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發小的事，我盡量真實地呈現他這些年的打工之路，以及他們的小家以及原本的大家的諸多變化。這是我所看到的農村的故事，我們村兒的故事。我知道我寫得遠不夠好，可必須把它寫出來。

呂永利在操作印刷機

去年春節，呂永利知道我要在西安過年，老早給我說讓我回老家聚聚，說說話。我也正有此意，便一口答應了他。我上次見他還是在五年前，在西安小寨的一個路邊飲品店相當匆忙地說了幾句話，就各奔東西了。

呂永利是我的發小，長我一歲，是我的同族兄弟。小時候，我們幾乎天天在一起耍。族里紅白喜事時，我們倆是沖鋒陷陣的勞力，比賽誰盤子里端的碗多盤子多。他們家在村南頭，我們家在村北頭。自從我父親因公去世，母親外出打工，我跟著爺爺奶奶生活之后，我便成天朝他家里跑，去那里逃避我們家的凄清，重溫我們家曾經有過的熱鬧。

他們家確實熱鬧，一家人嗓門大精神頭似乎也大，又處在村口，串門子的人也多。我們在溝里撈了魚，或者打下了鳥，便會拿到呂永利家，他爸便會給我們收拾干凈，在他熬茶的火盆上煮給我們吃。我們想做啥耍的玩意而不會時，也會求助于他爸，而他爸從來不會拒絕我們。他爸方臉，抬頭紋很密很深，兩條眉毛又黑又濃，臉又黑又糙，頭發又密又亂，總是帶著善意的笑容，話不太多，說話走路都慢悠悠的，成天咳嗽個沒完，動不動就被一口氣憋得臉紅脖子粗，總有咳不完的痰。他媽矮個，瞇縫眼，嘴快走路快，總是著急慌忙的樣子，眼睛撲扇著骨碌碌轉著，臉上的表情豐富多變，一會兒夸我們靈性，一會兒又嫌我們擾得他家不得清靜，一個勁趕我們走。這時，呂永利和他爸就會白他媽一眼。他媽當作沒看見，我們也當作沒看見，依然賴著不走。

他們家窯前有一顆棗樹，那時我們村總共也沒幾棵棗樹。秋天，樹上的棗由青轉紅時，引得我們浮想聯翩。呂永利他媽從來不曾讓過我們一顆棗，呂永利給我們棗時，還得背著他媽，偷偷塞給我們。呂永利從小身體好飯量好，中午吃飯時，吃完一大碗干面，還要吃一大碗湯面。他雖然塊頭大，力氣大，卻從沒見欺負過誰。呂永利不僅長得像他爸，也跟他爸一樣老實話少，臉上總是帶著憨笑，跟誰都和和氣氣的。而他哥，跟他媽則像極了。我們一起耍到差不多小學畢業，因我念書比他早一年，比他高一級，先一年進入中學。進入中學后，我們各自有了各自的同學玩伴，就很少在一起玩了。呂永利念到初二就不念了，在屋里歇了一陣，就跟著一群大人去西安打工去了，一年之后，又去了北京的印刷廠，后來就一直在北京干印刷。他打工之后，我不久也到了縣城的高中，后來又在西安上大學，很少回村里了。他一年到頭在外面打工，除了過年回來待幾天，平日幾乎不太回來，我們見面的機會就寥寥無幾了，見面能好好說上話的時候幾乎沒有，只是各自顧著忙各自的生活。只是前幾年，我們幾個發小才又重新聯系上，平時互通音信，重溫兒時的一些趣事，還找機會在咸陽搞了一次發小大聚會。也是這幾年，我才知道了呂永利家的種種事情，一些是別人告訴我的，一些是他說的。這次，我打算讓他好好說一說這些年的事情。

大年初五早上，我從西安城西客運站坐車，向西約一百公里到達永壽縣城，再轉車走十多公里，翻一架溝，就到了渭北高原上我們長大的村子。我們村兒就在鎮上，叫做呂家村，村里人幾乎都姓呂。在村口，遇見我二叔，他問我晚上在哪兒睡。我說你不用管，我住永利家就行。二叔笑著說：不行你就下來住，永利媳婦可不好說話。呂永利他媳婦我只在他們結婚時見過一次。這些年雖未見面，可從許多人嘴里得知，她在村里儼然是一個“惡媳婦”的形象。人們都傳說婆婆見了她，猶如老鼠見了貓。她把婆婆趕出了門不說，婆婆路上碰見孫子了，嚇得話都不敢跟孫子說一句，生怕惹來一場戰爭。他們兄弟之間，妯娌之間，也是水火不容。聽說，有一年大年初七，呂永利剛去北京，他哥就提著鋤當著他媳婦和娃的面兒，把家里里里外外砸了個遍。他們兩口也經常吵架，據說他們蓋新房時，蓋到半截，兩口子吵得驚天動地，呂永利撂挑子去了北京，咋叫都叫不回來，他媳婦最后都報警了。如此種種，千人千言，聽得我只覺得不可思議。農村的事情，本來虛實難辨，加上他們家又處在村子南邊的十字路口，是村里人最主要的聚集地，也是各種消息最重要的集散地，想低調都難。至于真相究竟如何，外人自然無法理清，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我剛進呂永利家大門，他媳婦正在掃院子。看見我進來了，先是一愣，呂永利出來說：這是榮波。她媳婦恍然大悟似地笑著說：這是榮波？成天說榮波榮波，這下終于見到真身咧！他媳婦雖說結婚時見過，可那已經是十好幾年前的事情了，現在彼此全然沒了印象。他媳婦說話語速很快，大嗓門，表情和肢體語言非常豐富。眼前的呂永利，雖然只大我一歲，面相上看上去卻比我老得多。這些年我幾次見他，都驚訝于他的面相，包括他的神態，他說話走路時的不緊不慢，以及夾雜在話語間的沉默和嘆息，都和他爸越來越像了。他的方臉幾乎就是他爸中年時的再現，抬頭紋也越來越密越深了，那兩條濃眉倒扣在一雙不大的眼睛上頭，面容也變得又黑又糙了。跟他相比，我簡直看上去像個小伙子，這使得我感到一種莫名的羞愧。

