所以你和你的家人就回到了塞爾維亞？”

“我不會把它稱為‘回來’，我們祖祖輩輩都生活在克拉伊納，塞族在那里生根時，還沒有‘克羅地亞’這個國家。”

克拉伊納地區（克拉伊納在當地語言中，為“邊屯區”之意）實際上與塞爾維亞并不接壤，它是一個緊鄰波黑的狹長地帶，17世紀就有塞族陸續被遷到這里，作為奧匈帝國與奧斯曼帝國的緩沖帶，他們被授命抵御伊斯蘭對基督教歐洲文明的入侵。被遷入此地的東正教居民，就是后來在克羅地亞宣布獨立時堅持留在南斯拉夫的塞族。在塞爾維亞當局親手扶植下，“克拉伊納共和國”被南斯拉夫人民軍與本地塞族武裝攻了下來，成為了昭示著塞族野心的戰爭開始之地。

然而到了戰爭后期，它也成為了塞族一潰千里的地方。國際社會對克拉伊納問題給出的和平方案，事實上類似于對波黑問題的解決方案——以族性來分配自治權，讓克拉伊納成為像后來塞族共和國之于波黑一樣的、隸屬于克羅地亞的政治實體。克羅地亞當局嚴詞拒絕了。隨著克羅地亞和塞爾維亞接壤的武爾科瓦和西斯洛沃尼亞被克羅地亞奪回，克羅地亞士氣大振，迅速攻下了克拉伊納，最終實現了克羅地亞成為完整“民族國家”的目標，卻總共制造了大約25萬克羅地亞塞族難民（數據來源于UNHCR）。

“我們在貝爾格萊德有親人，所以最終留在了貝爾格萊德生活。而那些沒有親人的人，在難民營停留了一陣子，就被轉移到了科索沃”，Bojan說。那時科索沃戰爭還沒有打響。而這也間接促成了米洛舍維奇清洗科索沃的計劃——為解決塞族難民問題尋求出路，以族性爭奪領土。科索沃在1999年成為了前南斯拉夫遭種族清洗最徹底的地區。

在中國做過多年外教的Stefan家也是那一波難民，落腳在了貝爾格萊德的郊區，因為家境貧窮未能讀完大學藝術系。他的祖父拼死留在了克拉伊納，守住了在克羅地亞的祖宅，如今祖父去世了，祖宅作為遺產留給了Stefan，但他和家人并沒有回去生活的打算。但是如果把房子賣掉，就等于放棄了塞族祖祖輩輩在那里的生活痕跡，放棄了對“起源”的堅守。

塞爾維亞自戰爭之初就是國際社會的眾矢之的，隨著波黑塞族共和國對穆斯林的侵略與殺戮行為愈發引發國際社會對塞族的聲討，實現和平就此成為了貝爾格萊德當局在戰爭后期最大的愿望。然而，企圖阻止波黑塞族領袖卡拉季奇激進化行動的失敗，讓米洛舍維奇對整體戰略徹底失控了。在北約轟炸的威脅下，米洛舍維奇壓力倍增，南斯拉夫開始對波黑塞控區實施制裁。1995年陷入泥潭的塞爾維亞，與戰爭初期那個雄心壯志、志在必得的國家已經不可同日而語。與卡拉季奇所領導的塞族共和國決裂、并放棄克羅地亞的塞控區，是米洛舍維奇在那時不得不走的一步。

然而，如此輕易地放棄了那片打響戰爭的第一片領土和那領土上的族人，又斷然與其一手扶植的塞族共和國劃清界限，為塞爾維亞人留下了永久的困境：究竟為什么要開啟那場戰爭？盡管那場戰爭從未真正發生在塞爾維亞這片土地上，但它的“無意義”與塞族不得不集體承擔的“殺戮民族”的指控，成為了塞爾維亞人幾乎無法背負的重量。在之后的二十年間，貝爾格萊德當局不斷強化其塞爾維亞的受害者的敘事——塞族是唯一想要維護南斯拉夫的民族，它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對主權的瓜分而戰。