他們家的房子是前年蓋的，老房子拆了，老窯也推平了，以前院中間的那棵棗樹也不見了。現在的新房挨著路邊蓋了個L型，上下各五間。房子外面貼了白瓷磚，里面還沒裝修，靠路邊裝的卷閘門，說是以后準備弄點啥生意或者往外出租。雖然有煤爐子，可房間又高又大，加上薄薄的卷閘門，冷色調的水泥墻，人待在房間里還是冷得厲害。卷閘門外就是穿村而過的馬路，是個坡，裝著減速帶，車來車往，震得房子也一顫一顫的。

進了屋，看見他的小女兒正坐在電視跟前看《熊出沒》，熊大熊二光頭強讓她哈哈直笑。呂永利讓她和我打招呼，她轉過臉笑著問了我一句，立馬又被電視吸引了過去。他的小女兒胖嘟嘟的，兩邊臉蛋被凍得通紅。問呂永利才知道，她今年剛四歲。他的兒子已經十歲了，上小學四年級，正坐在炕沿上拿著手機盯著屏幕，一會緊張地皺著眉，一會笑得大喘氣。他爸讓他跟我打招呼，喊了兩聲，他才抬起頭不咸不淡地問了我一句，就又低下頭目不轉睛地看起手機來了。呂永利罵了兒子一句，對我無奈地說：你看能不能？期末考試，兩門課，一門考了38，一門考了53，自個兒拿紅筆給自個兒改成88和83，改你也改像一點么，叫人一眼就看出來了，又好笑又氣人。罵，就當沒聽見，打，頭揚得高高的，一點都不怕你，純粹拿這還沒辦法咧！我說：那咋弄？才三年級就考這么點不是個事啊，你兩個得上些心，把娃抓緊呢。呂永利搖了搖頭說：那就不是念書的料，你鼓再大的勁兒都不頂用，還是個打工的命。

呂永利這些年一直在北京開印刷機，月收入一萬左右，在村里算是光景過得好的。他媳婦前些年一直帶著孩子跟著他在北京過活，兒子上小學時才回到村里，在家里開了個紙花店，掙的錢家里花銷足夠用了。

閑聊了一陣，呂永利開始給我講他的打工史，剛開始講了一會，原本癡迷于手機的兒子湊到了我們跟前，認真地聽起了他爸講往事，并不時向他爸發問。呂永利被他擾得煩了，厲聲讓他到一邊去。我攔住了他，孩子愿意參與到成人的談話中來，以示自己的存在，這是正常心理。更何況對于留守兒童而言，這種參與的機會并不多。

初二沒念完我就不念了，死活念不進去了，就跟著村里的幾個大人去西安刷墻。剛開始不會刷，膩子也不會刮，只是等人家刮好了，拿砂紙給人家打磨平整。剛去那會兒，一堆人住在陰暗潮濕的地下室，起早貪黑，不過咱從小干農活長大的，也不覺得苦。有一次，我們一伙人給一個鍋爐房刷墻，我穿的布鞋，鞋底上踩了水，濕了。正拿砂紙磨墻時，不小心踩上了一根破了皮的電線，手又挨著上面的管道，一下子被電吸住了。我憑著本能拼命地喊了一聲“救命”，還好喊出聲了，也被人聽見了。那個人趕緊跑去拉了閘。閃了一下，卻沒斷電，我跌倒在地上的管道上，被電得更厲害了。那一瞬間，我覺得自己真的快要完蛋了，感覺到胳膊啊腿啊，整個身體好像慢慢地在縮小，意識也開始模糊了。后來，有人拿木棍把電線挑開了。我躺在地上，身上冒著汽，奄奄一息，渾身汗水長淌。身邊圍了一圈人，可沒人敢上前伸手。后來眼睛也睜不開了，只是感到有人在給我身上澆水。再后來，被工友抬到了宿舍，躺在床上三天三夜沒起來，動都不能動，稍微一動就疼得要命，胳膊腿上脫了一層皮，手上起了好多斑。工頭問都沒問，也沒人帶著去醫院看，自己年齡小，也就這么過去了。打那兒起，我對鍋爐房就有心理陰影了，老遠看見鍋爐房就害怕。

刷了半年墻，又去干了半年外墻粉刷，就是所謂的“蜘蛛人”。坐在巴掌寬的板子上，在空中一吊大半天，經常把膝蓋都磨爛了。那時候保護措施不行，自己防護意識也差，時不時就聽說誰誰誰從樓上跌下去了。心里也害怕，但顧不上多想，繼續干咱自己的活。偶然閑了，心里也琢磨，這么賣力氣終究不是個事，可一時也想不出個別的辦法。西安那一年，確實吃了苦，也危險得很，年紀小，心大，忘性大，當時不當回事，回頭看就后怕了。

那年回家過年的時候，村北頭的中民，按輩分咱叫伯呢，中民他媳婦屋里關系硬，在北京開了個印刷廠，回來在村里招學徒工，我想著學門手藝總比出苦力強，就這樣來了北京。那時對北京也沒有啥概念，光知道是首都，還有天安門。剛來北京，看見樓那么高，車那么多，城市那么大，啥都新奇得不得了。那種鄉里娃進了城的激動，持續了好一陣子。當然，咱也明白，北京再大再漂亮，跟咱關系不大，咱只是來打工的，不是來享受的，沒關系也沒門路，學好手藝多掙錢最重要。

剛去那會兒，廠子就在城跟前，在一個大學的院子里面，人多，熱鬧，上班時忙，下了班貪玩，也不是那么想家。沒有專門的宿舍，也沒人舍得租房，就在車間里搭個二層住，男女拿簾子隔開，上去睡覺休息得貓著腰，機器噪音大，鬧得人睡不好。那時還沒食堂，飯輪流做，人也少，大家自力更生，吃得還湊合。后來人多了就不行了，搞了個食堂，幾乎天天頓頓吃蘿卜白菜，很少見葷腥，把人當牲口，吃得人看見蘿卜白菜就眼冒金星。

我們剛去就是當學徒，老板雖是同村同姓，卻也不會照顧你半分，開的工資比外地人還低。剛開始工資每個月三百，干了一年，啥都會了，才給你漲五十，人家都一個月一千多。當學徒，其實就跟打雜的差不多，啥臟活累活都得干。端茶倒水、打掃衛生、擦機器、領料、洗膠皮、切紙、數頁子、曬版、上墨、闖紙、調色……反正就是個啥都干，要眼尖腿勤嘴甜，被人指揮來指揮去，啥話也不能說。咱心里攢著一股勁兒，就是一定要盡快學會開機器。

那時都是國產的單、雙色機，噪音大得很，剛開始吵得受不了，后來慢慢習慣了，也忙著干活，注意力不在噪音上了。私人老板，想方設法省錢呢，用的都是劣質油墨，人站在機器跟前干活，刺鼻刺眼，時間長了，喉嚨眼睛又干又疼。那時都沒啥環保意識，老板不管，也沒人查，自己也不多想啥。干上一天活，手又黑又臟，全身沒個干凈的地方，幾個人相伴著出去坐地鐵進城逛，都不好意思把手伸出來，也不好意思給人家座位上坐，怕北京人說咱笑話咱。

咱雖然年紀不大，可人實誠，不耍心眼，跟周圍人關系都處理得好。師傅也喜歡，愿意教，學得也就比較快。一起去的有個小伙兒，偷奸耍滑，師傅就不喜歡，不愿意多教他，他自己也不上心。我后來當機長一年了，他還是學徒，再后來被打發了。

當學徒，最主要的基本功就是“闖紙”。所謂“闖紙”，就是把紙闖齊，紙又大又厚又重，不小心還割手，不好闖。等你會“闖紙”了，師傅就會教你調色，認識三原色。這就叫入門了，可以上機子了。啥時候能獨當一面，就看你自己用心不用心。我是過完年去的，大概是十月份的時候，由于缺人手，就讓我直接上機子了。第二年春節后，就讓我獨立開機子，還帶了個學徒，算是當上機長了，工資漲到了六百，比一起去的幾個人都高，可比起人家別的機長差一半還多。當了機長，手底下有人了，就不用干臟活累活了，最主要就是調色，顏色一定要把握好。再就是給下面的人安排活，完成印刷任務，保證印刷質量，機器有啥小毛病要自己會修。雖然沒有當學徒時那么臟那么累了，但是負的責任卻大了，時刻得操心，也馬虎不得。

會開機子后，就動了跳槽的心思。工資低，吃的也不好，心里不美氣，覺得咱跟老板一個村子一個姓，還把他叫伯呢，不照顧就算了，還剝削人，實在憋屈得很。最后，終于辭職不干了，去別人介紹的廠子當機長了。去面試的時候，那個老板給我說：你剛來，先給你開一千二。我忍住沒吭氣，心里高興壞了，想著這么多錢，咋花都花不完，后來又漲到了一千四。那個廠在山跟前，離頤和園不是太遠。原來是村辦廠，改革后，成個人的了。老板跟咱是本家，也姓呂，村里就他這一個姓。廠里就我一個外地人，廠子又大，每天一下班，整個廠區就剩我跟看門的大爺了。我一個人住在接待室，晚上一個人待著，還有點害怕，也特別想家。老板知道了，每天晚上，把他家的狗拉來栓到接待室門口，算是給我找了個伴。那段時間，一個人處，沒事干，也沒人說話，發現廠子不遠的路口，有個賣盜版書的三輪車，就買了好些書回來打發時間。記得有一次，買了一本《平凡的世界》，很厚，吃完晚飯就開始看，真是好看，看入迷了，一直看到后半夜才不看了，第二天下了班趕忙接著看，兩個晚上就看完了。真是寫得太好了，寫得都是咱農村娃的事，讓人很感動。

廠里只有我一個外地人，又沒食堂，吃飯就成了問題。老板人不錯，就讓我去他家跟他父母一起吃飯。老倆口人更是沒得說，尤其是老頭，每次吃飯都要等我一起吃。我有時去得晚，老頭就一定要等我來了才開飯。吃飯時，問長問短，也說一些自己的往年舊事。老倆口體恤外地人，知道打工不容易，見我年紀小，就能一個人出門掙錢養家，說了好些暖人心的話。現在回想起來，還是很感激老倆口，對我真是不錯。那么打擾人家，人家卻從來沒有給過臉色，一直都是和顏悅色的。咱一個外地打工的，要求也不高，把咱當人看就行。人家真是沒話說，咱也記著呢。后來在那兒不干了，我結婚后，還帶著我媳婦去看了看老倆口。

我就是在那個廠干的時候結的婚。那時，其實我已經在外面談了個女朋友，河北人，談了兩年了。那年我爸一直病重，時好時壞，家里人背著我給我把媳婦直接說好了，想給我爸沖喜呢，即使沖不了喜，也想著在我爸閉眼之前，給我把婚結了，我爸也算是沒啥牽掛了。把我叫回去，我見事情成了這樣子，想著談那個女朋友將來也不一定有結果，就把婚結了。我正月結的婚，我爸這一年臘月就沒了。死之前半個月，幾乎啥都吃不進去了。還沒叫我回去，我聽別人說是這情況，立馬就請假回來了。我哥當時一家子在嘉峪關打工呢，電話打了無數次，給人捎話往回叫，一點音信都沒有。我爸剛咽氣第二天，突然就回來了。回來不但不嫌丟人，說話還陰陽怪氣的，我媽還處處向著我哥。從這兒開始，矛盾就積下了。