走在傍晚人聲鼎沸的貝爾格萊德商業街上，Stefan輕描淡寫地向我們憶起他在深圳生活時的一段無足輕重卻又耐人尋味的插曲。一個Party完的周五夜晚， 他站在路邊抽煙，偶然聽到了附近有人用他的母語交流著對初到這個城市的困惑。他隨即走過去幫忙，向他們推薦可去之處。

很快他意識到對方是克羅地亞人。“那次之后，我們又見了一次。”他們在一間安靜的酒吧坐下來，在這個距離故土遙遠的地方，互相從自己的視角講述了一遍那場戰爭和各自的戰爭故事，非常平靜。“后來就再也沒見過，我們都知道我們不會成為朋友。”

被不斷建構的民族仇恨

莫斯塔爾是前南斯拉夫作為民族分裂的典型被報道最多的城市。它地處波黑南部，是黑塞哥維那地區的中心城市，曾經塞族、克族和穆斯林共同生活在這里。其名字來自“守橋人（Mostari）”一詞，城市本身正是以一座古老的奧斯曼帝國時代修建的橋而聞名，不過，現在能看到的那座橋已經不是本來的那一座了，它在波黑戰爭時期被克族軍隊炸毀，而重建后的這座橋，就成了克族與穆族民族分裂的表征——橋的東側是穆斯林的區域，而橋的西側則是克族的地盤。

到達莫斯塔爾那晚像一場超現實主義的夢境。夜色中街道空空蕩蕩，路燈稀薄，我們去尋找那座橋卻走錯了方向，河在黑暗中流淌，野生的氣息撲面而來。對面夜空升起了一個月牙，我們正笑著說那極像一個清真寺的標志，卻看到了一幅令人驚詫到近乎恐懼的景象——左邊更高的天邊，懸掛著一個巨大的發著光的白色十字架。再走近些，我們才隱約看到，那十字架是建在一座高山上的天主教堂，山體隱藏于夜色之中，只突顯出天體般質感的十字架，詭異得宛若天啟。后來詢問當地人才得知，這座大部分景觀被塑造為奧斯曼帝國式的古城，對新建筑有限高令的要求，而戰后的莫斯塔爾克族一方，卻故意在此處建起這座嚴重超出高度的天主堂，以一個閃爍冷漠光芒的十字架宣告對“奧斯曼空間”的君臨。意識形態作為人工造物難以被察覺，模擬出了亙古的永恒性。這幅象征主義的夜空爭奪戰是否正是這座城市的隱喻？

這座城市的空間分裂也的確是超乎想像的。克族的孩子和穆斯林的孩子不會在一所學校讀書，即便因空間所限共用一所學校，也是同一個屋檐下“輪流上崗”——克族學生上午上課，穆族下午上課，老師和教材絕不可能共享。事實上，它還擁有兩套公交系統、兩套醫療系統、兩套消防系統、兩個電力公司、兩個夜店、兩個足球隊……“如果穆族隊對德國隊，那這個城市里的克族居民就會支持德國隊；如果克族隊對中國隊，那穆族居民就支持中國隊……”，帶莫斯塔爾Free Walking Tour的穆族導游Pavle戲謔地講。“那如果是穆族隊對克族隊呢？”我問。“那就是戰爭了”，他大笑。Pavle的形象就像個游擊隊員，粗壯而有力量，他同樣參與過那場戰爭，在波黑共和國軍隊中保衛這座城市。他的祖父曾經參與過鐵托領導的游擊隊，而他至今仍然堅稱自己是南斯拉夫人，是鐵托的忠實粉絲和社會主義者。

今天的莫斯塔爾就像是薩拉熱窩的擬像，只是一個更加失敗的版本。游客集散地模仿薩拉熱窩的那些私營博物館和畫廊，講述著一模一樣的穆斯林創傷故事，然而鮮有游客問津，就像是努力撕開自己傷疤換取路人施舍的乞丐，卻無論如何換取不到那些高高在上的目光。