說了一會話，另一個發小濤濤來了，叫我們去附近的云集生態園玩。呂永利本來不愿意帶娃，我讓他帶上，剛好給他和娃照些相，讓娃也出去放放風。他這才把兩個娃都帶上了。

云集生態園可玩的項目不少，有野戰游戲、釣魚、摘槐花、釀柿子酒、摘櫻桃、摘草莓、騎馬……時值冬天，多數項目都玩不成，就算能玩，對于我們農村長大的人來說，自然是缺乏吸引力的。即使現在的孩子，對這些城里人玩的游戲也興趣不大。走到空中滑索跟前時，一直興致不高的呂永利的兒子才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跳著叫著要試一試。呂永利上前一問價格，立馬不愿讓玩了。五十塊一張票，在干溝兩邊架起的滑索上滑一個來回，幾分鐘就完了，不如干點別的事情或者買點別的東西劃算。呂永利是這么想的，也是這么說的。他不愿意花這個錢，即使他現在一個月能掙一萬元。他兒子見狀，腳底磨著地，低頭踢著石子，一臉的失落。我給他說你一年就回來一兩次，就讓娃高興高興。聽我這么說，呂永利勉強答應了。可從始至終，都有些憤憤然地看著他兒子。他兒子玩完了空中滑索，下來興奮地給我們說著他所體驗到的驚險和刺激。呂永利在一邊冷冷地說：五十塊錢空里過來一下過去一下，眨眼就成了別人的了，還把你高興成這了？我看你是燒的！我在一旁笑著沒有說話。在我眼里，只看見一個常年見不到父親的兒子，他想跟父親交流，想跟父親親熱，想讓父親陪他玩……可是這個父親，卻還是老一輩的父親，他對待下一輩的方式，和上一輩甚至更上一輩沒有本質的區別。這在如今的農村是普遍的，也是被普遍忽略和掩蓋的。人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亮堂洋氣的房子，物質條件上的日新月異，卻幾乎沒人關注到人——尤其是下一代的精神健全。當然，這對于文化程度不高的他們來說，是超出他們能力之外的要求。

從云集生態園回來，在他家吃完飯。我們坐在他們家靠路口的大房子里，這是他媳婦做紙花生意的地方。年前年后這一段時間，上墳的、過周年的、埋人的人非常多，對這一方面的需求特別旺盛。他媳婦動作非常利索，不一會功夫，一個花圈就綁好了。來買東西的幾乎都是認識的人，她笑著跟人說話打招呼，看著一點不像個難以打交道的人。呂永利在跟前給她打下手，大兒子出去玩去了，小女兒在屋里看電視，過一會就出來跑到她爸跟前說東問西。剛開始，呂永利還機械地應承著，“嗯嗯”或者“爸知道了”。只幾次，他就不耐煩了，小女兒一過來，他立馬厭惡地說：去去去，一邊去，看電視去，碎（小）娃把大人纏住干啥啊！小女兒朝她翻了個白眼，跺著腳回屋里，再也不出來了。正綁著花圈，我還沒注意，呂永利跟媳婦不知道為啥吵了起來，準確地說是他媳婦一個人在吵，聲音非常大，語速非常快，搖頭晃腦，咄咄逼人。呂永利偶爾辯解兩句，顯得底氣不足，聲音立刻被壓制了下去。他也不多爭辯，依然笑著低頭忙自己手里的活兒。我走了幾步，來到卷閘門口，朝外看了一眼，對面站的一堆村里人都在朝這邊望。我又走回去，壓低聲音說：別吵了，外面都是人，說啥都能聽見。他媳婦見我這么說，聲音也小了下來，不過嘴里依然沒完沒了。呂永利見狀，放下手里的活兒，叫我一起進了屋，接著說他的打工史。

我媳婦你也看見了，人是個好人，也能干得很，就是嘴不饒人，該說的不該說的，在肚子里擱不住，一下子就給人倒了個干凈，不惹人不生事才怪呢。

接著說我去北京打工的事。結婚后，我倆都去北京了。原來那個女朋友還不停地打電話，我給人家回過一次，把事都說清楚了，她還不甘心。我想著既然結了婚，就好好過日子，不敢胡成精叫人笑話咱，就干脆換了號碼，徹底斷了聯系。這事我媳婦后來知道了，也不知道誰給說的，剛開始沒有啥，她也知道我跟人家不來往了。只是后來一吵架，就開始翻舊賬，無理取鬧，把人整得沒辦法。

我媳婦跟我到了北京幾個月后，廠里的外地人越來越多了，老板的媳婦不上班了，來管廠子了。人多了，就開了食堂，又回到了蘿卜白菜的日子，吃得人到現在看見蘿卜白菜都得繞著走。我媳婦來之后，我們就在附近村子租了房子。她找了個小飯館當服務員，一個月就三四百元。后來，聽說有個廠工資計件，多勞多得，我又跳槽了。在那個廠，平常一個月能拿一千五左右，活多的時候，最多能拿到一千八。那幾年，一心想著學技術多掙錢，工資越來越高，欲望越來越大。唉！人這個東西，就是這樣，永遠被欲望牽著鼻子走，永遠都滿足不了，有意思也沒意思，都是沒辦法的事。