不同于依靠著大量國際NGO的資金形成了具有國際視野的中產階級的首都薩拉熱窩，莫斯塔爾已經沒有中產階級了，貧富分化極其嚴重。失業率近乎50%，大多數家庭里都只有一個人有工作。城市只能發展旅游業，很多人靠出租房屋維生，但可以說根本沒有“經濟”可言。

日光下的的莫斯塔爾滿目瘡痍，未被修復的戰爭廢墟在這個奧斯曼風格混雜著南斯拉夫現代主義建筑群落中隨處可見，控訴著那場圍城戰。莫斯塔爾事實上經歷了兩場圍城戰，第一場圍城戰發生在1992年4月到6月，波黑宣布獨立后，南斯拉夫人民軍包圍了這座城市。為了抵御塞爾維亞，波黑克族政黨“克羅地亞民主共同體”和穆斯林政黨“穆斯林民主行動黨”建立了共同應急委員會、警察部隊、巡邏隊等。然而，南斯拉夫人民軍撤走后，克族和穆族的戰火很快就引燃了。1992年的7月，克族一方宣布成立克羅地亞黑塞-波斯納共和國（Croatian Republic of Herzeg-Bosnia），成為波黑境內與塞族共和國一樣的政治實體，并尋求與克羅地亞的合并。

南斯拉夫時代修建的百貨公司，戰后至今千瘡百孔。 伍勤 攝

莫斯塔爾彼時正是被定為“黑塞-波斯納”的首都，雖然出于戰爭形勢，實際的政治中心是莫斯塔爾近郊的格魯代。1993年夏天，持續了一年的第二場圍城戰開始了，克羅地亞軍隊直接控制的波黑克羅地亞防御委員會包圍了莫斯塔爾，并以莫斯塔爾為中心展開領土擴張和對穆斯林的清洗。穆斯林居民一再被克族激進士兵告知他們該回土耳其或者伊拉克，“這里是克羅地亞共和國，歷史上就是克羅地亞人的土地”。

今天的莫斯塔爾不再有塞族人。他們隨著南斯拉夫人民軍的撤退，也都遷出了這里。對塞族人口的轉移后來被證明是一個交易，克羅地亞領袖圖季曼和塞爾維亞領袖米洛舍維奇在戰爭開始不久后，私下簽訂了如何切割并瓜分波黑的合約，一半并入塞爾維亞，一半并入克羅地亞。米洛舍維奇和圖季曼幾次商討切割波黑的會晤錄音在戰后作為機密資料流出，人們才恍然大悟——莫斯塔爾就是塞方在交易之下讓渡給克方的領土，于是，所有生活在這里的塞族就作為籌碼，必須離開。

“我童年時最好的朋友是塞族人，他就在那時跟著他的家人離開了，從此失去了聯系”，Elvir說。他是穆斯林，莫斯塔爾一家促進族群和解的NGO的負責人之一。他告訴我們，米洛舍維奇對那些被他要求遷至塞爾維亞的塞族人的承諾大多沒有實現，他們最終只是成為了難民潮中的一支，“他們期待塞爾維亞政府安排住房、分配就業，然而大多數人發現，到了那邊只能靠自己從頭再來，一些不那么善于打拼的人就只好在那些年里流落街頭……”

莫斯塔爾街景，背后是戰爭時期狙擊手占據的樓，前面的涂鴉寫著“我愛波黑”。 伍勤 攝

父親是穆斯林、母親是塞族的Damir在塞爾維亞邊陲小鎮讀中學的一個同班同學Ana就是從莫斯塔爾遷過來的塞族，她在那座老橋上學會了走路——邁出了人生中的第一步。“那座奧斯曼式的老橋絕不止是穆斯林的精神象征，它同樣是無數塞族人、克族人的故鄉。“Ana的facebook頭像是她回去旅游時與那座橋的一張合影”，Damir說。