那幾年用的都是國產的單、雙色印刷機，本來安全性就差，老板為了省事，還經常私自改動，很多直接把保險就卸了。干活是快了，安全卻沒保證了，壓手、切手的事時有發生。你看我中間這幾個指頭，切紙時就被壓過。當時，我跟搭檔兩個人切紙，我手還沒拿開，他就把千斤踩下來了，直接把我的手壓扁了。好在我一喊，他又馬上把千斤抬起來了，也幸虧我沒使勁抽手，不然就剩光骨頭了。去醫院轉著圈縫了好多針，就成現在這樣子了，看著明顯還畸形著呢。有一個楊凌的小伙，一個人操作機子呢，也是失誤了，千金下來把兩個手上的指頭都壓住了，他下意識地使勁一抽，只剩細細的手指骨了。去積水潭醫院，先是動手術把手骨插在兩邊胳膊上讓長肉，半個多月后做手術取出來，把長在一起的手指頭分開，然后再植皮，再用淋巴還是啥讓長指甲，大大小小的手術做了好多回，還是跟正常人差得遠，手指頭看上去扭曲著呢。那段時間，老板讓我負責照看那個小伙，吃喝拉撒都得管，比照顧碎（小）娃還麻煩。最后，不知道那個小伙咋樣了，去了哪兒也不知道。還有一個小伙，才十六歲，三個人配合著切書呢。他們幾個年紀小，不注意，互相開玩笑時，一不小心撞了一下按鈕，直接下來把整個手切掉了，血一下射到了對面的墻上，周圍人都嚇傻了。老板趕緊跑來把掉在地上的那只手裝到塑料袋里，捂在懷里就往積水潭醫院跑。小伙子顧不上疼，自己捏著血淋淋的胳膊跟在后面。到了廠門口，又想起大拇指頭不見了，一堆人又回去找，大拇指頭早被刀壓扁了。到了醫院，醫生直接把大拇指頭扔到了垃圾桶，說沒用了。幸虧離積水潭醫院近，去得也及時，手才算是接上了。接是接上了，里面的幾塊小骨頭廢了，又沒了大拇指頭，重活細活都干不成，老板就專門安排他干輕省活兒。后來自己不干了走了，臨走之前，老板給了一萬塊錢，算是補償，就這么了事了。那時候，這種事多得很，最后都不了了之了。現在來想，要是不卸保險，這些事就很少會發生。那會兒，大都是農村來的年輕娃，沒安全意識，也不知道勞動保護，更不用說法律維權啥的，很多事就這樣稀里糊涂過去了。即使現在，大都用的是日本德國的機子，可噪音還是大。我這耳朵，現在就有點背，跟噪音就有關系。老板為節省成本，買的那些勞保用品都是上面檢查的時候才發給你，臨時應付一下，平時根本就不管。即使發給咱，咱也用不慣，戴著干活還嫌不方便。私人的廠，用的油墨幾乎就沒合格的，里面苯了啥的都是致癌物。現在是年輕著呢，等老了還不知道啥毛病就出來了，現在為了掙錢顧不上那么多了。也沒辦法較真，咱不干多少人搶著干呢，老板還能怕咱一個農村出來的打工仔不成！

開了幾年雙色機，后來，進口的四色機慢慢多了。四色機的機長一個月掙五六千，我們開雙色機的機長一個月才兩千多

，最多三千，收入差距非常大，許多人就想辦法學著開四色機去了。我媳婦也覺得開雙色機沒啥前途，收入上不去，還危險，就鼓動著我也去學四色機。剛好廠里有個會開四色機的機長準備跳槽，讓我跟他一起走，他去了當機長，讓我當大助（第一助手），工資一千五，跟著他學開四色機。都說好了，結果我辭職了，他又沒去。我去了之后，對四色機完全不懂，人家只能讓咱當二助（第二助手），工資只有七八百。二助就相當于學徒工。干了七八年，結果又干回去了，你說人心理能平衡？那時，我兒子都兩歲了，一家子在北京要吃喝呢。掙錢少，心里還不舒服，以前干雙色機的好幾個同事都叫我回去呢，繼續干雙色機機長，雖然掙得少些，可機子上自己說了算。干了差不多一個月，實在干不下去了，準備第二天辭職呢，結果大助不干了，一個老鄉去跟車間主任說了些好話，就讓我干大助了。大助當了四個月，也是個啥都干。雖然心里郁悶，但都堅持下來了。因為有人給我說過：既然你選擇了這條路，就算爬也得爬出來。我就那樣硬堅持下來了，厚著臉皮跟著機長學，想著無論如何，一定要學會。

后來，覺得自己學得差不多了，心大了，想當機長了，就換廠了。去了上手一干，人家就看出來了，說你先當大助，干著再看。我也沒底，就答應了。過了幾個月，那個機長不干了，我想著這下我能當機長了吧，沒想到空降來一個領導的親戚當了機長。我一看，實在沒希望，心里對這個行當也有些厭倦了，就辭職不干了。

呂永利說到這兒的時候，他媳婦進來了。聽見我們說話，她對呂永利說：你咋不把你媽你哥欺負我的那些事給榮波好好說呢。呂永利笑著抬起頭看了他媳婦一眼，額頭上的抬頭紋擠成一堆，又低著頭搓著手看著地上。她媳婦本來進來拿個東西要出去的，見她的話沒有得到回應，便又轉過身在我身邊坐了下來，瞪了旁邊的呂永利一眼，一臉不屑地說：你說不出口我說。他媳婦說的時候，呂永利坐在一旁，抵著的頭一直沒有抬起來，一會兒搓手摳手，一會兒拿著根細棍在地上劃來劃去，時不時嘆一聲氣。