“這是穆斯林、克族和塞族共同的城市，沒有了塞族，它不再完整”，我們在莫斯塔爾的airbnb房東說。他是穆斯林，曾經是Pavle的戰友，一起保衛過這座城市。

在后戰爭時代的前南斯拉夫，民族分裂與仇恨通過各個共和國的宣傳機器，持續地印在了全世界的意識之中。游客、前來報道的西方媒體與研究者，再生產著這樣的印象。有學者指出，在莫斯塔爾，很多人被采訪了無數次，他們諳熟來自西方來訪者們想要的“沖突故事”的框架，并主動把后者想要的東西喂給他們。

然而，即便是在戰爭發生期間，南斯拉夫從不缺少塞族、克族、穆族普通人之間對彼此的惻隱、愛護與援助的故事，只是它們不受媒體的歡迎。盡管波黑除了驚駭了世界的斯雷布雷尼察外，還有9個城鎮遭受過種族清洗，但絕不是所有的塞族人和克族人的種族狂熱都被民族主義政治家與激進分子調動了起來。在波黑一些塞穆混居的鎮子，跨族群通婚現象在戰爭時期甚至飆升——塞族普通人為了保護他們的穆斯林鄰居不被本族群的激進分子所殺害而選擇與他們結婚。在后來的審判中，也有不少回憶指出，那些克穆混居處，有相當多的克族人幫助穆斯林，一些克族人還因此被殺害。而薩拉熱窩、莫斯塔爾這些本來就通婚極高的城市，很多跨族群家庭無法面對戰后社會按照民族的分野重建，更無法作出讓自己的孩子讀哪個民族學校、接受哪套歷史敘事的選擇，而不得不移民到海外生活。

薩拉熱窩市中心不遠的一座滿目瘡痍的戰爭廢墟給我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它坍塌到讓人走在期間時心驚肉跳，不禁好奇狙擊手們集中了多少火力來對付這座“堡壘”。然而，查詢了這座廢墟的歷史，我們驚詫地發現它是在戰爭開始前夕剛剛建成的一座養老院，從未投入使用過。坊間的一個說法是，薩拉熱窩圍城戰的很多塞族士兵，事實上不忍心對著他們的同胞開火，于是選擇集中火力對準這座空無一人的碩大建筑，一輪又一輪的完成他們的轟炸使命。Marko在1980年代末出生于塞爾維亞城市查查克，他對那場戰爭唯一的記憶是，南斯拉夫人民軍征召他的舅舅入伍前往波黑，全家人想盡辦法幫他的舅舅躲兵役。“我們知道他入伍是要去打穆斯林的，沒有人希望舅舅去打這場無意義的仗，殺害自己的手足。”

一個穆斯林囚犯在戰爭期間接受《時代》周刊采訪時，說當他看到監獄中塞族、克族、穆族相處得那么好，甚至想把妻子和孩子一起接到監獄來，“我猜想獄中的人要比外面的人活得更好”。而與之形成玩味映照的是，后來在海牙國際法庭被審判后，被關在同一個監獄里的戰犯也相處得那么好。關押期間有媒體采訪報出，克族的將軍與塞族的將軍一起打網球，是很好的朋友。

事實上，沖突三方的政治領袖們即便在戰爭期間就有著密切的利益紐帶，那些民族主義政治家/軍人很多都卷入在軍火生意中——塞族人把武器賣給克族，克族再賣給穆斯林……民族主義在某種意義上就像這些有著共同利益的“伙伴們”一起玩的一個游戲，他們發戰爭財，也借著戰爭得勢并鞏固權力。但“游戲”的結果卻是災難性的。戰爭結束后的今天，災難性結果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延續著。

從哪里和解？

即便像Pavle這樣頗國際化（曾經在意大利生活過多年），交往著在這里做研究的美國女友的莫斯塔爾人，生活在莫斯塔爾也只能靠帶免費旅游團一次又一次參觀城市未愈合的傷疤為生。不過，這對于他而言，是另一種尊嚴的捍衛：不加入民族主義政黨，也不為作為新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國際NGO服務。