他爸死之前，把老大一家子咋叫都叫不回來，人剛一死，就現身了。——永利給你說這些了？反正從這兒就把梁子結下了。結了婚，我們倆人就去了北京，除了收麥，過年都沒回來過。我兒子在北京長到兩歲多，才在那年收麥時帶回來了。回來之前，就給他媽打電話說好我們一家子啥時回，讓人家把我們那間房子收拾一下。結果，我們一家三口，給人家買的東西，提的大包小包，回到家門口發現門鎖著呢，人心一下就涼了半截。我直接就帶娃回娘家去了。他在門口等到天黑，還不見他媽的人影。最后，鄰居才給他說，門沒鎖，鎖子是掛在上面的。他進到房子一看，走的時候啥樣子還是啥樣子，根本沒收拾。他媽九點多才回來，一本正經地問他媳婦跟娃呢？他啥話也沒說，忍住沒言傳。湊合住了一晚，第二天把我接回來，他媽又不見人了。我們兩個收拾了一天屋里，到街道吃飯的時候，從窗戶里看見她媽給老大家掃門口呢。到了天黑，他媽還是不見回來。他把他大伯叫來，問他媽是啥意思？我們一家子大老遠回來，這是演的哪折子戲？他當著他媽面質問，讓他媽把話說清楚說痛快。他媽支支吾吾，胡說八道了一番，讓他大伯罵了一頓，第二天，殷勤起來了。

生我女子的時候，回來之前，他拍著胸脯給我保證說：你放心，這次我媽肯定得管你。結果等我回到家，他媽出去打零工掙錢去了。那是冬天，水龍頭凍住了，我大著肚子沒水吃，去鄰家借水沒借來。他媽屋里頭甕里水滿滿的，門關著我用不上。沒辦法，我只得大著肚子下到坑里的水龍頭上一馬勺一馬勺往出舀水。咳嗽得多嚴重，一個人掛針，做飯時，我兒子給我挑著吊瓶，我含著眼淚做飯。他媽在屋里時，還要拿根棍棍從里頭把門頂住，自個兒在屋里給她自個兒做飯吃。出去見了村里人還給人家說我嫌棄她，嫌她臟，不讓我兒子吃她做的飯，不讓她碰孫子。常常是晚上九、十點了，他媽不見回來，我關門不是，不關也不是，誰知道人家回不回來，我一個女的跟娃在屋里嚇得提心吊膽的睡不著。最后，我見她快十點還不回來，就把門關了，這下又給我在外面“揚名”去了，說我不讓她進我屋里門，讓她睡野地喝西北風去呢。

我女子斷奶呢，我兩口子吵架，我一氣之下去北京了，他在家呢。娃剛斷奶，換肚子，一晚上不停地拉，哭鬧，他媽在隔壁一直沒過來。第二天一大早，就扛著鋤頭去山里給人鋤地掙錢去了，一個禮拜之后才回來。他第二天早上尋不見他媽，抱著娃出去轉呢，外面的人才給他說他媽去山里給人干活去了。

我兒子半夜發燒呢，我照看兩個忙不過來，去隔壁叫他媽，他媽裝死不吭氣，始終沒出來。第二天問他媽，他媽說她睡得沉，沒聽見。

剛開始分家時，他媽想跟他哥過，他哥不要，才跟我們過的。跟我們過著，不給我們幫一點忙，還到處給我們“添名聲”，成天心里想的是老大家，成天往老大家跑著干這干那，給老大家做飯、哄娃、收拾屋里、洗衣服，給大兒媳婦把內褲都洗著呢。

后來，他媽想開了，搬去跟老大住去了，在路上見了我兒子，裝作不認得。碰見我娘家村里人，攔住人家說：你們村的好女子，現如今我的好媳婦，自從來了我們家，簡直要了我的命咧！

他爸過兩周年前半個月，老大一家帶著他媽去福建打工去了，給誰也沒打招呼。我硬著頭皮給他爸過的周年。村里都傳說他媽被我氣得跑了。跟老大去福建給人家看了一年娃，回來人家又不要她了，這又臉不改色地跟我們住來了。

他爸三周年是在老大家辦的。辦完了，老大派的人叫我去算賬呢，要平攤費用。我當然不去。要是算這賬，那先得把過兩周年的賬算了，把他爸看病那賬都算了，想得美。他媽在我家待了一年，又跟老大過去了。原來跟我們在一個戶口本上呢，不知道啥時候，背著我們悄無聲息地把戶口轉走了，這是我給我兒子上戶口時才發現的，你說氣人不？跟我們住了幾年，不幫襯我們，給我們造謠，還偷偷租了五六畝地給自個兒種的玉米，時時處處干啥都要把我們蒙在鼓里。

老大媳婦讓她女子偷偷在我門上拿筆寫大字：住在這家的女人不要臉。我都不跟她計較。那年過年，他媽已經搬到老大家去了，我們過年沒去老大家。呂永利剛走，我記得很清楚，大年初七，老大扛著個鋤頭來，當著我跟我娃的面兒，把我家砸了個遍。我沒攔他，跟他一句話都沒說，出門打110，沒打通，叫了村長跟他大伯，兩個人都勸說我，說就當踩了狗屎了。第二年過年呢，還是沒去他們家。呂永利給他哥捎話說：今年要砸房，初五之前來，我都在家呢。

這些年，呂永利一年到頭在外面打工回不來，我一個人又種又收，家里地里的活，還有照看兩個娃。夏天收麥的時候，七八畝地，五六千斤麥，又收又曬又揚又裝又糶，幾乎都是我一個人，女人生生活成男人咧。除了我娘家人偶爾來給我幫個忙，我指望過誰？我一個裝麥呢，老大開的車朝旁邊過，跟沒看見一樣。他媽給老大家跑進跑出，啥時候想起還有個二媳婦。我沒出嫁前，我爸我媽包括我兩個哥，啥活都不舍得讓我干。夜里起來上廁所，我媽都嫌我怕黑陪我去。嫁到姓呂的這屋里來，算是開了眼界了。

我們準備拆老房的時候，想著問老大一下，畢竟當初他爸活著的時候，說過老房兄弟倆一人兩間。雖然房子爛得沒樣子了，但咱不能失了禮數。結果人家老大問我們一間房要兩千塊錢呢。我們為了息事寧人，把這錢給了他哥，這錢最后是他媽接住的。我們要蓋房了，老大變臉了，笑著提著禮上門咧，讓把蓋房的活包給他干，說不然人笑話他呢。他那時剛開始包活蓋房，很少有人找他干，都信不過他。呂永利說，算了，朝前看，過去的事就不計較了。我也不想成天活在是非中，就把蓋房的活讓他攬了。不僅這個房子，街道那套房子也給了他干。結果呢，咋回應我們的好心的？把我們給他的工錢拿去弄別的事去了，欠工人的錢不給，人家要上門來我才知道的。這下，滿街道滿村的人都說我們家耍賴皮，蓋房不給人開工錢。去問老大，又開始跟他媽一樣胡說八道。為了這事，我跟呂永利吵了很多回，吵得房蓋到半截，呂永利撂挑子跑了，跑到北京死活叫不回來了，人都傳說我報警了，說我“通緝”呂永利呢！

這兩年，才算是稍微消停下了。老大包活掙錢了，也是良心發現了，過年主動到我家里，提的煙酒吃的一大堆，給我兩個娃包的大紅包，算是認得他兄弟一家子了。我們家蓋了兩套房，把光景過起來了，誰想看笑話看不成了。農村就是這，把光景過好才是硬道理，不然永遠有人笑話你。

她媳婦說這些的時候，外面不時有人來買東西，不時打斷她的講述。后來，她索性讓呂永利到外面房子照應生意，她專心地給我講她這些年在這個家受的委屈。她時而坐著講，時而站著講，時而一臉的恨意，時而又流露出不屑的神情，時而哈哈大笑，時而又淚流滿面。她用豐富的表情和動作，加上抑揚頓挫的語氣，把他們婆媳之間、妯娌之間及兄弟之間所發生的種種給我做了生動的再現。這些糾纏不清難以理斷的家事讓我目瞪口呆。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只能表現出一副疑惑或者驚訝的神情。我在農村長大，知道在農村，婆媳及妯娌之間，甚至兄弟姐妹之間，關系和睦的相當少見，或者說關系始終和睦的相當少見，關系緊張乃至不可調和才是普遍現象。而究根問底，再大的是非和矛盾背后，只不過是一些雞毛蒜皮甚至無中生有的事情罷了。或者就像我的一位朋友所說的那樣，農村的這些事情，與文化關系倒不是很大，很大程度上是閑出來的，這些看似離奇的是非矛盾正好填充了人們蒼白且乏味的精神生活。對此，我不置可否。

一股腦給我倒完了心里話，呂永利的媳婦站起了身，擦干了眼淚，迅速恢復了笑臉，拍了拍身上的塵土，腳下生風般出去了。不一會，呂永利憨笑著進來了，又坐在了我跟前，繼續前面沒講完的打工史。

你看看我媳婦這脾氣，太急了。雖然我媽跟我哥做的那些事確實過分得很，但是她自個兒的脾氣也太直了，星星點點的事一下就燒旺咧，到頭來還是給自個兒家的事上火上澆油。

上回說到哪兒了？噢，說到我辭職不干了。那時候，有了我兒子了，我媳婦已經不干服務員了。我兒子大了些，她就帶著娃在外面賣涼皮。我辭了職，就幫著我媳婦賣涼皮。那是2009年的事，剛開完奧運會。剛開始自己不會做涼皮，都是別人送來的。后來慢慢自己在屋里摸索著學，終于學會了。剛開始在一個大學門口賣，一天能賣一百多塊錢。后來大學門口不讓擺了，又挪到了村口，得給村里交攤位費，才讓咱賣。做涼皮也可麻煩，和面、洗面、沉淀，第二天四點就得起來一張一張蒸。以前我上班的時候，上白班的話，晚上就能回來給她幫忙，早上上班前給她把涼皮蒸好，上夜班的話只能她一個忙活了。秋天涼了，涼皮賣不動，她又改賣爆米花，蹬著個三輪車到處轉著吆喝。那時，我兒子在我們租住的村里上幼兒園，放學就跟著他媽賣涼皮爆米花，懂事得很，不胡亂跑，也從不鬧著買這買那，還給他媽打下手。晚上很晚，娘倆才回來。

賣了幾個月涼皮后，同村去干印刷的有人給我說他們廠招四色機機長呢，我猶豫了半天，害怕自己干不了，最后還是硬著頭皮去了。去了還是讓我干大助，我也沒說啥，硬忍住干，除了這個，咱也干不了別的，除非回去種地。干了一個月大助，有個機長把一批活干砸了，人跑了，廠里就在大助里面選機長。有個安徽的小伙能力比我強，廠里就讓他干機長。結果那個小伙只干了幾天，一小批活兒上稍微有一點點瑕疵，可以忽略不計的那種。可咱那個老鄉在領導跟前小題大做，夸大錯誤，極力推薦我當機長。我就這樣當上了機長。剛開始那幾天，確實心虛，害怕出錯。第一個禮拜，神經緊繃，下了班回去躺在床上睡不著，閉上眼睛老覺得今天干的活有問題。幸虧安徽那個小伙度量大，不計較當機長的事，給我幫了不少忙，不然我那個機長肯定是個短命鬼。大概半個月后，終于啥都順手了，才算松了一口氣，也才敢放下心給我媳婦說了，一家子高興極了。