在波黑，不加入自己族裔的民族主義政黨，幾乎是不可能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的。這是民族主義政黨續命的一項重要工具——即便你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依然要玩他們設定的游戲規則。困頓的底層近年來一次又一次走上街頭，卻一再被本地政客們用民族主義敘事分化，將經濟問題轉移至族群問題。塞爾維亞民族主義政黨會馬上搬出“帝國主義對科索沃的威脅”，波黑穆斯林的媒體上開始宣傳“塞族要來殺我們了”。這足夠讓人們不再思考他們所面臨的經濟狀況，而陷入歇斯底里的民族仇恨。而那些紛紛致力于“民族和解”議程的國際NGO，看似是民族主義政治的反面，卻與本地政客們一起，讓這個社會維持自1990年以來的原貌，它們無不在推動國際社會對波黑的進一步干預，讓早已無主權可言的波黑徹底淪為歐洲廉價勞動力和資源輸出地——一個徹底的失敗國家。

大量來自歐洲的NGO，在波黑做著民族和解的工作，養活了本地具有國際視野的精英們。事實上，波黑戰爭結束的22年來，這里所有的國際NGO都在做所謂民族和解的議程。“普通人從來都不需要被和解，那些族群混雜的地區，人們跟自己的鄰居一直很好。和解的唯一辦法是把那些通過煽動民族主義而鞏固權力的政治家們抓起來”，Krunoslav Stojakovic說。我們在《雅各賓》雜志上讀到了波黑學者Stojakovic寫的關于波黑的文章，隨即約他在貝爾格萊德的“十月”見面。他是德國羅莎·盧森堡基金會貝爾格萊德辦公室主任，也活動于前南斯拉夫社會運動網絡，在這個網絡中，沒有任何組織把“民族和解”放置在議程之內，大家深諳它的“虛構性”。

制造著結構性民族分裂的本地政客和致力于“民族和解”國際NGO就是這種災難得以延續的一體兩面，共同從現狀中獲利，卻又在修辭上充當彼此的替罪羊。

無論在光譜上位置多么不同的政黨——執政黨或反對黨，都沒有真正的經濟議程，無不內嵌于新自由主義經濟邏輯。沒有人有能力或者有意愿建立國內的生產，或是推行另類的經濟發展模式。所有人都相信，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是當今唯一可操作的模式。而他們也從這樣的經濟模式中榨取了大量利潤。作為制定這一游戲規則的歐盟，自然支持這些政客——僅僅是在修辭上與他們對立。“沒有人會說，我們需要更健全的社會系統，需要建立自己的生產體系，需要更公平的醫療和教育系統。霸權性的主流敘事就是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Stojakovic補充到。

薩拉熱窩的一家老年棋牌室。 伍勤 攝

創傷的歷史與干涉的當下固結為一個跳不出的政治框架，讓這里的政治只能在“民族主義”和“反民族主義”這兩個“去政治化”的議程之中展開，沒有真正的選項。人們越來越憤怒，沒有人想繼續“被和解”了。他們不需要那些從荷蘭、瑞典遠道而來的外國人不斷地問他們，1990年代究竟發生了什么，經歷了什么創傷，到底哪一方先發動了那場戰爭，哪一方應該負最大的責任，哪一方是無辜的受害者……人們都在努力望向未來，而不是不斷地糾結于過去。然而，與此同時，各個共和國也并不想讓人們從戰爭的創傷中走出——官方敘事里，每一方都宣稱自己掌握著戰爭的真相，爭奪最大受害者的位置。就進入這樣一個無限的死循環。

這段歷史也成為了今天經濟的支柱，波黑的各大城市都在努力搞“戰爭旅游產業”，外國游客們過來消費這些痛苦的故事，完成他們的“虛擬冒險”。創傷經濟、民族和解、真相爭奪的共同作用下，讓波黑這個社會就卡在了那個時間斷層中，無法走出來。

“我們不需要和解，需要的是斗爭！唯一的出路是團結起來，跳出身份政治的迷霧，把社會問題還原到經濟問題”。塞族左翼活動家Drazen這段話，在我們旅程結束之際，持續地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