后來就一直開的四色機，工資上去了，也不像過去干雙色機那么操心了。

我兒子慢慢大了，到了上小學的年紀，原本想著就在北京上，一家人還能待在一起。原先附近就有一所專門的農民工子弟小學，后來不知道為啥被撤了，拆了。咱又不是北京戶口，公立的學校進不去，私立的學費掏不起，啥人物也不認得，也沒啥關系。那時，我媳婦又懷上我女子咧，考慮到將來一系列問題，就讓她帶著娃回去了。她一個人在屋里帶兩個娃，屋里的活兒，地里的活兒，加上農村這些是非事，確實也不容易。

大前年回西安干了一年，想著離屋里近一點，有啥事能照應上，娃也大了，一個人越來越難管了。在北京，我一個月保底九千，基本上一個月能拿上一萬多一點。西安只有六千，七千就了不起了。我在西安的那個印刷廠不太大，不像在北京主要印書和畫報之類的，在西安這兒主要印酒盒子，還有街上發的那種私人醫院的小冊子。最后，嫌工資低，跟老板弄得也不好，加上為了屋里這些無中生有的事、蓋房的事，跟我媳婦吵個沒完，一氣之下，就又拍屁股回北京去了。這幾年一直沒換廠。

干了十幾年印刷，幾乎是全年無休，從來沒有啥節假日，除了過年放幾天假。平時，除非上面檢查老板不得已放個假，不然就得天天開工。有事只能請假，還得給人家老板說好話，人家才能“釋放”咱。

北京當然好，可不是咱長久待的地方，想都沒想過。將來還是得回老家去，待在自己的地界上，才安心踏實。我想著，再在北京干上一兩年就回西安。兩個娃都大了，學習沒個樣子，愁人得很，錢也掙不夠。你說是不？

在呂永利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下午，我們倆一起去了西安。在西安五路口吃了頓飯，他坐火車去北京，我隔天就北上內蒙了。這一年，幾乎再無聯系。

去年冬天，一場大火之后，無數蟻族在冬日的北京街頭流離失所，茫然失措。我就想起呂永利了，微信里問他，他說他住廠里的宿舍，沒事。為了抗霾防霾，北京及周邊許多地方的許多大大小小的工廠企業被關停或者限產，我擔心呂永利他們廠受到波及，問他，他仍說沒事。他們廠山高皇帝遠，沒受影響。

今年過年，我坐表哥的順車回老家匆匆一轉。在街上碰見他，時逢年集，他正忙著給他小舅子的商店幫忙，把成箱成箱的年貨往門口搬。看見我，笑著拍了拍手的塵土，又撣了撣衣服，帶著那一張跟他爸越來越像的面容，只是他不像他爸那樣咳嗽個沒完沒了，也沒有咳不完的痰，他憨笑著走到我跟前來，聲音洪亮地問我，非要讓我去他家坐坐。

去了他家，看見整個院子都用水泥硬化了，上面還加了遮雨棚。我笑著說：這下徹底告別晴天兩腳土雨天兩腳泥的時代咧。他們夫妻倆人都哈哈大笑。屋子里裝修過了，嶄新明亮，所有的家具看起來都很上檔次，一臺六十寸的大彩電掛在墻上。他的小女兒如去年一樣，仍坐在電視機跟前，看的還是《熊出沒》。他兒子在里面屋里，靠在炕沿上，依然旁若無人地盯著手機屏幕。呂永利讓他們跟我打招呼，他們的反應一如去年。我們說話的時候，呂永利他媽笑著走了進來，手里拿著什么東西，把呂永利他媳婦拉到里間，婆媳二人在里間有說有笑，很是親熱的樣子。我問他打算啥時回西安。他嘆了一口氣，搖了搖頭說：不知道，近幾年還是不考慮回來，北京畢竟收入高。現在農村給娃娶個媳婦禮錢至少十幾萬，還都是些歪瓜裂棗，條件稍微好一些的女娃都想給城里嫁呢。等我娃那時候，縣城有房子估計都沒吸引力了，說不定得在西安置套房。我驚訝于他的考慮，卻也承認這是農村的現實。他的考慮不無道理。這幾年，在我們老家這一塊，媳婦越來越難娶。我們村作為鎮上最具優勢的村子，光棍的數量都多得嚇人，更別說偏遠一點的村子了。

說了一會話，表哥打電話過來要走了。我告別了他們一家人，去了西安。年后不久，我在網上看見一份關于北京印刷企業的關停名單，給他打電話。他說他們廠也上了名單了，老板準備咋弄，他還不知道，大不了換地方。即使在北京的工作前途莫測之時，從他的語氣中，絲毫也沒有聽出要回西安來的意思。他和我的許多同鄉一樣，雖然寄居在大城市不為人知的褶皺里，可即使被不能抗拒的力量揮來趕去，前途在我們這些讀了點書的人看來飄搖難定，可他們自己卻始終是坦然而樂觀的，這或許也是和他們對于自己的命運沒有過多過高的期待有關吧。

我想起呂永利結婚時，我正在上大三。自從他打工之后，我們就很少見過面了。我特地趕回來，跟濤濤去給他接媳婦。回來時，我們兩個人趴在拉嫁妝的農用三輪車上，渭北冬日的清晨寒冷刺骨，我們倆興奮地大聲歌唱。中午吃宴席的時候，他跟媳婦兩個人轉著桌敬酒，到了我跟前，呂永利很認真地對媳婦說：這是咱自家兄弟，咱結婚呢，專門趕回來的。那一夜，鬧洞房的人群散了后，我們幾個圍坐一起，說了好多話。說了什么，現在都無人記得了，只是記得都喝得有點多，走路搖搖晃晃，以至于現在回憶起來，往事依然模糊難辨。

【本文原刊于《向度》2019年春季號總第19期】

【作者簡介】

呂不二，本名呂榮波，陜西永壽人，1983年出生，長于渭北鄉野，現居塞北烏蘭木倫河畔，自由職業者。有文章發表于《長江文藝》《美文》《青年作家》《草原》等刊。